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城乡叙事以及围绕传统与现代的伦理探究，是个老话题了。以往的写法，或以乡村传统的前现代的纯粹善美，映射城市的复杂晦暗及人心思变；又或者通过城市整饬光鲜的现代文明，反观乡土世界的泥沙俱下荒诞苦难。简言之，城乡之间往往是截然二分且彼此对照的，盘文波（光盘）的既往写法也大体如此。譬如《重返梅山》，爷爷的革命形象及其事迹，始终作为在城市中获得商业成功的“我”内心或隐或显的道德标杆，而以此观照故乡梅山的发展，也不同于过往记忆中山清水秀的自然风情，甚至为了表面繁荣弄虚作假。在新近中篇小说《你放手我就放手》（刊于《长城》2021年第一期）中，盘文波延续了乡土伦理批判的路径，却又有所出新，尤其是打破了城乡的二元分化，将其置于同一价值界面加以考察。因而可以说，从城乡分隔到城乡结合再到城乡融合，盘文波的小说不再割裂地看待城市与乡土，而是使之接续以至合一，构成双重的批判或说整合性的审视，在闹剧与戏谑之外，透露出新的伦理反思和价值重估。
　　小说《你放手我就放手》一开始就将五叔置于事件的包围之中，他在城乡结合部开了个小建筑公司，多有收益，然而却已经惹下两件官司，一个是被告，五叔给乡民孟文军盖楼，因偷工减料导致孟的房屋倒塌了一面墙，面临孟文军的诉讼，“孟文军家这个楼是个意外，五叔后悔不该把不合格的建材全用在一面墙，应该搭配着用。五叔将暗中搞来的建材放到孟文军洋楼来，和村民洋楼里的材料稀开来用。除了给工人开工资，孟文军这楼五叔买材料花不到五万。”一个是原告，源于永红电力公司以五叔的林子影响高压线为由，搬出《电力法》，砍伐了五叔的一大片杉树和红豆杉，后者欲诉之公堂，让肇事的电力公司赔款道歉。第三桩官司对于五叔而言更是迫在眉睫：同乡侄子邵强在五叔的宅基地上建楼房，后者怒火中烧，执意状告以重夺土地权，然而这事实上源于邵强帮五叔打工得不到报酬而引发了纠纷。围绕着官司出现的，是同乡的另一个主要人物邵彬，他是个律师，他也是五叔的乡侄。三个官司如出一辙，均发源于城市，却又回溯至乡村，作者的意图很明显，通过城乡一体，试图推及更大的范围与界域，其中，传统人伦尤其乡土人情与现代的法治、传媒、权力、资本等，产生了吊诡的结合，同时也意味着深刻的疏离，传达出城市与乡土的伦理纠葛，终而述至难以纾解的现代性困境。
　　小说的形式感很机巧，主要围绕着五叔这三个案件，相互交织，推动叙事，起于一个打架事件，终而一场兄弟殴斗。从事理情理与法理看，三桩官司其中有两桩五叔不占上风，耐人寻味的是，他却如此执拗，毫无罪感与仁心，固执得像一块石头，他是加罪者，也是受害者。而在邵彬身上，除去出于亲情关系对五叔的同情帮助，事实上，“给五叔打官司，邵彬得不到律师费，还要搭进时间、经费，他特别不乐意。”因而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尽管维系着与五叔的乡情，甚至对他的遭遇深感同情，“五叔的哭泣，鞭子似的抽打邵彬的心。”然而却始终存在着延宕、怨愤甚至反抗，法律的与事理的、人性的与伦理的因素同时渗透其中，相互纠葛，甚至在邵彬的身上出现不可弥合的分裂。
　　不得不说，好的小说，在于需要将主体置于矛盾之中，以呈现不同的价值对垒与伦理冲突，故事的漩涡不在乎其有多曲折精彩，而在于身处内外风暴之中，人物主体的变迭或守持，在这个过程中，外在的形式推进，逐步转化为内在驱动。小说开始，两个孩子突然打架，都不肯主动放手，看客围而观之，又一哄而散；而到故事最后，五叔之子邵刚与邵强扭打在一起，互相揪着头发僵持，同样互不相让，互不放手。值得注意的是，两次打架，邵彬都在场。只不过小孩掐架，邵彬只是观看，外在的冲突他无动于衷；而最后的兄弟扭打，他无能为力，只能试图将他们拉开劝离。作为律师，他劝乡人“放手”的方式，不是法律，不是伦理，这两者已经被架空而失效，唯有徒手拉架，望洋兴叹。“邵彬想起那天见到的两小孩互揪头发的场景，他不知道最后的结局是怎么样的，但是不管结局是什么，一定最后能被大人摆平。而对五叔碰到的这些事，尽管作为律师，邵彬一个也没摆平。”在小说中，邵彬代表着一个传统与现代、伦理与律法的矛盾体。他与五叔一起，成为叙事的纽结所在，不同的是，五叔处于事件的中心，而位于矛盾中心的是律师邵彬，他自始至终处于风暴之间，然而却无可作为，在伦理与律法、资本与权力的多重夹缝中意欲翻转腾挪，实则处处避让，节节败退。
　　更值得探讨的角色是五叔。他出身农民，对土地和种植有着自然的情感，“林子耗费了五叔很大精力，这几年他的公司一半的事情交给儿子打理，他用余下的精力打理这片林子。五叔对这林子颇有感情。”同时他也是一个小企业家，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奸商，“五叔会演戏，吃了人家材料钱还装出清白的样子。这个村民信，因为材料是他们亲自买的，送来后又亲自验货。可是五叔有的是办法，材料是村民自己挑选验货的没错，村民却没有亲自将材料砌进房子里，这就是五叔的空间。”而且五叔还是政协委员，有自己的政治资本，但在与永红电力公司的较量中，却又显出了自己的弱势，“在政协委员中，大老板多如牛毛，五叔要文化没文化，要经济实力没经济实力。按他现在的经济实力回村里当个村长，倒是有竞争力，在这座发达的城市，五叔顶多也就是个中产阶级。”五叔从乡村进城，又一直与乡土保持着或表或里的关联，他脱离不了乡村的那片土地，同时又背离了传统的乡土伦理。他掌握了现代城市中商业的与政治的秘密，然而却处处受挫，缕缕陷入困境。究其原因，难以区隔公域与私域的界限，往往以人情私欲篡改公理公权，故而难以摆脱甚至亲手制造了城乡伦理及其现代性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这些官司案件，五叔是私营企业主，而且是有一定政治资源的中产阶级；邵彬是律师事务所的名律师，既对乡土乡民怀抱热情，同时熟习法律，亦愿匡扶正义；永红电力公司是远近驰名的明星企业，财力背景雄厚；《晨报》的陶记者是首席新闻媒体人，极富经验，乃业界翘楚。叙事者却将他们拉入困局之中，那是现代城市最光鲜亮丽的部分，同时代表着系统性的制度与秩序，却在欲望权力之中被轻而易举地围歼，这其中无不揭示了城乡伦理的同一性困境，小说将如是这般的乱局置于现代的价值评断——法律与媒体的框架之中，却无奈反证了其苍白与失效。
　　小说以“你放手我就放手”为题，颇有意味。直至最后，所有的矛盾都没有真正和解，所有的情绪仍扭结紧张，所有的伦理皆扭曲异化，法律的与人情的、资本的与权力都卷入其中，然而彼此之间的掐架都不肯“放手”，从双赢到互害，以恶制惡，以血洗血，不仅不可纾解，反而愈加激化，难以收拾。斯宾诺莎在《伦理学》中认为，人是对人最为有益的，彼此结成紧密的共同体，其间需要联合而非对抗，在这个过程中，法律是国家建立的基础，罪感的产生及惩罚的形成，是国家社会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盘文波的《你放手我就放手》显然是对斯宾诺莎所提出的现代伦理的背离。小说迷雾笼罩、困境重重的背后，是城乡伦理的模糊乱杂，更是现代制度的内外缺失，在此情态下，需要明确之处在于，伦理与制度之间不是对抗性的，而是合理配置和双向建构的过程，传统与现代、乡土与城市之间，亦非互“掐”而是互补关系，现代性困境在于此中的系统性紊乱，而在这个系统里，人是最关键的一环，不能“放手”，也不该“放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