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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现实无不源于历史；一切历史无不影响现实。为此，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直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新中国与民国（1912-1949）即为一例。其间，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更如狂飙一曲从天落，天地阔远随飞扬，流风余韵，连绵至今。仅看荧屏上层出不穷的影视作品，都在不断续写着这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传奇，包括近年广受嘉许的《我的长征》《惊沙》《秋喜》《暗算》《亮剑》《人间正道是沧桑》。
由于身为“一野”后人，我对相似背景的同道自然多一层亲近。一次同行聚会，谈起解放战争的四大野战军，几位学界的野战军后人兴高采烈，而在座女士王顾左右，以性别不同、兴趣有别回应。后来心想，性别差异固然影响趣味，慷慨者逆声而击节，浮慧者观绮而跃心，但想了解更不用说研究当代中国及其新闻传播，那就不能对此无所用心了。比如，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频发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在一篇学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论文里就谈道：
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政权和军事力量都是在各个根据地独立发展起来的，各路大军统帅是党政军一手抓的地方“诸侯”，是一些说一不二的魅力型领导人。他们长期领导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有自己的人马、班底，事实上形成了许多“山头”。总体说来，革命者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没有接受很多现代化的规训，缺少民主的传统，不少人讲求的是对个人的忠诚。这些弱点，在打天下时可能还不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有时甚至还可能是优点；此外，毕竟还有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和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来保证。但是，这些问题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就可能突现出来；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政权的巩固，而且会影响政权的和平转移，弄不好，有可能重新回到军阀割据的局面。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个问题可能还不那么明显，因为在中国革命中，党内产生了像毛泽东这样具有崇高权威的领袖。毛泽东的存在几乎就足以保证全党和全国的统一。但是毛泽东不可能万岁，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一旦毛泽东去世，由于必然存在各种分歧，就可能发生政治上的动乱，手握重兵、各有“山头”的军事政治领袖就有可能形成地方割据。这种情况在中国这样一个有长期封建传统的国度中发生的可能性相当大；在中国历史上，这也一直都是各个王朝初年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但上述问题和顾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开国领袖以及这个领袖集团来说，也是不能完全排除的，甚至是不应该排除的。
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深刻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伴随了他建国之后的27年历史的一系列决定，包括高饶事件、1959年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都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个问题有关。当时的其他一些中共高级领导人也都明显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也一直强调要反对今天已经很少提起的“野心家”。[1]
这里提到的“山头”“诸侯”，就包括四大野战军及其军政首脑，如一野的彭德怀、习仲勋，二野的刘伯承、邓小平，三野的陈毅、粟裕，四野的林彪、罗荣桓，以及华北野战军及其军政首长聂荣臻、薄一波、胡耀邦等。显然，新中国党政军系统无不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历史书写也交织着盘根错节的渊源。诸如20世纪60年代的小说《刘志丹》，彭德怀失势后红色经典《保卫延安》及其作者、新华社记者杜鹏程受此牵连等，都是这方面的有名事例。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台海两岸几乎同时出版了两部以“1949”为题的畅销书，一是台湾作家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二是大陆军旅记者张正隆的《枪杆子：1949》。两书均为采访口述的非虚构作品。前者涉及四野对长春的围城之战，即影片《兵临城下》的故事所本。后者全景展现了四野从东北到海南，一路征尘，风掣红旗的画面。龙应台的“1949”上市时，我正在台湾访学，广告铺天盖地，书店随处可见。时隔不久，就有了李敖的“对台戏”《大江大海骗了你》：
龙应台侈言《大江大海1949》，其实，对“1949”呈现的真正问题、核心问题，她根本不敢碰，也没有能力碰。她碰的，大都是她自己刻画出来的“现象”，还称不上是问题。更糟糕的是，她只谈“现象”，不谈“原因”，因此“现象”引发了盲目的同感与同情，真相从此弄混了、是非也被颠倒了。龙应台的根本毛病就在这里，她的祸害也在这里。
龙应台最拿手的是写“现象”，龙应台最蹩脚的是只会写“现象”——瞎子摸象式的“现象”。她不会解读“原因”，也不会阐扬正义……因为她不知道“原因”。更严重的是，把“残山剩水”看成“大江大海”，这就连“现象”都看走眼了。[2]
李敖列举了一系列铁证，批驳龙应台颠倒是非，错乱历史，一知半解，一塌糊涂。说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完全不能谈思想等大道理”，还不无揶揄地写道：
谈“大江大海”，你不能“野火”了、“文明”了、“目送”了，或什么什么了，你必须交出证据来，而证据又不是《野火集》中听人说的、听计程车司机说的就已足，得靠真功夫、真的考据、真如傅斯年描绘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换句话说，涉及《大江大海1949》，现买现卖即溶速成是不行的，但龙应台这回却自以为行，所以，碰到李敖，她栽了。……如果只是《野火集》层次，我还懒得理，现在闹得太不像话了，我只好牛刀小试一次。[2]346
或问，为什么用牛刀。李敖答曰：“我只有牛刀，只好小试一下了。”且看几例：
——1949年的局面明明只是“残山剩水”，何来“大江大海”。何况，明明是“残山剩水”，却摆出“大江大海”的架构，这种架构，正是蒋介石留下来的思维。[2]7
——一个14岁的少年人，这么艰苦的离乡背井干什么？14岁就反共吗？龙应台总应该探索一下答案吧？可是她没有，只有一幅学生流亡图，这样子写书，太偷懒了吧……龙应台只有“现象”，没有“原因”，这是她写作的故技，只要你动容，不要你问为什么。[2]126-127
——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及其17岁的小儿子和8岁的小女儿，在国民党败退大陆前惨遭杀害，文艺作品里的“小萝卜头”令人心碎！针对此事，李敖说道：“有良知的中华儿女，必将永远不忘蒋介石和国民党干的下流事……可是，有一个人似乎忘了，她叫‘龙应台’[2]238。” ——沈阳撤退时，最后一架飞机是国民党省主席坐的；成都撤退时，最后一架飞机是国民党的中央要员坐的。大老爷想逃难，只消飞遍了千山万水；小百姓想逃难，就只好走遍了千山万水了。[2]179
——以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的第一届81位院士为例，跟着伪政府到台湾的，只9个人，占院士总数的11.9%，去美国的12位，占院士总数的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达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光在这里，就看出人心所向。[2]144
——美国大兵不回国，反倒开到北平、天津、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等地。骄横跋扈，犯罪事件不断发生，甚至大杀中国人，光在上海，从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中国人就死伤达1500余人。美国军舰在黄浦江上横冲直撞，民船被撞翻，落水而死的群众达660人。自1945年10月至1947年9月，驻天津美军共发生车祸、枪杀、捣毁、强奸等案件，达365起，受害受伤的中国人近2000名。其中美军汽车肇祸事件竟占全市交通事故的70%。1946年9月3日，在北平火车西站，三个美国大兵比试枪法，竟以正在调车的铁路工人王恩弟的人头做靶子，当场将其枪杀。1946年12月24日晚，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行至东单，被两名美国大兵拥至操场，予以强奸。这下子事情闹大了，各地抗议美军暴行。蒋介石政府乃捏造事实，说北大女学生是共产党，故意勾引美国大兵犯案的。[2]84-85（前些年，某位大陆文人也“言之凿凿”搬弄此说，结果遭到美国研究权威华庆昭老先生等有力批驳）。
在《大江大海骗了你》一书中，李敖还拆穿了“长春围城”的所谓真相。在龙应台以及一些重新解读历史的话里话外，辽沈战役期间的长春围城仿佛成为春秋无义战，而且解放军还不管人民死活，置长春十数万民众身家性命于不顾什么的（犹如当年《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写的评论《可耻的长春之战》，说解放军压着民众在前面冲锋云云）。李敖以史家功底，从事实到逻辑重申了早就一清二楚而如今又被弄得颠三倒四的历史事实：“像萧劲光（长春围城的解放军主将之一，有《萧劲光回忆录》传世）这些资料，所在多有，龙应台一概不看或不知道看，不明真相与原因、不知道共产党怎样抢救难民，就谴责起来了，这种落笔方式，又何从真知‘1949’呢。糊涂包龙图龙包图，把国民党、共产党各打五十大板，这叫公正吗？龙应台的程度太差了，在文献上，她看得太少了，根本跟不上有关文献，她谈长春，谈得太贫乏了。”[2]42
如同任何天崩地坼的巨变一样，“1949”在中国历史与华夏大地上，同样镌刻着数不胜数、谁也无法掩盖更无法扭曲的如山史实，并无所不在地彰显着大江东去的历史潮流与大河奔涌的人心向背，正如1949年诗人毛泽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所传神展现的：“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对此，今人除在林林总总的一手文献中徜徉、凭吊、追怀外，还有举不胜举的无数后世佳构，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影视片、纪录片、新闻报道、历史著述等。20世纪80年代，伴随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春风，就涌现了一批春草绿色、春水碧波的清新之作，不仅延续和丰富了五六十年代的“红旗飘飘”书写序列，而且从史实到语态也更上层楼，令人耳目一新，如张正隆的《雪白血红》、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等。《雪白血红》今天看来已经不足为奇，无非在展现四野鏖战白山黑水之际，正面提及了活生生的林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决战”等影视剧里，这样的人物形象司空见惯，林彪喜欢嚼豆子的画面更是习以为常。不过，《雪白血红》问世时，却引起强烈反响与反弹，但后来一度甚至销声匿迹。2008年，张正隆历时15年，行走天南海北，采访一批四野老人，研究大量文献之后，又出版了《枪杆子：1949》，进一步书写了“正本清源”的四野历史。
解放军四大野战军中，以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兵力最强大，战功最显赫，三大战役至少一个半归功四野。四野入关时，除雄兵百万，战车千乘，火炮林立，骏马如云外，还有一批如狼似虎的骁将。比如，参谋长刘亚楼——新中国成立后首任空军司令员，平津战役中曾坐镇指挥天津之战，不到30小时就一举拿下号称一年半载也难以攻破的坚城；名列十大将的萧劲光——解放军首任海军司令员，辽沈战役中负责长春之战，当时一同指挥的萧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年轻的上将，所写《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名列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再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集团而出名的黄永胜（时任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吴法宪（时任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邱会作（时任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和李作鹏（时任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他们均为四野名将，也是林彪“爱将”，解放战争中都是纵队首长即军首长。四野共有12个纵队，由于“第五纵队”声名狼藉，四野最初没有五纵。四野十一纵是董存瑞的部队，在东北剿灭“座山雕”匪帮，《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便取材于此。当然，最让四野感到荣耀的还属辽沈战役，美械装备的国军精锐，经此一战大多灰飞烟灭，包括曾在抗战中建立功勋的“远征军”，如孙立人部、廖耀湘部。下面一段《大江大海骗了你》引述的胡圣一文章《回顾沈阳解放》，从一个细部展现了国民党土崩瓦解之势：
卫立煌等一行先跑到浑河机场，这时浑河机场已挤满了想要逃跑的人群。一架飞机刚着陆，那些人便蜂拥进舱，连飞机门都关不上。卫立煌等人到此，望机兴叹，无可奈何。这时，驾驶员偷偷告诉卫等转向东塔机场，他设法转到那里迎接。卫等走后，驾驶员假装开动几次，对机内人员说：“机身发生故障，你们已经上来的人，东西不要动，排队下机，站在一边，帮我推动飞机，能开动了，你们再依次上来。”这些人不知受了骗，他们怕外人挤进，组织起来，排队下机，帮助推动。这时，驾驶员关上舱门，突然起飞而去。这些人不但没有上去飞机，连个人携带的贵重物品都被人骗去了；并且在飞机起动时，靠近机身的人受了很重的创伤。顿时机场上哭天骂地，开始没有抢上飞机的人，反而喜笑讽刺起来，呈现一片混乱景象。 王化一到了东塔机场，正是这架飞机着陆以后卫立煌等抢上飞机的时候。来这里的多半是机关中、上级以上的职员和军官的家属，场内充满了大小汽车和人群。驾驶员有了经验，先不开舱门，搭设扶梯，一般人也爬不上去。卫立煌等由卫兵保护，上了一辆卡车，卡车的后面正对着机舱门，门一打开，卫立煌首先跃进。此时军人的车辆同时也开近机舱门，有不少人跳上拉卫的卡车，蜂拥而入，这些大员们哪里挤得过他们。因此，顿时造成混乱。除了喊叫、怒骂而外，枪把子、手杖都挥舞开了。大员们由卫兵们拥护着，多数还是挤进去了，当时由卡车上挤掉下来的人也很多，其中有国民党合江省主席吴瀚涛夫妇、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剿总”政务委员会委员王家桢等。还有几个人扶着机翼爬到机顶上，其中一个军人打破了机窗由窗口进去，当飞机发动徐徐前进时，那个在机顶上的和钻窗口的都被甩了下来受了重伤。丑态百出，狼狈不堪。一时走不了的望着飞机大骂：“打仗你们后退，逃命你们抢先。”其实骂的人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2]183-184
这里说的卫立煌也是抗日名将，曾与八路军过从甚密，新中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还是如今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徐泓教授的姑父。
作为非虚构作品，《枪杆子：1949》的内容更加丰满，故事更加生动，细节更加引人，叙事更加流畅。电影《建国大业》有个场景，葛优饰演的解放军指挥员率部穿插，最后撞上大户人家的院墙，院墙实在太高太大，不知怎么办好，这时照明弹升起，一看竟是气势雄伟的北京城墙！这个场景，就出自《枪杆子：1949》：
39团一营在团参谋长魏化杰率领下，越过丰台，猛打猛冲，不要俘虏，直奔七间房。
离休前为某军军长的魏化杰老人说：
我手里是幅日制地图，图上看，七间房就在丰台东北五六里处，那时那儿都是菜地，如今都是高楼大厦了。问俘虏，问老乡，都说不知道，实际上也真没有这么个地方七间房，那也得找呀。我们的任务是占领它，并在那里构筑阵地，进行防御。
跑出10多里，前边又打上了。一连长马连喜说碰上个地主大院，没炮，攻不动。我说投手榴弹呀。他说院墙太高，投不进去。我说见鬼了，天底下还有投不进手榴弹的地主大院？那时，几发照明弹升空，我的老天爷，什么地主大院呀，是北京城的城墙，就在广安门附近。[3]
张正隆的这部新作既书写了四野的赫赫战绩，更展现了中国革命与人民解放的恢弘场景，字里行间仿佛奔涌着一江春水、浩浩荡荡、摧枯拉朽、势不可当的大潮。想来读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不管什么书，只要拿起来，放不下，废寝忘食，一气读完，就算好书了。对我来说，《枪杆子：1949》即属此类。回想当时最深的印象，正是书中鲜活跳荡、生机勃勃的一股沛然之气，恰似盛唐诗歌及气象：将军一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作者腾挪激越的文字里，不时插入一句“生机勃勃的共产党人”。这种语句单独看平淡无奇，甚至生硬直白，但置于“人民解放”的洪流中，如此表达却显得清新自然，动人心魄！因为，那确是一个生机勃勃的青春时代，一个“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新生年代，如此朝气蓬勃的图景也印证了毛泽东站在距离“1949”约20年的井冈山上，那段有名的、洋溢着诗意诗情的描绘：“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在35年的军旅生涯中，张正隆不停地爬格子，直到爬出“枪杆子”。这位闯关东的山东人后代，“祖辈都在辽东大山里刨梦”，入伍后进入辽东某炮兵团政治处报道组。《枪杆子：1949》及其后记都透着鲜明的记者烙印：
我的作品是用脚写出来的。
这一切，几乎全靠采访、搜集资料……不惜力气采访，占领素材的制高点。
采访过程是高度紧张的过程……这跑那颠不说，边听边记边想，你得不断地思考，提出问题，脑子里的那个车轱辘一刻也不能停歇。
自1987年后，我的采访大都是在天南地北的干休所进行的，然后关在家里成一统，用支笔在枪打炮轰的历史中冲杀。连接家与干休所的是车站、机场，连通世界的是《大连晚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尤其值得一提，也令人深思的，是他对“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理解：
多好的故事也不能编造，每件事都要有出处，还得掂量明白那出处的可信度（如今不负责任的东西挺多）。历史中的新闻很多，你不深入进去就抓不到。同样的故事，最好有几个，选最抓心抓肝、最具震撼力的那个。更重要的是宏观上的把握，即本质的真实。特别是那种通常被几笔带过，或者好像压根儿就未发生过的，舍此历史进程就掉了链子、衔接不上的事情，尤其要小心谨慎，抠准抠细，下足力气。
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确立的新闻观，既熔铸了马列新闻思想，又凝聚了中共办报理念；既扬弃了近代中国的新闻遗产，又开创了当代中国的新闻格局。其中，唯物史观乃是这一脉新闻传统的根基，如事实是第一位的，新闻或报道是第二位的。唯物史观在讲求实事求是之际，注重系统地、全面地、辩证地看待世界、认识现实，即本质真实。顺此逻辑，不小心貌似也容易落入“本质真实”替代“现象真实”的误区，流风所及乃有新闻报道主题先行。“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新闻界针对本质真实与现象真实展开讨论与反思，虽未形成定论，但现象真实论日益占据主流。应该说，这一变化既有必要，也有意义，面对“极左”的新闻理念与实践，现象真实有助于返璞归真，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也有益于遵循新闻规律，推进新闻改革以及新闻业发展。不过，新闻学与新闻界一味地突出现象真实，而忽略乃至抹杀本质真实，如今看来也不无问题，恐怕问题更大。且不说网上细细碎碎、杂七杂八的信息，即使主流媒体为了现象真实，有时絮絮叨叨也常让人不得要领，同样误国误民。至于市场化媒体，为了收视率、收听率、发行量而一天到晚汲汲于阿猫阿狗的“星腥性”，更偏离社会历史的本质状态，陷入琐屑无聊的一地鸡毛。由此说来，抛弃本质真实而只顾现象真实，与主题先行的新闻一样，都不可能真切地反映社会人生与历史实践，更不可能科学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马克思）。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一种辩证的认识论与反映论。既坚持现象真实，又注重本质真实，辩证统一地融合二者才是唯物史观及其新闻观的真谛。这个道理有点类似于阐释学的“阐释循环”：要想读懂《红楼梦》，必先了解大观园里一个个具体人物及其身世与性格，而要想读懂宝黛爱情及其悲剧等具体人事，又不能不对《红楼梦》的总体环境与社会情境有所把握。如果说了解具体人事是现象真实，那么把握总体的社会情境则属于本质真实，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事实上，古今中外的一流新闻人，不管是否懂得或接受唯物史观，其新闻实践往往合乎这一认识论与反映论。或突出现象真实、或高扬本质真实，均属形而上学的思路，就像思想史上的“飞矢不动”等悖论。所谓飞矢不动，是说箭在飞行中，每个瞬间都是静止的，既然每个瞬间都是静止的，那么由一个个瞬间连缀而成的飞行过程也该是静止的。这个悖论困扰哲人千百年，直到黑格尔辩证法问世，才算得到科学解答。在黑格尔看来，运动是动静结合、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只看这一面而不顾另一面，那么就无法理解运动的本质。与此相似，在看待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时，也应遵循辩证法，避免形而上学，否则就像列宁所指出的：
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统计学和社会学》）
张正隆的“1949”既掘取了传神的细节、生动的故事、鲜活的场景，又展现了历史的大趋势、大脉络，正如他所说“宏观上的把握，即本质的真实”。相较而言，龙应台的“1949”虽在某些方面触及一些现象，但在本质上却遮蔽事实全貌，扭曲历史真相，如李敖批评的将“残山剩水”弄成“大江大海”，“把鸡毛蒜皮之事，写得天花乱坠；把人间正义之事，转移焦点，李代桃僵”[2]351-352，结果既唐突历史，又贻笑大方。如今，这种唐突历史之风颇为盛行，而手法恰恰是以儿戏般的“现象”解构历史事实，颠覆人间正义，一方面把哀鸿遍野、炮火连天的旧中国弄得曼妙诗意，另一方面又把新中国说得不近人情，就像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一片阴阳怪气的解构声中变得漫漶不清，甚至人妖颠倒。举例来说，周立波的经典之作《暴风骤雨》以东北解放区为背景，书写了广大贫苦农民翻身解放、实现“耕者有其田”梦想的土地改革运动。而2005年的一部同名纪录片，则完全颠覆小说《暴风骤雨》的叙事，用小说原型地的大量农民口述，说明现实中的地主如何勤俭、如何善良，而周立波的小说纯属谎言。一位现代文学学者忍不住就此写道：
据我搜集到的两部元宝镇内部资料集（《土改文化第一村》，2003；《从光腚屯到亿元村》，2004）看，小说中所写地主之道德败坏多有真实原型，而资料中所载当地人深陷赤贫的真实痛苦、被地主和“公职人员”欺辱的怨怒、对土地和尊严的渴望，都被导演蒋樾有意识地“疏忽”了。这种做法，粗暴地“斩断”了农民的生活逻辑，仅截取、利用其口述“碎片”，以“证明”导演预设的结论，与底层真正的声音和诉求并无关系。[4]
其实，不用怎么劳心费神，只消读读新闻名作、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1949），“1949”以及土地改革等真相就一清二楚了，包括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反正，记者也好，作家也罢，有一点是妇孺皆知，而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借用林肯的名言来说：“你能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也能暂时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张正隆：《枪杆子：1949》，人民出版社，2008；王树增：《解放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1]朱苏力.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五节[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2]李敖.大江大海骗了你[M].桃园：成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
[3]张正隆.枪杆子：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3.
[4]张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口述史料问题[J].文艺争鸣，2013（6）.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郑 艳
由于身为“一野”后人，我对相似背景的同道自然多一层亲近。一次同行聚会，谈起解放战争的四大野战军，几位学界的野战军后人兴高采烈，而在座女士王顾左右，以性别不同、兴趣有别回应。后来心想，性别差异固然影响趣味，慷慨者逆声而击节，浮慧者观绮而跃心，但想了解更不用说研究当代中国及其新闻传播，那就不能对此无所用心了。比如，关于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频发问题，北京大学法学院朱苏力教授在一篇学习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论文里就谈道：
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其政权和军事力量都是在各个根据地独立发展起来的，各路大军统帅是党政军一手抓的地方“诸侯”，是一些说一不二的魅力型领导人。他们长期领导一个地区的全面工作，有自己的人马、班底，事实上形成了许多“山头”。总体说来，革命者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没有接受很多现代化的规训，缺少民主的传统，不少人讲求的是对个人的忠诚。这些弱点，在打天下时可能还不构成一个严重的问题，有时甚至还可能是优点；此外，毕竟还有中国共产党的纪律和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来保证。但是，这些问题在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就可能突现出来；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政权的巩固，而且会影响政权的和平转移，弄不好，有可能重新回到军阀割据的局面。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个问题可能还不那么明显，因为在中国革命中，党内产生了像毛泽东这样具有崇高权威的领袖。毛泽东的存在几乎就足以保证全党和全国的统一。但是毛泽东不可能万岁，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一旦毛泽东去世，由于必然存在各种分歧，就可能发生政治上的动乱，手握重兵、各有“山头”的军事政治领袖就有可能形成地方割据。这种情况在中国这样一个有长期封建传统的国度中发生的可能性相当大；在中国历史上，这也一直都是各个王朝初年必须妥善解决的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但上述问题和顾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开国领袖以及这个领袖集团来说，也是不能完全排除的，甚至是不应该排除的。
从一开始，毛泽东就深刻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实际伴随了他建国之后的27年历史的一系列决定，包括高饶事件、1959年庐山会议、“文化大革命”都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个问题有关。当时的其他一些中共高级领导人也都明显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也一直强调要反对今天已经很少提起的“野心家”。[1]
这里提到的“山头”“诸侯”，就包括四大野战军及其军政首脑，如一野的彭德怀、习仲勋，二野的刘伯承、邓小平，三野的陈毅、粟裕，四野的林彪、罗荣桓，以及华北野战军及其军政首长聂荣臻、薄一波、胡耀邦等。显然，新中国党政军系统无不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关历史书写也交织着盘根错节的渊源。诸如20世纪60年代的小说《刘志丹》，彭德怀失势后红色经典《保卫延安》及其作者、新华社记者杜鹏程受此牵连等，都是这方面的有名事例。
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台海两岸几乎同时出版了两部以“1949”为题的畅销书，一是台湾作家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二是大陆军旅记者张正隆的《枪杆子：1949》。两书均为采访口述的非虚构作品。前者涉及四野对长春的围城之战，即影片《兵临城下》的故事所本。后者全景展现了四野从东北到海南，一路征尘，风掣红旗的画面。龙应台的“1949”上市时，我正在台湾访学，广告铺天盖地，书店随处可见。时隔不久，就有了李敖的“对台戏”《大江大海骗了你》：
龙应台侈言《大江大海1949》，其实，对“1949”呈现的真正问题、核心问题，她根本不敢碰，也没有能力碰。她碰的，大都是她自己刻画出来的“现象”，还称不上是问题。更糟糕的是，她只谈“现象”，不谈“原因”，因此“现象”引发了盲目的同感与同情，真相从此弄混了、是非也被颠倒了。龙应台的根本毛病就在这里，她的祸害也在这里。
龙应台最拿手的是写“现象”，龙应台最蹩脚的是只会写“现象”——瞎子摸象式的“现象”。她不会解读“原因”，也不会阐扬正义……因为她不知道“原因”。更严重的是，把“残山剩水”看成“大江大海”，这就连“现象”都看走眼了。[2]
李敖列举了一系列铁证，批驳龙应台颠倒是非，错乱历史，一知半解，一塌糊涂。说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完全不能谈思想等大道理”，还不无揶揄地写道：
谈“大江大海”，你不能“野火”了、“文明”了、“目送”了，或什么什么了，你必须交出证据来，而证据又不是《野火集》中听人说的、听计程车司机说的就已足，得靠真功夫、真的考据、真如傅斯年描绘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换句话说，涉及《大江大海1949》，现买现卖即溶速成是不行的，但龙应台这回却自以为行，所以，碰到李敖，她栽了。……如果只是《野火集》层次，我还懒得理，现在闹得太不像话了，我只好牛刀小试一次。[2]346
或问，为什么用牛刀。李敖答曰：“我只有牛刀，只好小试一下了。”且看几例：
——1949年的局面明明只是“残山剩水”，何来“大江大海”。何况，明明是“残山剩水”，却摆出“大江大海”的架构，这种架构，正是蒋介石留下来的思维。[2]7
——一个14岁的少年人，这么艰苦的离乡背井干什么？14岁就反共吗？龙应台总应该探索一下答案吧？可是她没有，只有一幅学生流亡图，这样子写书，太偷懒了吧……龙应台只有“现象”，没有“原因”，这是她写作的故技，只要你动容，不要你问为什么。[2]126-127
——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及其17岁的小儿子和8岁的小女儿，在国民党败退大陆前惨遭杀害，文艺作品里的“小萝卜头”令人心碎！针对此事，李敖说道：“有良知的中华儿女，必将永远不忘蒋介石和国民党干的下流事……可是，有一个人似乎忘了，她叫‘龙应台’[2]238。” ——沈阳撤退时，最后一架飞机是国民党省主席坐的；成都撤退时，最后一架飞机是国民党的中央要员坐的。大老爷想逃难，只消飞遍了千山万水；小百姓想逃难，就只好走遍了千山万水了。[2]179
——以1948年中央研究院选出的第一届81位院士为例，跟着伪政府到台湾的，只9个人，占院士总数的11.9%，去美国的12位，占院士总数的15%；留在大陆迎接解放的达60人，占院士总数的74%，光在这里，就看出人心所向。[2]144
——美国大兵不回国，反倒开到北平、天津、秦皇岛、青岛、上海、南京等地。骄横跋扈，犯罪事件不断发生，甚至大杀中国人，光在上海，从1945年8月至1946年7月，中国人就死伤达1500余人。美国军舰在黄浦江上横冲直撞，民船被撞翻，落水而死的群众达660人。自1945年10月至1947年9月，驻天津美军共发生车祸、枪杀、捣毁、强奸等案件，达365起，受害受伤的中国人近2000名。其中美军汽车肇祸事件竟占全市交通事故的70%。1946年9月3日，在北平火车西站，三个美国大兵比试枪法，竟以正在调车的铁路工人王恩弟的人头做靶子，当场将其枪杀。1946年12月24日晚，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行至东单，被两名美国大兵拥至操场，予以强奸。这下子事情闹大了，各地抗议美军暴行。蒋介石政府乃捏造事实，说北大女学生是共产党，故意勾引美国大兵犯案的。[2]84-85（前些年，某位大陆文人也“言之凿凿”搬弄此说，结果遭到美国研究权威华庆昭老先生等有力批驳）。
在《大江大海骗了你》一书中，李敖还拆穿了“长春围城”的所谓真相。在龙应台以及一些重新解读历史的话里话外，辽沈战役期间的长春围城仿佛成为春秋无义战，而且解放军还不管人民死活，置长春十数万民众身家性命于不顾什么的（犹如当年《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写的评论《可耻的长春之战》，说解放军压着民众在前面冲锋云云）。李敖以史家功底，从事实到逻辑重申了早就一清二楚而如今又被弄得颠三倒四的历史事实：“像萧劲光（长春围城的解放军主将之一，有《萧劲光回忆录》传世）这些资料，所在多有，龙应台一概不看或不知道看，不明真相与原因、不知道共产党怎样抢救难民，就谴责起来了，这种落笔方式，又何从真知‘1949’呢。糊涂包龙图龙包图，把国民党、共产党各打五十大板，这叫公正吗？龙应台的程度太差了，在文献上，她看得太少了，根本跟不上有关文献，她谈长春，谈得太贫乏了。”[2]42
如同任何天崩地坼的巨变一样，“1949”在中国历史与华夏大地上，同样镌刻着数不胜数、谁也无法掩盖更无法扭曲的如山史实，并无所不在地彰显着大江东去的历史潮流与大河奔涌的人心向背，正如1949年诗人毛泽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所传神展现的：“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对此，今人除在林林总总的一手文献中徜徉、凭吊、追怀外，还有举不胜举的无数后世佳构，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影视片、纪录片、新闻报道、历史著述等。20世纪80年代，伴随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春风，就涌现了一批春草绿色、春水碧波的清新之作，不仅延续和丰富了五六十年代的“红旗飘飘”书写序列，而且从史实到语态也更上层楼，令人耳目一新，如张正隆的《雪白血红》、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等。《雪白血红》今天看来已经不足为奇，无非在展现四野鏖战白山黑水之际，正面提及了活生生的林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决战”等影视剧里，这样的人物形象司空见惯，林彪喜欢嚼豆子的画面更是习以为常。不过，《雪白血红》问世时，却引起强烈反响与反弹，但后来一度甚至销声匿迹。2008年，张正隆历时15年，行走天南海北，采访一批四野老人，研究大量文献之后，又出版了《枪杆子：1949》，进一步书写了“正本清源”的四野历史。
解放军四大野战军中，以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兵力最强大，战功最显赫，三大战役至少一个半归功四野。四野入关时，除雄兵百万，战车千乘，火炮林立，骏马如云外，还有一批如狼似虎的骁将。比如，参谋长刘亚楼——新中国成立后首任空军司令员，平津战役中曾坐镇指挥天津之战，不到30小时就一举拿下号称一年半载也难以攻破的坚城；名列十大将的萧劲光——解放军首任海军司令员，辽沈战役中负责长春之战，当时一同指挥的萧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年轻的上将，所写《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名列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再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集团而出名的黄永胜（时任政治局委员、总参谋长）、吴法宪（时任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邱会作（时任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和李作鹏（时任政治局委员、副总参谋长兼海军政委），他们均为四野名将，也是林彪“爱将”，解放战争中都是纵队首长即军首长。四野共有12个纵队，由于“第五纵队”声名狼藉，四野最初没有五纵。四野十一纵是董存瑞的部队，在东北剿灭“座山雕”匪帮，《林海雪原》《智取威虎山》便取材于此。当然，最让四野感到荣耀的还属辽沈战役，美械装备的国军精锐，经此一战大多灰飞烟灭，包括曾在抗战中建立功勋的“远征军”，如孙立人部、廖耀湘部。下面一段《大江大海骗了你》引述的胡圣一文章《回顾沈阳解放》，从一个细部展现了国民党土崩瓦解之势：
卫立煌等一行先跑到浑河机场，这时浑河机场已挤满了想要逃跑的人群。一架飞机刚着陆，那些人便蜂拥进舱，连飞机门都关不上。卫立煌等人到此，望机兴叹，无可奈何。这时，驾驶员偷偷告诉卫等转向东塔机场，他设法转到那里迎接。卫等走后，驾驶员假装开动几次，对机内人员说：“机身发生故障，你们已经上来的人，东西不要动，排队下机，站在一边，帮我推动飞机，能开动了，你们再依次上来。”这些人不知受了骗，他们怕外人挤进，组织起来，排队下机，帮助推动。这时，驾驶员关上舱门，突然起飞而去。这些人不但没有上去飞机，连个人携带的贵重物品都被人骗去了；并且在飞机起动时，靠近机身的人受了很重的创伤。顿时机场上哭天骂地，开始没有抢上飞机的人，反而喜笑讽刺起来，呈现一片混乱景象。 王化一到了东塔机场，正是这架飞机着陆以后卫立煌等抢上飞机的时候。来这里的多半是机关中、上级以上的职员和军官的家属，场内充满了大小汽车和人群。驾驶员有了经验，先不开舱门，搭设扶梯，一般人也爬不上去。卫立煌等由卫兵保护，上了一辆卡车，卡车的后面正对着机舱门，门一打开，卫立煌首先跃进。此时军人的车辆同时也开近机舱门，有不少人跳上拉卫的卡车，蜂拥而入，这些大员们哪里挤得过他们。因此，顿时造成混乱。除了喊叫、怒骂而外，枪把子、手杖都挥舞开了。大员们由卫兵们拥护着，多数还是挤进去了，当时由卡车上挤掉下来的人也很多，其中有国民党合江省主席吴瀚涛夫妇、嫩江省主席彭济群、“剿总”政务委员会委员王家桢等。还有几个人扶着机翼爬到机顶上，其中一个军人打破了机窗由窗口进去，当飞机发动徐徐前进时，那个在机顶上的和钻窗口的都被甩了下来受了重伤。丑态百出，狼狈不堪。一时走不了的望着飞机大骂：“打仗你们后退，逃命你们抢先。”其实骂的人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2]183-184
这里说的卫立煌也是抗日名将，曾与八路军过从甚密，新中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他还是如今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徐泓教授的姑父。
作为非虚构作品，《枪杆子：1949》的内容更加丰满，故事更加生动，细节更加引人，叙事更加流畅。电影《建国大业》有个场景，葛优饰演的解放军指挥员率部穿插，最后撞上大户人家的院墙，院墙实在太高太大，不知怎么办好，这时照明弹升起，一看竟是气势雄伟的北京城墙！这个场景，就出自《枪杆子：1949》：
39团一营在团参谋长魏化杰率领下，越过丰台，猛打猛冲，不要俘虏，直奔七间房。
离休前为某军军长的魏化杰老人说：
我手里是幅日制地图，图上看，七间房就在丰台东北五六里处，那时那儿都是菜地，如今都是高楼大厦了。问俘虏，问老乡，都说不知道，实际上也真没有这么个地方七间房，那也得找呀。我们的任务是占领它，并在那里构筑阵地，进行防御。
跑出10多里，前边又打上了。一连长马连喜说碰上个地主大院，没炮，攻不动。我说投手榴弹呀。他说院墙太高，投不进去。我说见鬼了，天底下还有投不进手榴弹的地主大院？那时，几发照明弹升空，我的老天爷，什么地主大院呀，是北京城的城墙，就在广安门附近。[3]
张正隆的这部新作既书写了四野的赫赫战绩，更展现了中国革命与人民解放的恢弘场景，字里行间仿佛奔涌着一江春水、浩浩荡荡、摧枯拉朽、势不可当的大潮。想来读者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不管什么书，只要拿起来，放不下，废寝忘食，一气读完，就算好书了。对我来说，《枪杆子：1949》即属此类。回想当时最深的印象，正是书中鲜活跳荡、生机勃勃的一股沛然之气，恰似盛唐诗歌及气象：将军一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作者腾挪激越的文字里，不时插入一句“生机勃勃的共产党人”。这种语句单独看平淡无奇，甚至生硬直白，但置于“人民解放”的洪流中，如此表达却显得清新自然，动人心魄！因为，那确是一个生机勃勃的青春时代，一个“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新生年代，如此朝气蓬勃的图景也印证了毛泽东站在距离“1949”约20年的井冈山上，那段有名的、洋溢着诗意诗情的描绘：“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在35年的军旅生涯中，张正隆不停地爬格子，直到爬出“枪杆子”。这位闯关东的山东人后代，“祖辈都在辽东大山里刨梦”，入伍后进入辽东某炮兵团政治处报道组。《枪杆子：1949》及其后记都透着鲜明的记者烙印：
我的作品是用脚写出来的。
这一切，几乎全靠采访、搜集资料……不惜力气采访，占领素材的制高点。
采访过程是高度紧张的过程……这跑那颠不说，边听边记边想，你得不断地思考，提出问题，脑子里的那个车轱辘一刻也不能停歇。
自1987年后，我的采访大都是在天南地北的干休所进行的，然后关在家里成一统，用支笔在枪打炮轰的历史中冲杀。连接家与干休所的是车站、机场，连通世界的是《大连晚报》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
尤其值得一提，也令人深思的，是他对“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的理解：
多好的故事也不能编造，每件事都要有出处，还得掂量明白那出处的可信度（如今不负责任的东西挺多）。历史中的新闻很多，你不深入进去就抓不到。同样的故事，最好有几个，选最抓心抓肝、最具震撼力的那个。更重要的是宏观上的把握，即本质的真实。特别是那种通常被几笔带过，或者好像压根儿就未发生过的，舍此历史进程就掉了链子、衔接不上的事情，尤其要小心谨慎，抠准抠细，下足力气。
以延安《解放日报》改版为标志确立的新闻观，既熔铸了马列新闻思想，又凝聚了中共办报理念；既扬弃了近代中国的新闻遗产，又开创了当代中国的新闻格局。其中，唯物史观乃是这一脉新闻传统的根基，如事实是第一位的，新闻或报道是第二位的。唯物史观在讲求实事求是之际，注重系统地、全面地、辩证地看待世界、认识现实，即本质真实。顺此逻辑，不小心貌似也容易落入“本质真实”替代“现象真实”的误区，流风所及乃有新闻报道主题先行。“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新闻界针对本质真实与现象真实展开讨论与反思，虽未形成定论，但现象真实论日益占据主流。应该说，这一变化既有必要，也有意义，面对“极左”的新闻理念与实践，现象真实有助于返璞归真，恢复实事求是的传统，也有益于遵循新闻规律，推进新闻改革以及新闻业发展。不过，新闻学与新闻界一味地突出现象真实，而忽略乃至抹杀本质真实，如今看来也不无问题，恐怕问题更大。且不说网上细细碎碎、杂七杂八的信息，即使主流媒体为了现象真实，有时絮絮叨叨也常让人不得要领，同样误国误民。至于市场化媒体，为了收视率、收听率、发行量而一天到晚汲汲于阿猫阿狗的“星腥性”，更偏离社会历史的本质状态，陷入琐屑无聊的一地鸡毛。由此说来，抛弃本质真实而只顾现象真实，与主题先行的新闻一样，都不可能真切地反映社会人生与历史实践，更不可能科学地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马克思）。 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一种辩证的认识论与反映论。既坚持现象真实，又注重本质真实，辩证统一地融合二者才是唯物史观及其新闻观的真谛。这个道理有点类似于阐释学的“阐释循环”：要想读懂《红楼梦》，必先了解大观园里一个个具体人物及其身世与性格，而要想读懂宝黛爱情及其悲剧等具体人事，又不能不对《红楼梦》的总体环境与社会情境有所把握。如果说了解具体人事是现象真实，那么把握总体的社会情境则属于本质真实，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事实上，古今中外的一流新闻人，不管是否懂得或接受唯物史观，其新闻实践往往合乎这一认识论与反映论。或突出现象真实、或高扬本质真实，均属形而上学的思路，就像思想史上的“飞矢不动”等悖论。所谓飞矢不动，是说箭在飞行中，每个瞬间都是静止的，既然每个瞬间都是静止的，那么由一个个瞬间连缀而成的飞行过程也该是静止的。这个悖论困扰哲人千百年，直到黑格尔辩证法问世，才算得到科学解答。在黑格尔看来，运动是动静结合、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只看这一面而不顾另一面，那么就无法理解运动的本质。与此相似，在看待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时，也应遵循辩证法，避免形而上学，否则就像列宁所指出的：
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统计学和社会学》）
张正隆的“1949”既掘取了传神的细节、生动的故事、鲜活的场景，又展现了历史的大趋势、大脉络，正如他所说“宏观上的把握，即本质的真实”。相较而言，龙应台的“1949”虽在某些方面触及一些现象，但在本质上却遮蔽事实全貌，扭曲历史真相，如李敖批评的将“残山剩水”弄成“大江大海”，“把鸡毛蒜皮之事，写得天花乱坠；把人间正义之事，转移焦点，李代桃僵”[2]351-352，结果既唐突历史，又贻笑大方。如今，这种唐突历史之风颇为盛行，而手法恰恰是以儿戏般的“现象”解构历史事实，颠覆人间正义，一方面把哀鸿遍野、炮火连天的旧中国弄得曼妙诗意，另一方面又把新中国说得不近人情，就像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一片阴阳怪气的解构声中变得漫漶不清，甚至人妖颠倒。举例来说，周立波的经典之作《暴风骤雨》以东北解放区为背景，书写了广大贫苦农民翻身解放、实现“耕者有其田”梦想的土地改革运动。而2005年的一部同名纪录片，则完全颠覆小说《暴风骤雨》的叙事，用小说原型地的大量农民口述，说明现实中的地主如何勤俭、如何善良，而周立波的小说纯属谎言。一位现代文学学者忍不住就此写道：
据我搜集到的两部元宝镇内部资料集（《土改文化第一村》，2003；《从光腚屯到亿元村》，2004）看，小说中所写地主之道德败坏多有真实原型，而资料中所载当地人深陷赤贫的真实痛苦、被地主和“公职人员”欺辱的怨怒、对土地和尊严的渴望，都被导演蒋樾有意识地“疏忽”了。这种做法，粗暴地“斩断”了农民的生活逻辑，仅截取、利用其口述“碎片”，以“证明”导演预设的结论，与底层真正的声音和诉求并无关系。[4]
其实，不用怎么劳心费神，只消读读新闻名作、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1949），“1949”以及土地改革等真相就一清二楚了，包括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反正，记者也好，作家也罢，有一点是妇孺皆知，而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借用林肯的名言来说：“你能永远欺骗一部分人，也能暂时欺骗所有的人，但你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美】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张正隆：《枪杆子：1949》，人民出版社，2008；王树增：《解放战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参考文献：
[1]朱苏力.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分权——重读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第五节[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2]李敖.大江大海骗了你[M].桃园：成阳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
[3]张正隆.枪杆子：1949[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3.
[4]张钧.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口述史料问题[J].文艺争鸣，2013（6）.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