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反腐戏中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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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洲的韭菜
  
  亚洲各国,不腐败的地区比沙漠里的绿州更难找。即使日本,作为西方民主制度在亚洲的样板,也是腐败丑闻不断,偷鸡摸狗更不必说,似乎已成了政客的职业病。日本尚且如此,那些本来就习惯于封建割据、家族门阀统治的国家,披着一件不合身的西方议会制度的道袍,实在是有些捉襟见肘,不伦不类。今天以反腐败作为武器,把对方一把揪下来,一旦自己执政又更加变本加厉地腐败起来。于是走马灯似地上演总统危机或总理危机。昨天还是正人君子,堂堂一国首脑,今天被游行示威的群众喊打喊杀,十大罪状被一一数出,即使不是千古罪人,也是罪在不赦。
  全斗焕、卢泰愚、谢里夫都在死亡边缘走了一趟,好在心脏健康倒也没有被吓死。
  看热闹的当然开心,但戏剧性的变化也往往临到有些人自己的头上。比方说,去年巴基斯坦的谢里夫被军方赶下台并打算判处死刑的时候,远在英国的豪宅里逍遥自在的巴基斯坦前总理贝纳尔·布托兴奋得不得了,一再发表声明历数这个政敌的死有余辜,又说些天网恢恢之类的风凉话。但最近来自西方的一些所谓内幕资料揭示,贝纳尔·布托女士如果回到巴基斯坦,她被指控的罪名可能比谢里夫更多,也更见不得人。这里有一封在2001年1月29日以巴基斯坦情报局副局长个人身分发送给总统的一封信。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
  伊斯兰堡
  巴基斯坦共和国
  总统
  通过恰当的渠道送达
  事由:权力的被放肆滥用/司法的弊端
  尊敬的阁下:
  我希望您能注意到,我是情报局的一名副局长,一贯忠于职守,敢于对不良现象,包括对上司的过失也坦言指出,而不顾各方的压力。在政治上,我不从属于任何党派或个人。正因为我是一个尽忠职守的官员,才促使我不得不采取直接向你写信陈述这类在非常特殊情况下发生的敏感而重要的事情。因为这将对巴基斯坦现在和未来的司法和政治带来极大的冲击,也只有你这样级别的领导人才能来处理这类事件。因为那些高官们是如此厚颜无耻地违背了他们的誓言,相互勾结与包庇。他们的这种罪行是这个地球上任何国家所难以容忍的。
  由于我个人曾反对过国内两个最有权势而涉及贪污和道德败坏的政治集团,我深知会因此对我的家庭与个人的生命带来威胁。
  ……
  随后他在信中谈到了他被授权对那些被怀疑有不轨行为的政客与法官的电话进行了长时间的侦察,时间长达数年。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贝纳尔·布托及其丈夫与法官有幕后交易,其中包括包庇贝纳尔·布托与国外大公司勾结而损害国家利益的案件,此外也牵涉了谢里夫当政时的一些非法活动。
  随信附上了一盒长达65分钟的录音带作为证据。值得注意的是这封信分别抄送给巴基斯坦军事管制首席执行官穆沙拉夫将军、大法官和他自己的顶头上司情报局局长等4人。
  显然,这名情报局副局长越级向总统写信,只是巴基斯坦当局准备进一步打击政治腐败的一个信号,想从根本上铲除两大政客集团赖以孳生腐败的土壤,不要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茬又立即长出另一茬。
  
  对苏哈托女婿的访谈
  
  在退休将军多如昨夜星辰的印尼,尤其改朝换代之后,淡出隐没也是正常的事儿,退休将军索班托本来也应该归属到默默无闻之列,不知怎么回事,近来他的言谈居然被国内外的传媒频频报道。美国《新闻周刊》在2001年2月5日的一篇报道中就引用了此人的两句话作为副标题,是否名言,有待历史来选筛,但听起来,话中似乎还有些耐人寻味的意思。这两句话字数不多,概括的年代却覆盖了印尼半个世纪的政坛春秋,也许还暗示了印尼今后的政局。
  他说:“过去凡是发生了坏事,都往共产党身上推,现在呢,一有坏事就指责是苏哈托的追随者的所为。”
  不明就里者乍听起来,似乎只是一个退休者的牢骚,其实并非那么简单。印尼总统瓦希德最近说,索班托的名字已经被警察部门列入了2000年圣诞节大爆炸的调查名单之中。索班托过去是干什么的呢?原来此人是被赶下台的前总统苏哈托的女婿,曾经官拜特种部队司令。想当年,苏哈托发动政变,屠杀几十万印尼共产党人之时,职务也是特种部队的司令。尤其巧合的是,当年苏哈托之所以能够上台,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一手策划的。而这个索班托,据说也曾经被美国的官员考虑过,准备让他当印尼未来的领袖呢,于是他有点急不可待,结果被苏哈托察觉,解除了他的特种部队司令职务,因为他策划了1998年的动乱,企图结束苏哈托长达32年的统治。
  此人最近和《新闻周刊》的记者J.Cochrane在雅加达有过一次对话,摘录如下:
  记者:在瓦希德总统提及您的名字之后,你取消了印度之行,又赶紧召开记者招待会,为何?
  索班托:我明白这是一场谣言。(在爆炸后仅仅一个钟头之后)就有人打电话给我,“你知道吗,你已经被指控了?”这似乎也太快了些,在美国和英国,要查清一场爆炸案件,有时候得花上10年或15年的时间。而这里只需要一个小时。我拒绝接受这种指控。他们是想毁坏我的声誉。这是政治把戏之一。
  记者:瓦希德一直在指控苏哈托的追随者,包括军界和政界人士策划使用爆炸等手段来推翻现政府。你是前军界的领袖人物,对此指控有何反应?
  索班托:不必再加推测,可以一眼看穿,这是政治阴谋的老把戏。在过去,一旦有什么坏事发生,就往共产党的身上推。现在一有坏事就指责是苏哈托的追随者所为。
  记者:哪一类人会诉求暴力来阻止印尼走向民主?
  索班托:某些只求个人私利与权势的集团,他们是不希望进行公开竞争的。
  记者:您能不能描述一下苏哈托追随者的特征?
  索班托:这伙人杂七杂八,什么人都有,过去就有不少骗子。我们不能排除他们参与了爆炸。但是警方要拿出证据,我想这是很困难的。
  记者:苏哈托的追随者面对指控又如何反应?
  索班托:某些人受到了伤害,而大多数人知道这只不过是政治把戏。当局需要的只是替罪羊。谁叫我属于苏哈托家族的成员呢!在过去,我也没有被苏哈托认为是对他忠心耿耿的。事实上,没有人会指望苏哈托东山再起。
  记者:你对瓦希德的治理有何评估?索班托:我不愿见到太过狂热的政治气氛。我想现在的领导人如果能够创造出一种较为宽松的气氛,也许会有利于大家。
  记者:会不会有一种政治上的妥协,一旦宽恕了苏哈托时代当政人物的罪行,就能使爆炸活动终止?
  索班托:我在国外的一些朋友问我,为什么印尼老是把精力花在纠缠过去的事情上。我们有2亿多人口,他们需要就业,需要上学,需要食品。如果我们不能满足他们的这些要求,他们就会不满。
  记者:很多人认为改革在军队里行不通。
  索班托:我认为,改革会进行下去。现在特别强调的是人权的培育,人权的教育。但这不是印尼军方能够在一夜间完成的。在这个地区里,印尼军队所获的经费是最少的。这对专业与纪律都有负面的作用。
  记者:一旦军纪荡然无存,你认为将会怎样?
  索班托:你会见到武装的帮派。
  记者:你是否担心军方的高层会介入文官领导层之间的政治纷争?
  索班托:我更担心的是国家的分裂。我希望文官政府能够解决所有不利于建立现代民主社会的问题。我们要避免军方再次干预政治。我们已经有长达30年的经验来保持经济的发展和政局的稳定。但归根结底,如果我们是理性而心平气和的,我们将会稳步走向现代社会,和平地转移权力。
  记者:你曾经被指责在你的军旅生涯中犯有暴行,包括在伊里安、爪哇和东帝汶。你会不会在事实与和解委员会上露面呢?
  索班托:我得考虑一下。这取决于条件和情况。不是吗?我是一个印尼公民。可能我的本性会让我去当一只十分温顺的替罪羊,但这毕竟是国内政治游戏中的一个插曲而已。
  我们暂时把这两个人的一问一答放在一边。看看最近被烧得焦头烂额的印尼总统瓦希德。反对派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菲律宾的埃大明星,经不起群众的游行示威,自动离开总统府落荒而去。把老埃拉下马的策略如同当年对待马科斯一样。什么最能激发起群众的满腔热血,马上进入义愤填膺的状态呢:反腐败。在老百姓眼中,宁可宽恕一个政治家杀人放火的罪行,也不愿意看到一个颇具偶像作用的国家领导人像骗子般敛钱,像色狼般玩女人。这两个国家分别有使用群众运动来推翻马科斯和苏哈托的经验。但推翻马科斯和苏哈托,只是东南亚国家从军人长期的独裁统治下走向民主政治的一种特定模式。不使用这种方式就不足以使原来支持他们的超级大国和军方顾忌到民意不可侮,转而不再支持独裁者,迫使两个独裁者无可奈何地自行下台。但如果把这种特定条件下的模式,动不动就应用到民选总统的身上,这里边,难免就有阴谋的成分或者党派斗争不择手段的成分掺杂其中。
  
  亚洲式党派斗争的牺牲品?
  
  菲律宾的埃斯特拉和印尼的瓦希德都是上台不久,被反对派采用猛火烧屁股的方法来加以驱赶的。一个已经被赶走,另一个还在火烧炮烙中熬着。表面上似乎是群众力量战胜了腐败分子,其实稍加观察,就知道不是这么简单。拿瓦希德来说,他的问题只有两个,一是据说曾私下收取文莱苏丹所赠的200万美元,二是瓦希德的一个生意伙伴名叫苏翁多,曾做过瓦希德的按摩师,他被控在去年假借瓦希德之名从印尼国家粮食机构盗取了410万美元公款。
  对这两件事,瓦海德自己都没有承认。那么即使是一个普通百姓的民事或刑事案件,也总要通过司法程序来调查确认。怎么能不容分说,一闷棍打死,赶下台再说呢?
  此外,最愿意见到印尼在结束32年独裁统治,并准备追究前独裁者苏哈托鲸吞国家资产的政府垮台的势力是谁呢?从苏哈托女婿与美国记者的对话,以及印尼第二大党、前苏哈托的御用政党“专业集团”在议会中十分起劲地要把瓦希德赶下台的决议中,剔除辞令的玩弄,有几点是清楚的,第一,他们认为苏哈托曾经使印尼保持了30年的稳定,你瓦希德不到一年就把国家搞得动乱不堪。第二,制造动乱与制造爆炸的作用都是要使任何一个新执政者识相一点,不要再纠缠历史的问题,具体来说,不要再找苏哈托一伙人的麻烦。第三,如果乱得一塌糊涂,那只有快刀斩乱麻的人出来收拾局面。
  再拿埃大明星来说,此人看来手脚是不太干净,玩女人也是事实。但拿弹劾总统的程序和标准来衡量,以30万人街头示威的方式来罢免他,看来是挺痛快,却不但后患无穷,也违背了起码的民主观念。
  这30万人是反对派组织起来的,而不是自发的。而埃斯特拉的总统是民选的,就算有3000万投票选举了他,那么用30万来否定3000万人的意志,这符合民主体制中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吗?难道其中没有凶险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党派斗争混杂在内吗?这和发动军事政变来推翻民选政府又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难道军人或其他势力不能操纵群众吗?
  退一步说,如果埃斯特拉确实犯有种种值得被弹劾被罢免的罪行,甚至是十恶不赦的罪行,也尽可以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在资讯公开的情况下,任何人的任何罪行都是无法长期隐瞒的。比方说,议会以一票之差,不同意公开他的一个装有银行账户密码的信封,但还有司法程序或其他的程序可以使用。
  对比来说,美国对克林顿丑闻的处理是比较符合民主精神和法治精神的,是民主制度比较成熟的体现。当时共和党如果在全国组织30万人,或煽动更多的人去白宫游行示威并不是一件难事,但如此这般一来,你做初一,我做十五,社会的动乱,民主的被滥用是可以预计的。因此,2001年1月以来,亚洲以反腐败为核心的推翻现行政府的行动看起来浩浩荡荡,其实戏中有戏,一种倾向正在掩盖着另一种不便明说的倾向。□
  (编辑: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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