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孙海芳的《这些字，那些事》通过对汉字进行陌生化处理的方式，从汉字的字形义推演至语言义，并将与这些汉字相关的民俗及文化以故事的形式镶嵌其中，对汉字工具论给文化造成的遮蔽做出了一定的纠正。小品文的图像选择显示了作者的严谨态度，图像作为文字语言的辅助角色出现，增强了小品文的修辞效果，也使得文化以抽象与具象的方式同步彰显。
　　[关键词]《这些字，那些事》；符号学；汉字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06-0023-03
　　作为一种以表意为主的特殊文字符号，汉字与单纯表音的拼音符号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从符号学意指关系角度分析，文字的造字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动机性方式，如表意的汉字，其形体含有对汉语单位的解释理据；二是拼音文字，其形体与语言单位之间是任意结合的关系。”①孟华在这里所说的动机性也即理据性，表意的汉字其能指本身与其所指便存在着一定的关联，也即能指本身暗示了所指。这与拼音文字有很大不同，拼音文字之所以能够表意，主要在于拼音文字能指之间的互相区别，至于它与所指之间则是一种任意性的关系。也就是说，汉字的能指与所指之所以关联，不是纯粹的偶然性使然，而是有一定的缘故的，这一缘故也就是其理据性和动机性所在。
　　然而，不管是拼音文字还是汉字，都是语言符号，都可用来作为沟通交流的工具，其主要功能都是用来传达意旨、交流思想。由此看来，造字方式的动机性或非动机性对我们的影响似乎不大。这也就是识字教学中将汉字简单工具化的主要原因，如孙海芳在《这些字，那些事》的序言中指出的：“将汉字简单工具化，是如今教学中最常见的形式。横撇竖捺间，多是一遍两遍的书写，少了汉字本身的解读。”②诚然，就汉字的沟通工具性质来看，将其作为规约性符号来学习，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来识记，并无大碍，况且还可以大大减轻教师讲解的压力。但文字并非中立的表达媒介，它有自身的偏向性，如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所言，媒介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发生作用，“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往往不为人所注意”。③汉字即是一种带有偏向的媒介，这种偏向正是文化和文明的特殊性所在，也是其最富有魅力的部分。工具化识字教学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对待汉字，忽略了汉字的特殊性，同时也遮蔽了伴随着汉字而来的文化情感，在某种程度上割断了传统文化血脉。从这个角度而言，孙海芳的《这些字，那些事》带领我们重新去审视汉字最初的构形理据，以及伴随着汉字而来的民族文化，堪称一项意义重大的工作。
　　一、识字教学中汉字的陌生化与熟悉化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的一个概念，这一概念旨在文学作品中摆脱因感受的自动化而产生的“熟视无睹”、“习以为常”，重新唤醒人们丰富、生动的感受与体验。当一种工具使用得越熟练，越是能够为人服务时，它常常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时候。语言文字就是这么一种工具，它们无处不在，而又时时被人“看不见”。麦克卢汉告诉我们，“媒介即信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然而媒介真正成为人的延伸，只是在其被人们熟练地、经常性地使用之后，这时媒介与人达成某种协调，它们的合力可以使得目标更好地完成。但在人们并不能熟练掌握媒介时，媒介自身的种种特性经常会不合时宜地跳出来，有时反而会阻碍任务的完成，不由自主地“用错”和“误用”了工具。但在“错用”和“误用”中，工具自身的特性昭显，它逼迫我们重新去认识工具，重新了解其性能特点。
　　汉字是汉语的记录。从字源上讲，汉字都是有理据性的。从象形、指示到会意、形声，这些主要的造字法都顾及字形的意义问题，也就是说汉字的构形都有其理据性。然而，由于汉字作为书写语言的特殊性，为了使用的方便，人们必须对其进行简化，缩短识别运用的时间。于是，产生之初具有理据性的汉字，在长久的使用之后便产生了“理据性下降”的现象，与此相反的则是规约性的上升。对于大部分识字的成年人而言，汉字可以非常方便地在各种场合使用，成为他们思想延伸的符号载体，而他们却完全看不到其本初蕴藏的意义。
　　但是，即便是中国人，也不是生来就能掌握汉字的，对于尚未能读书识字的孩子而言，汉字依然是陌生的，陌生的汉字需要有一个熟悉化的过程，熟悉之后才能熟练掌握并运用。于是矛盾出现了，对汉字已经很熟悉的老师如何去教对汉字很陌生的学生？汉字为什么是这个意思，而不是那个意思？对于孩子而言，这并非不言而喻，是需要讲清楚的，否则就成为他们心目中不可理喻的事物。
　　就动机性为主的汉字而言，其陌生化非常容易。因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只着眼于汉字的语言义（即其在具体的语言运用中的意义，也就是语素义），而作为整体的汉字却常常被忽略。因此，陌生化只要重新审视汉字的“造字”，将遥远的背景拉入前景仔细观察揣摩即可。孙海芳在作品中插入了大量关于汉字的甲骨文、金文、小篆、楷书等书写体图片，为的正是要帮助读者跨过遥远的时间长河，恢复到汉字之初的情形中去体会汉字的质感，以唤醒因为现行字形发生改变而失去的体验。如孙海芳在书中讲到的“友”字，楷书中的“友”字已经很难显示与意义的关联，而在甲骨文、金文和小篆中，从字形上看，“友”字就很像“两只右手靠在一起”，④如同老友相逢一般。这种方式，对于教师而言是陌生化，是将熟悉的汉字变成不熟悉的姿态以便触摸汉字的质感；对于学生而言则是熟悉化，是在认识更为陌生的“现行汉字”之前先认识一个比较容易辨别的。陌生化带来了汉字的诗意，熟悉化则带来了对汉字的深入认识。从学习的心理过程来看，要想较快较好地把握新知识，最好的方式便是将其纳入到旧有的经验范围和知识体系当中，使它们发生关联，展示字体演变过程的作用正在于此。由是，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在汉字的熟悉与陌生中，教学相长。
　　二、从字形义到语言义的文化展演
　　汉字的字形义，也即直接从汉字形体上所看到的意义，它与当下的语言义之间存在一定的割裂。“汉字的视觉符号性质要求它铭刻汉语的语源义，汉语的听觉符号性质要求它的词义不断变化、流动。这种异质性也即符号的二级性：有意义的能指（字形义）和所指之间的理据关系。”⑤与表音的拼音文字相比，汉字与汉语关系要疏远很多。汉字是二级符号系统，它的字形义与语言义虽然有一定的关系，但并非一种对等的关系，而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如何完成从字形义到语言义的过渡便成为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只有将二者的关系处理好，才不至于使学生识字时只记得字形义，而不会在日常生活语言中运用。 　　汉字从字形义到语言义有一段很长的距离，这段距离需要通过推演来填充。推演就为故事的产生提供了空间。孙海芳《这些字，那些事》中的“事”便在对字的推演中诞生。从字形开始，我们看到了种种造字之初的意义，然后又从这些字形义开始，我们想到了它们在语言中的运用，对语言义的理解被融入了一个个故事中。简单的几个汉字，通过生动的故事，串联起了文化情感。
　　《这些字，那些事》以小品文的方式讲了一个个围绕着字展开的鲜活故事。全书分为四部分：“那些人”、“那些话”、“那些印象”和“那些事”。汉字数量很多，可供讲述的也很多，但若面面俱到就等于面面都不到，因此，作者很聪明地选取了其中承载了较多的个人和民族情感的一些字。如“祖”字，从字形蕴涵的意义，讲到了别人的父母、自己的父母、家庭教养问题等，最后还专门附上了写自己祖父母的两篇感人至深的短文，文约义丰，抓住了一些感人至深的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如作者在写到自己的祖父时，并没有美而化之，一味地讲祖父的慈爱、辛劳、对子女无私的爱等，而是以一种超脱的眼光看这个可爱的老头：“现在，90岁的老汉，具备了所有老人的特征：贪财，怕死。对儿女们防备心理很重。每天早上，不管谁做的早餐，他都会先给家里的狗喂一口，观察狗无恙之后才动筷子。”⑥然而，免不了俗气和小心眼的老头，直到颤颤巍巍依然记得给自己的孙女拿点零花钱，那种慈爱之心昭昭然已。寥寥数语就将一位老者刻画成了圆形的、立体的人，很是巧妙。
　　因为对字形的揣摩，看到了这些字的本初之意，因为这些字的语言义中蕴涵的情感，引发了一系列的联想，这些联想形成一个个故事，便成了一篇篇言之有序的小品文。假如只将汉字作为起点，进行发散性思维，那么汉字所起到的作用充其量就是一个跳板，是借其来表达个体的情趣的引子而已。作者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从汉字那里，她不仅仅展示了自己，也展示了中国人的情感和文化。通过这种方式，一级符号的汉字变成了二级符号的汉字，汉字的语言义甚至特定的文化义都蕴藏其中。抽象的文化通过具体的故事，构成了一幅幅中华民族的文化风情图，如兰州的拉面、羊皮筏子、葫芦、彩绘棺材等。作为型符的汉字，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是类概念。而在作者的生动演绎中，汉字变成了一个个具体的个别符，成了充满地方文化色彩和情绪色彩的文化符号。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浓烈的西北风情，从兰州拉面到羊皮筏子再到葫芦刻成的“玩意”，兰州的风俗民情图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亲切自然，同时也使得金城变成了有性格的“人”。如果说，在作者的汉字溯源中，感受到的是作为整个民族的汉字，那么在一个个具体化的兰州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荒凉、凛冽中的西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一个个坚韧的人。这些故事，又非生编硬造，为文造情，而是充满了无奈和沧桑以及小小的幸福、忧郁与感恩的生活痕迹。
　　三、文字之外的图像修辞
　　虽然汉字形体具有很强的表意功能，然而汉字毕竟是语言符号。语言符号都具有高度的抽象性，适宜进行抽象的理性思维，但在生动性和形象性上表现力不足。汉字也不例外，作为语言符号的汉字，只要一出现，必定就意味着“那一类”，而非“这一个”。在一个视觉文化时代，与图像相比，文字的魅力逐渐削弱。图像生动形象，只需辨识，不思考；而文字抽象、概念化，需要耗费较多的脑力去思考。所以，由文字转向图像，即所谓的图像转向、图像修辞成为现代社会的新景观。然而图像并非万能，文字同样也不是，二者之间的优势劣势都一目了然。从修辞学的角度来讲，如何让读者更容易接受才是硬道理。因此，作者运用了图配文的方式来掩盖单纯使用文字所带来的生动性不足的问题，也就是用图像修辞来补充文字修辞。《这些字，那些事》中出现了很多图片，图片以配合文字讲述的辅助性身份出现。作者用文来讲解知识，讲述故事，传情达意，以图彰显书的生动活泼性，提升可读性，图文配合的很有默契，小品文也不再是单调的铅字排列，而有了相当的可观性。在这种多媒介联合，中我们又能分清主次之别，小品文也未沦落为相册、漫画或图册，同时又顺应了图像转向的大趋势，适应了轻阅读的时代氛围。
　　从图像修辞的角度来看，图片的挑选、组合、使用本身即体现了作者一定的态度和价值。《这些字，那些事》选取的图片，大致上有以下几种：某地、某人、某景、某物之日常照片，学生作业之照片，朋友之图，他人之图，其中前两者占据了绝大部分。第一种作者大都会配上说明，诸如摄于某地或某时之类的，第二种作者会特别标明是哪位学生的作品。照片中虽然不乏人物，但我们几乎看不到作者的倩影，有的是他人，然却没有自己。这与大多数类似作品有些不同，当很多人将自己为主要对象、以景观和他人为衬托的照片作为插图时，作者却有意识地隐藏了自己，展示了他者。以这种有意隐藏自己主体性的方式要展示的实际上是纯粹而生动的文化，以及与某种文化自然而然地融合到一起的人，而不是带有表演性质的自己。第二种图片，也即学生作业照片，作者却又无一例外地都注明了出处。这种表明版权的方式是对学生创意的尊重，同时也体现了身为一名教师对学生的爱护和欣赏。同时，也使这部作品增加了类似学术论文的严谨性。当各种形式的图像以穿插的方式镶嵌于文中时，我们感受到的是汉字带给我们的活态文化。或许这也是作品最令人动容之处，汉字不再仅仅是工具，而是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是我们身边的文化。
　　就意义生成的心理机制而言，“由于人们的大脑总是会本能地通过某种快捷和简单的途径来做出选择，而图像恰好迎合了大脑的认知惰性，这样使得图像文本往往会产生一种强大的瞬间认同力量，人们很容易按照修辞者预先设计的认知管道进入图像背后的话语、秩序与意义中”。⑦相较于图像，语言文字要想在读者心中达到既定的效果，需要经历更为复杂的思维过程，尤其是当语言文字传达的认知与读者既有的经验、记忆及观念相冲突时，语言文字传达的信息便会被视为具有“入侵”意图而被无意识地抵抗。而图像则可以大幅度规避这种抵抗风险，特别是在《这些字，那些事》中，当作者通过诉诸于人们较为熟悉的日常生活之景象给人以某种程度的温暖时，“入侵”也就变成了“展示”。如果说文字信息告诉我们的是汉字带来的文化和情感如何弥足珍贵，如何应该倍加珍惜的话，那么辅助文字而出现的图片则以一种貌似“中立”的方式构造一种熟悉的文化意象，以一种更为快捷的方式来争取读者的感性认同。这样，图与文实际上所起到的功能就在于就通过诉诸不同的心理认知机制来获得最好的阅读效果。
　　总之，汉字因为太熟悉而被遗忘其语源义，是媒介因使用率提高的必然命运，但这并不意味着汉字成为中国人的“奴隶”。相反，恰恰意味着汉字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渗透进中国人的文化血脉，在充当工具的同时也对中国人发挥着规训作用。为了更好地认识汉字与文化，或许我们更应探本溯源，从汉字的字形义出发，寻求其到语言义的发展历程，并体会其中饱含的浓浓的中国味。在这方面，孙海芳的《这些字，那些事》为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汉字，清楚地看到兰州文化、甘肃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情态，汉字不再是单调的语言符号，而是活生生的历史和文化。
　　[注 释]
　　①⑤孟华：《文字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7页、第248页。
　　②④⑥孙海芳：《这些字，那些事》，甘肃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序）、第17页、第5页。
　　③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1页。
　　⑦刘涛：《文化意象的构造与生产：视觉修辞的心理学运作机制探析》，《现代传播》，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