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5年的春天来得格外的晚。
2月23日，元宵节，傍晚时分，大街上车流匆匆，空气中浮动着一丝淡淡的兴奋。毫无征兆地，天上飘下大片大片的雪花——一场令人意外的雪。更令人意外的是隐藏在北京不知名小巷的“愚公移山”酒吧。
在那里，曾被形容为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民谣诗人”——张楚要“复出”了。
从1999年开始，张楚在酒吧里的小型演出几乎全部停止，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是“忽然发现没法再面对自己从前的那些作品。”从那以后，张楚的消息越来越少，偶尔可见的几篇采访里，语气也是含混不清，似乎语言无法承载过多的想法。
就在两个多月前，当何勇在三里屯的“九宵俱乐部”热热闹闹地张罗着“红堪十年”时，张楚却躲在青岛醉心于他的新发现——“海洋的运动”，对北京的纷纷扰扰不闻不问，接听记者的采访时也是惜字如金。
而他终于现身北京，居然还是老样子，仿佛时间在他身上凝固了。瘦，小，面孔黝黑，严重蹙眉，皮肤干巴巴，五官攒在一起，像只皮包骨的猴子，而眼神却一如既往的清澈，像孩子般闪烁着光芒。他身穿土黄色翻毛边外衣，靛蓝色旧牛仔裤，头上顶的紫色的毛线帽还挂着小绒球。
“采访张楚的时候我开始紧张——因为我怕他紧张。”一个记者对我说。果然，他坐在沙发上，身体僵硬，手紧紧握着话筒，像初次接受面试的毕业生，谨慎、不安地，等待着台下众多面试官的发问。
“没有想到媒体会问这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么大了，生活不应该有这么多问题了，或者说，问题应该少一些，或者更尖锐些，只剩一两个更直接的问题。”张楚有些不解。
采访到了最后，张楚渐渐放松下来，当乐队其他人讲话时，他松了一口气，把手背到脑后，靠在沙发上东张西望，置身事外，要证明自己真的很悠闲自在似的，颇有点像只淘气的猴子，让人忍俊不禁。
想到新唱片还要面对这么多不同的问题，张楚也许又要紧张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快乐
2月25日，演出原定9点半开始，可是还不到8点钟，“愚公移山”里已经是摩肩接踵。除了新一茬、老一茬的摇滚乐迷，现身的还有昔日的校园歌手、美女作家、娱乐明星、文艺圈名人等各路神仙，把酒吧挤了个水泄不通；而外面还有不少人为停止售票进不了门在发愁。
为张楚作暖场的乐队可能遭遇了最尴尬的局面，尽管台下的观众表现得很有礼貌，可无论是台下的观众还是他们自己实际上都在默默在心中数着秒，盼着时间一到，主角登场。
终于，经过一阵更剧烈的人群中的搏杀，张楚站到了演出台的中央。接着，从舞台下的四面八方传出来的打招呼的声音此起彼伏，响个不停。张楚脱掉了外套，仅穿一件短袖白圆领衫，听见台下的问候只是笑笑，并不回应。
前面的人自觉地席地而坐，站着的人一直排到酒吧后面的休息厅，人墙一般。过道的空隙早就没有了，最靠边的人干脆登上了靠墙排着的沙发的椅背上，手攀着屋顶上的暖气管道，像爬行动物般，贴满了酒吧的四壁。
演出开始，张楚演唱了许多熟悉的老歌——《冷暖自知》、《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轻取》等，他显得自然而快乐。当唱到《和大伙去乘凉》时，他一时找不到位置了，抓着话筒，摇了摇头，自顾自地乐，半首歌过去还是开不了口，没关系，立即有歌迷开口帮张楚“提词”，反正台下早就成了“卡拉OK'’大合唱。
在演出的空隙，张楚“金口”屡开，“我现在非常喜欢家里的亲人的那种生活，我觉得那是我生活中最平静的，最能帮助自己安定的东西，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这样。”
出人意料地，张楚还唱了那首连许多老歌迷都会陌生的《轻取》。我身旁的男孩从始至终都在跟着唱，那些经年久远的字句。
“你明白／你是我的母／万分幸福／聚众的手／生命好紧张……在歌声燃烧的夜梦见自己／陶醉你快乐存在伤心痛快”。
“现场的气氛非常好，我想每个人都会看到他想看到的。”乐队的吉他手、“二手玫瑰”的王玉琪在演出结束后高兴地说。
演出结束，和朋友喝酒聊天。碰上张楚回来取东西，问他演出是不是开心，他却撇撇嘴，摆摆头，咧嘴笑了一下，“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快乐的”。
现在，张楚希望自己的音乐中能有更多真实的东西，有自己生活的哲学，让听音乐的人能一起享受这些东西，这是他“能够掌握到的最大优势”，是他“能想到的最快乐的东西。”
在电子乐中张楚感受到完全不同的体验，也帮助他摆脱以往音乐带来的困扰。“我现在更喜欢这样的音乐，它更自然，不是一种外在的文化或者意义所赋予的东西。其实，我想在开始的时候，就可能有一些更好的东西，也许就是因为听到了摇滚乐，其他的音乐就没有听到。”张楚似乎在反省。
“事物发展这么快，十年一个浪潮就这么过去了。”他说，“会有一些人停在原地不动，那就自己一个人往前走吧。”
“超级猴子”
摆脱“人文”、“责任”的负累，现在的张楚更倾心于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快乐。
今年的春节，张楚是和朋友们在青岛度过的：住在崂山的一个朋友家里，吃饭、喝酒、聊天、清早起来去爬山，回来的时候惊喜地发现朋友家养的羊又生下两只小羊羔……张楚说，他非常喜欢青岛这座城市，喜欢海边的生活，打算等北京的活动告一段落，下半年起就在青岛定居下来。
现在的张楚与朋友们在一起组建了一支名叫“超级猴子”的乐队，因为猴子“很像人”，“是种非常好玩的动物”。在乐队里，张楚不演奏乐器，但他会从自己的眼光出发，把想法传达给乐手，他说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领悟快一些，有的人领悟慢一些，有设计的东西在里面，有点像作家，非常好玩!”而他的乐队乐手则说他“用盖房子的感觉形容音乐”，“他会告诉你先要的是‘骨架’，把音乐撑起来的东西，然后是‘地基’，把音乐的基础固定下来，最后才是修饰……”
在贺兰山音乐会的表现，让很多人为张楚的状态担忧。面对未来的“复出”，张楚也喜忧参半，“现在按排练的状态来说，对音乐特别有信心。只是拿音乐和外面的环境交流的时候，还是担心(用)过去的那种看音乐的方法来看自己，然后会有一些顾虑，我自己要越过这个障碍。” ， 当被问及“魔岩三杰”复出的意义，张楚的回答再一次含糊起来，并且到最后竟有些答非所问。“复出后要的应该是和以前的内容不一样的自己和音乐吧……?我不知道怎么说，但事实就是这样的过来了，去爱，去分开，去重新找自己，好多事情善始不终。但是如果活着，又必须对自己善始善终，可能这就是我现在还活着的原因吧。”
不知道，等吧
可以感觉到，张楚在回答问题的 时候很认真，从他的言谈中，你丝毫感觉不到他要刻意宣扬某种精神，或是挑战世俗。
“……还是挺喜欢玩，挺喜欢思考。有时候会对一些东西特别认真，但是，还是属于不太稳定吧。因为没有想去要，有一个，(怎么说?)，感觉还是好像在过跟爱情有关系的生活。感觉，其实里面还有那个，完全想要一个人自己，反正，就是一个人挺好，还没有到那个水平。现在可能更——因为发现一个人生活得挺好的话——反正——挺有意思的，吧。”
我们被他搞“晕”了。
尽管张楚早早同意了接受杂志的单独采访，可我一直惴惴不安他会变卦。看到演出时蜂拥而至的同行，更是担心加剧。演出结束后，碰上张楚，又巴巴过去问他，不想他很认真地说：咱们不是约好了星期天了?
结果——约好的星期天，他的手机一直都处于关机状态。我终于被他的“晕菜”彻底搞“晕菜”了。
人物周刊：在演出形式上，是以张楚为主还是以乐队为主?
张楚：以前做音乐，主唱或作词作曲会显得比较重一点。现在很多人已经听了十多年音乐了，应该知道更多地享受音乐给他的东西了。希望大家在听音乐时，把主唱只看作是一个主唱，完整的音乐给人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新专辑准备的情况?
张楚：我的计划是先不做唱片，先把这些歌和乐队一起排练，做演出。希望在演出的过程中，听音乐的人和我们都享受自己创作的东西。等到下半年才完整地记录到唱片里面。
人物周刊：西安的生活会对你的音乐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楚：在西安听了很多的东西，因为是回家，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实感觉变化最大的是从家出去，去青岛，海边，因为从小就没在海边住过，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心里开始接触一些根本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我觉得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人物周刊：许巍现在出唱片，他认为自己以前的唱片里的情绪不见得好。你怎样评价你以前的唱片?
张楚：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以前的唱片)全都是我自己的情感和认识。一个年轻人，他有时候会对生活有一种成见。中国的摇滚乐从那个时候开始被很多人接受，变成一种被社会认可的东西。他一个年轻人，他的有些认识可能比较脆弱或比较幼稚，被社会接受了，可能太多矛盾的东西也被接受了，而他自己和社会可能都没有办法消化这个东西。后来做音乐做不下去我觉得和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现在重新要做的东西，可能就不再是像以前那样的东西。
人物周刊：前两张唱片比较诗化，听说现在你在创作歌词上有一些困难?
张楚：以前写歌词是自己的情绪和对生活的理解，及对外在事物的主观看法。现在我写歌词，更多的是写我生活里更真实、更准确的东西，或者是一个准确的错误、一个准确的变化，能够看到的东西，不像以前是一些先人为主的主观上的判断。
人物周刊：你期待哪些人来听你的音乐?
张楚：我希望来听音乐的人是能够享受音乐，音乐带给他负累的东西已经过去了的朋友。小时候会把自己的表达当作一种信仰。甚至有时候与事实不符也会拿它作为自己生命的一个保障。可是事物发展得太快了，在这过程中，其实生活已经多出来特别多的空间，让自己考虑应该怎么做。
人物周刊：你和“魔岩三杰”其他人的关系现在怎样?
张楚：我觉得我们相互还是非常关心的，只是见面的机会非常少。我希望他们能做出他们觉得更好的音乐。
人物周刊：如果碰上不顺心的事，你会怎么处理?
张楚：不知道，等吧!
项美丽的异国恋情 董丽敏
一个是阔绰而唯美的富家公子，一个是穷困潦倒的自由撰稿人；一个是拥有美妻且有6个孩子的中国居家好男人，一个是倔强叛逆居无定所的美国单身女人……过于丰富的差异使当时以至现在的人们有理由顽固地相信，邵洵美与项美丽的邂逅与相爱，其实是一个错误，尤其是对项美丽而言。在中国人的眼里，她应该是邵洵美的妾，地位屈辱，形迹可疑，可以充分地满足第三世界国家男性不无虚荣的想象。而在另外一些西方版本中，她又被命名为一个骄傲地征服了中国上流社会男性的白种女人，爱情传奇从而又被包裹上了浓厚的殖民气息。
尽管出生于一个恪守传统道德的德国移民家庭，少女时代的项美丽骨子里却是独立而叛逆的：离家出走；因为系主任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而改变自己的专业，成为大学里第一位工程系女学士；可以因为一个赌而放弃稳定刻板的白领生活。《纽约客》杂志慷慨的援助，终于促成她乘上了去中国上海的慢船。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项美丽不可遏制地爱上了眼前这个令西方人眼前一亮的美男子—邵洵美。
旁人眼中巨大的差异之所以并没有困扰两人，只因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书中有关项美丽珠宝失窃事件的描述，读来趣味盎然。几乎可以肯定佣人是窃贼，两人却束手无策，项美丽甚至连谈话的勇气也没有，而邵洵美谈完之后居然会全盘相信佣人的诡辩，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却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窥见了两位主人公的性情的单纯：毕竟两人在自己的世界中浸淫得太久了，邵是锦衣玉食、不谙世事，而项原本就是个连身在其中的美国30年代经济危机也一无所知的阁楼中人。
尽管如此，似乎还不足以消除笼罩在这一异国恋上空的阴影。抗日战争的爆发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契机，来辅证项美丽性格中的另一侧面——“勇敢”：她在日军的重重封锁中，动用军用卡车和12个俄国人，一次又一次帮邵家搬运家产；扮成舞女去体验生活；创办有抗日倾向的刊物《自由谭》；甚至协助翻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项美丽是我行我素、无所顾忌的，她坦然地做着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不夸饰，亦不心虚，想来对待异国恋也是如此吧。
从来多情总被无情误，当项美丽为写《宋氏三姐妹》走出浮靡的上海的时候，她是否已经意识到缘分将尽?当昔日美男子终于在项美丽的眼中呈现出无法遮掩的人老珠黄后，久已蛰伏的哈克贝利·费恩式的梦想也就一点点的升腾而起，她留给了上海与她的情人一个永恒告别的背影，无尽的旅途又一次在脚下延伸开来。
2月23日，元宵节，傍晚时分，大街上车流匆匆，空气中浮动着一丝淡淡的兴奋。毫无征兆地，天上飘下大片大片的雪花——一场令人意外的雪。更令人意外的是隐藏在北京不知名小巷的“愚公移山”酒吧。
在那里，曾被形容为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民谣诗人”——张楚要“复出”了。
从1999年开始，张楚在酒吧里的小型演出几乎全部停止，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是“忽然发现没法再面对自己从前的那些作品。”从那以后，张楚的消息越来越少，偶尔可见的几篇采访里，语气也是含混不清，似乎语言无法承载过多的想法。
就在两个多月前，当何勇在三里屯的“九宵俱乐部”热热闹闹地张罗着“红堪十年”时，张楚却躲在青岛醉心于他的新发现——“海洋的运动”，对北京的纷纷扰扰不闻不问，接听记者的采访时也是惜字如金。
而他终于现身北京，居然还是老样子，仿佛时间在他身上凝固了。瘦，小，面孔黝黑，严重蹙眉，皮肤干巴巴，五官攒在一起，像只皮包骨的猴子，而眼神却一如既往的清澈，像孩子般闪烁着光芒。他身穿土黄色翻毛边外衣，靛蓝色旧牛仔裤，头上顶的紫色的毛线帽还挂着小绒球。
“采访张楚的时候我开始紧张——因为我怕他紧张。”一个记者对我说。果然，他坐在沙发上，身体僵硬，手紧紧握着话筒，像初次接受面试的毕业生，谨慎、不安地，等待着台下众多面试官的发问。
“没有想到媒体会问这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么大了，生活不应该有这么多问题了，或者说，问题应该少一些，或者更尖锐些，只剩一两个更直接的问题。”张楚有些不解。
采访到了最后，张楚渐渐放松下来，当乐队其他人讲话时，他松了一口气，把手背到脑后，靠在沙发上东张西望，置身事外，要证明自己真的很悠闲自在似的，颇有点像只淘气的猴子，让人忍俊不禁。
想到新唱片还要面对这么多不同的问题，张楚也许又要紧张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快乐
2月25日，演出原定9点半开始，可是还不到8点钟，“愚公移山”里已经是摩肩接踵。除了新一茬、老一茬的摇滚乐迷，现身的还有昔日的校园歌手、美女作家、娱乐明星、文艺圈名人等各路神仙，把酒吧挤了个水泄不通；而外面还有不少人为停止售票进不了门在发愁。
为张楚作暖场的乐队可能遭遇了最尴尬的局面，尽管台下的观众表现得很有礼貌，可无论是台下的观众还是他们自己实际上都在默默在心中数着秒，盼着时间一到，主角登场。
终于，经过一阵更剧烈的人群中的搏杀，张楚站到了演出台的中央。接着，从舞台下的四面八方传出来的打招呼的声音此起彼伏，响个不停。张楚脱掉了外套，仅穿一件短袖白圆领衫，听见台下的问候只是笑笑，并不回应。
前面的人自觉地席地而坐，站着的人一直排到酒吧后面的休息厅，人墙一般。过道的空隙早就没有了，最靠边的人干脆登上了靠墙排着的沙发的椅背上，手攀着屋顶上的暖气管道，像爬行动物般，贴满了酒吧的四壁。
演出开始，张楚演唱了许多熟悉的老歌——《冷暖自知》、《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轻取》等，他显得自然而快乐。当唱到《和大伙去乘凉》时，他一时找不到位置了，抓着话筒，摇了摇头，自顾自地乐，半首歌过去还是开不了口，没关系，立即有歌迷开口帮张楚“提词”，反正台下早就成了“卡拉OK'’大合唱。
在演出的空隙，张楚“金口”屡开，“我现在非常喜欢家里的亲人的那种生活，我觉得那是我生活中最平静的，最能帮助自己安定的东西，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这样。”
出人意料地，张楚还唱了那首连许多老歌迷都会陌生的《轻取》。我身旁的男孩从始至终都在跟着唱，那些经年久远的字句。
“你明白／你是我的母／万分幸福／聚众的手／生命好紧张……在歌声燃烧的夜梦见自己／陶醉你快乐存在伤心痛快”。
“现场的气氛非常好，我想每个人都会看到他想看到的。”乐队的吉他手、“二手玫瑰”的王玉琪在演出结束后高兴地说。
演出结束，和朋友喝酒聊天。碰上张楚回来取东西，问他演出是不是开心，他却撇撇嘴，摆摆头，咧嘴笑了一下，“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快乐的”。
现在，张楚希望自己的音乐中能有更多真实的东西，有自己生活的哲学，让听音乐的人能一起享受这些东西，这是他“能够掌握到的最大优势”，是他“能想到的最快乐的东西。”
在电子乐中张楚感受到完全不同的体验，也帮助他摆脱以往音乐带来的困扰。“我现在更喜欢这样的音乐，它更自然，不是一种外在的文化或者意义所赋予的东西。其实，我想在开始的时候，就可能有一些更好的东西，也许就是因为听到了摇滚乐，其他的音乐就没有听到。”张楚似乎在反省。
“事物发展这么快，十年一个浪潮就这么过去了。”他说，“会有一些人停在原地不动，那就自己一个人往前走吧。”
“超级猴子”
摆脱“人文”、“责任”的负累，现在的张楚更倾心于日常生活中存在的快乐。
今年的春节，张楚是和朋友们在青岛度过的：住在崂山的一个朋友家里，吃饭、喝酒、聊天、清早起来去爬山，回来的时候惊喜地发现朋友家养的羊又生下两只小羊羔……张楚说，他非常喜欢青岛这座城市，喜欢海边的生活，打算等北京的活动告一段落，下半年起就在青岛定居下来。
现在的张楚与朋友们在一起组建了一支名叫“超级猴子”的乐队，因为猴子“很像人”，“是种非常好玩的动物”。在乐队里，张楚不演奏乐器，但他会从自己的眼光出发，把想法传达给乐手，他说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领悟快一些，有的人领悟慢一些，有设计的东西在里面，有点像作家，非常好玩!”而他的乐队乐手则说他“用盖房子的感觉形容音乐”，“他会告诉你先要的是‘骨架’，把音乐撑起来的东西，然后是‘地基’，把音乐的基础固定下来，最后才是修饰……”
在贺兰山音乐会的表现，让很多人为张楚的状态担忧。面对未来的“复出”，张楚也喜忧参半，“现在按排练的状态来说，对音乐特别有信心。只是拿音乐和外面的环境交流的时候，还是担心(用)过去的那种看音乐的方法来看自己，然后会有一些顾虑，我自己要越过这个障碍。” ， 当被问及“魔岩三杰”复出的意义，张楚的回答再一次含糊起来，并且到最后竟有些答非所问。“复出后要的应该是和以前的内容不一样的自己和音乐吧……?我不知道怎么说，但事实就是这样的过来了，去爱，去分开，去重新找自己，好多事情善始不终。但是如果活着，又必须对自己善始善终，可能这就是我现在还活着的原因吧。”
不知道，等吧
可以感觉到，张楚在回答问题的 时候很认真，从他的言谈中，你丝毫感觉不到他要刻意宣扬某种精神，或是挑战世俗。
“……还是挺喜欢玩，挺喜欢思考。有时候会对一些东西特别认真，但是，还是属于不太稳定吧。因为没有想去要，有一个，(怎么说?)，感觉还是好像在过跟爱情有关系的生活。感觉，其实里面还有那个，完全想要一个人自己，反正，就是一个人挺好，还没有到那个水平。现在可能更——因为发现一个人生活得挺好的话——反正——挺有意思的，吧。”
我们被他搞“晕”了。
尽管张楚早早同意了接受杂志的单独采访，可我一直惴惴不安他会变卦。看到演出时蜂拥而至的同行，更是担心加剧。演出结束后，碰上张楚，又巴巴过去问他，不想他很认真地说：咱们不是约好了星期天了?
结果——约好的星期天，他的手机一直都处于关机状态。我终于被他的“晕菜”彻底搞“晕菜”了。
人物周刊：在演出形式上，是以张楚为主还是以乐队为主?
张楚：以前做音乐，主唱或作词作曲会显得比较重一点。现在很多人已经听了十多年音乐了，应该知道更多地享受音乐给他的东西了。希望大家在听音乐时，把主唱只看作是一个主唱，完整的音乐给人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新专辑准备的情况?
张楚：我的计划是先不做唱片，先把这些歌和乐队一起排练，做演出。希望在演出的过程中，听音乐的人和我们都享受自己创作的东西。等到下半年才完整地记录到唱片里面。
人物周刊：西安的生活会对你的音乐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楚：在西安听了很多的东西，因为是回家，感觉没有太大的变化。其实感觉变化最大的是从家出去，去青岛，海边，因为从小就没在海边住过，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理环境。心里开始接触一些根本没有接触过的东西。我觉得对我的影响比较大。
人物周刊：许巍现在出唱片，他认为自己以前的唱片里的情绪不见得好。你怎样评价你以前的唱片?
张楚：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说，(以前的唱片)全都是我自己的情感和认识。一个年轻人，他有时候会对生活有一种成见。中国的摇滚乐从那个时候开始被很多人接受，变成一种被社会认可的东西。他一个年轻人，他的有些认识可能比较脆弱或比较幼稚，被社会接受了，可能太多矛盾的东西也被接受了，而他自己和社会可能都没有办法消化这个东西。后来做音乐做不下去我觉得和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现在重新要做的东西，可能就不再是像以前那样的东西。
人物周刊：前两张唱片比较诗化，听说现在你在创作歌词上有一些困难?
张楚：以前写歌词是自己的情绪和对生活的理解，及对外在事物的主观看法。现在我写歌词，更多的是写我生活里更真实、更准确的东西，或者是一个准确的错误、一个准确的变化，能够看到的东西，不像以前是一些先人为主的主观上的判断。
人物周刊：你期待哪些人来听你的音乐?
张楚：我希望来听音乐的人是能够享受音乐，音乐带给他负累的东西已经过去了的朋友。小时候会把自己的表达当作一种信仰。甚至有时候与事实不符也会拿它作为自己生命的一个保障。可是事物发展得太快了，在这过程中，其实生活已经多出来特别多的空间，让自己考虑应该怎么做。
人物周刊：你和“魔岩三杰”其他人的关系现在怎样?
张楚：我觉得我们相互还是非常关心的，只是见面的机会非常少。我希望他们能做出他们觉得更好的音乐。
人物周刊：如果碰上不顺心的事，你会怎么处理?
张楚：不知道，等吧!
项美丽的异国恋情 董丽敏
一个是阔绰而唯美的富家公子，一个是穷困潦倒的自由撰稿人；一个是拥有美妻且有6个孩子的中国居家好男人，一个是倔强叛逆居无定所的美国单身女人……过于丰富的差异使当时以至现在的人们有理由顽固地相信，邵洵美与项美丽的邂逅与相爱，其实是一个错误，尤其是对项美丽而言。在中国人的眼里，她应该是邵洵美的妾，地位屈辱，形迹可疑，可以充分地满足第三世界国家男性不无虚荣的想象。而在另外一些西方版本中，她又被命名为一个骄傲地征服了中国上流社会男性的白种女人，爱情传奇从而又被包裹上了浓厚的殖民气息。
尽管出生于一个恪守传统道德的德国移民家庭，少女时代的项美丽骨子里却是独立而叛逆的：离家出走；因为系主任一句轻描淡写的话而改变自己的专业，成为大学里第一位工程系女学士；可以因为一个赌而放弃稳定刻板的白领生活。《纽约客》杂志慷慨的援助，终于促成她乘上了去中国上海的慢船。在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项美丽不可遏制地爱上了眼前这个令西方人眼前一亮的美男子—邵洵美。
旁人眼中巨大的差异之所以并没有困扰两人，只因他们都是性情中人。书中有关项美丽珠宝失窃事件的描述，读来趣味盎然。几乎可以肯定佣人是窃贼，两人却束手无策，项美丽甚至连谈话的勇气也没有，而邵洵美谈完之后居然会全盘相信佣人的诡辩，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却也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窥见了两位主人公的性情的单纯：毕竟两人在自己的世界中浸淫得太久了，邵是锦衣玉食、不谙世事，而项原本就是个连身在其中的美国30年代经济危机也一无所知的阁楼中人。
尽管如此，似乎还不足以消除笼罩在这一异国恋上空的阴影。抗日战争的爆发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契机，来辅证项美丽性格中的另一侧面——“勇敢”：她在日军的重重封锁中，动用军用卡车和12个俄国人，一次又一次帮邵家搬运家产；扮成舞女去体验生活；创办有抗日倾向的刊物《自由谭》；甚至协助翻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项美丽是我行我素、无所顾忌的，她坦然地做着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不夸饰，亦不心虚，想来对待异国恋也是如此吧。
从来多情总被无情误，当项美丽为写《宋氏三姐妹》走出浮靡的上海的时候，她是否已经意识到缘分将尽?当昔日美男子终于在项美丽的眼中呈现出无法遮掩的人老珠黄后，久已蛰伏的哈克贝利·费恩式的梦想也就一点点的升腾而起，她留给了上海与她的情人一个永恒告别的背影，无尽的旅途又一次在脚下延伸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