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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船记
我怕海。
那一年跟父亲出海，船没行多远，我就顶不住了，硬撑了一会儿还是没能熬住。先是“翻肠倒海”，吐得黄胆都要出来，胃里东西倒空后，接着干呕，黄汁水沥沥的，再这样下去，我担心肠子也要出来了。被父亲架到船舱里头，虚弱地躺着，面色惨白，额头冒虚汗，比死还难受。船舱内的床铺，说是床铺，其实勉强可以安身，像只白鸽笼，长度仅放得下身子，个子高的人得蜷起腿来，转侧都困难。下面是机舱间，柴油机轰鸣，声音透过隔断的板壁，反弹起来一震一震的，讲话根本听不见。船员打着手势，长期以来，他们已形成了某种默契。难怪，渔人讲话都这么大嗓门。一方面彼时的渔村形制、生活方式使然，另一方面，渔场作业，二十五匹、五十匹的柴油机轰响，不大声说话，根本听不见。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生活习惯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粗犷、豪爽，造就了他们的生活底色。
在船上，刺鼻的柴油味灌进鼻子，船只跳舞般晃荡，人顿时乌晕团眩，父亲拿了一个面盆，端在我面前，见我实在无可吐之物，便问我想不想吃点东西。我实在没力气说话，经过连续的折腾，人像纸一样轻薄，好在有一床让我栖身。没有床，我也会随便找个地方躺下再说。那一刻我晓得了乡语：人是怎么一截一截死的。此刻，就只想静静地躺下，一动不动。等风浪稍微平缓，我勉强吃了几口饭，嘴里含了块咸带鱼，润了润寡淡的口味。船一启动，马上又吐了。胃一阵阵痉挛，整个身子蜷缩一团，心里喊着：让我死吧。若此时，被人抛入大海喂鱼，我大概也无任何反抗之力，死只是一刹那的事。不时有人进出，我实在没有心情听他们说什么，隐约听同船的船员跟父亲说着“这么没用，旱地鸭”之类鄙视的话。
晕船并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关键是我晕船的死样，看不到作为一个海员的培养潜力，那才是要命的。如果能吃了吐，吐了再吃，就能折腾过来，过了晕船这一关，我才有资格在海上生活。我四肢绵软无力，脑子倒是清爽，叽咕的言语入耳，听得面孔发烧，怪自己不硬扎，塌了父亲的台面。我迷迷糊糊地瘫在船上，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船入大洋，风平浪静，我挣扎着起来，胃里吐干净了，身子舒服多了，站起来，四肢颤抖。可我还是进不了食，一进食就反胃。
父亲说，他下海时可没有这么舒服，哪个船主愿意雇一个不会干活的伙计，一水（一个周期，时间一般半个月左右）没有适应，第二水卷铺盖走人。所以，只能硬撑着，一边烧饭干活，一边呕吐。渔家的孩子都是贱骨头，咬咬牙，挺一挺，也就缓过来，每个渔家子弟都是这样迈过这道坎的。父亲说起来，平淡得像扯旧年的家常事。
跨出父亲的床铺，外头就是船舷，容一人可过，风大时浪劈头盖脸进来，盖过驾驶室，有好几人高。即使平风息浪的天气，开足马力，两边的船舷犁开的浪花也会溅入船内。鱼腥味、柴油味及其他污浊的气味混杂，加上船体晃荡，两三下我便禁受不住，只得攀住扶手，佝偻身子，又开始干呕。父亲不时关照我，进出要当心，手要抓住物件。一个水手，最起码的本领是能与船合为一体，随形赋身，船随着浪起伏，你的身子借力随之起伏，如履平地。我那时恐慌得要命，觉得船涌起来，人像要被跌出去，身子想拼命地压下去，刚好与力的方向相反，哪有不七冲八跌的道理。脚铆不牢船，身子是飘浮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弄不好被浪扔出船外。你可以想象我那时的模样，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狼狈极了。
船屁股后头有一把舵，别看渔民驾船轻轻一推，船就调离方向，其实舵很重，我试过，扳不动。舵后，挖空了一个方方的洞口，渔人打水，大小解在这里解决。这个口子太大，我试着去坐了一下，整个身子无所依托，靠一只手借力，一不小心就会栽入海中。可是渔人就是这样方便的，我只能憋住，不敢在那地方方便。后来实在憋不牢了，父亲扶着我，急急地解决，屁股是一片荒凉的感觉。等完成这件事情，再反身、立定，看到海水吐着泡沫逶迤流过，留下荡漾的折痕。从后面可看见机舱间，一个老轨（负责船只机器动力的船员）待在里头，暗无天日，他身上满是油污。机器是一艘船的心脏，我没有下去观察过，那时，柴油机估计还是手动摇臂发动。老轨最要紧的工作是管好机器，不让其发生故障。有一年的台风季节，父亲的船在礁边作业，平时机器要发动好几回才能工作，那天不知哪来的好运气，一下子发动，驶离危险区域，然后到洋面，全力顶着浪。还有一种方法，让机器熄火，让船随波逐流，听天由命。至于哪种方式合适，只能由老大（船长）临场而定。在海上，人算不如天算，“三尺板外是阎罗”。
我特意进了厨房。这次下海，最主要的是体验一下渔民的一日行当，水手的首项工作便是当火头军。厨房的位置在船的后半部分，空间逼仄，大人需弯着身子在里面忙活。印象中是两眼灶，一眼是烧饭，用蒸桶，每人一钢盅饭盒配量;另一眼是一只大铁锅，用于做菜，菜品简单，要么是白菜、青菜，要么是鱼类。当时要求没有那么高，唯一的要求是饭要熟，菜要咸淡适宜。船员顶讨厌吃夹生的饭菜。但对一个刚入船的新手，十七八岁的小伙把十多个人的饭菜弄熟谈何容易，虽有老师傅耳提面命，但也不能一下操作熟練。一面是晕船，一面是点燃柴油生火，碰到风向不好，烟熏火燎，可以想象其中手忙脚乱的场面。船只在劈波斩浪，像一只玩具不时地叠起抛下，一个如现在的初三或高一学生年纪的小伙，展开了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即便他经过了晕船这一关，大冬天的半夜起来，如何吃得消？这个年纪的小伙子正是贪睡的时候。尤其刚入船的小囝，在船上几日几夜不能睡觉，困得拉都拉不起来。有时候没办法，大冬天的兜头一盆冷水浇下去……这不是残酷，船上生活就是如此。所以，刚入船的时候，一般他的父母总是托人照顾，少些打骂，实在腾不出手的时候，帮衬一把，渡过难关。
那次，我第一次见识了航行在海上，除了海水、天空，偶尔闪过的鸥鸟，别无他物，一切空空如也。一切的一切是如此渺小，看不到同行的船只，望不见陆地，人会特别紧张与恐惧不安，不知哪一刻精神就会被巨大的虚空吞没。原来对岛屿、对海洋的瑰丽想象，都变得如此平淡。
回港的时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风和日丽，一个邻居（比我大了四岁）特意把我带到驾驶室的上头，两人盘腿而坐，船头的桅杆特别醒目，张开旗子，有一种生命的律动。两旁是起锚机，网具堆放满满当当，船员干完了活儿，系着油布栏，套着皮袖套（不能穿便服，否则容易被网线扯带入海水中），有几个蹲在船舷边抽起了烟。坐在上头，视线极好，能望见船的大部分，船艏剖开海浪，听得见海浪发出“哗哗”的声响，船像一枚叶子在海上浮浮沉沉。他聊起了在海上的生活，遭遇的各种险情，很多情景是我想象不到的，对他来说这两天的情况简直“小儿科”，太不值得一提了，看来他已经完全适应了船上的日子。对我们海边人来说，除了下海这条生计，还有什么可以走呢？他说起了风暴，他说害怕有什么用，蒙着眼吧。不一会儿，我们看见了磨盘山，我一下子振作起来，我知道进了磨盘山，就是切段山了，然后就外南头了，我扶着栏杆站了起来，两天不见山，乍一望见，像是一位多年不见的好友，一扫颓唐的模样，眼前的风景竟是如此美好。我的邻居说，在大海上漂浮多日，看见陆地，心便定了。 那年我读初二，父亲拣个好日子，让我体验一下下海的滋味，顺便为将来做些打算，只是我发誓死也不到船上来了。那次以后，我却在心里埋下了阴影，我害怕长大，莫名地为我的未来而担忧，感觉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可是除了下海捕鱼，我还能干些什么呢？那时我真不知道。小时候有事没事就画两张图，一张是木帆船，一张是机帆船，想象着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水手。
船上的职务人员根据各类作业配备，我们南头山的船只开始是帆船，摇橹作业，只有几个船员。后来是机帆船，以对网、拖网为主，有网船和偎船。一条船上加起来有二十多个人，包括：船长、老轨、出网（负责船上的网具）、头多人（撑舵）、出袋（辅助出网）、拔袋、二轨、拖下纲（辅助出网）、水手、伙夫等。彼时，我的父亲是出网。
生活记
父亲上岸后，家里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窘。我们那时还小，不知道这一改变意味着什么，但从母亲忧心忡忡的脸色里隐约嗅出些不安与无着。我们似乎也学会了看“风向”，一下子听话了许多，早早地做完作业，早早地上床睡觉，力所能及地帮母亲干些家务事。很多个晚上，父母都没睡着，偶尔侧身发出响动，我都听得非常清楚。他们醒着，我也醒着，父母很少交流。我不敢发出声音来，也不敢去询问，母亲的一声叹息，幽幽地砸在我的心上。
父亲上岸后，我去上学，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邻居问我，你爹爹不去捕鱼了，那你们吃什么？你们上学的学费哪里来？我回答不出来，她们走后，我怏怏得想哭，我很害怕有一天真的像下岙的阿黑一样不能去上学了。那时我真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不下海了。从此每次有渔船来，岙里的人都有鱼吃，我们家没有。母亲沉默，我也不响，但是心头窝着一股火，像是父亲欠着我们什么。有一次，我说，每天吃蔬菜，吃得淡死了。我赌气不吃饭，母亲发怒了，打了我一记耳光。我哭得很凶。下岙的大娘听见了，给我们送来了几只蟹，几条鱼。她对母亲说，小孩子嘛，口馋正常的，已经够听话了，你不要打他。母亲装着有志气似的推托，我偷偷打量着母亲，担心她真的不收。大娘说，不是给你，是给你三个孩子的。母亲的手一下子僵住了。我止住了抽泣。我看见母亲别过头去，用衣袖擦了擦眼角。那晚，我们又吃到断顿好久的新鲜海货，我满满地吃了三碗饭。
每次有船回来，我都有意无意地到邻居家去，心里打着小算盘，想蹭点吃的，偶尔也能分到一只蟹脚。不久，风言风语传到母亲耳边，是些很难听的话。母亲立了规矩，以后谁也不准去蹭吃的。我们都很听话，母亲说什么就是什么。可是，小孩子怎能断了念想呢？每当出海的船只回岸，我就扒在院子的围墙上看，想船里装着的渔货活蹦乱跳的样子。想：长大了，要当一名渔民，捕很多很多的海鲜，带到家里，让家里人一年四季不断顿。母亲怕邻居看见，把我唤了进来，母亲那天做了好多蔬菜，还加了一碗咸带鱼。母亲说，蔬菜对小孩子长身体有好处。我撇了一下嘴，想起上次教训，不说话。我们都不说话。我知道母亲是骗我的，但我装着很好吃，吃了好几碗饭。吃完饭，早早地上床。母亲其实看得出，我在赌气，她叹了一口气。
母亲得空，就到海边敲藤壶，敲牡蛎。我们跟在母亲屁股后头捡螺，拾花蛤。这样不至于几星期桌头没有海味。父亲有空会去海边推挈（用“挈网”捕捞小海鲜的方法），拾掇些鲷鱼、虾、黄壳蟹等，解解我们的馋。在海边总是有办法。父亲会采海葵，他是用脚踹，记得有一回采来很多，母亲烧羹，味道鲜美。母亲那段日子总是变着法子做些菜，让我们这个家看起来还像个海边人家。
这些自然都是小事，最大的事是生计。父亲捕鱼时在船上任“出网”角色，是个网师。父亲唯一的依靠就是这项技能了。父亲没有人脉，刚开始每当有船来，就带着网刀，到码头去候活计。父亲是贴着人家的面孔，非常卑微。有了雇主，像妇女一样一工一工算。女工二十元一天，父亲三十元一天。父亲说，我是网师，应该翻倍。那个领头的说，要做就做，不做拉倒。父亲捏着网刀，涨红了脸，杂在一堆妇女中间，显得非常尴尬。幸亏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解围说，技术活，还得依靠网师，稍微再涨些工资。父亲总算有了些脸面。我知道父亲在补网，但我一回也没去看望。父親不想我去，我也不想去，我觉得我去了父亲会抬不起头。
眼下的境遇，与父亲的预想反差太大。父亲本想不做“出网”，在岸上接网具业务，家庭作坊似的，然后开成一家小厂。
有一年冬天，傍晚时分，我们正准备吃晚饭。忽然一个船主急急忙忙地找到父亲，说网具破了，叫父亲去看一下，但时间很紧，晚上必须补完。父亲放下碗筷，跟着他走了。过了一会儿，有人带信来叫母亲一道去帮忙。母亲拿了一只手电筒，掩上门匆匆赶去。十二月的冬天很冷，屋外头的西北风呼呼地吹。我和哥哥吃了饭，做完作业，就守着一盏美孚灯等着父母来。等着等着，实在困了，我们伏在桌上睡着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外面响起了敲门声。迷迷糊糊中辨出是母亲的声音，轻轻的，有些发抖。开门后，他们裹着一阵冷风进来，把我和哥哥的睡意全部吹醒。母亲头上裹紧围巾，清鼻涕流下来，身子阵阵发抖，声音里拖着哭腔，哆嗦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父亲的手已僵住了，几次想从上衣袋里掏出网刀、梭，但掏不出来。我不知哪来的机灵劲，移过美孚灯，说，阿爹快烘烘手。哥哥忙着去灶洞烧开水。妹妹已在床上睡着了，父母没有叫醒她。父亲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他兴致很高，喝着热开水，说，今天赚了，现账。父亲从里面衬袋掏出钱，让我数数。我一张张数，五张。我不信，又数，是五张。我说，阿爹，真是五十元。父亲说，那还会有假（那时的五十元，可值今天的一千元吧）。
父亲后来爱跟我说起那晚的情景，说母亲冻得哭了。母亲说，我们回去吧，我不想赚这钱了。父亲说，忍一忍，家里还有三个孩子，为他们你也得忍一忍。在最困难的时候，父母就这样忍了下来。很多时候，我总是肤浅地理解父母的苦，至少没从他们的处境去理解他们。我总是过多地在意自己的委屈，而忽略了委屈背后父母默默背负着的责任。
（选自2021年第7期《青年文学》）
原刊责编 陈集益
我怕海。
那一年跟父亲出海，船没行多远，我就顶不住了，硬撑了一会儿还是没能熬住。先是“翻肠倒海”，吐得黄胆都要出来，胃里东西倒空后，接着干呕，黄汁水沥沥的，再这样下去，我担心肠子也要出来了。被父亲架到船舱里头，虚弱地躺着，面色惨白，额头冒虚汗，比死还难受。船舱内的床铺，说是床铺，其实勉强可以安身，像只白鸽笼，长度仅放得下身子，个子高的人得蜷起腿来，转侧都困难。下面是机舱间，柴油机轰鸣，声音透过隔断的板壁，反弹起来一震一震的，讲话根本听不见。船员打着手势，长期以来，他们已形成了某种默契。难怪，渔人讲话都这么大嗓门。一方面彼时的渔村形制、生活方式使然，另一方面，渔场作业，二十五匹、五十匹的柴油机轰响，不大声说话，根本听不见。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生活习惯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粗犷、豪爽，造就了他们的生活底色。
在船上，刺鼻的柴油味灌进鼻子，船只跳舞般晃荡，人顿时乌晕团眩，父亲拿了一个面盆，端在我面前，见我实在无可吐之物，便问我想不想吃点东西。我实在没力气说话，经过连续的折腾，人像纸一样轻薄，好在有一床让我栖身。没有床，我也会随便找个地方躺下再说。那一刻我晓得了乡语：人是怎么一截一截死的。此刻，就只想静静地躺下，一动不动。等风浪稍微平缓，我勉强吃了几口饭，嘴里含了块咸带鱼，润了润寡淡的口味。船一启动，马上又吐了。胃一阵阵痉挛，整个身子蜷缩一团，心里喊着：让我死吧。若此时，被人抛入大海喂鱼，我大概也无任何反抗之力，死只是一刹那的事。不时有人进出，我实在没有心情听他们说什么，隐约听同船的船员跟父亲说着“这么没用，旱地鸭”之类鄙视的话。
晕船并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关键是我晕船的死样，看不到作为一个海员的培养潜力，那才是要命的。如果能吃了吐，吐了再吃，就能折腾过来，过了晕船这一关，我才有资格在海上生活。我四肢绵软无力，脑子倒是清爽，叽咕的言语入耳，听得面孔发烧，怪自己不硬扎，塌了父亲的台面。我迷迷糊糊地瘫在船上，也不知过了多少时辰，船入大洋，风平浪静，我挣扎着起来，胃里吐干净了，身子舒服多了，站起来，四肢颤抖。可我还是进不了食，一进食就反胃。
父亲说，他下海时可没有这么舒服，哪个船主愿意雇一个不会干活的伙计，一水（一个周期，时间一般半个月左右）没有适应，第二水卷铺盖走人。所以，只能硬撑着，一边烧饭干活，一边呕吐。渔家的孩子都是贱骨头，咬咬牙，挺一挺，也就缓过来，每个渔家子弟都是这样迈过这道坎的。父亲说起来，平淡得像扯旧年的家常事。
跨出父亲的床铺，外头就是船舷，容一人可过，风大时浪劈头盖脸进来，盖过驾驶室，有好几人高。即使平风息浪的天气，开足马力，两边的船舷犁开的浪花也会溅入船内。鱼腥味、柴油味及其他污浊的气味混杂，加上船体晃荡，两三下我便禁受不住，只得攀住扶手，佝偻身子，又开始干呕。父亲不时关照我，进出要当心，手要抓住物件。一个水手，最起码的本领是能与船合为一体，随形赋身，船随着浪起伏，你的身子借力随之起伏，如履平地。我那时恐慌得要命，觉得船涌起来，人像要被跌出去，身子想拼命地压下去，刚好与力的方向相反，哪有不七冲八跌的道理。脚铆不牢船，身子是飘浮的。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弄不好被浪扔出船外。你可以想象我那时的模样，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狼狈极了。
船屁股后头有一把舵，别看渔民驾船轻轻一推，船就调离方向，其实舵很重，我试过，扳不动。舵后，挖空了一个方方的洞口，渔人打水，大小解在这里解决。这个口子太大，我试着去坐了一下，整个身子无所依托，靠一只手借力，一不小心就会栽入海中。可是渔人就是这样方便的，我只能憋住，不敢在那地方方便。后来实在憋不牢了，父亲扶着我，急急地解决，屁股是一片荒凉的感觉。等完成这件事情，再反身、立定，看到海水吐着泡沫逶迤流过，留下荡漾的折痕。从后面可看见机舱间，一个老轨（负责船只机器动力的船员）待在里头，暗无天日，他身上满是油污。机器是一艘船的心脏，我没有下去观察过，那时，柴油机估计还是手动摇臂发动。老轨最要紧的工作是管好机器，不让其发生故障。有一年的台风季节，父亲的船在礁边作业，平时机器要发动好几回才能工作，那天不知哪来的好运气，一下子发动，驶离危险区域，然后到洋面，全力顶着浪。还有一种方法，让机器熄火，让船随波逐流，听天由命。至于哪种方式合适，只能由老大（船长）临场而定。在海上，人算不如天算，“三尺板外是阎罗”。
我特意进了厨房。这次下海，最主要的是体验一下渔民的一日行当，水手的首项工作便是当火头军。厨房的位置在船的后半部分，空间逼仄，大人需弯着身子在里面忙活。印象中是两眼灶，一眼是烧饭，用蒸桶，每人一钢盅饭盒配量;另一眼是一只大铁锅，用于做菜，菜品简单，要么是白菜、青菜，要么是鱼类。当时要求没有那么高，唯一的要求是饭要熟，菜要咸淡适宜。船员顶讨厌吃夹生的饭菜。但对一个刚入船的新手，十七八岁的小伙把十多个人的饭菜弄熟谈何容易，虽有老师傅耳提面命，但也不能一下操作熟練。一面是晕船，一面是点燃柴油生火，碰到风向不好，烟熏火燎，可以想象其中手忙脚乱的场面。船只在劈波斩浪，像一只玩具不时地叠起抛下，一个如现在的初三或高一学生年纪的小伙，展开了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即便他经过了晕船这一关，大冬天的半夜起来，如何吃得消？这个年纪的小伙子正是贪睡的时候。尤其刚入船的小囝，在船上几日几夜不能睡觉，困得拉都拉不起来。有时候没办法，大冬天的兜头一盆冷水浇下去……这不是残酷，船上生活就是如此。所以，刚入船的时候，一般他的父母总是托人照顾，少些打骂，实在腾不出手的时候，帮衬一把，渡过难关。
那次，我第一次见识了航行在海上，除了海水、天空，偶尔闪过的鸥鸟，别无他物，一切空空如也。一切的一切是如此渺小，看不到同行的船只，望不见陆地，人会特别紧张与恐惧不安，不知哪一刻精神就会被巨大的虚空吞没。原来对岛屿、对海洋的瑰丽想象，都变得如此平淡。
回港的时候，是一个难得的好天气，风和日丽，一个邻居（比我大了四岁）特意把我带到驾驶室的上头，两人盘腿而坐，船头的桅杆特别醒目，张开旗子，有一种生命的律动。两旁是起锚机，网具堆放满满当当，船员干完了活儿，系着油布栏，套着皮袖套（不能穿便服，否则容易被网线扯带入海水中），有几个蹲在船舷边抽起了烟。坐在上头，视线极好，能望见船的大部分，船艏剖开海浪，听得见海浪发出“哗哗”的声响，船像一枚叶子在海上浮浮沉沉。他聊起了在海上的生活，遭遇的各种险情，很多情景是我想象不到的，对他来说这两天的情况简直“小儿科”，太不值得一提了，看来他已经完全适应了船上的日子。对我们海边人来说，除了下海这条生计，还有什么可以走呢？他说起了风暴，他说害怕有什么用，蒙着眼吧。不一会儿，我们看见了磨盘山，我一下子振作起来，我知道进了磨盘山，就是切段山了，然后就外南头了，我扶着栏杆站了起来，两天不见山，乍一望见，像是一位多年不见的好友，一扫颓唐的模样，眼前的风景竟是如此美好。我的邻居说，在大海上漂浮多日，看见陆地，心便定了。 那年我读初二，父亲拣个好日子，让我体验一下下海的滋味，顺便为将来做些打算，只是我发誓死也不到船上来了。那次以后，我却在心里埋下了阴影，我害怕长大，莫名地为我的未来而担忧，感觉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可是除了下海捕鱼，我还能干些什么呢？那时我真不知道。小时候有事没事就画两张图，一张是木帆船，一张是机帆船，想象着自己是一名优秀的水手。
船上的职务人员根据各类作业配备，我们南头山的船只开始是帆船，摇橹作业，只有几个船员。后来是机帆船，以对网、拖网为主，有网船和偎船。一条船上加起来有二十多个人，包括：船长、老轨、出网（负责船上的网具）、头多人（撑舵）、出袋（辅助出网）、拔袋、二轨、拖下纲（辅助出网）、水手、伙夫等。彼时，我的父亲是出网。
生活记
父亲上岸后，家里的生活一下子陷入了困窘。我们那时还小，不知道这一改变意味着什么，但从母亲忧心忡忡的脸色里隐约嗅出些不安与无着。我们似乎也学会了看“风向”，一下子听话了许多，早早地做完作业，早早地上床睡觉，力所能及地帮母亲干些家务事。很多个晚上，父母都没睡着，偶尔侧身发出响动，我都听得非常清楚。他们醒着，我也醒着，父母很少交流。我不敢发出声音来，也不敢去询问，母亲的一声叹息，幽幽地砸在我的心上。
父亲上岸后，我去上学，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邻居问我，你爹爹不去捕鱼了，那你们吃什么？你们上学的学费哪里来？我回答不出来，她们走后，我怏怏得想哭，我很害怕有一天真的像下岙的阿黑一样不能去上学了。那时我真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不下海了。从此每次有渔船来，岙里的人都有鱼吃，我们家没有。母亲沉默，我也不响，但是心头窝着一股火，像是父亲欠着我们什么。有一次，我说，每天吃蔬菜，吃得淡死了。我赌气不吃饭，母亲发怒了，打了我一记耳光。我哭得很凶。下岙的大娘听见了，给我们送来了几只蟹，几条鱼。她对母亲说，小孩子嘛，口馋正常的，已经够听话了，你不要打他。母亲装着有志气似的推托，我偷偷打量着母亲，担心她真的不收。大娘说，不是给你，是给你三个孩子的。母亲的手一下子僵住了。我止住了抽泣。我看见母亲别过头去，用衣袖擦了擦眼角。那晚，我们又吃到断顿好久的新鲜海货，我满满地吃了三碗饭。
每次有船回来，我都有意无意地到邻居家去，心里打着小算盘，想蹭点吃的，偶尔也能分到一只蟹脚。不久，风言风语传到母亲耳边，是些很难听的话。母亲立了规矩，以后谁也不准去蹭吃的。我们都很听话，母亲说什么就是什么。可是，小孩子怎能断了念想呢？每当出海的船只回岸，我就扒在院子的围墙上看，想船里装着的渔货活蹦乱跳的样子。想：长大了，要当一名渔民，捕很多很多的海鲜，带到家里，让家里人一年四季不断顿。母亲怕邻居看见，把我唤了进来，母亲那天做了好多蔬菜，还加了一碗咸带鱼。母亲说，蔬菜对小孩子长身体有好处。我撇了一下嘴，想起上次教训，不说话。我们都不说话。我知道母亲是骗我的，但我装着很好吃，吃了好几碗饭。吃完饭，早早地上床。母亲其实看得出，我在赌气，她叹了一口气。
母亲得空，就到海边敲藤壶，敲牡蛎。我们跟在母亲屁股后头捡螺，拾花蛤。这样不至于几星期桌头没有海味。父亲有空会去海边推挈（用“挈网”捕捞小海鲜的方法），拾掇些鲷鱼、虾、黄壳蟹等，解解我们的馋。在海边总是有办法。父亲会采海葵，他是用脚踹，记得有一回采来很多，母亲烧羹，味道鲜美。母亲那段日子总是变着法子做些菜，让我们这个家看起来还像个海边人家。
这些自然都是小事，最大的事是生计。父亲捕鱼时在船上任“出网”角色，是个网师。父亲唯一的依靠就是这项技能了。父亲没有人脉，刚开始每当有船来，就带着网刀，到码头去候活计。父亲是贴着人家的面孔，非常卑微。有了雇主，像妇女一样一工一工算。女工二十元一天，父亲三十元一天。父亲说，我是网师，应该翻倍。那个领头的说，要做就做，不做拉倒。父亲捏着网刀，涨红了脸，杂在一堆妇女中间，显得非常尴尬。幸亏我家的一个远房亲戚解围说，技术活，还得依靠网师，稍微再涨些工资。父亲总算有了些脸面。我知道父亲在补网，但我一回也没去看望。父親不想我去，我也不想去，我觉得我去了父亲会抬不起头。
眼下的境遇，与父亲的预想反差太大。父亲本想不做“出网”，在岸上接网具业务，家庭作坊似的，然后开成一家小厂。
有一年冬天，傍晚时分，我们正准备吃晚饭。忽然一个船主急急忙忙地找到父亲，说网具破了，叫父亲去看一下，但时间很紧，晚上必须补完。父亲放下碗筷，跟着他走了。过了一会儿，有人带信来叫母亲一道去帮忙。母亲拿了一只手电筒，掩上门匆匆赶去。十二月的冬天很冷，屋外头的西北风呼呼地吹。我和哥哥吃了饭，做完作业，就守着一盏美孚灯等着父母来。等着等着，实在困了，我们伏在桌上睡着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外面响起了敲门声。迷迷糊糊中辨出是母亲的声音，轻轻的，有些发抖。开门后，他们裹着一阵冷风进来，把我和哥哥的睡意全部吹醒。母亲头上裹紧围巾，清鼻涕流下来，身子阵阵发抖，声音里拖着哭腔，哆嗦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父亲的手已僵住了，几次想从上衣袋里掏出网刀、梭，但掏不出来。我不知哪来的机灵劲，移过美孚灯，说，阿爹快烘烘手。哥哥忙着去灶洞烧开水。妹妹已在床上睡着了，父母没有叫醒她。父亲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他兴致很高，喝着热开水，说，今天赚了，现账。父亲从里面衬袋掏出钱，让我数数。我一张张数，五张。我不信，又数，是五张。我说，阿爹，真是五十元。父亲说，那还会有假（那时的五十元，可值今天的一千元吧）。
父亲后来爱跟我说起那晚的情景，说母亲冻得哭了。母亲说，我们回去吧，我不想赚这钱了。父亲说，忍一忍，家里还有三个孩子，为他们你也得忍一忍。在最困难的时候，父母就这样忍了下来。很多时候，我总是肤浅地理解父母的苦，至少没从他们的处境去理解他们。我总是过多地在意自己的委屈，而忽略了委屈背后父母默默背负着的责任。
（选自2021年第7期《青年文学》）
原刊责编 陈集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