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台湾经济从传统农业社会转型到现代化工业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美援对土地改革的支持，帮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及生产率，也促进解决了几项重要的经济课题：提高农业生产力，以产生足够的农业生产剩余；将农业生产剩余移转到非农业部门而加速其资本累积；将累积的资本在各部门间分派，使资源使用效率达到最高，进而从1953年开始实施“四年经济建设计划”。
　　战后初期的台湾，因战时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接着受到国共内战波及，经济、社会动乱，通货膨胀问题严重，所以在1945年至1953年期间，农业政策以恢复生产、土地改革为重心。1952年农业生产恢复到战前最高水准，1953年基本上完成土地改革，同时运用美援，稳定经济与拓展基础建设，目标是开展以轻工业、内销为主的产业建设。其后推行一连串的“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也意味着台湾将由农业转型到工业。
　　这时期的农业经济，为社会发展做出非常大的贡献。20世纪50年代单以日本作为主要出口地区的米糖外销，一年就有1亿美元左右的外汇收入，对于政府经济政策的推动，发挥了极大作用。

仰仗农业

　　1954年政府征收稻米产量的14%，其中4%以低于趸售价格二分之一的官定价格买进。这种廉价收购稻米的政策，事实上是一种隐藏的土地税，其数值几近真正土地税的二分之一。
　　由于政府部门用其掌握之粮食来稳定粮价，采取低农产品价格政策，不仅使物价稳定，同时在有大量劳动力存在的条件下，也等于压低了工业部门的工资，因而使得工业部门的劳动成本得以降低，以创造超额利润。低粮价政策也成为提供廉价劳动的基础条件，对出口导向工业化的发展贡献良多。
　　尽管政府当局对农民进行剥削，但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农业还是取得成长。农业不仅稳定地提供当局所需的粮食，而且充实了财政，维持了庞大的军事费用，帮助稳定了国民党政权，也减轻了工商业者的税收负担。较诸战前，1945年到1950年，农业税在台湾的资本积累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台湾农业经济通过农地改革及美援支持，并增加化肥生产的投资，及改良技术，提高了生产力，达到粮食自足。另一方面，再通过肥料换谷、随赋征购等手段，进而积极扩展出口农产品及农业加工品，将大量的农业剩余价值，从农家手中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发展上。
　　1953年9月行政院成立“经济安定委员会”，职责是经济设计和推动经济发展。自1953年到1972年连续五期的“四年经济建设计划”，重要政策措施为“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战略。第一至第三计划也是为了确保美援（1951年-1965年）的经济建设蓝图而制定。其中1953年至1956年的第一个“四年计划”更完全配合此一特点来规划。
　　在1953年至1960年两个“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以进口替代策略为主轴，用从农业榨取的资本扶持进口替代工业，而出口农产品所获的外汇又使用在工业化所需原材料的进口上。据估计，在1950年至1955年的台湾农业恢复期，从农业部门流到非农业部门的价值为农业总产值的22%，因此造成台湾在农业产值上高增长的时候，农村却依然贫困的矛盾现象，这导致20世纪60年代，劳动者大量从农村步入工业城市。
　　另一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开始的快速工业化发展中，由于吸收了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才促进了地域小、资源少的台湾能够迅速具备国际竞争能力，向加工贸易型工业发展。可见台湾的工业化过程，曾极度仰仗农业。

以農养工

　　在1963年至1972年的十年间，台湾农业经历了一个由兴到衰的过程，同时在出口导向的政策下，农业生产结构也随着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改变。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出口品比重发生很大变化，即从农产品、农产加工品变为工业品。50年代以蔗糖、稻米、香蕉、茶叶占绝大部分。到60年代，凤梨、洋菇等罐头的比重增加，取代蔗糖、稻米。从60年代开始农业各部门生产结构，由以种植业为主的单一结构，向农林牧渔综合发展的多元结构转变。
　　从出口产品结构变化看，农产品从10%增加到20%，1969年又回落到低于10%。农产加工品1952年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1961年初次下降到低于50%，1966年又下降到只占30%。到1966年为止，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在换取外汇方面作出的贡献非常大。另外工业产品的出口比例，到1959年前后大幅上升，此后持续增长。
　　实施进口替代策略，是因为岛内市场狭小，内销产业进展受困，加上对特定产业实施保护政策阻碍企业竞争，无法降低成本和提高品质；且随着工业化发展，贸易收支持续逆差，必须扶持创汇型产业。20世纪60年代转换到“出口导向”时期，即后三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
　　这段时间，美援逐渐由赠与改为贷款，并且有逐渐减少的趋势。1960年政府采纳美国部分建议，制定出台《十九点财经改革措施》《奖励投资条例》等政策，以迎合外国资本的需求，并因应进口替代时期内部市场狭小的窘境，以及美援停止后经济走向独立自主的阶段，积极推动劳力密集型轻工业产品的大量外销，由过去的进口替代政策，转为采取外销导向的出口扩张策略。
　　由于农业结构受限于自然因素，到1964年工业产值已超过农产值，台湾进入“以工业为主的时代”，同时经济增长率开始进入两位数的高增长阶段，同一年，贸易收支也第一次出现顺差。1965年台湾开始设立加工出口区，发展劳动力密集产业，带动外商的投资与出口增长，工业品出口产值在这一年超过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的出口值。
　　战后台湾在强权政治下，缺乏为农民利益发言的民主机能，相对弱势的农民一直被置于完全为权力的利益牺牲，处于受统治的从属地位。政府直接剥削农民、压低粮食价格及农民收入。肥料换谷政策的副作用是连稻米产量都被压低，可以说是杀鸡取卵，逼迫农村人力投入工业生产并接受低薪资，及工业化的人力资本。 　　为配合“以农业培养工业”的政策，通过“隐藏谷税”的方法，挤压出部分农村的剩余，来支持财政的需要及工业的发展，政府部门得以进一步提供租税减免等措施，来补贴工业之发展，出现农民所得较劳工为低的现象。1963年之前，台湾历年隐藏谷税分别大于同年全台湾所得税的总和。
　　从出口产品结构变化来看，1952年至1966年间，农产品和农产加工品换取外汇的贡献颇大；而工业产品的出口，在1952年仅占8%，此后则持续增长。台湾利用这笔外汇进口了生产原料，对日后进口替代产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走向平衡

　　土地改革使农业保持快速发展，从1963年至1968年，农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达5.85%。但长期实施维持低米价、低工资的政策以发展工业，在农业持续增长的背后，却隐藏着严重危机。
　　1969年至1972年第五期經济建设计划期间，“以农业培养工业”政策的副作用充分暴露。由于长期以农养工与农工商品不等价交换，使20世纪60年代农民所得偏低，迫使农业政策调整，结果以1969年为转机，台湾的农业经历由兴到衰的大转换。
　　随着台湾工业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结构的迅速转型，农业却成了经济增长的桎梏，并且急速下降。以后几年农作生产的不景气更为明显，农民怨声载道。面对农业困境造成的危机，为推动农业现代化，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政府相继提出了各种农业政策。
　　在1969年拟定《农业政策检讨纲要》，及1970年的《现阶段农村经济建设纲领》，作为因应。其中《农业政策检讨纲要》的目标在于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家收益。做法如加强农业科学技术之发展、健全农业研究机构、培养农业人才、注重水土资源综合规划与运用、增加农业投资、扩大产品市场、稳定产品价格、设置平准基金等。
　　最重要的是蒋经国掌握政权后，1972年9月27日发布《加速农村建设重要措施》，同时也采取了价格支持政策，提高政府所定的稻谷价格（但新价格也只相当于当时市价的70%至80%）。1973年的《加速农村建设九项重要措施》旨在改善农业和工业之间的不平衡：废除肥料换谷制度、取消田赋附征教育捐、放宽农贷条件、改革运销制度。
　　这一连串的政策，代表政府调整农业政策方向从“榨取”走向“平衡”的发展。
　　诚然，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府有意对农业进行补偿措施，但因农村问题积弊已深，以及政府重工轻农，对于农业问题大多还仍以农产品产量为优先考量，加上此时工商业逐渐起飞，更加剧了农工之间的不平等，农民不再愿意固守田园，纷纷转往工商业发展，农村人口朝向城市与工业部门流动，台湾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也即将走向完成的阶段。
　　台湾工业化有其背景。1953年的“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政策，实际只实施了前半部分，后半部分却被忽视。这种培养工业政策只有使农业生产力得到发展才能实现，也才可能为工业创造资本，并成为促成今日台湾工业化的基础所在。
　　但是为发展工业化，战后持续长达20年之久的农业价值转移，导致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农业衰退，出现农业问题，所以政府在台湾实施的土地政策能够成功并非必然，如果同样的政策在其他地区实施，可能造成社会动荡及农业人口遭到淘空。这是因为这样的政策会让农村劳动力全面移往都市营生，但台湾的“有土斯有财”传统让农村还有人留下来种田。
　　总之，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的土地改革，对战败来台的国民党政府而言，可以说是没选择下的关键选择。成功改革的结果，让国民党保住了政权，也深刻地影响到日后台湾的经济发展。
　　作者为台湾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