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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傅玄强调教育的治世作用，在教育内容上注重德教，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内省”并首次论述了教育、人才、经济三者的发展关系，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
关键词：傅玄;教育;教育思想
傅玄（217—278），字休奕，北地泥阳（今属陕西耀县）人，魏晋之间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教育思想家。他在魏晋儒学动摇、社会风气败坏的情况下，认识到“兴国家者，莫贵乎人”，“宣德教者，莫明乎学”，强调教育的治世作用，在教育内容上注重德教，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内省”并首次论述了教育、人才、经济三者的发展关系，对当时的教育及社会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
一、论教育目的
傅玄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能“弘道”的治国安民的人才，他提出了“尊儒贵学”的主张。首先，他认为儒家的纲常礼教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故他强调儒学，主张礼义治国。傅玄时代正置社会动荡，思潮泛滥，玄学清谈盛行，儒学相应遭到忽视，处于逐渐衰落的状态，傅玄看到这种礼义之教得不到开展，世风日下的情况不符合西晋王朝的根本利益，所以提出“尊儒贵学”，希望通过重振儒学，教化百姓来扭转世风，把封建政治拉上正轨。他指出儒学礼教是兴邦治国的根本，而学校的任务正是培养能“弘道”的儒学才子，作为统治集团的接班人，充实官吏队伍，加强封建统治力量，从而巩固封建政权，这是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
二、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傅玄从人性论与治国安邦两方面论述教育的地位与作用。
在人性的问题上，傅玄认为人性既有善的因素，又有恶的因素，有善有恶，才是人性的完整涵义。人性中不论是善的因素，还是恶的因素，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可变性是人性的最大特点。教育对人性的作用则表现在因善与攻恶两方面，教育就是扬善抑恶的日长日消的过程。而且，教育的功能远大于环境的影响。人在接受教育后，就能为道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傅玄又认为，为防止教育过程发生偏差，确立一定的法度是必要的，只有以教育为主导，以法度为调节因素，教育才能达到教育者所要求的目标。
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教育的地位与作用也不可小看。傅玄继承德威并举的政治思想，认为治国应备有两手，一为赏，二为罚，“只有德威相济，两手并举，方能“使其民可教可制”。但在德威两者之间，又应以德治为主，必须弘扬德教。通过教育，养成礼义之德，最终才能达到上安下顺、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他把教育看成政治的一部分，是统治的辅助手段，这种观点与传统的“化民成俗”的儒家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三、论教育内容
傅玄的教育内容主要以儒家纲常礼义为主。他强调“以礼教兴天下，”认为礼教是“与天地并存，与人道俱设”的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依靠礼义规范来维持，中国之所以能在各民族中常居优势，立于不败之地，就在于中国长期以来以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实行礼义之治，这是有史为证的。
傅玄还从人本性趋利避害的角度出发，认为实行礼教，可消除社会矛盾，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免其以力相争的社会动乱的根源。他说：“人之性避害从利。故利出于礼让，则修礼让;利出于力争，则任力争。修礼让，则上安下顺，而无侵夺;任力争，则父子几乎相危，而况于悠悠者乎？”只要实行礼教，使人民都安分守己，以礼义规范自己行为，就能使社会安定，政权巩固。傅玄从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观点出发，认为礼义之教是教育的基本内容。
四、论道德教育
魏晋时期，玄学清谈盛行，儒学渐衰，世风日下，傅玄针对当时情况，建议晋武帝“敦风节”，“退虚鄙，”提倡修身正心的道德修养和求实履行的学风。“正心”是傅玄道德教育的中心思想，是儒家《大学》正心修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心是万事之主宰，只要心正则人正则万物正，更进一步，傅玄从社会道德教育考虑，由个人心之正，推而广之以正天下，他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这也是其修身正心的最终目的。
傅玄在道德教育的方法与原则方面，强调“内省法”，注重自我修养的必要性。他认为修心是修养的关键，所谓正心，即以儒道正己，使忠正仁理等时刻存于心中。在傅玄看来，一个人只有自正心开始，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其心正于内，则不论外界如何变化，都能保其心性而不迷惘。
值得注意的是，傅玄认为道德教育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经济的发展能促进道德的培养。这种观点与他的政治、经济主张是一致的。经济决定论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论学校教育与人才
傅玄列举了九种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即：德才、理才、政才、学才、武才、农才、工才、商才、辩才，这些统治人才的培养都应成为学校教育的目标。然而不论何种人才，都必须以崇德修行为先，否则，“道德不修，虽有千金之剑，何所用之”。而道德的养成，要依靠学校教育来达到，“宣德教者，莫明乎学”。值得一提的是，傅玄把尊儒尚学与贵农贱商同样看成事业之要务，振兴教育与发展农业相协调，同是治国要策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这与抛开经济的发展，而一味侈谈发展教育是不同的。
他认为学校教育应发挥育才的功效，根据社会各行各业的需要培养相应数量的专业人才，国家则应由此拟订全国士农工商的就业计划，实行分民定业。他说：“臣以为亟定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付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这里傅玄已有初步的职业教育的思想，对封建教育制度的发展有积极影响。他还进一步把学校应培养的人才细分为九个方面，认为这些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傅玄这一思想具有教育理论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2.
[2]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
[3]晋书傅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田文棠.傅玄思想简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5]傅玄.傅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关键词：傅玄;教育;教育思想
傅玄（217—278），字休奕，北地泥阳（今属陕西耀县）人，魏晋之间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教育思想家。他在魏晋儒学动摇、社会风气败坏的情况下，认识到“兴国家者，莫贵乎人”，“宣德教者，莫明乎学”，强调教育的治世作用，在教育内容上注重德教，在教育方法上强调“内省”并首次论述了教育、人才、经济三者的发展关系，对当时的教育及社会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和作用。
一、论教育目的
傅玄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能“弘道”的治国安民的人才，他提出了“尊儒贵学”的主张。首先，他认为儒家的纲常礼教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故他强调儒学，主张礼义治国。傅玄时代正置社会动荡，思潮泛滥，玄学清谈盛行，儒学相应遭到忽视，处于逐渐衰落的状态，傅玄看到这种礼义之教得不到开展，世风日下的情况不符合西晋王朝的根本利益，所以提出“尊儒贵学”，希望通过重振儒学，教化百姓来扭转世风，把封建政治拉上正轨。他指出儒学礼教是兴邦治国的根本，而学校的任务正是培养能“弘道”的儒学才子，作为统治集团的接班人，充实官吏队伍，加强封建统治力量，从而巩固封建政权，这是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
二、论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傅玄从人性论与治国安邦两方面论述教育的地位与作用。
在人性的问题上，傅玄认为人性既有善的因素，又有恶的因素，有善有恶，才是人性的完整涵义。人性中不论是善的因素，还是恶的因素，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可变性是人性的最大特点。教育对人性的作用则表现在因善与攻恶两方面，教育就是扬善抑恶的日长日消的过程。而且，教育的功能远大于环境的影响。人在接受教育后，就能为道义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傅玄又认为，为防止教育过程发生偏差，确立一定的法度是必要的，只有以教育为主导，以法度为调节因素，教育才能达到教育者所要求的目标。
从治国安邦的角度，教育的地位与作用也不可小看。傅玄继承德威并举的政治思想，认为治国应备有两手，一为赏，二为罚，“只有德威相济，两手并举，方能“使其民可教可制”。但在德威两者之间，又应以德治为主，必须弘扬德教。通过教育，养成礼义之德，最终才能达到上安下顺、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他把教育看成政治的一部分，是统治的辅助手段，这种观点与传统的“化民成俗”的儒家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三、论教育内容
傅玄的教育内容主要以儒家纲常礼义为主。他强调“以礼教兴天下，”认为礼教是“与天地并存，与人道俱设”的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依靠礼义规范来维持，中国之所以能在各民族中常居优势，立于不败之地，就在于中国长期以来以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实行礼义之治，这是有史为证的。
傅玄还从人本性趋利避害的角度出发，认为实行礼教，可消除社会矛盾，理顺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冲突，免其以力相争的社会动乱的根源。他说：“人之性避害从利。故利出于礼让，则修礼让;利出于力争，则任力争。修礼让，则上安下顺，而无侵夺;任力争，则父子几乎相危，而况于悠悠者乎？”只要实行礼教，使人民都安分守己，以礼义规范自己行为，就能使社会安定，政权巩固。傅玄从封建王朝长治久安的观点出发，认为礼义之教是教育的基本内容。
四、论道德教育
魏晋时期，玄学清谈盛行，儒学渐衰，世风日下，傅玄针对当时情况，建议晋武帝“敦风节”，“退虚鄙，”提倡修身正心的道德修养和求实履行的学风。“正心”是傅玄道德教育的中心思想，是儒家《大学》正心修身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认为心是万事之主宰，只要心正则人正则万物正，更进一步，傅玄从社会道德教育考虑，由个人心之正，推而广之以正天下，他说：“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这也是其修身正心的最终目的。
傅玄在道德教育的方法与原则方面，强调“内省法”，注重自我修养的必要性。他认为修心是修养的关键，所谓正心，即以儒道正己，使忠正仁理等时刻存于心中。在傅玄看来，一个人只有自正心开始，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其心正于内，则不论外界如何变化，都能保其心性而不迷惘。
值得注意的是，傅玄认为道德教育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经济的发展能促进道德的培养。这种观点与他的政治、经济主张是一致的。经济决定论在当时有着积极的意义。
五、论学校教育与人才
傅玄列举了九种社会所需要的人才，即：德才、理才、政才、学才、武才、农才、工才、商才、辩才，这些统治人才的培养都应成为学校教育的目标。然而不论何种人才，都必须以崇德修行为先，否则，“道德不修，虽有千金之剑，何所用之”。而道德的养成，要依靠学校教育来达到，“宣德教者，莫明乎学”。值得一提的是，傅玄把尊儒尚学与贵农贱商同样看成事业之要务，振兴教育与发展农业相协调，同是治国要策中不可分割的两部分，这与抛开经济的发展，而一味侈谈发展教育是不同的。
他认为学校教育应发挥育才的功效，根据社会各行各业的需要培养相应数量的专业人才，国家则应由此拟订全国士农工商的就业计划，实行分民定业。他说：“臣以为亟定其制，通计天下若干人为士，足以付在官之吏;若干人为商贾，足以通货而已。尊儒尚学，贵农贱商，此皆事业之要务也。”这里傅玄已有初步的职业教育的思想，对封建教育制度的发展有积极影响。他还进一步把学校应培养的人才细分为九个方面，认为这些专业人才的培养是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傅玄这一思想具有教育理论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2.
[2]王炳照.中国教育通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6.
[3]晋书傅玄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田文棠.傅玄思想简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5]傅玄.傅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