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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旨在以农村教师成长过程为个案，验证“社会资本理论”（Social capital theory)，揭示社会资本在中国这个注重人际“关系”的社会中所产生的社会分层流动者的互动机制，并把社会资本在社会分层流动者中的作用与探讨权力和“关系”对农村教育体制运行的干预所产生的强度作比较。
一 、研究的背景
（一）理论背景
首次引入“社会资本”这一术语的是学者G．Loury。他在研究家庭“关系”和社区组织对于儿童成长的影响时，用“社会资本”来描述家庭“关系”和社区组织中的一系列社会资源（Loury 1977）。其实，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注意到社会资本在社会分层流动者过程中的作用，他们用类似的术语来描述社会资本，如“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Mitchell，1969）、“亲缘网络”（kinshipnetwork）（Choldin，1973）、“村庄社区纽带”（village—community ties （Hugo，1981）。对社会资本作最为详尽阐述的学者当数Coleman，他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论述了社会资本的功能（Coleman，1990：300～321），他认为社会资本的特征包括两个方面：（1）社会资本位于社会结构中；（2）社会资本在社会结构中能推动个人行动。在Coleman的眼中，社会资本的功能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和期望，具有互惠性质。
如上所述，社会资本实质上是个人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的总和。一般来说，社会资本包括家庭“关系”、亲戚“关系”（血亲和姻亲）、同乡“关系”、朋友“关系”和族群“关系”。农村中的“社会资本理论”是指一个潜在的社会分层流动者能够利用他／她在原居地和目的地的社会网络，获得社会分层流动者的有关信息，帮助社会分层流动者决策，并且在社会分层流动者的成长过程中能够利用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种种便利来降低社会分层流动者成本，达到社会分层流动者的目的。当新的社会分层流动者在目的地定居后，可以建立自己新的社会网络，又可以利用自己已有的社会资本为后来者提供援助。社会资本同其它资本一样，可以带来无形的利润，即社会收益（socialbenefits）。但是，不同于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深藏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只有社会分层流动者的决策付诸行动后，社会资本的效用才可以显现。
（二）现实背景
在这几年中，我一直对农村教育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新一届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作为“三农”问题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教育也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研究农村教育与我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农村教育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不是主要手段的话。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三农”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但是在未来的时间内，“三农”问题将主要是农民的人力资本状况所决定。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接受教育的质量和长短方面，差距越来越大，这将是未来城乡差距的最重要原因。因此，解决的重要手段也将以来农村教育来解决。
在这几年的时间内，我先后对农村的辍学问题、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问题、农村师资建设问题、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等问题作过调查，并写过一系列的文章。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了许多在深层次上影响着我国农村教育（当然城市教育也是）运行的“潜规则”——权力和“关系”在教育中的运用。这些“社会资本”中的“潜规则”十分重要，本文拟过“质的研究力和“关系”对农村教育体制运行的干预所产生的强度。
二 、研究过程
我尝试通过观察和访谈等方式来获取原始资料，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资料的分析。我选择了湖北省S县作为我的研究地点。S县曾经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经过几年的扶贫开发，S县经济略有发展，但扔是湖北省级贫困县。它位于湖北与安徽交界处，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S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在40万人口中有35万农村人口。2003年和2004年该县农民纯收入分别是2036元和2239元，而2003年和2004年全国农民纯收入分别是2622元2936元。在这次研究中，我通过我的朋友——张民来了解权力和“关系”在农村教育中的表现。
张民是湖北省S县某中学的副校长。2005年成为某中学的副校长，当副校长之前的三年内是学校的教务主任。作为一个29岁的年轻教师，能够成为一所农村初中的副校长是很不简单的。我想通过对张民一段生活和工作经历的回顾来发现“社会资本理论”的权力和“关系”在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中的表现。
（一）研究“关系”
我和张民是2003年初认识的。初次相遇是在我对S县做的一次田野调查中。张民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情引起了我的关注，因此我们的交往一直保持了下来。2004年，为了开展一项农村教育研究，我决定在农村进行一段时间的蹲点调查。张民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主动邀请我住在他们学校。于是，从2004年5月到7月这两个月的时间内，我断断续续在张民所在的某中学住了3个多星期。在这段时间内，我和张民生活在一起，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每天我都就我感兴趣的问题与他交流。
（二）研究方法
我认为，质的研究过程并不一定遵循一定固定的程序。“质的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处处留心皆学问”。很多程序性、教条性的东西，对研究不是一种促进，而是阻碍。我每次和张民交流问题，从来不录音，也很少作笔记。都是根据我的回忆在一天之内作出整理和备忘录。我因为和张民一起住了将近3个星期，因此我根据与他的交流作的访谈日记大约有3万多字。这些资料构成我研究的重要基础。
对原始资料的分析和浓缩，我基本上是按照线性模式对其资料进行抽象的。我按照三个层次对资料进行分析。第一层次，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整理建立一个可以分析的文本；第二个层次，对文本进行登录，通过写分析型备忘录对文本进行意义解释。第三个层次是建构一个解释资料整体内容的理论框架。
（三）资料的收集——访谈
张民生于1977年，有一个哥哥，父亲是农村教师，母亲务农。当时张民的父亲在距家很远的一所中学教书，很少回家，而且每次回家与张民及其哥哥交流很少。父亲总是对他和张民哥哥的学习和成长表示不满，所以张民对童年时父亲的记忆就是“批评和责骂”，这种父子“关系”对于以后张民的人生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上学以后，张民和哥哥的学习都比较优异。他的哥哥在初中毕业后考入了著名的市属高中，然后考入了大学。张民初中毕业后，考入S县一中学习。在高中学习期间，张民的学习成绩依然优秀，名列前茅。这意味着张民可以比较顺利地考入大学，这是当时大部分农村学生的梦想，也是张民的父母和老师对张民的最大期望。但是，张民却作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选择：弃学入伍。关于这种选择，张民是如此解释的：“当时的学习压力太大了，而且在学习中得不到任何快乐。由于父亲对哥哥的高考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是哥哥的高考没有发挥好，所以父亲对我的学习压力更大了。当时我和父亲的隔阂更加严重了。而我学习的压力没有办法释放，所以就决定退学。选择退学，主要是作为对父亲的一种反抗，同时，当兵也是我多年以来的梦想”。
张民属于那种一心追求完美的人，在部队中表现得也很优秀。服役结束之前，他本来可以转为志愿兵，这也是很多士兵的梦想，但是他又做出了与别人不一样的选择。他没有当志愿兵，而是选择回到了家乡。他对当年的决定是如此解释的：“人们都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当兵后悔三年。当兵的神秘感消失了以后，就没有什么了。我当了三年兵，实现了人生中的一个梦想也就够了。再说，志愿兵退役以后仍要面临二次就业的问题，因此，还不如当时就复员回家。”
于是，张民于1997年回到了S县。由于张民的父亲已经调到了县城，所以张民当时已经拥有了城市户口。按照当时的政策，拥有城市户口的转业军人政府要负责安排工作。在1997年的时候，经济改革已经深化，S县的国有企业纷纷倒闭。面临的最佳选择就是到政府部门或银行、工商、税务等部门。但是，由于缺乏在这些地方的“关系”而无法进入。由于张民的父亲在教育系统工作多年，“关系”还比较多，所以张民理所应当地进入了教育系统，成为了某中学的一名老师。
张民对自己的评价是“我尽了力”。如果用教学成绩来衡量，张民可以说是某中学最优秀的数学老师。他几乎每年都带初三年级的数学课，而且每年的数学中考成绩都明显好于其它老师所带的班级。从关爱学生的角度看，张民做得也非常好。自从成为一名老师以来，张民经常牺牲自己周末休假时间去学生家里走访，由于是山区，有时候到大山深处走访一个学生就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他走访的学生，有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也有在学习和行为习惯上存在一定问题的学生。他走访的目的，不是指责学生或学生家长，而是和学生家长探讨如何让孩子更好地成长和进步。这种做法是其他老师无法长期坚持的。在学校内，张民也是尽可能多地对学生给予较多的照顾。在我蹲点调查的这段时间内，张民的房间总是开着的，很多学生在课间的时候到张民这里倒开水喝，而其他老师的房间基本上都是关闭的。笔者对家长进行访谈的时候，偶尔会谈到张民，几乎所有村民都会对张民大加赞扬。
由于张民的这些优异表现，也由于张民的父亲在教育系统所积累起来的“关系”，张民于2002年成为某中学的教导主任。2005年，原某中学的校长被调往县城，校长的人选成了大家或明或暗的竞争对象。开始时，张民对校长的职位抱有非常高的信心，但是最后由于 “关系”还不够硬，所以没有当上校长而仅仅当上了学校的副校长。正校长由原来乡镇教育站的会计担任。
张民对学校的这次人事变动很有怨言。他认为自己工作认真负责、教学成绩突出、有一定的学校管理经验，而且还拥有非常牢固的群众基础——无论是学校里的老师还是学校服务范围内的村民、村干部都非常拥护张民作校长。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当上校长是有点失落的。而且，他非常担心新任校长会带来学校教学成绩的下滑，他说新任校长到任后的半年来，学校老师的工作积极性已经没有以前高涨了。他说：“新校长甚至没有上讲台的经验，如何能领导全校老师呢？”不过，张民认为自己并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而影响到自己的工作积极性。在教好数学以外，他会积极地做好属于自己的管理工作。
张民说，农村教育存在着许多严峻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学生能否全面发展问题。目前的学校教育是定位于考试的，学校的一切就是抓文化课考试，结果导致学生的学习负担沉重。他说，初一和初二的学生每周休息一天，初三学生每周休息的时间甚至不到一天。全校学生每天都要5点起床，晚上9点多睡觉。而且，为了抓文化课的考试，音乐、美术、体育等课都处于可有可无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当然，张民承认这个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某中学、甚至S县都无力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依赖全国性的教育改革，核心是高考的改革。
除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个问题之外，老师的工作积极性也是张民非常担心的问题。张民说，教师的积极性——其基础和表现就是对学生的爱，是教育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老师有了对学生的爱，那么教育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解决。他以自己为例，他的学历虽然很低——高中都没有毕业，但是在某中学中，他的教学成绩远远好于那些正规专科毕业的老师。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结局，他认为就是自己心中有学生。他还特别提到了这样一类老师：他们心中只有学生的考试成绩而没有学生，因为考试成绩决定老师的名誉、奖金和职称，而学生是否成长了、是否发展了却根本引不起这些老师的注意。他认为这些老师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负面影响甚至超过那些对学生不管不问的老师，因为这些老师往往会采用加重学生负担的方法来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而且，在这些老师的眼中，学习差的学生根本没有任何地位。
张民憧憬着自己当校长以后所能够采取的改革。他说，学校里面有很多细小的事情需要马上去做，虽然这些事情投资不会很高，但是对学生却十分重要，但是现在这些事情都被学校领导忽视了。第一件事，他说，就是在学校里面安装上磁卡电话，学校里面有很多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同时在外打工的学生，这些留守儿童和父母的交流很少，安装电话以后非常便于这些学生和父母的交流，而安装电话却并不需要很大的投资。第二件事，就是对学校里面的所有“弱势群体”儿童进行调查，这些弱势群体儿童包括父母离异或一方死亡的儿童、家庭极端贫困的儿童等，学校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对这些弱势群体儿童提供尽可能大的帮助和照顾，使这些孩子体会到更多的温暖。张民准备做的事情还可以列出很多很多。
关于下届校长任命的问题，张民还是保持着信心。同时他也向我透露，他加强了与教育局领导的沟通和联系。当然，这种沟通和联系主要是“要经常表示表示”。除了加强发展与教育局领导的 “关系”之外，他还注意尽可能多地争取乡镇领导、乡镇教育站站长、各个村庄村干部的支持，因为在决定学校校长的人选的时候，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发言权。“能否当上下一届校长，就看这些”关系”了”，他说。
三 、分析与初步结论
传统的中国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乡情，而这种“情” 和“谊”是以血缘和地缘，甚至于业缘、学缘以及信仰组织为纽带，费孝通教授总结出“差序格局”说明中国的这种人际“关系”（费孝通，1988：95）。在社会分层流动过程中，社会分层流动者会根据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程度而为他人提供社会资本的援助，社会资本所发挥的作用就是这种“差序格局” 的再现。家庭成员帮助家庭成员、亲戚帮助亲戚、朋友帮助朋友、同乡帮助同乡，以致形成了有固定方向、经久不衰的社会分层流动者潮，比如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个案显示，社会资本在社会分层流动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但能在社会分层流动过程中的交通、食宿、寻找工作等方面为社会分层流动者带来种种便利，而且可以帮助社会分层流动者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文化，使之产生归属感。以社会资本为纽带，社会分层流动者还容易形成群体效应。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社会分层流动机制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相反，以政府行为为基础的社会分层流动机制虽然也可以为社会分层流动者提供种种便利，但它缺乏稳定性，往往产生“一朝君子一朝臣”的现象。
张民的故事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关系”在我国农村教育体制中的强大作用力，这种“关系”指的是与当权者的“关系”。张民退伍后进入教育系统、几年内成为学校的教务主任，除了本身的素质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关系”，而最后竞争校长的失利也是由于“关系”不硬，当然，如果没有一点儿“关系”的话，可能连副校长也当不了。“关系”是目前农村社会中最为重要的潜规则之一，不了解这种潜规则，就无法正确地了解我国农村教育的运行。
张民的故事又一次使我了解了教师对学生的爱、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对学生学习成绩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所能够产生的巨大作用。张民的学历很低——高中都没有毕业，但是凭着他对学生的爱和对教育事业的执著，他在某中学老师中的教学成绩相当突出。但是，教师的这种工作积极性是如何形成的呢？常规做法是采用制度约束和制度激励的方法提高教师的积极性，例如我们对表现优秀的老师给予较高的奖金、较快的职称晋升，而对表现不佳的老师则给予惩罚。但是，这种制度激励的方法很容易导致老师的“假积极”。那些心中只有学生的成绩而没有学生的老师可能就会受到现行制度的激励，但在张民的眼中，这些老师甚至还不如那些对学生不管不问的老师好一些。那么，除了制度激励之外，我们还可能采取怎样的措施保证教师能够真正拥有对学生的爱呢？这是笔者仍然困惑的问题。
（注：本文得到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一涛的大力协助，谨表谢意。）
[参考文献]
[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徐杰舜主编.本土化：人类学的大趋势.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01年版.
[5]克里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翻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
王世忠，男，湖北潜江人，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分析、学校管理、民族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
一 、研究的背景
（一）理论背景
首次引入“社会资本”这一术语的是学者G．Loury。他在研究家庭“关系”和社区组织对于儿童成长的影响时，用“社会资本”来描述家庭“关系”和社区组织中的一系列社会资源（Loury 1977）。其实，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也注意到社会资本在社会分层流动者过程中的作用，他们用类似的术语来描述社会资本，如“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Mitchell，1969）、“亲缘网络”（kinshipnetwork）（Choldin，1973）、“村庄社区纽带”（village—community ties （Hugo，1981）。对社会资本作最为详尽阐述的学者当数Coleman，他在《社会理论的基础》中论述了社会资本的功能（Coleman，1990：300～321），他认为社会资本的特征包括两个方面：（1）社会资本位于社会结构中；（2）社会资本在社会结构中能推动个人行动。在Coleman的眼中，社会资本的功能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和期望，具有互惠性质。
如上所述，社会资本实质上是个人在特定社会结构中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网络”的总和。一般来说，社会资本包括家庭“关系”、亲戚“关系”（血亲和姻亲）、同乡“关系”、朋友“关系”和族群“关系”。农村中的“社会资本理论”是指一个潜在的社会分层流动者能够利用他／她在原居地和目的地的社会网络，获得社会分层流动者的有关信息，帮助社会分层流动者决策，并且在社会分层流动者的成长过程中能够利用社会网络所提供的种种便利来降低社会分层流动者成本，达到社会分层流动者的目的。当新的社会分层流动者在目的地定居后，可以建立自己新的社会网络，又可以利用自己已有的社会资本为后来者提供援助。社会资本同其它资本一样，可以带来无形的利润，即社会收益（socialbenefits）。但是，不同于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深藏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结构中，只有社会分层流动者的决策付诸行动后，社会资本的效用才可以显现。
（二）现实背景
在这几年中，我一直对农村教育有着浓厚的兴趣。由于新一届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作为“三农”问题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教育也受到了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研究农村教育与我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农村教育是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不是主要手段的话。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三农”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包括户籍制度在内的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但是在未来的时间内，“三农”问题将主要是农民的人力资本状况所决定。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在接受教育的质量和长短方面，差距越来越大，这将是未来城乡差距的最重要原因。因此，解决的重要手段也将以来农村教育来解决。
在这几年的时间内，我先后对农村的辍学问题、农村义务教育投资体制问题、农村师资建设问题、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等问题作过调查，并写过一系列的文章。在我的研究中，我发现了许多在深层次上影响着我国农村教育（当然城市教育也是）运行的“潜规则”——权力和“关系”在教育中的运用。这些“社会资本”中的“潜规则”十分重要，本文拟过“质的研究力和“关系”对农村教育体制运行的干预所产生的强度。
二 、研究过程
我尝试通过观察和访谈等方式来获取原始资料，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资料的分析。我选择了湖北省S县作为我的研究地点。S县曾经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经过几年的扶贫开发，S县经济略有发展，但扔是湖北省级贫困县。它位于湖北与安徽交界处，曾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S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在40万人口中有35万农村人口。2003年和2004年该县农民纯收入分别是2036元和2239元，而2003年和2004年全国农民纯收入分别是2622元2936元。在这次研究中，我通过我的朋友——张民来了解权力和“关系”在农村教育中的表现。
张民是湖北省S县某中学的副校长。2005年成为某中学的副校长，当副校长之前的三年内是学校的教务主任。作为一个29岁的年轻教师，能够成为一所农村初中的副校长是很不简单的。我想通过对张民一段生活和工作经历的回顾来发现“社会资本理论”的权力和“关系”在农村教育管理体制中的表现。
（一）研究“关系”
我和张民是2003年初认识的。初次相遇是在我对S县做的一次田野调查中。张民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情引起了我的关注，因此我们的交往一直保持了下来。2004年，为了开展一项农村教育研究，我决定在农村进行一段时间的蹲点调查。张民了解了我的情况以后，主动邀请我住在他们学校。于是，从2004年5月到7月这两个月的时间内，我断断续续在张民所在的某中学住了3个多星期。在这段时间内，我和张民生活在一起，我们成了真正的朋友，每天我都就我感兴趣的问题与他交流。
（二）研究方法
我认为，质的研究过程并不一定遵循一定固定的程序。“质的研究”的最高境界就是“处处留心皆学问”。很多程序性、教条性的东西，对研究不是一种促进，而是阻碍。我每次和张民交流问题，从来不录音，也很少作笔记。都是根据我的回忆在一天之内作出整理和备忘录。我因为和张民一起住了将近3个星期，因此我根据与他的交流作的访谈日记大约有3万多字。这些资料构成我研究的重要基础。
对原始资料的分析和浓缩，我基本上是按照线性模式对其资料进行抽象的。我按照三个层次对资料进行分析。第一层次，通过对原始资料的整理建立一个可以分析的文本；第二个层次，对文本进行登录，通过写分析型备忘录对文本进行意义解释。第三个层次是建构一个解释资料整体内容的理论框架。
（三）资料的收集——访谈
张民生于1977年，有一个哥哥，父亲是农村教师，母亲务农。当时张民的父亲在距家很远的一所中学教书，很少回家，而且每次回家与张民及其哥哥交流很少。父亲总是对他和张民哥哥的学习和成长表示不满，所以张民对童年时父亲的记忆就是“批评和责骂”，这种父子“关系”对于以后张民的人生选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上学以后，张民和哥哥的学习都比较优异。他的哥哥在初中毕业后考入了著名的市属高中，然后考入了大学。张民初中毕业后，考入S县一中学习。在高中学习期间，张民的学习成绩依然优秀，名列前茅。这意味着张民可以比较顺利地考入大学，这是当时大部分农村学生的梦想，也是张民的父母和老师对张民的最大期望。但是，张民却作出了一个令人难以理解的选择：弃学入伍。关于这种选择，张民是如此解释的：“当时的学习压力太大了，而且在学习中得不到任何快乐。由于父亲对哥哥的高考抱有很大的期望，但是哥哥的高考没有发挥好，所以父亲对我的学习压力更大了。当时我和父亲的隔阂更加严重了。而我学习的压力没有办法释放，所以就决定退学。选择退学，主要是作为对父亲的一种反抗，同时，当兵也是我多年以来的梦想”。
张民属于那种一心追求完美的人，在部队中表现得也很优秀。服役结束之前，他本来可以转为志愿兵，这也是很多士兵的梦想，但是他又做出了与别人不一样的选择。他没有当志愿兵，而是选择回到了家乡。他对当年的决定是如此解释的：“人们都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当兵后悔三年。当兵的神秘感消失了以后，就没有什么了。我当了三年兵，实现了人生中的一个梦想也就够了。再说，志愿兵退役以后仍要面临二次就业的问题，因此，还不如当时就复员回家。”
于是，张民于1997年回到了S县。由于张民的父亲已经调到了县城，所以张民当时已经拥有了城市户口。按照当时的政策，拥有城市户口的转业军人政府要负责安排工作。在1997年的时候，经济改革已经深化，S县的国有企业纷纷倒闭。面临的最佳选择就是到政府部门或银行、工商、税务等部门。但是，由于缺乏在这些地方的“关系”而无法进入。由于张民的父亲在教育系统工作多年，“关系”还比较多，所以张民理所应当地进入了教育系统，成为了某中学的一名老师。
张民对自己的评价是“我尽了力”。如果用教学成绩来衡量，张民可以说是某中学最优秀的数学老师。他几乎每年都带初三年级的数学课，而且每年的数学中考成绩都明显好于其它老师所带的班级。从关爱学生的角度看，张民做得也非常好。自从成为一名老师以来，张民经常牺牲自己周末休假时间去学生家里走访，由于是山区，有时候到大山深处走访一个学生就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他走访的学生，有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也有在学习和行为习惯上存在一定问题的学生。他走访的目的，不是指责学生或学生家长，而是和学生家长探讨如何让孩子更好地成长和进步。这种做法是其他老师无法长期坚持的。在学校内，张民也是尽可能多地对学生给予较多的照顾。在我蹲点调查的这段时间内，张民的房间总是开着的，很多学生在课间的时候到张民这里倒开水喝，而其他老师的房间基本上都是关闭的。笔者对家长进行访谈的时候，偶尔会谈到张民，几乎所有村民都会对张民大加赞扬。
由于张民的这些优异表现，也由于张民的父亲在教育系统所积累起来的“关系”，张民于2002年成为某中学的教导主任。2005年，原某中学的校长被调往县城，校长的人选成了大家或明或暗的竞争对象。开始时，张民对校长的职位抱有非常高的信心，但是最后由于 “关系”还不够硬，所以没有当上校长而仅仅当上了学校的副校长。正校长由原来乡镇教育站的会计担任。
张民对学校的这次人事变动很有怨言。他认为自己工作认真负责、教学成绩突出、有一定的学校管理经验，而且还拥有非常牢固的群众基础——无论是学校里的老师还是学校服务范围内的村民、村干部都非常拥护张民作校长。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当上校长是有点失落的。而且，他非常担心新任校长会带来学校教学成绩的下滑，他说新任校长到任后的半年来，学校老师的工作积极性已经没有以前高涨了。他说：“新校长甚至没有上讲台的经验，如何能领导全校老师呢？”不过，张民认为自己并没有因为这些事情而影响到自己的工作积极性。在教好数学以外，他会积极地做好属于自己的管理工作。
张民说，农村教育存在着许多严峻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学生能否全面发展问题。目前的学校教育是定位于考试的，学校的一切就是抓文化课考试，结果导致学生的学习负担沉重。他说，初一和初二的学生每周休息一天，初三学生每周休息的时间甚至不到一天。全校学生每天都要5点起床，晚上9点多睡觉。而且，为了抓文化课的考试，音乐、美术、体育等课都处于可有可无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当然，张民承认这个问题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某中学、甚至S县都无力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依赖全国性的教育改革，核心是高考的改革。
除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个问题之外，老师的工作积极性也是张民非常担心的问题。张民说，教师的积极性——其基础和表现就是对学生的爱，是教育中最重要、最关键的问题。老师有了对学生的爱，那么教育中的一切问题都可以顺理成章地解决。他以自己为例，他的学历虽然很低——高中都没有毕业，但是在某中学中，他的教学成绩远远好于那些正规专科毕业的老师。之所以会出现这个结局，他认为就是自己心中有学生。他还特别提到了这样一类老师：他们心中只有学生的考试成绩而没有学生，因为考试成绩决定老师的名誉、奖金和职称，而学生是否成长了、是否发展了却根本引不起这些老师的注意。他认为这些老师对学生全面发展的负面影响甚至超过那些对学生不管不问的老师，因为这些老师往往会采用加重学生负担的方法来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而且，在这些老师的眼中，学习差的学生根本没有任何地位。
张民憧憬着自己当校长以后所能够采取的改革。他说，学校里面有很多细小的事情需要马上去做，虽然这些事情投资不会很高，但是对学生却十分重要，但是现在这些事情都被学校领导忽视了。第一件事，他说，就是在学校里面安装上磁卡电话，学校里面有很多留守儿童——父母双方同时在外打工的学生，这些留守儿童和父母的交流很少，安装电话以后非常便于这些学生和父母的交流，而安装电话却并不需要很大的投资。第二件事，就是对学校里面的所有“弱势群体”儿童进行调查，这些弱势群体儿童包括父母离异或一方死亡的儿童、家庭极端贫困的儿童等，学校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对这些弱势群体儿童提供尽可能大的帮助和照顾，使这些孩子体会到更多的温暖。张民准备做的事情还可以列出很多很多。
关于下届校长任命的问题，张民还是保持着信心。同时他也向我透露，他加强了与教育局领导的沟通和联系。当然，这种沟通和联系主要是“要经常表示表示”。除了加强发展与教育局领导的 “关系”之外，他还注意尽可能多地争取乡镇领导、乡镇教育站站长、各个村庄村干部的支持，因为在决定学校校长的人选的时候，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发言权。“能否当上下一届校长，就看这些”关系”了”，他说。
三 、分析与初步结论
传统的中国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乡情，而这种“情” 和“谊”是以血缘和地缘，甚至于业缘、学缘以及信仰组织为纽带，费孝通教授总结出“差序格局”说明中国的这种人际“关系”（费孝通，1988：95）。在社会分层流动过程中，社会分层流动者会根据社会“关系”的亲疏远近程度而为他人提供社会资本的援助，社会资本所发挥的作用就是这种“差序格局” 的再现。家庭成员帮助家庭成员、亲戚帮助亲戚、朋友帮助朋友、同乡帮助同乡，以致形成了有固定方向、经久不衰的社会分层流动者潮，比如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个案显示，社会资本在社会分层流动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但能在社会分层流动过程中的交通、食宿、寻找工作等方面为社会分层流动者带来种种便利，而且可以帮助社会分层流动者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文化，使之产生归属感。以社会资本为纽带，社会分层流动者还容易形成群体效应。以社会资本为基础的社会分层流动机制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相反，以政府行为为基础的社会分层流动机制虽然也可以为社会分层流动者提供种种便利，但它缺乏稳定性，往往产生“一朝君子一朝臣”的现象。
张民的故事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关系”在我国农村教育体制中的强大作用力，这种“关系”指的是与当权者的“关系”。张民退伍后进入教育系统、几年内成为学校的教务主任，除了本身的素质之外，最主要的还是“关系”，而最后竞争校长的失利也是由于“关系”不硬，当然，如果没有一点儿“关系”的话，可能连副校长也当不了。“关系”是目前农村社会中最为重要的潜规则之一，不了解这种潜规则，就无法正确地了解我国农村教育的运行。
张民的故事又一次使我了解了教师对学生的爱、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对学生学习成绩和其他方面的发展所能够产生的巨大作用。张民的学历很低——高中都没有毕业，但是凭着他对学生的爱和对教育事业的执著，他在某中学老师中的教学成绩相当突出。但是，教师的这种工作积极性是如何形成的呢？常规做法是采用制度约束和制度激励的方法提高教师的积极性，例如我们对表现优秀的老师给予较高的奖金、较快的职称晋升，而对表现不佳的老师则给予惩罚。但是，这种制度激励的方法很容易导致老师的“假积极”。那些心中只有学生的成绩而没有学生的老师可能就会受到现行制度的激励，但在张民的眼中，这些老师甚至还不如那些对学生不管不问的老师好一些。那么，除了制度激励之外，我们还可能采取怎样的措施保证教师能够真正拥有对学生的爱呢？这是笔者仍然困惑的问题。
（注：本文得到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王一涛的大力协助，谨表谢意。）
[参考文献]
[1]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3]徐杰舜主编.本土化：人类学的大趋势.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
[4]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编：清华社会学评论（2002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01年版.
[5]克里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翻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作者简介]
王世忠，男，湖北潜江人，中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教育政策分析、学校管理、民族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