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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维度，行政改革试图从多方面实现政府重构，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在此过程中，行政改革面临来自政治因素、经济形态和历史传统等方面的挑战，改革甚为艰难。鉴于此，行政改革要以争取政治保障为首要前提，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任务，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行政改革政策，要将改革试点和全面推广有效结合，要加强舆论宣传和思想价值教育。
[关键词]公共管理；行政改革；公共利益；公共政策
1 行政改革与新公共管理理论
1.1 行政改革的界定
根据《行政学导论》的定义，行政改革意指政府为适应社会环境，或者高效公平地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调整内部体制和组织结构，重新进行权力分配，并调整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过程。显然，行政改革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从技术实施来看亦是一个技术革新的过程。
首先应该明确，行政改革是一个政治过程。从政治与行政二者的关系看，行政体制从属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各种因素决定了行政改革的复杂程度。行政改革不可避免地触及执政党、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及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利益集团的政治神经，更为重要的是广大人民对行政改革持何种态度、做出什么回应的问题。其次，行政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行政改革要在保证政治合法性的前提下提高行政效能、高效处理社会公共事务，通过提供更全面、优质的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再次，行政改革的手段是重塑组织内部体制和权力架构。行政改革实质上是重新分配行政权力的过程，因而必须对行政权力体制、行政领导体制、行政区划体制、组织机构、人事制度等进行深入变革。在改革过程中，要做到科学论证、严密组织、实施有力、理论与经验相结合 。最后，行政改革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关系。改革过程中，一方面要实现放权，即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府由“划桨”转向“掌舵”，激活企业和社会活力；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宏观调控，适时预调、微调，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活力，加强监管体系建设，警惕“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思潮。
1.2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
新公共管理理論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为解决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财政赤字、政府信任危机等问题。
作为一种新兴的行政改革理论，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兴起有其深刻的背景。首先，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作用衰弱。科层制等传统行政管理模式仅能解决公共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问题，在面临市场化冲击时难以处理政府和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使公共行政组织在市场经济时代面临管理危机、信任危机。此时，新公共管理理论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如何处理政府内部管理、外部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新的管理范式对解决公共行政组织的管理危机、信任危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多样化的严峻挑战。传统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是公共行政组织单一的政府化供给模式，而随着公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选择越来越多样化和非政府组织的公共产品供给优势愈加显著，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了多元化模式，公共行政组织只需要履行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而具体的提供方式出现了多元化倾向。最后，新技术革命和企业化管理方式的动因。随着互联网技术、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终结了公共行政组织的信息垄断优势，造成公共行政组织的管理层级和管理幅度调整加快、信息传递和信息处理方式日新月异，从而迫使公共行政组织对其运作方式做出变革。20世纪80年代，西方企业在内部管理上推行目标导向、绩效考核和战略管理等新兴管理模式，在外部机制上推行顾客导向、个性需求和适应竞争环境等举措，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市场经济的企业—顾客模式与公共行政组织的政府—公民对应起来，公共行政的管理方法深受企业管理模式的影响。
1.3 新公共管理领域的三大变革
新一轮的行政改革即“新公共管理运动”，其支撑理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而这一理论实质上是西方行政改革运动的一种理论概括，其理论基础集中于两个方面，分别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实现了公共服务市场化、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手段多样化等目标。在这场持续至今的改革过程中，行政改革围绕三大问题展开：政府与市场、政府再造、政治与行政的关系。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发达国家在自由主义思潮推动下进行了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或“民营化”政策，也即私有化政策。通过私有化，政府放松了对企业的管制，市场活力被大大激发。
在政府再造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韦伯提出的官僚制进行批判，将管理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通过分权化与放松管制，政府的角色由“划桨”转为“掌舵”，全能政府模式转为有限政府模式。
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开始迈入互相关联、密不可分的阶段，从前“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有限认识在这一时期得到深化和扩展，行政的施展程度与政治体制密不可分，因此行政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政治体制所能赋予的空间。譬如1981年里根政府的“还政于州”的新联邦主义，法国1982年颁行的《关于市镇、省和大区权利和自由法》进行地方分权改革的“还权于民”等都是基于本国原有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而进行的行政改革。
2 行政改革的理论困境
2.1 政治因素的制约
政治体制给予行政体制的改革空间决定了行政改革的程度。这里的政治因素涵盖了政治制度架构、政治官僚集团、政治人物和民间力量等多方面内容。原有的政治制度架构的政治经济基础较为牢固，行政改革一旦触动原有政治制度的根基，必然会引起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行政改革势必演变为政治风波甚至流血冲突。政治官僚集团是行政的主体，他们长期在政治体制中形成的求稳怕变的机关运行机制和利益藩篱是行政改革难以冲破的障碍，利益的分化重组对既得利益者的冲击是改革进程难以深入推进的症结所在。政治人物特别是权威政治人物在改革中可以扮演“风向标”的角色，他们对改革的态度、作为或不作为的举动会起到引领性的作用，譬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是这样的角色；改革的目的是公共利益最大化，那么改革能否得到民间力量的认同和支持就是其能否走向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包括人民群众在内的民间力量的回应程度才是行政改革能否深入推进的判断标志。 2.2 经济形态的制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国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其政治形态，同时，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势必对行政改革产生深远影响。在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国家，行政改革的推进难度虽然较小，但由于经济形态较为稳固，改革却难以取得显著的效果。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国民经济畸形发展的国家，行政体制存在较多的问题，在这样的国家推行行政改革，结果无非两种：一是改革未能触动政治体制赖以生存的根基，反而激发了更多的反对情绪，改革使国家命运走向更为黑暗的深渊；二是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铲除了落后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获得绝对优势的支持力量，走上符合经济社会运行规律的发展道路，改革持续有效地进行。总之，不同的经济形态对改革都会对行政改革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由此看来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采取何种改革举措绝非易事。
2.3 历史传统的制约
一国历史传统对政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较为久远的，现存政治体制必然打上特定历史传统的烙印。从交际文化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人际关系的联结为前提的，这种人际关系即以宗族关系、乡友关系为主导的关系群，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各种关系间充满着利益联系，而繁杂的人际关系背后是交织错乱的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在行政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从社会形态演变过程来看，每一社会形态都是对前一社会形态的传承和延续，在这样的传承和延续进程中的行政体制运行就带有“顺其自然”的意味；而在每一社会形态内部那段历史时期，社会的演变历程也是极为缓慢的，行政体制依然遵照已有传统按部就班地运行。因此，行政改革要打破现有利益结构和改变现有的行政体制运行机制，必然对历史传统和固有观念造成巨大冲击，自然会增加改革的难度。
3 持续推进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
3.1 以争取政治保障为首要前提
行政改革是一项必须争取最大多数政治力量支持的系统工程，因此政治保障的程度决定了行政改革能否顺利推行。首先，要争取执政党和立法机关在政治上的支持，当今世界普遍实行政党政治，执政党的行政改革立场决定了国家政治的走向；立法机关掌握立法权，法的效力贯穿行政组织运行始终，行政改革的相关条款以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便具有了强制性和执行力。其次，要有政治权威人物的积极推动。政治权威人物在行政改革过程中的态度和作为对其他政治力量和群众起着引领性、指向性的作用，一个一心促改革、谋发展的政治权威人物将带领党政人员在行政改革的过程中锐意进取；反之，若没有政治权威人物的积极推动，行政改革的效果将因缺少领导艺术和领带才能而大打折扣，行政改革将变得举步维艰。最后，改革要以赢得民众的支持为归宿。行政改革的本质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那么就要以民众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为标准衡量其成败。在改革过程中，要以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善于利用领导艺术和领导才能化解矛盾和反对意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使行政改革的政治合法性得以产生和持久。
3.2 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任务
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行政改革的最终目的既然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那么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要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革行政制度中不适应市场发展的因素，放松管制、加强宏观调控，适时预调、微调；要整合机构职能，继续推动“大部制”改革，继续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权，给市场主体降负，激发市场活力。通过经济繁荣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公平正义亦是行政改革的题中之义，要整合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建立健全社会风险化解机制，以此促进社会稳定，从而履行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只有实现了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才是真正实现了行政改革的宗旨和目标，反过来，行政改革的过程也是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和使命的过程。
3.3 将改革试点和全面推广有效结合
历史经验表明，行政改革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的推行应该是一个从试点到推广的政策过程。要选择那些改革难度低、政策推进容易的地区和部门进行试点和试验，取得改革的第一手经验；通过试点和试验，取得部分政策支持者的认同，有利于以后政策推广的顺利进行。将试点过程中的有益做法和经验升华为行政改革的政策举措，向更为广泛的部门和地区推广和施行，使改革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
改革要以取得民众的支持为导向，民众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支持者和反对者，在试点地区和部门的选择时，要选择对改革持支持态度、对政策接纳度较高的部门和人群为目标，使行政改革得到一定人群的支持和拥护。通过试点人群的带动，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对行政改革的必要性、有效性认可度提高，使行政改革的群众基础更为深厚，在改革过程中政策推行更为有效和迅速，使行政改革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不断巩固。
3.4 加强舆论宣传和思想价值教育
由于历史传统的制约，行政改革的推行必然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干部和群众在思想观念上对改革持有抵触情绪和反对态度。因此，在全社会加强舆论宣传和思想价值教育就很有必要。一是有必要在全社会营造利于改革推行的舆论环境，各级行政部门要利用有效手段在政策过程中宣传预期的改革成效，让群众心中有所期待，取得群众的支持。二是以党校、行政学院为主导的领导干部培训教育机构要充分发挥思想价值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将行政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重大现实意义等贯穿于课程始终，使广大领导干部在思想上足够重视、在价值理念上始终拥护和倡导改革。
通过舆论宣传和思想价值教育，可以破除历史传统中不利于改革的思想因素、陈旧习惯和价值理念，使改革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得到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和深化。
参考文献：
[1]贾海薇，周志忍.地方政府治理变革的困境与行政体制创新的路径——基于广东省的分析[J].广东社会科学，2016（02）.
[2]张璋.复合官僚制：中国政府治理的微观基础[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5（04）.
[3]莫于川.公法视野中的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战略意义、重大任务和现实课题解读[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02）.
[4]袁倩，王嘉琪.行政改革的“内在悖论”：一个解释框架——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 2015（02）.
[5]张定安.全面推进地方政府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J].中国行政管理，2014（08）.
[6]侯保龙，乔耀章.试论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特色[J].探索，2014（05）.
[7]徐增辉.完善理性官僚制：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任务[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
[8]杨博.论政府有效性[D].华中师范大学，2015.
[9]黄美.中国地方行政改革的阻力分析[D].厦门大学，2008.
[10]李靈芝.“新公共管理”及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D].广西大学，2007.
[关键词]公共管理；行政改革；公共利益；公共政策
1 行政改革与新公共管理理论
1.1 行政改革的界定
根据《行政学导论》的定义，行政改革意指政府为适应社会环境，或者高效公平地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调整内部体制和组织结构，重新进行权力分配，并调整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过程。显然，行政改革本质上是一个政治过程，从技术实施来看亦是一个技术革新的过程。
首先应该明确，行政改革是一个政治过程。从政治与行政二者的关系看，行政体制从属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的各种因素决定了行政改革的复杂程度。行政改革不可避免地触及执政党、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及其他党派和政治团体、利益集团的政治神经，更为重要的是广大人民对行政改革持何种态度、做出什么回应的问题。其次，行政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行政改革要在保证政治合法性的前提下提高行政效能、高效处理社会公共事务，通过提供更全面、优质的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再次，行政改革的手段是重塑组织内部体制和权力架构。行政改革实质上是重新分配行政权力的过程，因而必须对行政权力体制、行政领导体制、行政区划体制、组织机构、人事制度等进行深入变革。在改革过程中，要做到科学论证、严密组织、实施有力、理论与经验相结合 。最后，行政改革必须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市场、社会组织和公民的关系。改革过程中，一方面要实现放权，即政企分开、政社分开，政府由“划桨”转向“掌舵”，激活企业和社会活力；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宏观调控，适时预调、微调，充分调动社会组织和公民的活力，加强监管体系建设，警惕“无政府主义”的错误思潮。
1.2 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兴起
新公共管理理論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为解决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财政赤字、政府信任危机等问题。
作为一种新兴的行政改革理论，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兴起有其深刻的背景。首先，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作用衰弱。科层制等传统行政管理模式仅能解决公共行政组织内部的管理问题，在面临市场化冲击时难以处理政府和企业、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使公共行政组织在市场经济时代面临管理危机、信任危机。此时，新公共管理理论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如何处理政府内部管理、外部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新的管理范式对解决公共行政组织的管理危机、信任危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多样化的严峻挑战。传统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是公共行政组织单一的政府化供给模式，而随着公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选择越来越多样化和非政府组织的公共产品供给优势愈加显著，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了多元化模式，公共行政组织只需要履行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而具体的提供方式出现了多元化倾向。最后，新技术革命和企业化管理方式的动因。随着互联网技术、现代通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终结了公共行政组织的信息垄断优势，造成公共行政组织的管理层级和管理幅度调整加快、信息传递和信息处理方式日新月异，从而迫使公共行政组织对其运作方式做出变革。20世纪80年代，西方企业在内部管理上推行目标导向、绩效考核和战略管理等新兴管理模式，在外部机制上推行顾客导向、个性需求和适应竞争环境等举措，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市场经济的企业—顾客模式与公共行政组织的政府—公民对应起来，公共行政的管理方法深受企业管理模式的影响。
1.3 新公共管理领域的三大变革
新一轮的行政改革即“新公共管理运动”，其支撑理论是新公共管理理论，而这一理论实质上是西方行政改革运动的一种理论概括，其理论基础集中于两个方面，分别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的管理理论，实现了公共服务市场化、管理主体多元化、管理手段多样化等目标。在这场持续至今的改革过程中，行政改革围绕三大问题展开：政府与市场、政府再造、政治与行政的关系。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发达国家在自由主义思潮推动下进行了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或“民营化”政策，也即私有化政策。通过私有化，政府放松了对企业的管制，市场活力被大大激发。
在政府再造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开始对韦伯提出的官僚制进行批判，将管理主义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通过分权化与放松管制，政府的角色由“划桨”转为“掌舵”，全能政府模式转为有限政府模式。
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在这一时期开始迈入互相关联、密不可分的阶段，从前“政治与行政二分法”的有限认识在这一时期得到深化和扩展，行政的施展程度与政治体制密不可分，因此行政改革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政治体制所能赋予的空间。譬如1981年里根政府的“还政于州”的新联邦主义，法国1982年颁行的《关于市镇、省和大区权利和自由法》进行地方分权改革的“还权于民”等都是基于本国原有的中央和地方关系而进行的行政改革。
2 行政改革的理论困境
2.1 政治因素的制约
政治体制给予行政体制的改革空间决定了行政改革的程度。这里的政治因素涵盖了政治制度架构、政治官僚集团、政治人物和民间力量等多方面内容。原有的政治制度架构的政治经济基础较为牢固，行政改革一旦触动原有政治制度的根基，必然会引起社会稳定和公共安全，行政改革势必演变为政治风波甚至流血冲突。政治官僚集团是行政的主体，他们长期在政治体制中形成的求稳怕变的机关运行机制和利益藩篱是行政改革难以冲破的障碍，利益的分化重组对既得利益者的冲击是改革进程难以深入推进的症结所在。政治人物特别是权威政治人物在改革中可以扮演“风向标”的角色，他们对改革的态度、作为或不作为的举动会起到引领性的作用，譬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作为“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就是这样的角色；改革的目的是公共利益最大化，那么改革能否得到民间力量的认同和支持就是其能否走向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包括人民群众在内的民间力量的回应程度才是行政改革能否深入推进的判断标志。 2.2 经济形态的制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国的经济形态决定了其政治形态，同时，经济形态的发展变化势必对行政改革产生深远影响。在经济基础较为雄厚、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国家，行政改革的推进难度虽然较小，但由于经济形态较为稳固，改革却难以取得显著的效果。在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国民经济畸形发展的国家，行政体制存在较多的问题，在这样的国家推行行政改革，结果无非两种：一是改革未能触动政治体制赖以生存的根基，反而激发了更多的反对情绪，改革使国家命运走向更为黑暗的深渊；二是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铲除了落后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方式，获得绝对优势的支持力量，走上符合经济社会运行规律的发展道路，改革持续有效地进行。总之，不同的经济形态对改革都会对行政改革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由此看来在不同的经济形态中采取何种改革举措绝非易事。
2.3 历史传统的制约
一国历史传统对政治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较为久远的，现存政治体制必然打上特定历史传统的烙印。从交际文化看，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人际关系的联结为前提的，这种人际关系即以宗族关系、乡友关系为主导的关系群，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各种关系间充满着利益联系，而繁杂的人际关系背后是交织错乱的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在行政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从社会形态演变过程来看，每一社会形态都是对前一社会形态的传承和延续，在这样的传承和延续进程中的行政体制运行就带有“顺其自然”的意味；而在每一社会形态内部那段历史时期，社会的演变历程也是极为缓慢的，行政体制依然遵照已有传统按部就班地运行。因此，行政改革要打破现有利益结构和改变现有的行政体制运行机制，必然对历史传统和固有观念造成巨大冲击，自然会增加改革的难度。
3 持续推进行政改革的路径选择
3.1 以争取政治保障为首要前提
行政改革是一项必须争取最大多数政治力量支持的系统工程，因此政治保障的程度决定了行政改革能否顺利推行。首先，要争取执政党和立法机关在政治上的支持，当今世界普遍实行政党政治，执政党的行政改革立场决定了国家政治的走向；立法机关掌握立法权，法的效力贯穿行政组织运行始终，行政改革的相关条款以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便具有了强制性和执行力。其次，要有政治权威人物的积极推动。政治权威人物在行政改革过程中的态度和作为对其他政治力量和群众起着引领性、指向性的作用，一个一心促改革、谋发展的政治权威人物将带领党政人员在行政改革的过程中锐意进取；反之，若没有政治权威人物的积极推动，行政改革的效果将因缺少领导艺术和领带才能而大打折扣，行政改革将变得举步维艰。最后，改革要以赢得民众的支持为归宿。行政改革的本质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那么就要以民众拥护不拥护、支持不支持为标准衡量其成败。在改革过程中，要以实现人民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善于利用领导艺术和领导才能化解矛盾和反对意见，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使行政改革的政治合法性得以产生和持久。
3.2 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为主要任务
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行政改革的最终目的既然是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那么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经济繁荣、社会稳定。要理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革行政制度中不适应市场发展的因素，放松管制、加强宏观调控，适时预调、微调；要整合机构职能，继续推动“大部制”改革，继续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权，给市场主体降负，激发市场活力。通过经济繁荣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公平正义亦是行政改革的题中之义，要整合不同的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建立健全社会风险化解机制，以此促进社会稳定，从而履行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只有实现了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才是真正实现了行政改革的宗旨和目标，反过来，行政改革的过程也是更好地履行政府职能和使命的过程。
3.3 将改革试点和全面推广有效结合
历史经验表明，行政改革从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改革的推行应该是一个从试点到推广的政策过程。要选择那些改革难度低、政策推进容易的地区和部门进行试点和试验，取得改革的第一手经验；通过试点和试验，取得部分政策支持者的认同，有利于以后政策推广的顺利进行。将试点过程中的有益做法和经验升华为行政改革的政策举措，向更为广泛的部门和地区推广和施行，使改革达到应有的广度和深度。
改革要以取得民众的支持为导向，民众中不可避免地存在支持者和反对者，在试点地区和部门的选择时，要选择对改革持支持态度、对政策接纳度较高的部门和人群为目标，使行政改革得到一定人群的支持和拥护。通过试点人群的带动，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对行政改革的必要性、有效性认可度提高，使行政改革的群众基础更为深厚，在改革过程中政策推行更为有效和迅速，使行政改革的政治合法性基础不断巩固。
3.4 加强舆论宣传和思想价值教育
由于历史传统的制约，行政改革的推行必然受到传统因素的影响，干部和群众在思想观念上对改革持有抵触情绪和反对态度。因此，在全社会加强舆论宣传和思想价值教育就很有必要。一是有必要在全社会营造利于改革推行的舆论环境，各级行政部门要利用有效手段在政策过程中宣传预期的改革成效，让群众心中有所期待，取得群众的支持。二是以党校、行政学院为主导的领导干部培训教育机构要充分发挥思想价值教育的主阵地作用，将行政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重大现实意义等贯穿于课程始终，使广大领导干部在思想上足够重视、在价值理念上始终拥护和倡导改革。
通过舆论宣传和思想价值教育，可以破除历史传统中不利于改革的思想因素、陈旧习惯和价值理念，使改革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得到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和深化。
参考文献：
[1]贾海薇，周志忍.地方政府治理变革的困境与行政体制创新的路径——基于广东省的分析[J].广东社会科学，2016（02）.
[2]张璋.复合官僚制：中国政府治理的微观基础[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5（04）.
[3]莫于川.公法视野中的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战略意义、重大任务和现实课题解读[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5（02）.
[4]袁倩，王嘉琪.行政改革的“内在悖论”：一个解释框架——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 2015（02）.
[5]张定安.全面推进地方政府简政放权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对策建议[J].中国行政管理，2014（08）.
[6]侯保龙，乔耀章.试论中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特色[J].探索，2014（05）.
[7]徐增辉.完善理性官僚制：当前我国行政改革的重要任务[J].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03）.
[8]杨博.论政府有效性[D].华中师范大学，2015.
[9]黄美.中国地方行政改革的阻力分析[D].厦门大学，2008.
[10]李靈芝.“新公共管理”及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启示[D].广西大学，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