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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黄金周紧随中秋佳节而至，又是天各一方的夫妻与情侣团圆聚首的好日子。不过需要提醒的是，去年黄金周后，北京民政部门为近300对夫妇办理了离婚，件数突然比平常日子多出许多；而沈阳市的十月也办了1752对，比去年同期712对更暴增了一倍以上，其中有不少是分居男女。
夫妻长期异地而处，除了情路可能生变外，各自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和不同步调的成长过程，往往因为聚合而凸现了差异性，甚至衍生为重大矛盾，于是放假几天就吵几天，最终耐不住了，节后干脆立马了断。
有迹象显示，我们越来越走向一个夫妻高分居率时代。
这让人不得不直面现代婚姻，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快速物质积累和相对的精神品质要求双重元素下，确实产生了明显的质变问题。
经济猛进 夫妻突飞
今年42岁的丁哲以前在济南一家小有名气的报社做记者，收入颇丰，可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狭小的发展空间让他觉得很压抑。2000年，他来到北京帮朋友做一份报纸，对他来说，这是另一个希望的开始。他把妻儿留在了济南。他给妻子的承诺是：一天一个电话、一星期回家一次。
根据全国妇联的调查，在2002年底，像丁哲夫妇这样的“周末夫妻”在北京已经超过了一万对。上万对夫妻只有周末才能见面，平时的生活工作和单身时的情形基本相同。
相对而言，“周末夫妻”还是比较幸运的，那些“月末夫妻”、“季末夫妻”甚至半年才能见一面的夫妻情侣们，则广泛存在于中国的大中城市，特别是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国一线城市。目前国内还没有权威的夫妻分居比例专项调查，但毫无疑问，这个比例在日益扩大中。
据两性问题观察家蓝怀恩女士分析，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涡轮效应，让男女皆卷进事业发展和挣钱狂潮，这是造成夫妻情侣两地分居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买房、买车、孩子出国留学等集体比较式消费的驱使下，大家自然以搞好经济为家庭核心目标，总想努力个十几二十年再喘口气。
关注两性问题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世君进一步分析，由于我们社会发展不均衡，人才和机遇的分布也很不对称，追求个人发展的最大化的夫妻，不一定能在同一个城市找到符合双方发展的空间，两地分居成为强调自我发展者越来越多的选择。
“我们的价值观念正从对婚姻家庭的强调，转向注重个人发展。过去总是为了家庭牺牲自我，但现在为了个人发展走出家庭。在这背后是个体意识的加强，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兴起。”
“走出家庭的多了，尤其是青年女性，都是自愿出去的，女性不再是望夫石，她们有个人抱负。”张世君说，“这体现了女性的独立，夫妻双方都在进步，相互支持对方的发展。这也是文明进程带来的好事情。”
从现实层面看，中国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普通家庭而言，妇女如果呆在家中将会影响家庭生活质量。
分居时代的“性”与“情”
已在北京某报做副主编的丁哲坦言，两地分居，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性需求如何满足。有一次他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火辣辣的场面，那种心烦意乱的焦躁真不好受。偶尔也会出去转转，可真走到声色场所，看看那一个个浓妆艳抹的“职业女性”时，总觉得她们身上脏，忍忍，掉头，回家，自行解决。
有如北京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医师姜辉所说，“有些男人是婚内不行婚外行”，男人受到下视丘的大脑指挥下半身影响，“审美疲劳”早成了无性婚姻的首要杀手，更何况现在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眼前新鲜刺激的“雄起”效果，是让部分男人没法洁身自好的。于是婚外性可能延伸成为婚外情，是导致许多婚姻告终的原因之一。
不只是男人，据了解，上海女人婚外情的比例高过男人，这反映了女性经济独立进而情感自主和情欲自由，已经是潮流所趋，因此，下半身的不安于室已非男人专利，分居女性也有了比较宽松的心理和距离空间，在婚外性里得到调节。
“两地分居对于家庭来说，可能会是一个颠覆——双方有了足够的自由，社会对婚外情又有了足够的宽容，一切的发生顺理成章。”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林平表露自己的担忧，“而且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性革命运动，由性禁锢走向性解放，这种巨大的反差容易让人出轨。”
与刘林平不同，蓝怀恩女士对婚外性婚外情现象表示出宽容与达观。“ 从人性来看，男女的情感和情欲都是流动的，异地分居既然在现实上无法相互满足，就应允许权宜式的婚外情、婚外性。分居期间的风风雨雨，若能智慧地视为‘必要之恶’，无论男女有了这份思想准备，就不会无休止地自我耗损，进而，不致造成离婚。”
蓝女士有位男性朋友是标准的“内在美”（内人在美国）单身汉，他的工作很自由，专找项目投资，做成一笔便吃一年绰绰有余，所以平常除了享受吃喝，就是找漂亮MM，反而年头到年尾与妻女共处的时间不超过3个月，但一见面，跟女儿是又搂又抱的，对老婆呢？他坦言彼此都性欲不高，于是搂着老婆睡觉，就成了他们之间最亲密的身体语言。
难道女方会不知道他的风流韵事吗？非也，这位朋友的妻子私下交流，与其防堵男人不如放牛吃草，饱了自然回家，撑了就会心虚，根本不必盯死一个男人，只问自己过得充实与否，能够一直有新知识和生活心得与老公分享，男人反而尊敬这样的女人，轮到他担心被老婆淘汰掉了。
一个北京女子在广州最大的涉外公司当高管。丈夫也曾希望调到广州工作，但因无法适应当地生活，最终未能成行。目前，双方分开达5年之久，感情非常稳固。
这位女子是暨南大学张世君教授的好友，张世君通过这个例子告诫，我们不要因为两地分居的出现，就忧心忡忡家庭是否解体。“我们时代的通信和交通如此发达，只要双方有足够的沟通和交流，两地分居的家庭是可以很好维护的。”
在她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前的夫妻分居是极不人道的，在计划经济时代里，户口限制严格，当时这样的家庭叫作“半边户”，是“贫穷”和“困苦”的代名词。“打个电话要去邮电局，见面比登天还难。”
张世君相信，“双方都走出家庭发展，这改变了女性对于男性的依赖。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女方有足够的经济独立，对于婚姻是好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轻言放弃婚姻。”
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家庭碎片化
全球化竞争迫使社会精英全家散居各地。
台湾的亚洲光学董事长赖以仁常年居住在深圳东莞的工厂宿舍，他的家人长居澳洲，公司的研发中心在台湾。
跨国的营运模式，让夫妻、亲子被时空隔离，家人只能用有限的时间相处。一位CEO抱怨：“我没办法过规律生活，跨国公司，国际公司，听在我的耳朵里，已经是我的魔咒。”
很多高级职员到处都是家，生活用品要好几份，常常飞行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居无定所，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变得模糊。
可以确定，地老天荒、永浴爱河的婚姻将会步步萎缩，英国传统一夫一妻制比例不超过40%，其他如单身、单亲、同居、同性恋等比例却逐步上升，我国近年渐低的结婚率和走高的离婚率，也在“与时俱进”地向发达国家看齐，正是社会变迁和人性使然。
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夫唱妇随成为了神话。种种迹象表明，朝夕相对的家庭生活不再是天经地义。
如今需正视的，应该是我们的两性教育甚至性教育跟上了吗？我们的人文学习资源普及了吗？大众传播媒体是否能够担负起情商和性商的人本教育责任呢？现存的辅导机构真的能做到观念先行，有效处理夫妻关系问题吗？
比如，在西方国家，这一系列问题总是受到追问。由于家庭面临社会发展的挑战，美国总统大选时，候选人常被问及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Family Value？”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美国籍教授赵永甫介绍，国际大公司越来越多考虑到员工的家庭。通常它们的员工可以选择带上家人到外地任职，公司会适当增加他的工资收入，让他足以赡养自己的家庭。
今年八月份，赵永甫获得福布莱尔基金会的支持，来到中国讲学，他的太太、儿子跟随而至，家庭的基本生活费用都由基金会支付。儿子目前在广州二沙岛美国国际学校上六年级，一个学期学费6000美元，也由基金会提供。
美国人应聘时往往会考虑到伴侣和孩子的意见，“如果我妻子和孩子不喜欢这个城市，也许我就不能为您效劳”。
中西之别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妇女最大的职责一直是‘相夫教子’，新中国建立后，观念发展到另一极端——妇女就业成为男女平等的基础。为了追求这样的平等，很多人愿意选择两地分居。”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林平说。
由于男女平等往往被简约为“就业平等”和“同工同酬”，那些无法获得工作的女性会觉得自己失去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李萌为了给攻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的丈夫当陪读，辞去了在北京的工作。但很快她就体会到了作为“全职陪读”的委屈——丈夫觉得她整天呆在家中，没有出息，动辄给她脸色。学历不高的李萌很难在美国找到工作，时日久了，她越来越怀疑自己的价值。最终她提前回到中国——她需要一个工作，这样她才觉得找到尊严。
34岁的李婷婷是另一个例子。结婚已有11年的她现供职于北京某外资广告公司。9年前，她随供职于外交部的丈夫驻外。两年的任期结束后，她随丈夫回国。这时，真正的问题才出现。回国后，丈夫照样去外交部上班，可她自己却什么都没有，出国前就辞去了工作，回来后一切要从零做起，使出吃奶的劲儿才找到了现在的广告公司，工作虽然累，但她从中找到了满足感与幸福感。心里再没那种空落落不着边际的感觉。
三年后，当丈夫再次被派出国时，李婷婷拒绝了他一同前往的要求。“我如果辞去这份工作，两年后回国我还要一切从头再来，我不愿再过那种生活，我要有我自己的事业，我要证明我自己的价值，不愿再做他的附属品。”
拒绝做附属品的痛苦，就要承受另一种痛苦，两地分居。
两年，他只能在中间回国一次。“那些漫漫长夜，所有的节假日，我要一个人度过。咬咬牙，我觉得我宁愿承受这种相思的痛苦，也不愿再无所事事地依附在他身边。”
“在美国，夫妻为了工作而两地分居的现象远远没有中国普遍。”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美国教授赵永甫告诉记者。
在美国人们并不像中国这样理解男女平等。对于妇女来说，外出工作还是当家庭主妇，纯粹是个人的选择。他们所得到的尊重是一致的。
赵永甫的太太已经在美国当了25年的家庭主妇，每一次填履历表的时候都很自豪地写上“House wife（家庭主妇）”，美国人不会看不起的，反而会赞赏地说：“You are a home maker！（你是家庭的缔造者）”。赵太太说，在美国人的眼中，家庭主妇就是一个职业。
美国有个NGO组织“focus on the family”（爱家协会），它鼓励经济状况还可以的家庭，妻子专门留在家“相夫教子”。
按照赵永甫的分析，在美国，如果双方一起出去工作，家里的收入会增加2000美金，但小孩就要上Daycare（日托），一个月至少600美金；一家人在外吃饭和应酬的时间会增加，支出会增多；所以，一方工作和双方一起工作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收入差别。而且小孩的教育水平会受到影响。
刘林平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注意到，女性不工作的比例很高。家庭妇女如果生养三个小孩，所得到的政府经济补贴与她外出工作的收入大致相当。
OECD调查发现，在西方，妇女走出家庭，进入职业市场也曾出现热潮，但是近些年，随着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传统的价值观念逐步回归，越来越多的女性放弃升迁、加薪、或者减少工作时间，来换取更多的时间照顾家人。
美国回归家庭，而中国却面临夫妻两地分居的热潮。刘林平进一步分析，这和我们社会的发展阶段相关，但导致中国出现家庭两地分居状况的根源则是新中国劳动就业的基本特点——高就业、低工资、双就业模式。这个特点决定夫妻要在同一个城市找到满意工作的可能性小；工资水平低，一方的工资收入不足以赡养一个家庭。
摆脱功能主义的习惯性思维
传统家庭的功能是无所不包的，衣食住行、生儿育女、爱情慰藉……但现在，家庭的很多功能被外包出去。
美国人马克·赫特尔在《变动的家庭》一书中提到，“食堂、餐厅、幼儿园和托儿中心、学校建立，服务设施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如洗衣、缝纫、理发店、制鞋店、修理铺等，家庭承担的功能逐步减轻。”
人与家庭的各种功能，开始由社会的各式各样功能来代替。甚至，生儿育女都不必然是婚姻的目的。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拘泥于“有父母、有子女、有房子”的“家”。
夫妻分居两地，家庭几乎不承载任何实际功能，甚至没有性。分居家庭的大量存在促使反思家庭的根本。
家人没有办法共同生活，“候鸟、分偶家庭形态”，让分离的夫妻逐渐明白，婚姻并不因为很多外在的功能而存在。
两地分居正在让我们忘记婚姻家庭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功用。当摆脱了功能主义的习惯性思维，也许，爱情会更纯粹地释放出来。
夫妻长期异地而处，除了情路可能生变外，各自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和不同步调的成长过程，往往因为聚合而凸现了差异性，甚至衍生为重大矛盾，于是放假几天就吵几天，最终耐不住了，节后干脆立马了断。
有迹象显示，我们越来越走向一个夫妻高分居率时代。
这让人不得不直面现代婚姻，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快速物质积累和相对的精神品质要求双重元素下，确实产生了明显的质变问题。
经济猛进 夫妻突飞
今年42岁的丁哲以前在济南一家小有名气的报社做记者，收入颇丰，可复杂的人际关系与狭小的发展空间让他觉得很压抑。2000年，他来到北京帮朋友做一份报纸，对他来说，这是另一个希望的开始。他把妻儿留在了济南。他给妻子的承诺是：一天一个电话、一星期回家一次。
根据全国妇联的调查，在2002年底，像丁哲夫妇这样的“周末夫妻”在北京已经超过了一万对。上万对夫妻只有周末才能见面，平时的生活工作和单身时的情形基本相同。
相对而言，“周末夫妻”还是比较幸运的，那些“月末夫妻”、“季末夫妻”甚至半年才能见一面的夫妻情侣们，则广泛存在于中国的大中城市，特别是像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中国一线城市。目前国内还没有权威的夫妻分居比例专项调查，但毫无疑问，这个比例在日益扩大中。
据两性问题观察家蓝怀恩女士分析，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带来的涡轮效应，让男女皆卷进事业发展和挣钱狂潮，这是造成夫妻情侣两地分居的最主要的原因，在买房、买车、孩子出国留学等集体比较式消费的驱使下，大家自然以搞好经济为家庭核心目标，总想努力个十几二十年再喘口气。
关注两性问题的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张世君进一步分析，由于我们社会发展不均衡，人才和机遇的分布也很不对称，追求个人发展的最大化的夫妻，不一定能在同一个城市找到符合双方发展的空间，两地分居成为强调自我发展者越来越多的选择。
“我们的价值观念正从对婚姻家庭的强调，转向注重个人发展。过去总是为了家庭牺牲自我，但现在为了个人发展走出家庭。在这背后是个体意识的加强，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兴起。”
“走出家庭的多了，尤其是青年女性，都是自愿出去的，女性不再是望夫石，她们有个人抱负。”张世君说，“这体现了女性的独立，夫妻双方都在进步，相互支持对方的发展。这也是文明进程带来的好事情。”
从现实层面看，中国在经济上比较落后，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普通家庭而言，妇女如果呆在家中将会影响家庭生活质量。
分居时代的“性”与“情”
已在北京某报做副主编的丁哲坦言，两地分居，有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性需求如何满足。有一次他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火辣辣的场面，那种心烦意乱的焦躁真不好受。偶尔也会出去转转，可真走到声色场所，看看那一个个浓妆艳抹的“职业女性”时，总觉得她们身上脏，忍忍，掉头，回家，自行解决。
有如北京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医师姜辉所说，“有些男人是婚内不行婚外行”，男人受到下视丘的大脑指挥下半身影响，“审美疲劳”早成了无性婚姻的首要杀手，更何况现在是远水救不了近火，眼前新鲜刺激的“雄起”效果，是让部分男人没法洁身自好的。于是婚外性可能延伸成为婚外情，是导致许多婚姻告终的原因之一。
不只是男人，据了解，上海女人婚外情的比例高过男人，这反映了女性经济独立进而情感自主和情欲自由，已经是潮流所趋，因此，下半身的不安于室已非男人专利，分居女性也有了比较宽松的心理和距离空间，在婚外性里得到调节。
“两地分居对于家庭来说，可能会是一个颠覆——双方有了足够的自由，社会对婚外情又有了足够的宽容，一切的发生顺理成章。” 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林平表露自己的担忧，“而且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性革命运动，由性禁锢走向性解放，这种巨大的反差容易让人出轨。”
与刘林平不同，蓝怀恩女士对婚外性婚外情现象表示出宽容与达观。“ 从人性来看，男女的情感和情欲都是流动的，异地分居既然在现实上无法相互满足，就应允许权宜式的婚外情、婚外性。分居期间的风风雨雨，若能智慧地视为‘必要之恶’，无论男女有了这份思想准备，就不会无休止地自我耗损，进而，不致造成离婚。”
蓝女士有位男性朋友是标准的“内在美”（内人在美国）单身汉，他的工作很自由，专找项目投资，做成一笔便吃一年绰绰有余，所以平常除了享受吃喝，就是找漂亮MM，反而年头到年尾与妻女共处的时间不超过3个月，但一见面，跟女儿是又搂又抱的，对老婆呢？他坦言彼此都性欲不高，于是搂着老婆睡觉，就成了他们之间最亲密的身体语言。
难道女方会不知道他的风流韵事吗？非也，这位朋友的妻子私下交流，与其防堵男人不如放牛吃草，饱了自然回家，撑了就会心虚，根本不必盯死一个男人，只问自己过得充实与否，能够一直有新知识和生活心得与老公分享，男人反而尊敬这样的女人，轮到他担心被老婆淘汰掉了。
一个北京女子在广州最大的涉外公司当高管。丈夫也曾希望调到广州工作，但因无法适应当地生活，最终未能成行。目前，双方分开达5年之久，感情非常稳固。
这位女子是暨南大学张世君教授的好友，张世君通过这个例子告诫，我们不要因为两地分居的出现，就忧心忡忡家庭是否解体。“我们时代的通信和交通如此发达，只要双方有足够的沟通和交流，两地分居的家庭是可以很好维护的。”
在她的记忆中，改革开放前的夫妻分居是极不人道的，在计划经济时代里，户口限制严格，当时这样的家庭叫作“半边户”，是“贫穷”和“困苦”的代名词。“打个电话要去邮电局，见面比登天还难。”
张世君相信，“双方都走出家庭发展，这改变了女性对于男性的依赖。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女方有足够的经济独立，对于婚姻是好的。任何一方都不会轻言放弃婚姻。”
工业化、全球化时代的家庭碎片化
全球化竞争迫使社会精英全家散居各地。
台湾的亚洲光学董事长赖以仁常年居住在深圳东莞的工厂宿舍，他的家人长居澳洲，公司的研发中心在台湾。
跨国的营运模式，让夫妻、亲子被时空隔离，家人只能用有限的时间相处。一位CEO抱怨：“我没办法过规律生活，跨国公司，国际公司，听在我的耳朵里，已经是我的魔咒。”
很多高级职员到处都是家，生活用品要好几份，常常飞行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居无定所，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变得模糊。
可以确定，地老天荒、永浴爱河的婚姻将会步步萎缩，英国传统一夫一妻制比例不超过40%，其他如单身、单亲、同居、同性恋等比例却逐步上升，我国近年渐低的结婚率和走高的离婚率，也在“与时俱进”地向发达国家看齐，正是社会变迁和人性使然。
对于越来越多的人来说，夫唱妇随成为了神话。种种迹象表明，朝夕相对的家庭生活不再是天经地义。
如今需正视的，应该是我们的两性教育甚至性教育跟上了吗？我们的人文学习资源普及了吗？大众传播媒体是否能够担负起情商和性商的人本教育责任呢？现存的辅导机构真的能做到观念先行，有效处理夫妻关系问题吗？
比如，在西方国家，这一系列问题总是受到追问。由于家庭面临社会发展的挑战，美国总统大选时，候选人常被问及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Family Value？”
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美国籍教授赵永甫介绍，国际大公司越来越多考虑到员工的家庭。通常它们的员工可以选择带上家人到外地任职，公司会适当增加他的工资收入，让他足以赡养自己的家庭。
今年八月份，赵永甫获得福布莱尔基金会的支持，来到中国讲学，他的太太、儿子跟随而至，家庭的基本生活费用都由基金会支付。儿子目前在广州二沙岛美国国际学校上六年级，一个学期学费6000美元，也由基金会提供。
美国人应聘时往往会考虑到伴侣和孩子的意见，“如果我妻子和孩子不喜欢这个城市，也许我就不能为您效劳”。
中西之别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妇女最大的职责一直是‘相夫教子’，新中国建立后，观念发展到另一极端——妇女就业成为男女平等的基础。为了追求这样的平等，很多人愿意选择两地分居。”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刘林平说。
由于男女平等往往被简约为“就业平等”和“同工同酬”，那些无法获得工作的女性会觉得自己失去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李萌为了给攻读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的丈夫当陪读，辞去了在北京的工作。但很快她就体会到了作为“全职陪读”的委屈——丈夫觉得她整天呆在家中，没有出息，动辄给她脸色。学历不高的李萌很难在美国找到工作，时日久了，她越来越怀疑自己的价值。最终她提前回到中国——她需要一个工作，这样她才觉得找到尊严。
34岁的李婷婷是另一个例子。结婚已有11年的她现供职于北京某外资广告公司。9年前，她随供职于外交部的丈夫驻外。两年的任期结束后，她随丈夫回国。这时，真正的问题才出现。回国后，丈夫照样去外交部上班，可她自己却什么都没有，出国前就辞去了工作，回来后一切要从零做起，使出吃奶的劲儿才找到了现在的广告公司，工作虽然累，但她从中找到了满足感与幸福感。心里再没那种空落落不着边际的感觉。
三年后，当丈夫再次被派出国时，李婷婷拒绝了他一同前往的要求。“我如果辞去这份工作，两年后回国我还要一切从头再来，我不愿再过那种生活，我要有我自己的事业，我要证明我自己的价值，不愿再做他的附属品。”
拒绝做附属品的痛苦，就要承受另一种痛苦，两地分居。
两年，他只能在中间回国一次。“那些漫漫长夜，所有的节假日，我要一个人度过。咬咬牙，我觉得我宁愿承受这种相思的痛苦，也不愿再无所事事地依附在他身边。”
“在美国，夫妻为了工作而两地分居的现象远远没有中国普遍。”中山大学管理学院的美国教授赵永甫告诉记者。
在美国人们并不像中国这样理解男女平等。对于妇女来说，外出工作还是当家庭主妇，纯粹是个人的选择。他们所得到的尊重是一致的。
赵永甫的太太已经在美国当了25年的家庭主妇，每一次填履历表的时候都很自豪地写上“House wife（家庭主妇）”，美国人不会看不起的，反而会赞赏地说：“You are a home maker！（你是家庭的缔造者）”。赵太太说，在美国人的眼中，家庭主妇就是一个职业。
美国有个NGO组织“focus on the family”（爱家协会），它鼓励经济状况还可以的家庭，妻子专门留在家“相夫教子”。
按照赵永甫的分析，在美国，如果双方一起出去工作，家里的收入会增加2000美金，但小孩就要上Daycare（日托），一个月至少600美金；一家人在外吃饭和应酬的时间会增加，支出会增多；所以，一方工作和双方一起工作并不会有特别明显的收入差别。而且小孩的教育水平会受到影响。
刘林平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注意到，女性不工作的比例很高。家庭妇女如果生养三个小孩，所得到的政府经济补贴与她外出工作的收入大致相当。
OECD调查发现，在西方，妇女走出家庭，进入职业市场也曾出现热潮，但是近些年，随着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传统的价值观念逐步回归，越来越多的女性放弃升迁、加薪、或者减少工作时间，来换取更多的时间照顾家人。
美国回归家庭，而中国却面临夫妻两地分居的热潮。刘林平进一步分析，这和我们社会的发展阶段相关，但导致中国出现家庭两地分居状况的根源则是新中国劳动就业的基本特点——高就业、低工资、双就业模式。这个特点决定夫妻要在同一个城市找到满意工作的可能性小；工资水平低，一方的工资收入不足以赡养一个家庭。
摆脱功能主义的习惯性思维
传统家庭的功能是无所不包的，衣食住行、生儿育女、爱情慰藉……但现在，家庭的很多功能被外包出去。
美国人马克·赫特尔在《变动的家庭》一书中提到，“食堂、餐厅、幼儿园和托儿中心、学校建立，服务设施也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如洗衣、缝纫、理发店、制鞋店、修理铺等，家庭承担的功能逐步减轻。”
人与家庭的各种功能，开始由社会的各式各样功能来代替。甚至，生儿育女都不必然是婚姻的目的。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拘泥于“有父母、有子女、有房子”的“家”。
夫妻分居两地，家庭几乎不承载任何实际功能，甚至没有性。分居家庭的大量存在促使反思家庭的根本。
家人没有办法共同生活，“候鸟、分偶家庭形态”，让分离的夫妻逐渐明白，婚姻并不因为很多外在的功能而存在。
两地分居正在让我们忘记婚姻家庭带来的种种便利和功用。当摆脱了功能主义的习惯性思维，也许，爱情会更纯粹地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