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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文学院1995年将诺贝尔文学奖颁给爱尔兰诗人谢默思·希尼,不仅因为他深厚的诗歌表现力,还因为他思考中的伦理深度。
这里的伦理不完全等同于道德。希尼出生在北爱乡村一个本分的农民家庭,世代种田养牛,其本性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与严守既定价值的道德不同,诗人希尼明白现实中很多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仍需探索乃至异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尼的诗歌与其说是道德的,更应说是伦理的。
而之所以说希尼的诗歌具有伦理的深度,是因为他在诗中认真地思索一个公民对民族的责任,一个诗人对社会的责任。他的诗句从不给人道德说教的虚假和肤浅的感觉,因为他并不用道德的高调来要求每个人,相反他承认个体的生命感受,并用诗歌生动地描绘个体在探索生命价值时复杂的心路历程。
他用诗歌让读者看到,人和事在很多时候是矛盾的,对孰是孰非应有更开放的胸襟;他也用诗歌让读者明白,人永远不应该放弃寻找生命真正价值的努力。
希尼出生的北爱德里郡,由于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英国新教徒移民潮,到20世纪,新教徒的数量已超过天主教徒。但希尼出生在纯粹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长着典型的爱尔兰人面孔。他成长的年代是北爱民族冲突剧烈的时代,作为冲突中的少数群体,从小生活在压抑紧张的环境中,不可能不感受到政治和道义的压力。这让希尼早期的诗歌中充满生活的暴力和阴影。他写自己5岁的弟弟被汽车撞死,写稻田里连片蛙鸣声中的报复和恐吓。他用《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1966年)和《走进黑暗之门》(1969年)为自己最初的两部诗集命名,正是北爱社会帶给他的内心恐惧的真实写照。
在惨淡的人生面前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直面。希尼也曾到派系斗争的旗帜下寻找天主教徒群体的保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写了一些充满仇恨的政治诗歌;他逃避到爱尔兰共和国宁静的格兰莫尔乡村,要用这种妥协的方式打开“走进阳光之门”。但希尼最终还是删除了那些政治诗歌,离开格兰莫尔的隐居生活,因为他是一个不断追问自己良心的诗人,对自己的和社会的立场进行反思。
能够对那些被人们随声附和的价值进行反思,不仅需要良心和勇气,还需要有更大的视野,心中有不同的坐标。在这个问题上,有的人会向其他文化寻找灵感,有的人会向古代权威寻求启示,希尼选择了向历史挖掘。虽然收入诗集的第一首诗歌就叫《挖掘》,但大量密集的挖掘意象,以及自然历史和文化历史的堆叠在20世纪70年代的《在外过冬》(1972年)和《北方》(1975年)中才出现。《挖土机》一诗中希尼描写了一位挖土工在严酷的生活环境下依然坚持挖掘大地的坚硬内核,这是希尼自己的写照,他在向时间的挖掘中寻找着自己的立足点。
历史同样不会提供简单的是非答案,但历史给了希尼更大的视野,帮助他明白身边的暴力冲突不过是历史的重复,与其强在政治中分出是非,不如去关注人类个体的精神自由。这样,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希尼的诗歌之窗真正打开,各种事物都轻松地进入笔下。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伦理的评判,他依然无法忘记那些被杀死的同胞们责备的目光,但他也明白答案不是简单地转身去拥抱他们。答案必须去探寻,或者像《视野》一样向自然环境探寻,或者像《纪念罗伯特·菲茨杰拉德》一样向历史探寻,或者像《苦路岛》一样向精神世界去探寻。在这个过程中希尼有时平静,有时迷茫,有时痛苦,而这些内心的斗争赋予了他的诗歌伦理的重量。事实上,与希尼的心路历程相比,17世纪英国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显得轻易得多。
他坚持诗歌不但具有纠正社会失衡的责任,具有见证社会真相的责任,也具有帮助人们在社会危险中存活下来的能力,具有在社会常规之上建立“新的意识层面”的能力。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希尼已在大西洋两岸拥有很高声誉,长期在哈佛、牛津等大学执教,生活的空间大大扩展,民族冲突已经不再能对他的生存构成压力,但希尼依然坚持诗歌的伦理力量,依然把爱尔兰作为肉体和精神的家园,他不但最终死在这里,他的诗歌也从未离开。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这里的伦理不完全等同于道德。希尼出生在北爱乡村一个本分的农民家庭,世代种田养牛,其本性具有强烈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与严守既定价值的道德不同,诗人希尼明白现实中很多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仍需探索乃至异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希尼的诗歌与其说是道德的,更应说是伦理的。
而之所以说希尼的诗歌具有伦理的深度,是因为他在诗中认真地思索一个公民对民族的责任,一个诗人对社会的责任。他的诗句从不给人道德说教的虚假和肤浅的感觉,因为他并不用道德的高调来要求每个人,相反他承认个体的生命感受,并用诗歌生动地描绘个体在探索生命价值时复杂的心路历程。
他用诗歌让读者看到,人和事在很多时候是矛盾的,对孰是孰非应有更开放的胸襟;他也用诗歌让读者明白,人永远不应该放弃寻找生命真正价值的努力。
希尼出生的北爱德里郡,由于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英国新教徒移民潮,到20世纪,新教徒的数量已超过天主教徒。但希尼出生在纯粹的爱尔兰天主教家庭,长着典型的爱尔兰人面孔。他成长的年代是北爱民族冲突剧烈的时代,作为冲突中的少数群体,从小生活在压抑紧张的环境中,不可能不感受到政治和道义的压力。这让希尼早期的诗歌中充满生活的暴力和阴影。他写自己5岁的弟弟被汽车撞死,写稻田里连片蛙鸣声中的报复和恐吓。他用《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1966年)和《走进黑暗之门》(1969年)为自己最初的两部诗集命名,正是北爱社会帶给他的内心恐惧的真实写照。
在惨淡的人生面前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直面。希尼也曾到派系斗争的旗帜下寻找天主教徒群体的保护,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写了一些充满仇恨的政治诗歌;他逃避到爱尔兰共和国宁静的格兰莫尔乡村,要用这种妥协的方式打开“走进阳光之门”。但希尼最终还是删除了那些政治诗歌,离开格兰莫尔的隐居生活,因为他是一个不断追问自己良心的诗人,对自己的和社会的立场进行反思。
能够对那些被人们随声附和的价值进行反思,不仅需要良心和勇气,还需要有更大的视野,心中有不同的坐标。在这个问题上,有的人会向其他文化寻找灵感,有的人会向古代权威寻求启示,希尼选择了向历史挖掘。虽然收入诗集的第一首诗歌就叫《挖掘》,但大量密集的挖掘意象,以及自然历史和文化历史的堆叠在20世纪70年代的《在外过冬》(1972年)和《北方》(1975年)中才出现。《挖土机》一诗中希尼描写了一位挖土工在严酷的生活环境下依然坚持挖掘大地的坚硬内核,这是希尼自己的写照,他在向时间的挖掘中寻找着自己的立足点。
历史同样不会提供简单的是非答案,但历史给了希尼更大的视野,帮助他明白身边的暴力冲突不过是历史的重复,与其强在政治中分出是非,不如去关注人类个体的精神自由。这样,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希尼的诗歌之窗真正打开,各种事物都轻松地进入笔下。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伦理的评判,他依然无法忘记那些被杀死的同胞们责备的目光,但他也明白答案不是简单地转身去拥抱他们。答案必须去探寻,或者像《视野》一样向自然环境探寻,或者像《纪念罗伯特·菲茨杰拉德》一样向历史探寻,或者像《苦路岛》一样向精神世界去探寻。在这个过程中希尼有时平静,有时迷茫,有时痛苦,而这些内心的斗争赋予了他的诗歌伦理的重量。事实上,与希尼的心路历程相比,17世纪英国作家班扬的《天路历程》显得轻易得多。
他坚持诗歌不但具有纠正社会失衡的责任,具有见证社会真相的责任,也具有帮助人们在社会危险中存活下来的能力,具有在社会常规之上建立“新的意识层面”的能力。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希尼已在大西洋两岸拥有很高声誉,长期在哈佛、牛津等大学执教,生活的空间大大扩展,民族冲突已经不再能对他的生存构成压力,但希尼依然坚持诗歌的伦理力量,依然把爱尔兰作为肉体和精神的家园,他不但最终死在这里,他的诗歌也从未离开。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