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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生长的孤独的野梨树，是大自然的产物，那么像“野梨树”的人又是谁的产物呢？
梦想和现实总在碰撞，在年轻气盛时或能达到一种顶峰，有时会绽放出灿烂的花火，有时会激荡出易碎的泡沫……
在土耳其恰纳卡菜这座带有“特洛伊荣光”的海滨城市，在海滨城市的腹地长满野梨树的乡镇恰恩，一个看上去冗长但又显精悍的故事正在从容发生，于《野梨树》中。《野梨树》（2018）是土耳其文艺片大师努里·比格·锡兰截至目前最新的作品，讲述了一位想当作家的青年锡兰在毕业后探索自我价值的人生历程。在此之前导演锡兰的《冬眠》（2014）获得了第67屆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塑造了一个退休演员同时也是地主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形象，影片涉及的社会问题极具戏剧张力，对于人性的挖掘深刻且简洁。《野梨树》是他获奖后的首部作品，拍摄的是他—直以来都有的念头：展示年轻人生活中遭遇的问题。
从《冬眠》中的安纳托利亚的冬天走出来的导演锡兰，把目光看向了一个辗转于城与乡的青年，并延续了一贯的环境图景的细致描绘和标志性的叙事方式。《野梨树》三个小时的片长，不显赘述，长对话情节和短促的留白配合得既微妙又精准;风土景观和室内空间均带着阳光的颜色，昏黄又清冷。除此，锡兰电影中的台词也是一大关键，他擅长通过对白讲故事，琐碎、日常、真实。《野梨树》有两段对白最长，一个是锡兰和知名作家苏菜曼探讨文学和写作的对话，一个是锡兰与两个伊玛目漫谈信仰和宗教的对话，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是模糊、难以界定的大问题，但在某一种层面上，也都像在海边的小贩内华纳特那“充满后现代氛围感的贫困问题”，只需要“250里拉就能解决”，大约也就600人民币。
锡兰和作家的对话中，作家先是扮演一个愿意与后辈交流的前人，但面对锡兰固有的轻蔑态度他慢慢失去了兴趣，以至于最后对锡兰破口大骂“你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痴迷浪漫主义者”，锡兰想要和作家产生思想上的交锋，也怀着一种让作家读一读自己作品的目的，尽管结果不欢而散，但锡兰似乎并不失望，因为这次的对话验证他—早对作家的某种预判——庸常。锡兰和两个伊玛目的对话没有太大的冲突，话题从伊玛目“偷食禁果”、锡兰伏击开始，锡兰提出让伊玛目不要再找自己的外公（退休的伊玛目）当替身帮他干活，随着话题的深入和锡兰有意的追究，便可以看出这两个伊玛目与锡兰的外公不是同一类伊玛目，后者是坚持传统道德观和信仰的老一辈，前者是新一代的伊玛目，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都受到了“新文化”的冲击，他们的信仰或许不是不够坚定或强大而是在大环境的虚空之下多了一种无法剥离的“荒诞”，他们既信仰《古兰经》也信仰“未知”。
我沿着一条路走/我看到一棵高树挺立/如此迷人如此甜蜜/我的心……是土耳其民间游吟诗人尤努斯·埃姆雷的诗，与锡兰的父亲伊德里斯在某张照片后写的一句“我正沿着一条路走，不知道它通往哪里”的话互为对仗，诗人遇到的是一棵信仰之树真理之树，而伊德里斯在迷雾之中未能见到，锡兰作为其父亲之后的一代虽没看到诗人的“树”，但找到了自己生活之中的“树”，那便是“野梨树”。
主人公锡兰恰似导演锡兰的父亲和锡兰的某一面侧写，虽然《野梨树》取材自其亲戚与父亲的故事但也倾注了导演锡兰个人的生活和思索，刻画了一群如野梨树一般的人。影片中锡兰的父亲是一位老师（导演锡兰的父亲也是老师），但爱上了赌博以至于输掉了他人的尊重以及一大笔金钱，这也是锡兰一开始对父亲不屑一顾的原因。老师和赌徒的形象设置如《冬眠》中知名演员和小镇地主的设置，知识和金钱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两人的收笔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野梨树》中的老师和赌徒最终成了一个牧羊人，一个农民，离开了小镇和家人搬到了村落里独居;而《冬眠》里的演员和地主则放弃了回伊斯坦布尔的念头回到了自己的旅馆和年轻妻子的身边，怀着“爱”希望重新开始生活。两部影片都有生存困境、出走和回归，主人公都有野梨树的影子，一类是还在继续扭曲生长尚未结果的野梨树，一类则是满身枯枝日益衰老的野梨树。
树是电影中最为常见的意象之一，直指人和某种秉性，在《野梨树》可见一斑。首先“野梨树”是青年锡兰写的一本短篇小说集，他自称那是“奇特的虚构自传体超小说”，是他内心的坦白也记录着故乡恰恩的“生活文化”;其次，野梨树是在恰恩遍地生长的扭曲的营养不良的树木，是自然的馈赠，尽管模样不好看但时而也会结出甘甜的果实;再者“野梨树”代指的就是锡兰、锡兰的父亲和爷爷等“格格不入、离群索居、怪异畸形”的人群;以及从“野梨树”衍生出来的怪异一词之下锡兰父亲所说的“人性充满了动物本性的怪异”。由树及景及人及群，“野梨树”代表的也是土耳其动荡、不稳定的社会现实。
影片中还有一个经典桥段，就是锡兰和初恋在野梨树下的谈话和最后一吻，爱情的元素不是本片表达的重点，就像女性角色在本片的存在方式，她们不是野梨树但极有可能是孕育这片野梨树的土地，孤立无援却自强不息。导演对锡兰的母亲、妹妹以及初恋等女性没有过多着墨也是社会背景之下对于女性生活的不重视，《野梨树》在政治层面的隐喻是含蓄的，从锡兰和当防暴警察的好友的一段电话聊天便可知，暴雨将至，变故在看不见的“远处”，眼前是表面上相安无事的“生活文化”。
在“生活文化”之中不能忽略的还有锡兰如梦的潜意识，导演以影像的手法一闪而过，这是《野梨树》的“怪异”之处。锡兰把桥上雕塑的碎片推到河里、跑进木马里躲藏，一推一跑一藏，再到被惊醒，一个短暂的梦结束了，他不是特洛伊木马里的战士他只是一个无处可去的迷茫的青年。在随后的情节中他去投注站责备父亲，一闪而过的还有那些“白痴”人影、一棵枯树旁半裸着上身卧倒的尸体、跳进河的狗、不知去向的300里拉等，影片里有很多类似的碎片信息，主要是以锡兰的视角呈现，揭示着他内心的不安。
穿梭在乡野和海港，锡兰的愁绪一直萦绕在脸上，他的那张脸始终都有一种苦涩和迷茫，对未来对自己。毕业后的归家之旅是为了筹措资金出版小说《野梨树》，另外如果不回家他似乎也并不知道该去向何处，影片的开场镜头很好地诠释了锡兰的处境：锡兰隔着玻璃一脸踌躇地看着海港的风景，流动的海面对应着他波澜不定的内心世界，他向往“外面的世界”，城镇之外土耳其之外的世界。他将对外的期盼都放到了自己写给故乡的《野梨树》一书上，但现实对他的打击源源不断，市长冠冕堂皇地将他推搡给了一个“乐于读书”的沙石场商人，商人又以自己自力更生的经历作为搪塞不愿出资，顺便还嘲讽了—下即便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在这里也可能毫无出路。
现实或许不会刺破梦想但一定会磨平梦想的棱角，锡兰出书的梦想最终是由偷卖了父亲的狗而换来的，带着这份愧疚他服了兵役，归家的时候又是另一副模样。锡兰想出版一本多数人都漠不关心的书和其父亲执拗地去掘一口可能无水的井同是对现实的反抗，他们的模样被环境改变但又保持着自我的姿态，梦想从未破灭，破灭的只是外在的环境，他们始终不妥协，依靠本能，坚持着自己身为“野梨树”的一面。
“如果你喜欢你所做的事情，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野梨树》结尾部分，锡兰首次和父亲谈心，谈自己的作品《野梨树》，父亲作为自己小说的唯一读者和能读懂他的人，那种惊喜和安慰带来的是新生。父亲的梦一一锡兰吊死的井里、锡兰的梦——年幼的父亲在野梨树下被蚂蚁爬满，形成了一种互文，父子关系的和解是双向的。父亲回归到了纯粹、与土地一同生活，锡兰依旧年轻只是不再像过去那般轻视父亲，他找到了一种方式继续生活，继承了父亲的倔强，开始奋力地用自己的方式“拓荒”，向内心深处和土地深处寻觅生活的希望。
梦想和现实总在碰撞，在年轻气盛时或能达到一种顶峰，有时会绽放出灿烂的花火，有时会激荡出易碎的泡沫……
在土耳其恰纳卡菜这座带有“特洛伊荣光”的海滨城市，在海滨城市的腹地长满野梨树的乡镇恰恩，一个看上去冗长但又显精悍的故事正在从容发生，于《野梨树》中。《野梨树》（2018）是土耳其文艺片大师努里·比格·锡兰截至目前最新的作品，讲述了一位想当作家的青年锡兰在毕业后探索自我价值的人生历程。在此之前导演锡兰的《冬眠》（2014）获得了第67屆戛纳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塑造了一个退休演员同时也是地主的知识分子的矛盾形象，影片涉及的社会问题极具戏剧张力，对于人性的挖掘深刻且简洁。《野梨树》是他获奖后的首部作品，拍摄的是他—直以来都有的念头：展示年轻人生活中遭遇的问题。
从《冬眠》中的安纳托利亚的冬天走出来的导演锡兰，把目光看向了一个辗转于城与乡的青年，并延续了一贯的环境图景的细致描绘和标志性的叙事方式。《野梨树》三个小时的片长，不显赘述，长对话情节和短促的留白配合得既微妙又精准;风土景观和室内空间均带着阳光的颜色，昏黄又清冷。除此，锡兰电影中的台词也是一大关键，他擅长通过对白讲故事，琐碎、日常、真实。《野梨树》有两段对白最长，一个是锡兰和知名作家苏菜曼探讨文学和写作的对话，一个是锡兰与两个伊玛目漫谈信仰和宗教的对话，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是模糊、难以界定的大问题，但在某一种层面上，也都像在海边的小贩内华纳特那“充满后现代氛围感的贫困问题”，只需要“250里拉就能解决”，大约也就600人民币。
锡兰和作家的对话中，作家先是扮演一个愿意与后辈交流的前人，但面对锡兰固有的轻蔑态度他慢慢失去了兴趣，以至于最后对锡兰破口大骂“你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痴迷浪漫主义者”，锡兰想要和作家产生思想上的交锋，也怀着一种让作家读一读自己作品的目的，尽管结果不欢而散，但锡兰似乎并不失望，因为这次的对话验证他—早对作家的某种预判——庸常。锡兰和两个伊玛目的对话没有太大的冲突，话题从伊玛目“偷食禁果”、锡兰伏击开始，锡兰提出让伊玛目不要再找自己的外公（退休的伊玛目）当替身帮他干活，随着话题的深入和锡兰有意的追究，便可以看出这两个伊玛目与锡兰的外公不是同一类伊玛目，后者是坚持传统道德观和信仰的老一辈，前者是新一代的伊玛目，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观念都受到了“新文化”的冲击，他们的信仰或许不是不够坚定或强大而是在大环境的虚空之下多了一种无法剥离的“荒诞”，他们既信仰《古兰经》也信仰“未知”。
我沿着一条路走/我看到一棵高树挺立/如此迷人如此甜蜜/我的心……是土耳其民间游吟诗人尤努斯·埃姆雷的诗，与锡兰的父亲伊德里斯在某张照片后写的一句“我正沿着一条路走，不知道它通往哪里”的话互为对仗，诗人遇到的是一棵信仰之树真理之树，而伊德里斯在迷雾之中未能见到，锡兰作为其父亲之后的一代虽没看到诗人的“树”，但找到了自己生活之中的“树”，那便是“野梨树”。
主人公锡兰恰似导演锡兰的父亲和锡兰的某一面侧写，虽然《野梨树》取材自其亲戚与父亲的故事但也倾注了导演锡兰个人的生活和思索，刻画了一群如野梨树一般的人。影片中锡兰的父亲是一位老师（导演锡兰的父亲也是老师），但爱上了赌博以至于输掉了他人的尊重以及一大笔金钱，这也是锡兰一开始对父亲不屑一顾的原因。老师和赌徒的形象设置如《冬眠》中知名演员和小镇地主的设置，知识和金钱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两人的收笔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野梨树》中的老师和赌徒最终成了一个牧羊人，一个农民，离开了小镇和家人搬到了村落里独居;而《冬眠》里的演员和地主则放弃了回伊斯坦布尔的念头回到了自己的旅馆和年轻妻子的身边，怀着“爱”希望重新开始生活。两部影片都有生存困境、出走和回归，主人公都有野梨树的影子，一类是还在继续扭曲生长尚未结果的野梨树，一类则是满身枯枝日益衰老的野梨树。
树是电影中最为常见的意象之一，直指人和某种秉性，在《野梨树》可见一斑。首先“野梨树”是青年锡兰写的一本短篇小说集，他自称那是“奇特的虚构自传体超小说”，是他内心的坦白也记录着故乡恰恩的“生活文化”;其次，野梨树是在恰恩遍地生长的扭曲的营养不良的树木，是自然的馈赠，尽管模样不好看但时而也会结出甘甜的果实;再者“野梨树”代指的就是锡兰、锡兰的父亲和爷爷等“格格不入、离群索居、怪异畸形”的人群;以及从“野梨树”衍生出来的怪异一词之下锡兰父亲所说的“人性充满了动物本性的怪异”。由树及景及人及群，“野梨树”代表的也是土耳其动荡、不稳定的社会现实。
影片中还有一个经典桥段，就是锡兰和初恋在野梨树下的谈话和最后一吻，爱情的元素不是本片表达的重点，就像女性角色在本片的存在方式，她们不是野梨树但极有可能是孕育这片野梨树的土地，孤立无援却自强不息。导演对锡兰的母亲、妹妹以及初恋等女性没有过多着墨也是社会背景之下对于女性生活的不重视，《野梨树》在政治层面的隐喻是含蓄的，从锡兰和当防暴警察的好友的一段电话聊天便可知，暴雨将至，变故在看不见的“远处”，眼前是表面上相安无事的“生活文化”。
在“生活文化”之中不能忽略的还有锡兰如梦的潜意识，导演以影像的手法一闪而过，这是《野梨树》的“怪异”之处。锡兰把桥上雕塑的碎片推到河里、跑进木马里躲藏，一推一跑一藏，再到被惊醒，一个短暂的梦结束了，他不是特洛伊木马里的战士他只是一个无处可去的迷茫的青年。在随后的情节中他去投注站责备父亲，一闪而过的还有那些“白痴”人影、一棵枯树旁半裸着上身卧倒的尸体、跳进河的狗、不知去向的300里拉等，影片里有很多类似的碎片信息，主要是以锡兰的视角呈现，揭示着他内心的不安。
穿梭在乡野和海港，锡兰的愁绪一直萦绕在脸上，他的那张脸始终都有一种苦涩和迷茫，对未来对自己。毕业后的归家之旅是为了筹措资金出版小说《野梨树》，另外如果不回家他似乎也并不知道该去向何处，影片的开场镜头很好地诠释了锡兰的处境：锡兰隔着玻璃一脸踌躇地看着海港的风景，流动的海面对应着他波澜不定的内心世界，他向往“外面的世界”，城镇之外土耳其之外的世界。他将对外的期盼都放到了自己写给故乡的《野梨树》一书上，但现实对他的打击源源不断，市长冠冕堂皇地将他推搡给了一个“乐于读书”的沙石场商人，商人又以自己自力更生的经历作为搪塞不愿出资，顺便还嘲讽了—下即便是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在这里也可能毫无出路。
现实或许不会刺破梦想但一定会磨平梦想的棱角，锡兰出书的梦想最终是由偷卖了父亲的狗而换来的，带着这份愧疚他服了兵役，归家的时候又是另一副模样。锡兰想出版一本多数人都漠不关心的书和其父亲执拗地去掘一口可能无水的井同是对现实的反抗，他们的模样被环境改变但又保持着自我的姿态，梦想从未破灭，破灭的只是外在的环境，他们始终不妥协，依靠本能，坚持着自己身为“野梨树”的一面。
“如果你喜欢你所做的事情，你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生存”《野梨树》结尾部分，锡兰首次和父亲谈心，谈自己的作品《野梨树》，父亲作为自己小说的唯一读者和能读懂他的人，那种惊喜和安慰带来的是新生。父亲的梦一一锡兰吊死的井里、锡兰的梦——年幼的父亲在野梨树下被蚂蚁爬满，形成了一种互文，父子关系的和解是双向的。父亲回归到了纯粹、与土地一同生活，锡兰依旧年轻只是不再像过去那般轻视父亲，他找到了一种方式继续生活，继承了父亲的倔强，开始奋力地用自己的方式“拓荒”，向内心深处和土地深处寻觅生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