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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急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这是蒋介石发给毛泽东的邀请电，字字企盼之情，火焰般跳动。
电报日期是：1945年8月14日。这是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日子。
日本投降日，蒋介石即约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共商国是，这是多么高格的姿态!多么善意的谋国!多么殷切的和平之望!
然而，如果有谁真的这样想像蒋介石，就绝然的大错特错了。
蒋介石从骨子里容不得共产党，过去是，抗战胜利时依然是。8月10日，日本向中、美、英、苏四大国发出请降照会，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立即着手受降。按说，朱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司令长官，理所当然地是参加受降人员，但是在拟定军事将领对日受降人名单时，蒋介石三次划掉了朱德的名字。蒋的内诗人员居以侨回忆：
“由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拟出受降接收人员名单，林蔚、陈布雷递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字，眉毛一扬，拿起红蓝铅笔，用红色的一端把朱德的名字划掉，最后写上一个‘阅’字，签上‘中正’二字。
‘先生，中共代表只有一个，’林蔚、陈布雷拿着名单，婉转地说：‘对共产党抗日将领至少有一席，对内对外也可说得过去，朱德也是理所当然的代表……’
蒋介石一笑，继而又沉着脸说：‘要他待命，不过名单还可以再拟，我方人员也有点不妥。’
林蔚、陈布雷第二次拟出受降名单，仍把朱德的名字列上，蒋介石再次删掉。第三次名单上，陈布雷还是添上了朱德的名字，蒋介石还是把朱德二字划去了。陈布雷有些气愤，虽然知道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敢多讲，却仍憋不住冒出一句话来：‘先生连这点气量也没有，不是弄巧成拙吗！’”
可见，直到1945年8月10日，蒋介石还是十足反共、排共的。那么，何故在8月11日至13日这三天的时间，蒋介石来了个急转弯?
是美国人和政学系的人改变了蒋的惯性思维。
先说美国人。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卷起太平洋俄争，美国政府不愿看到国共磨擦而抵消中国的抗日力量，更不希望战后出现一个共产党掌权的中国，因而它的对华政策趋向于全力支持蒋介石，但又劝说蒋介石放弃一党专制，诱使共产党交出军队，成立多党制政府，走向政治多元化、军队国家化的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体制。1944年夏秋间，罗斯福总统派副总统华莱士和特使赫尔利先后赴华贯彻美国的这一意志。罗斯福总统逝世后，继任总统杜鲁门继续奉行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当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世界与中国的形势处于重大转折的关头，美国又来调解国共两党关系了。
居以侨回忆：
“魏德迈将军奉荚国政府之令，来到中国。他迈进蒋介石官邸，坐在藤靠背的椅子上，说：‘目前，反法西斯战争刚刚取得胜利，美国政府忙于受降接管，没有多大力量同共产党打交道，我们希望贵国两党合作团结，举行国共两党领袖最高级会晤，邀请毛泽东来重庆。’
‘邀请毛泽东?’蒋介石惊骇地睁大了眼睛反问了一句。
‘是的，我们可派赫尔利大使陪同你们的代表前往延安迎接，这也是对你们国家有利的事，同时可以赢得世界舆论的好评?’
‘来重庆商讨国家大事，毛润之有胆量来吗?’
‘来不来，看毛泽东的态度。我们表示了诚意，就可讲话了。不过在此期间，决不能节外生枝，避免再起祸端!’魏德迈讲到最后几句，语气特别加重。
蒋介石从魏德迈的话中，揣摩出白宫的意图，连忙说：‘好，魏德迈将军，我明天就发电报。’”蒋、魏对话，发生在8月13日。
那几天，政学系的人也在劝说蒋介石。
政学系与CC系是国民党内的两个大派系，同属蒋介石的嫡系。政学的头面人物有张群、吴铁城、吴鼎昌、熊式辉等。8月10日之后，时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吴鼎昌力劝蒋介石邀毛泽东会谈。代蒋写过《两个中国之命运》一书的陶希圣说：“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
蒋介石何其精明！美国人和政学系的人一点即通。他断定毛是无胆量莅渝的。毛既不至，就可视之破坏和平，无建国诚意，日后实施剿共计划，就师出有名了。倘若万一毛泽东抵渝，则可诱骗、逼迫其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正所谓“不战而驱人之兵”。于是，他向毛泽东发出“未寒”电。
毛泽东接到蒋电，颇费掂量：去，还是不去?
他想去，而且3年前就很想见蒋。
1942年的5、6月间，英国和美国分别与苏联签订了反法西斯同盟条约。在中国，美国人非常明确地对国民党说，它的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如此国际背景之下，蒋介石不能不重新考虑对中共的关系。于是，也是8月14日，蒋在重庆约见周恩来，说：“我准备一个星期后去西安约毛泽东先生一谈，请电告延安方面予以答复。”
事情如此重大，当日，周恩来即把蒋约谈一事电告毛泽东。但周不同意毛、蒋之晤，说蒋之“目的未可测”。他建议中共中央：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
毛泽东对蒋之相约非常重视，按当时国际国内各种反法西斯政治力量空前团结的好形势，他觉得有必要与蒋一晤。但是，中央政治局研究决策时，他没有获得多数，而是采纳了周恩来的方案：毛称病，派林彪。
毛只好同意。但他在8月18日、22日、29日以及9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或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仍表示了晤蒋的强烈愿望。
但周恩来依旧挡驾，9月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
中共中央再次集体决议：采纳周之意见。
历史的瞬间一闪而过，毛泽东终未走出延安，折冲樽俎。
对此，毛泽东耿耿于怀，直到1943年1月25日他写给彭德怀的信里，还说：“去年九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
毛泽东为什么一再欲拟见蒋?其天机，他在给彭德怀的信里，一语道破：
“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里厌恶内战，故我们应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
此时，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已临界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武装打倒蒋介石，转向“钻进去给蒋洗脸而不是砍头”(毛泽东语)；由武装革命，转向做民主、民生两大文章。直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毛泽东没有丢掉这一政治思想。
如此观之，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颇具思想基础。那么当接到蒋的“未寒”电，为何又颇费思量呢?
原因，出自蒋介石。
8月10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但在14日日皇正式发布《投降诏书》之前，中日仍在作战。因此蒋介石命令国民革命军各战区司令长官：
“务督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但是此令未发给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长官朱德，朱德接到的是一份内容截然相反的电令：
“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
蒋介石剥夺了朱德集团军的对日作战与受降之权，破坏了毛泽东的好心情。 从两封截然不同的电令中，毛泽东嗅到了一股令人焦虑的内战的气息。8月13日，毛泽东痛斥：“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动内战”。
然而14日，便收到蒋的邀电，毛泽东，怎么可能来个急转弯?即使他想去重庆，他的同事们也不会批准的。
那么，如何答复蒋介石之约?
毛泽东自有办法。
8月16日，他替朱德写了一封长达2600字的致蒋电，强烈要求蒋介石：“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参加受降”、“国民政府对日受降事宜必须同我方商量”、“制止内战”、“立即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电尾特别注明：“以上各项，我请你早日回答。”无疑，毛泽东要先将蒋介石一军。
以朱德的名义于中午将电报发出后，毛泽东才于下午冷冷淡淡地给蒋回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会见，是有条件的。毛泽东取挑战架势。
蒋介石并不因毛泽东的挑战和态度冷淡而把邀请冲淡，8月20日，他再电毛，电文回避或搪塞了朱德的要求，但催毛赴渝依旧情殷意切。
蒋既暖昧与搪塞朱德所提问题，即无和谈诚意。毛泽东以眼还眼，同样疏冷与搪塞蒋介石。22日他再次冷冷淡淡地电蒋：“兹为团结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
毛泽东二度拒邀。
二度拒约的毛泽东，社会舆论上遭致不利。
蒋约毛的电报，均以三栏的地位用大字标题刊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国内要闻版上，加之重庆广播电台推波助澜，国内外无不知晓。但是，蒋介石私下做的手脚，善良的人们一点都不知道。毛的再次拒邀，在蒋统区，使众口铄金的汹汹议论，产生了更多的疑问、指责、甚至幸灾乐祸，什么胆怯、偏狭、匪患、祸国、无和平诚意……，通通向毛泽东身上啐，空气明显地不利于毛。如此空气下，即使同情中共的人士，亦不好说什么。
国际上呢?莫斯科的斯大林，鉴于苏联与国民政府刚刚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支持国民党的承诺，所以也致电延安催毛赴约：
“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应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雄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美国态度如何?驻华大使赫尔利、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分别致电毛泽东，不但“晓以大义”，而且赫尔利两次表示愿意带专机赴延安迎驾。
蒋介石盱衡国内外之舆论，是一片于已有利之局，十分得意。他越发相信毛泽东不敢来，不会来。而他越相信毛不至，就越想置毛于更尴尬更被动的境地，在收到毛泽东22日拒邀电的第二天，23日，他三打电报战：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奋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这第三电的邀请，更加迫切。蒋介石懂得，中国人的惯常心理，是“事不过三”。如果他三电而毛仍不应之，他就占尽天理，毛泽东则输掉枢机。
岂料，第二天，即24日，毛泽东驰复特急电：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毛泽东是何等的政治家！他不会输掉政治枢机的。
8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张洽中带机往延安迎接。
8月28日下午3时，在赫、张陪同下，毛泽东偕两位谈判高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中共南方局(驻重庆)负责人王若飞飞落重庆九龙坡机场。
下午5点，弯弓疆场18年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终于走到了一起。
重庆谈判开始了。
8月29日，举行最高级别商谈。蒋介石左右，排列着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省长张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四位谈判大员。毛泽东身边，则护卫着周恩来和王若飞。
毛泽东很恭谨地问：“这次商谈，政府方面的预案能否早月示之我等?”
蒋哪有谈判方案?他虽然连电邀毛，却一直估计毛不会来渝的，直到8月28日中午，毛即将飞临重庆上空时，他才匆忙召集张群等人紧急会议，却一时拿不出什么方案。不过，蒋极善应变，从容答道：“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方面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毛泽东接着蒋的话头，诚恳地说：“中共中央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远的和平能够实现……”
一听“内战”二字，蒋介石脸上宽容的笑容顿然消失，截断毛的话说：
“中国没有‘内战’!”
此语一出，众皆愕然。
1927年至1937年，蒋介石不承认与红军的作战是内战，把红军当“土匪”、“奸匪”而“清剿”之。如今在谈判桌上，蒋仍不承认内战，仍把共产党视为“奸匪”。毛泽东当好反驳：
“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即使三岁的娃娃也不会相信。”
蒋介石略显尴尬。
周恩来赶紧出来打圆场说：蒋主席的本意是希望谈判成功得愈快愈好，可是因国共两党过去不幸的事情太多，需要时间进行情感上的磨合。我建议这几天暂不作正式商谈，进行一般性交换意见，先培养谈话的良好情绪。
聪敏的周恩来给了蒋介石两个台阶：一、避免蒋、毛尴尬下去。二、蒋方不是还没有谈判方案吗，给他一个制定方案的时间。
蒋听了周的建议，连声说：“这样好，这样好!”
8月29日至9月3日，是中外谈判史上特有的现象：“情感磨合期”。双方做自由的、一般性交谈。
毛泽东善于后发制人，但有时也主动出击。在“磨合”期，他拟就了《商谈要点》，作为完整的中共谈判方案，9月3日，着周恩来、王若飞交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转蒋介石。
蒋立即停下手中的公文，急急看毛的“要点”。不看则已，一看，“脑筋深受刺激”。(蒋当日日记语)
毛之《商谈要点》计有十一项内容，对蒋产生强刺激的是九、十两项。鉴于这两项在谈判中常常打成死结，兹摘录如下：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
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代表政治会议，协商和平建国大计，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
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省府主席，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和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并推荐人员参加东北各省行政组织；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
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解放区部队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
重划军区，解放区部队集中驻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
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
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
这两项内容，在蒋介石看来，无异于向他分割天下。况且，他事前就国民大会、军队编组、解放区问题向毛泽东表明过政府的态度，毛为何充耳不闻，我行我素，提非分之要求?
蒋扫了一眼候在沙发上的张、张、邵三大员，气咻咻地说：
“昨晚我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宴后与毛氏商谈，岳军(张群字)是在场的。我对毛氏说了些什么?嗯?” 他并不要什么人回答，接着说：
“毛泽东询及国民大会将如何召开?余答已经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方面如欲增加代表，则除已当选者外，可以酌量增加名额。毛氏当时并未表示反对，为什么在其‘要点’里又要重选国大代表?”
无人插话。
“中共军队之编组，去年文白(张治中字)和雪艇(王世杰字)与中共代表林伯渠在西安商谈时，已允予整编为 8个师至，10个师，嗣后余因顾念事实，去年冬国民参政会上又允予编为10至12个师。12师之限，我已明告毛泽东，他怎可提出编其军队16个军48个师?!”
“还有什么保留‘解放区’，推荐什么省主席、副主席、副市长，什么重划军区，共军集中于江淮和陇海路以北之地区，这不是武装分割天下吗?!”
蒋越说越火，信手拽过一页纸，草就了四条《对中共谈判要点》：
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师为最高限额。
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
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
显然，国大问题，军队问题，解放区问题，是蒋毛之间，也是国共之间的根本分歧点。
9月4日，在重庆中山四路德安里一○一号，国共谈判正式开场。一开场，政府代表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就对军队问题、解放区问题展开激烈的攻击与反击：
张群：贵方“要点”之第九、第十两条，与蒋主席及政府之主张距离甚远，着实地令政府为难，若按此两条办，势将导致国家领土分裂，人民分裂，请兄等重加考虑。
王若飞：我党今日所要求于政府者，无非在于事实之承认。事实者何?即在抗战中我党发展出19个解放区和 120万军队，还有200万民兵。
邵力子：解放区为战时之状态，现在战事已结束，此事不应再提。
周恩来：此乃名词问题，事实仍然存在。只要按事实解决问题，名称可以变更。
张群：文白根据延安6月底之地图查明，所谓解放区仅 60余县，兄等何以要5省主席、6省副主席和4市副市长?
周恩来：我方在6月底以前所解放之区域确仅60余县，然在敌人投降前后已增到80余县，截至现在为止，已增到280余县。
张治中：军队编组，民国二十六年中共自己要求编为 3个师，到三十二年要求增为12个师，去年要求增至16个师，乃隔一年，现在复要求增至48个师，兄等军队之扩充为何如此之快?复何讨论?
王若飞：我方抗战时期所提出的军队数目，只是解决军事问题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虽然未获中央政府接济，亦获得发展。我方120万正规军阉当整编为100师之数，现拟编为48个师，怎谓扩充部队?现在我方官兵极为愤慨，汉奸军队都已获得中央之委任，而中共抗日部队反而不能得到中央之承认!须知中共军队，即令不获中央之承认，不获中央之接济，亦能生存发展!
张群：谈判必须拿出诚意，然兄等此次所提条件，距离实在太远。弟以为现亟须确定者，当是谈判这态度和精神。
周恩来：今日我等商谈，即在设法避免双方武装斗争，而以民主之和平方式为政治之竞争。本此宗旨，我党已提出解决问题之方案，不知中央有无准备之具体方案?
政府方面哪里有什么方案?国方代表无言以对。
直到9月8日，张群才交给周恩来一份《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案》，算是国方的谈判方案。其《答复案》按照毛泽东《商谈要点》的十一项内容一一作答，其中第一至八条和第十一条，与毛之“要点”内容相近或分歧不太大，唯九、十两条若水火之不能相容，请看：
“九、政治会议之组织及人员选任，可由双方商定，不必预为规定；国民大会之旧代表应有效，其名额可合理增加合法解决。在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下，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经中央考核，酌予留任。
十、中共军队编为二十个师在中央实为可允许之最高限度；中共军队驻地，由中共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并依令编组后实施；中共不宜任北平行营主任职，不同意设置北平政治委员会；解决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问题，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酌量编置，不宜作一般之规定。”
9月10日至15日，又谈判5次，双方相同或接近的条目达成或近于达成了协议，唯剩国大代表、军队、解放区三问题，尤其是极现实极敏感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各方都坚守自己的阵地，毫不退让。
蒋介石又发火了。他想以势压一压毛泽东、周恩来。 16日，他召见周恩来，很不客气地说：
“盼告润之，要和，就照中央的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毛泽东并不怕蒋的威胁。他再见蒋时，软中带硬地回击说：
“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您看如何?”
谈判陷于僵局。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出面了，17日，他的蒋、毛，专就军事问题居中调解，规劝彼此让步。
毛表态：可以考虑。
谈判的艺术，就是谁都要开出可能的最高价码讨价还价，相争不下时，再作适当的让步。毛泽东是懂得的。9月 18日晚和19日上午，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了让步计划。
蒋介石亦非不知变通之人。在毛、周推敲谈判新方案时，他也在召集张群等人研究对策。他说：“我已说过中共军队以十二师为限的话，不好更改，但你们在具体商谈时，可以允其在整编的十二师之外，增加几个补充师，总数不超过十六个师则可。至于中共保留解放区，推荐省主席，则全为非分之要求，一概拒绝。‘解放区’也是国家的，他毛泽东要保留，不就是分裂国家吗?”
毛、蒋各自的让步，可否达至对接?
19日下午，中共方通知政府方，要求即刻举行商谈，周恩来有“新方案”相奉告。
如此急急相告“新方案”，中共定有极大之让步。政府方以至蒋介石，怀着很大的期望值。
当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又同聚于中山四路德安里一○一号时，周恩来以富于感召力的口气宣布“新方案”：
“昨晚和今天上午我和毛泽东同志讨论结果，有二事奉告：
一、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为4：1，我方考虑让至6：1，即中央现有263个师，我方应编为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如中央军队缩编为60个师，中共应为10个师。
二、关于解放区及军队驻地。全国计19个解放区，我等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8个解放区让出，将8区之军队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
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之军队撤退，而将中共所有之43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省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和陕甘宁边区。
解放区随军队驻地而合一。即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由中共推荐，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个特别市之副市长亦由中共推荐人员充任。
以上为我方之新方案，兄等有何意见?”
与周恩来的满腔热情相反，国方代表异常冷淡。
张群轻蔑地想：要你中共只编12个师，放弃全部解放区，你却只让5个师、让出几个小解放区，连我的胃口都填不满，如何过得老头子(蒋介石)那一关?
张治中冷冷地盘算：毛泽东可谓精明透顶，江南那几个小解放区，中央军一扫即光，你不让行吗?让出这些地盘却又把这些地盘上的军队全部转移到江北，实际增加了其在北方与中央抗衡的力量。想到此，他先开一炮：
如依中共之方法，非之谋军令、政令之统一，而完全为分裂。兄等试思中共军队悉数撤至黄河以北而据有黄河以北之地区，是无异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 张群比性格耿直的张治中阴柔得多，他不咸不淡地说：
兄等所提之新方案甚难考虑，然我等也说不出什么意见，只等请示蒋主席决定。
不欢而散。
等待谈判新消息的蒋介石，听张群等汇报过中共“新方案”，只吐了三个字：
娘希匹!
蒋似乎对“招安”毛泽东已失去信心，当天，他向其各战区司令官发出绝密电：
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乏。
这封绝密电，把蒋介石“和谈”的目的展现得一览无余。
美国大使赫尔利又出面了，21日他约毛泽东谈话，要挟说：
要么承认蒋主席的要求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要么就破裂。
毛泽东回答：
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但国民党方面想结束谈判。
蒋介石想就此结束谈判，有其阴毒的打算。他一旦将中共的“新方案”抖搂出去，国际国内的舆论就会倒向他蒋介石而指责毛泽东：既然和平建国，中共保留那么多军队干什么?保留那么多地盘干什么?中共有没有和平诚意?
毛泽东岂能猜不出蒋的心思，他绝不会让蒋置自己于被动境地，9月27日，中共主动开启和谈，首先在军队问题上，愿意继续让步。几轮会谈下来，在国方步步紧逼之下，中共由43个师节节退缩至20个师。这个数，蒋介石勉强允准了。
趁中共让步，张群等人欲一举攻下“解放区”。不料，毛泽东坚闭了解放区的门户，除“新方案”要让的，寸土不再相让。
轮到毛泽东要结束谈判了。
“恩来，我该回去了，你留下来继续与他们谈，最好达成个什么协议”。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周恩来有的是政治智慧和外交手腕。10月2日国共再次会谈，周恩来向对方提议：“我以把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双方意见一致的或接近的，择其能者发表之；双方意见尚不一致的，则分别列出各方的立场观点，求同存异。我们谈了这么久，应当签个协议，给人民一交待了。至于双方分歧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再协商嘛。”国方代表同意周的提议。
10月5日国共会谈时，周恩来将他拟就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交给张群等人，并正式向国方代表提出：毛泽东同志来此已一月有余，拟于下周返回延安。
10月9日，毛泽东赴蒋介石的官邸林园向蒋道别。蒋很痛快地说：“你刚来陪都时我就说过，润之先生什么时候想回延安，都可以。不过，今天我要挽留你，等过了双十节再走不好吗?”
双十节，即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节。
这天下午，在张治中的桂园(谈判期间毛泽东下榻处)客厅，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双十协定》将双方已达成、未达成的协议都一一载明。未达成的协议是国民大会和解放区两问题。
签字仪式过后不久，蒋介石访毛泽东于桂园，之后偕周恩来、王若飞赴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双十国庆招待会。当日，毛泽东主动要求宿于林园。
10月11日8时，在林园，蒋、毛同餐之后，蒋介石企图做最后一次努力，说服与感化毛泽东。请看蒋、毛终生的最后，一席交谈：
蒋：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国家不成其为国家也。深望润之先生了解余意。
毛：解放区问题，我走后，周恩来和王若飞同志仍留渝继续会谈以期解决。
蒋：国、共两党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与共产党不利。中共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贵党今后惟一之出路。
毛：先生所说泽东当然考虑。
蒋：我年纪已经大了(蒋时年58岁，长毛6岁)，你正年壮，将来国家就交给你们这些年轻能干的人了。
毛：……
9时30分，蒋、毛握别于林园。
9时45分，由张治中、王若飞陪同，毛泽东登机腾空飞去。
遗落在林园的蒋介石，多少有些茕茕孑立。在此，我们摘取他当日的日记，作为重庆谈判的结语：
“彼去后，散步林园一周毕，记事、批阅公文，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这是蒋介石发给毛泽东的邀请电，字字企盼之情，火焰般跳动。
电报日期是：1945年8月14日。这是日本正式宣布投降的日子。
日本投降日，蒋介石即约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共商国是，这是多么高格的姿态!多么善意的谋国!多么殷切的和平之望!
然而，如果有谁真的这样想像蒋介石，就绝然的大错特错了。
蒋介石从骨子里容不得共产党，过去是，抗战胜利时依然是。8月10日，日本向中、美、英、苏四大国发出请降照会，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委员会立即着手受降。按说，朱德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司令长官，理所当然地是参加受降人员，但是在拟定军事将领对日受降人名单时，蒋介石三次划掉了朱德的名字。蒋的内诗人员居以侨回忆：
“由军事委员会、军政部拟出受降接收人员名单，林蔚、陈布雷递给蒋介石，蒋介石看到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字，眉毛一扬，拿起红蓝铅笔，用红色的一端把朱德的名字划掉，最后写上一个‘阅’字，签上‘中正’二字。
‘先生，中共代表只有一个，’林蔚、陈布雷拿着名单，婉转地说：‘对共产党抗日将领至少有一席，对内对外也可说得过去，朱德也是理所当然的代表……’
蒋介石一笑，继而又沉着脸说：‘要他待命，不过名单还可以再拟，我方人员也有点不妥。’
林蔚、陈布雷第二次拟出受降名单，仍把朱德的名字列上，蒋介石再次删掉。第三次名单上，陈布雷还是添上了朱德的名字，蒋介石还是把朱德二字划去了。陈布雷有些气愤，虽然知道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敢多讲，却仍憋不住冒出一句话来：‘先生连这点气量也没有，不是弄巧成拙吗！’”
可见，直到1945年8月10日，蒋介石还是十足反共、排共的。那么，何故在8月11日至13日这三天的时间，蒋介石来了个急转弯?
是美国人和政学系的人改变了蒋的惯性思维。
先说美国人。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卷起太平洋俄争，美国政府不愿看到国共磨擦而抵消中国的抗日力量，更不希望战后出现一个共产党掌权的中国，因而它的对华政策趋向于全力支持蒋介石，但又劝说蒋介石放弃一党专制，诱使共产党交出军队，成立多党制政府，走向政治多元化、军队国家化的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体制。1944年夏秋间，罗斯福总统派副总统华莱士和特使赫尔利先后赴华贯彻美国的这一意志。罗斯福总统逝世后，继任总统杜鲁门继续奉行了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当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世界与中国的形势处于重大转折的关头，美国又来调解国共两党关系了。
居以侨回忆：
“魏德迈将军奉荚国政府之令，来到中国。他迈进蒋介石官邸，坐在藤靠背的椅子上，说：‘目前，反法西斯战争刚刚取得胜利，美国政府忙于受降接管，没有多大力量同共产党打交道，我们希望贵国两党合作团结，举行国共两党领袖最高级会晤，邀请毛泽东来重庆。’
‘邀请毛泽东?’蒋介石惊骇地睁大了眼睛反问了一句。
‘是的，我们可派赫尔利大使陪同你们的代表前往延安迎接，这也是对你们国家有利的事，同时可以赢得世界舆论的好评?’
‘来重庆商讨国家大事，毛润之有胆量来吗?’
‘来不来，看毛泽东的态度。我们表示了诚意，就可讲话了。不过在此期间，决不能节外生枝，避免再起祸端!’魏德迈讲到最后几句，语气特别加重。
蒋介石从魏德迈的话中，揣摩出白宫的意图，连忙说：‘好，魏德迈将军，我明天就发电报。’”蒋、魏对话，发生在8月13日。
那几天，政学系的人也在劝说蒋介石。
政学系与CC系是国民党内的两个大派系，同属蒋介石的嫡系。政学的头面人物有张群、吴铁城、吴鼎昌、熊式辉等。8月10日之后，时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吴鼎昌力劝蒋介石邀毛泽东会谈。代蒋写过《两个中国之命运》一书的陶希圣说：“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好做。
蒋介石何其精明！美国人和政学系的人一点即通。他断定毛是无胆量莅渝的。毛既不至，就可视之破坏和平，无建国诚意，日后实施剿共计划，就师出有名了。倘若万一毛泽东抵渝，则可诱骗、逼迫其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正所谓“不战而驱人之兵”。于是，他向毛泽东发出“未寒”电。
毛泽东接到蒋电，颇费掂量：去，还是不去?
他想去，而且3年前就很想见蒋。
1942年的5、6月间，英国和美国分别与苏联签订了反法西斯同盟条约。在中国，美国人非常明确地对国民党说，它的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如此国际背景之下，蒋介石不能不重新考虑对中共的关系。于是，也是8月14日，蒋在重庆约见周恩来，说：“我准备一个星期后去西安约毛泽东先生一谈，请电告延安方面予以答复。”
事情如此重大，当日，周恩来即把蒋约谈一事电告毛泽东。但周不同意毛、蒋之晤，说蒋之“目的未可测”。他建议中共中央：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
毛泽东对蒋之相约非常重视，按当时国际国内各种反法西斯政治力量空前团结的好形势，他觉得有必要与蒋一晤。但是，中央政治局研究决策时，他没有获得多数，而是采纳了周恩来的方案：毛称病，派林彪。
毛只好同意。但他在8月18日、22日、29日以及9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或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仍表示了晤蒋的强烈愿望。
但周恩来依旧挡驾，9月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驻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
中共中央再次集体决议：采纳周之意见。
历史的瞬间一闪而过，毛泽东终未走出延安，折冲樽俎。
对此，毛泽东耿耿于怀，直到1943年1月25日他写给彭德怀的信里，还说：“去年九月蒋约我见面，派了林彪去，现尚未回，到适当时机，我准备出去见蒋，以期谈判成功。”
毛泽东为什么一再欲拟见蒋?其天机，他在给彭德怀的信里，一语道破：
“蒋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民心里厌恶内战，故我们应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
此时，毛泽东的政治思想，已临界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武装打倒蒋介石，转向“钻进去给蒋洗脸而不是砍头”(毛泽东语)；由武装革命，转向做民主、民生两大文章。直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毛泽东没有丢掉这一政治思想。
如此观之，与蒋介石谈判，毛泽东颇具思想基础。那么当接到蒋的“未寒”电，为何又颇费思量呢?
原因，出自蒋介石。
8月10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但在14日日皇正式发布《投降诏书》之前，中日仍在作战。因此蒋介石命令国民革命军各战区司令长官：
“务督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但是此令未发给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司令长官朱德，朱德接到的是一份内容截然相反的电令：
“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
蒋介石剥夺了朱德集团军的对日作战与受降之权，破坏了毛泽东的好心情。 从两封截然不同的电令中，毛泽东嗅到了一股令人焦虑的内战的气息。8月13日，毛泽东痛斥：“蒋介石的‘命令’，从头到尾都是在挑动内战”。
然而14日，便收到蒋的邀电，毛泽东，怎么可能来个急转弯?即使他想去重庆，他的同事们也不会批准的。
那么，如何答复蒋介石之约?
毛泽东自有办法。
8月16日，他替朱德写了一封长达2600字的致蒋电，强烈要求蒋介石：“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参加受降”、“国民政府对日受降事宜必须同我方商量”、“制止内战”、“立即废止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电尾特别注明：“以上各项，我请你早日回答。”无疑，毛泽东要先将蒋介石一军。
以朱德的名义于中午将电报发出后，毛泽东才于下午冷冷淡淡地给蒋回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会见，是有条件的。毛泽东取挑战架势。
蒋介石并不因毛泽东的挑战和态度冷淡而把邀请冲淡，8月20日，他再电毛，电文回避或搪塞了朱德的要求，但催毛赴渝依旧情殷意切。
蒋既暖昧与搪塞朱德所提问题，即无和谈诚意。毛泽东以眼还眼，同样疏冷与搪塞蒋介石。22日他再次冷冷淡淡地电蒋：“兹为团结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
毛泽东二度拒邀。
二度拒约的毛泽东，社会舆论上遭致不利。
蒋约毛的电报，均以三栏的地位用大字标题刊于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国内要闻版上，加之重庆广播电台推波助澜，国内外无不知晓。但是，蒋介石私下做的手脚，善良的人们一点都不知道。毛的再次拒邀，在蒋统区，使众口铄金的汹汹议论，产生了更多的疑问、指责、甚至幸灾乐祸，什么胆怯、偏狭、匪患、祸国、无和平诚意……，通通向毛泽东身上啐，空气明显地不利于毛。如此空气下，即使同情中共的人士，亦不好说什么。
国际上呢?莫斯科的斯大林，鉴于苏联与国民政府刚刚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支持国民党的承诺，所以也致电延安催毛赴约：
“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毛泽东应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寻求雄持国内和平的协议；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
美国态度如何?驻华大使赫尔利、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分别致电毛泽东，不但“晓以大义”，而且赫尔利两次表示愿意带专机赴延安迎驾。
蒋介石盱衡国内外之舆论，是一片于已有利之局，十分得意。他越发相信毛泽东不敢来，不会来。而他越相信毛不至，就越想置毛于更尴尬更被动的境地，在收到毛泽东22日拒邀电的第二天，23日，他三打电报战：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奋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这第三电的邀请，更加迫切。蒋介石懂得，中国人的惯常心理，是“事不过三”。如果他三电而毛仍不应之，他就占尽天理，毛泽东则输掉枢机。
岂料，第二天，即24日，毛泽东驰复特急电：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毛泽东是何等的政治家！他不会输掉政治枢机的。
8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张洽中带机往延安迎接。
8月28日下午3时，在赫、张陪同下，毛泽东偕两位谈判高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中共南方局(驻重庆)负责人王若飞飞落重庆九龙坡机场。
下午5点，弯弓疆场18年的蒋介石和毛泽东，终于走到了一起。
重庆谈判开始了。
8月29日，举行最高级别商谈。蒋介石左右，排列着成都行营主任兼四川省省长张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四位谈判大员。毛泽东身边，则护卫着周恩来和王若飞。
毛泽东很恭谨地问：“这次商谈，政府方面的预案能否早月示之我等?”
蒋哪有谈判方案?他虽然连电邀毛，却一直估计毛不会来渝的，直到8月28日中午，毛即将飞临重庆上空时，他才匆忙召集张群等人紧急会议，却一时拿不出什么方案。不过，蒋极善应变，从容答道：“政府方面之所以不先提出具体方案，是为了表明政府对谈判并无一定成见，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一切意见。希望中共方面本着精诚坦白之精神。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毛泽东接着蒋的话头，诚恳地说：“中共中央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远的和平能够实现……”
一听“内战”二字，蒋介石脸上宽容的笑容顿然消失，截断毛的话说：
“中国没有‘内战’!”
此语一出，众皆愕然。
1927年至1937年，蒋介石不承认与红军的作战是内战，把红军当“土匪”、“奸匪”而“清剿”之。如今在谈判桌上，蒋仍不承认内战，仍把共产党视为“奸匪”。毛泽东当好反驳：
“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即使三岁的娃娃也不会相信。”
蒋介石略显尴尬。
周恩来赶紧出来打圆场说：蒋主席的本意是希望谈判成功得愈快愈好，可是因国共两党过去不幸的事情太多，需要时间进行情感上的磨合。我建议这几天暂不作正式商谈，进行一般性交换意见，先培养谈话的良好情绪。
聪敏的周恩来给了蒋介石两个台阶：一、避免蒋、毛尴尬下去。二、蒋方不是还没有谈判方案吗，给他一个制定方案的时间。
蒋听了周的建议，连声说：“这样好，这样好!”
8月29日至9月3日，是中外谈判史上特有的现象：“情感磨合期”。双方做自由的、一般性交谈。
毛泽东善于后发制人，但有时也主动出击。在“磨合”期，他拟就了《商谈要点》，作为完整的中共谈判方案，9月3日，着周恩来、王若飞交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转蒋介石。
蒋立即停下手中的公文，急急看毛的“要点”。不看则已，一看，“脑筋深受刺激”。(蒋当日日记语)
毛之《商谈要点》计有十一项内容，对蒋产生强刺激的是九、十两项。鉴于这两项在谈判中常常打成死结，兹摘录如下：
“九、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
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代表政治会议，协商和平建国大计，各党派参加政府，重选国民大会；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
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五省省府主席，推荐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六省副主席和北平、天津、青岛、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并推荐人员参加东北各省行政组织；
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
公平合理整编全国军队，分期实施，解放区部队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
重划军区，解放区部队集中驻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
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
解放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
这两项内容，在蒋介石看来，无异于向他分割天下。况且，他事前就国民大会、军队编组、解放区问题向毛泽东表明过政府的态度，毛为何充耳不闻，我行我素，提非分之要求?
蒋扫了一眼候在沙发上的张、张、邵三大员，气咻咻地说：
“昨晚我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宴后与毛氏商谈，岳军(张群字)是在场的。我对毛氏说了些什么?嗯?” 他并不要什么人回答，接着说：
“毛泽东询及国民大会将如何召开?余答已经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中共方面如欲增加代表，则除已当选者外，可以酌量增加名额。毛氏当时并未表示反对，为什么在其‘要点’里又要重选国大代表?”
无人插话。
“中共军队之编组，去年文白(张治中字)和雪艇(王世杰字)与中共代表林伯渠在西安商谈时，已允予整编为 8个师至，10个师，嗣后余因顾念事实，去年冬国民参政会上又允予编为10至12个师。12师之限，我已明告毛泽东，他怎可提出编其军队16个军48个师?!”
“还有什么保留‘解放区’，推荐什么省主席、副主席、副市长，什么重划军区，共军集中于江淮和陇海路以北之地区，这不是武装分割天下吗?!”
蒋越说越火，信手拽过一页纸，草就了四条《对中共谈判要点》：
一、中共军队之编组，以十二师为最高限额。
二、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
三、拟将原国防最高委员会改组为政治会议，由各党派人士参加。
四、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仍然有效，可酌量增加名额。
显然，国大问题，军队问题，解放区问题，是蒋毛之间，也是国共之间的根本分歧点。
9月4日，在重庆中山四路德安里一○一号，国共谈判正式开场。一开场，政府代表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就对军队问题、解放区问题展开激烈的攻击与反击：
张群：贵方“要点”之第九、第十两条，与蒋主席及政府之主张距离甚远，着实地令政府为难，若按此两条办，势将导致国家领土分裂，人民分裂，请兄等重加考虑。
王若飞：我党今日所要求于政府者，无非在于事实之承认。事实者何?即在抗战中我党发展出19个解放区和 120万军队，还有200万民兵。
邵力子：解放区为战时之状态，现在战事已结束，此事不应再提。
周恩来：此乃名词问题，事实仍然存在。只要按事实解决问题，名称可以变更。
张群：文白根据延安6月底之地图查明，所谓解放区仅 60余县，兄等何以要5省主席、6省副主席和4市副市长?
周恩来：我方在6月底以前所解放之区域确仅60余县，然在敌人投降前后已增到80余县，截至现在为止，已增到280余县。
张治中：军队编组，民国二十六年中共自己要求编为 3个师，到三十二年要求增为12个师，去年要求增至16个师，乃隔一年，现在复要求增至48个师，兄等军队之扩充为何如此之快?复何讨论?
王若飞：我方抗战时期所提出的军队数目，只是解决军事问题的一部分，另一部分虽然未获中央政府接济，亦获得发展。我方120万正规军阉当整编为100师之数，现拟编为48个师，怎谓扩充部队?现在我方官兵极为愤慨，汉奸军队都已获得中央之委任，而中共抗日部队反而不能得到中央之承认!须知中共军队，即令不获中央之承认，不获中央之接济，亦能生存发展!
张群：谈判必须拿出诚意，然兄等此次所提条件，距离实在太远。弟以为现亟须确定者，当是谈判这态度和精神。
周恩来：今日我等商谈，即在设法避免双方武装斗争，而以民主之和平方式为政治之竞争。本此宗旨，我党已提出解决问题之方案，不知中央有无准备之具体方案?
政府方面哪里有什么方案?国方代表无言以对。
直到9月8日，张群才交给周恩来一份《对于中共九月三日提案之答复案》，算是国方的谈判方案。其《答复案》按照毛泽东《商谈要点》的十一项内容一一作答，其中第一至八条和第十一条，与毛之“要点”内容相近或分歧不太大，唯九、十两条若水火之不能相容，请看：
“九、政治会议之组织及人员选任，可由双方商定，不必预为规定；国民大会之旧代表应有效，其名额可合理增加合法解决。在做到军令政令统一之下，中共对于其抗战卓著勤劳且在政治上有能力之同志，可提请政府，经中央考核，酌予留任。
十、中共军队编为二十个师在中央实为可允许之最高限度；中共军队驻地，由中共提出方案，讨论决定，并依令编组后实施；中共不宜任北平行营主任职，不同意设置北平政治委员会；解决区民兵由地方编作自卫队问题，只能视地方情势，有必要与可能，酌量编置，不宜作一般之规定。”
9月10日至15日，又谈判5次，双方相同或接近的条目达成或近于达成了协议，唯剩国大代表、军队、解放区三问题，尤其是极现实极敏感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各方都坚守自己的阵地，毫不退让。
蒋介石又发火了。他想以势压一压毛泽东、周恩来。 16日，他召见周恩来，很不客气地说：
“盼告润之，要和，就照中央的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毛泽东并不怕蒋的威胁。他再见蒋时，软中带硬地回击说：
“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您看如何?”
谈判陷于僵局。
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出面了，17日，他的蒋、毛，专就军事问题居中调解，规劝彼此让步。
毛表态：可以考虑。
谈判的艺术，就是谁都要开出可能的最高价码讨价还价，相争不下时，再作适当的让步。毛泽东是懂得的。9月 18日晚和19日上午，毛泽东和周恩来制定了让步计划。
蒋介石亦非不知变通之人。在毛、周推敲谈判新方案时，他也在召集张群等人研究对策。他说：“我已说过中共军队以十二师为限的话，不好更改，但你们在具体商谈时，可以允其在整编的十二师之外，增加几个补充师，总数不超过十六个师则可。至于中共保留解放区，推荐省主席，则全为非分之要求，一概拒绝。‘解放区’也是国家的，他毛泽东要保留，不就是分裂国家吗?”
毛、蒋各自的让步，可否达至对接?
19日下午，中共方通知政府方，要求即刻举行商谈，周恩来有“新方案”相奉告。
如此急急相告“新方案”，中共定有极大之让步。政府方以至蒋介石，怀着很大的期望值。
当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又同聚于中山四路德安里一○一号时，周恩来以富于感召力的口气宣布“新方案”：
“昨晚和今天上午我和毛泽东同志讨论结果，有二事奉告：
一、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为4：1，我方考虑让至6：1，即中央现有263个师，我方应编为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如中央军队缩编为60个师，中共应为10个师。
二、关于解放区及军队驻地。全国计19个解放区，我等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8个解放区让出，将8区之军队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此为第一步。
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之军队撤退，而将中共所有之43个师集中驻防于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与山西省之大部分，绥远之小部分和陕甘宁边区。
解放区随军队驻地而合一。即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四省与陕甘宁边区之主席，由中共推荐，山西、绥远两省之副主席，天津、北平、青岛三个特别市之副市长亦由中共推荐人员充任。
以上为我方之新方案，兄等有何意见?”
与周恩来的满腔热情相反，国方代表异常冷淡。
张群轻蔑地想：要你中共只编12个师，放弃全部解放区，你却只让5个师、让出几个小解放区，连我的胃口都填不满，如何过得老头子(蒋介石)那一关?
张治中冷冷地盘算：毛泽东可谓精明透顶，江南那几个小解放区，中央军一扫即光，你不让行吗?让出这些地盘却又把这些地盘上的军队全部转移到江北，实际增加了其在北方与中央抗衡的力量。想到此，他先开一炮：
如依中共之方法，非之谋军令、政令之统一，而完全为分裂。兄等试思中共军队悉数撤至黄河以北而据有黄河以北之地区，是无异分疆而治，欲三分天下有其一…… 张群比性格耿直的张治中阴柔得多，他不咸不淡地说：
兄等所提之新方案甚难考虑，然我等也说不出什么意见，只等请示蒋主席决定。
不欢而散。
等待谈判新消息的蒋介石，听张群等汇报过中共“新方案”，只吐了三个字：
娘希匹!
蒋似乎对“招安”毛泽东已失去信心，当天，他向其各战区司令官发出绝密电：
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具体谈判。如彼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乏。
这封绝密电，把蒋介石“和谈”的目的展现得一览无余。
美国大使赫尔利又出面了，21日他约毛泽东谈话，要挟说：
要么承认蒋主席的要求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要么就破裂。
毛泽东回答：
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但国民党方面想结束谈判。
蒋介石想就此结束谈判，有其阴毒的打算。他一旦将中共的“新方案”抖搂出去，国际国内的舆论就会倒向他蒋介石而指责毛泽东：既然和平建国，中共保留那么多军队干什么?保留那么多地盘干什么?中共有没有和平诚意?
毛泽东岂能猜不出蒋的心思，他绝不会让蒋置自己于被动境地，9月27日，中共主动开启和谈，首先在军队问题上，愿意继续让步。几轮会谈下来，在国方步步紧逼之下，中共由43个师节节退缩至20个师。这个数，蒋介石勉强允准了。
趁中共让步，张群等人欲一举攻下“解放区”。不料，毛泽东坚闭了解放区的门户，除“新方案”要让的，寸土不再相让。
轮到毛泽东要结束谈判了。
“恩来，我该回去了，你留下来继续与他们谈，最好达成个什么协议”。毛泽东对周恩来说。
周恩来有的是政治智慧和外交手腕。10月2日国共再次会谈，周恩来向对方提议：“我以把一个月来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双方意见一致的或接近的，择其能者发表之；双方意见尚不一致的，则分别列出各方的立场观点，求同存异。我们谈了这么久，应当签个协议，给人民一交待了。至于双方分歧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再协商嘛。”国方代表同意周的提议。
10月5日国共会谈时，周恩来将他拟就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交给张群等人，并正式向国方代表提出：毛泽东同志来此已一月有余，拟于下周返回延安。
10月9日，毛泽东赴蒋介石的官邸林园向蒋道别。蒋很痛快地说：“你刚来陪都时我就说过，润之先生什么时候想回延安，都可以。不过，今天我要挽留你，等过了双十节再走不好吗?”
双十节，即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节。
这天下午，在张治中的桂园(谈判期间毛泽东下榻处)客厅，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双十协定》将双方已达成、未达成的协议都一一载明。未达成的协议是国民大会和解放区两问题。
签字仪式过后不久，蒋介石访毛泽东于桂园，之后偕周恩来、王若飞赴国民政府礼堂参加双十国庆招待会。当日，毛泽东主动要求宿于林园。
10月11日8时，在林园，蒋、毛同餐之后，蒋介石企图做最后一次努力，说服与感化毛泽东。请看蒋、毛终生的最后，一席交谈：
蒋：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国家不成其为国家也。深望润之先生了解余意。
毛：解放区问题，我走后，周恩来和王若飞同志仍留渝继续会谈以期解决。
蒋：国、共两党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与共产党不利。中共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贵党今后惟一之出路。
毛：先生所说泽东当然考虑。
蒋：我年纪已经大了(蒋时年58岁，长毛6岁)，你正年壮，将来国家就交给你们这些年轻能干的人了。
毛：……
9时30分，蒋、毛握别于林园。
9时45分，由张治中、王若飞陪同，毛泽东登机腾空飞去。
遗落在林园的蒋介石，多少有些茕茕孑立。在此，我们摘取他当日的日记，作为重庆谈判的结语：
“彼去后，散步林园一周毕，记事、批阅公文，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