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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将女主人公个性中的黑暗部分人格化,创造出塞普蒂默斯这个分身形象。这个分身形象不仅有助于伍尔夫刻画克拉丽莎性格中的阴暗面,使得看似由毫无关联的人物的意识碎片组成的小说结构规整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作者阐明了小说主题。本文通过探讨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间微妙的关系,以期理解克拉丽莎这个常被认为缺乏稳定性格的矛盾形象,以及小说的深层主旨。
关键词:分身手法 震弹症 双性恋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达洛卫夫人》通篇采用意识流手法写成,这是维吉尼亚·伍尔夫反叛传统现实小说的首次成功尝试,也是其最受关注的小说之一。对伍尔夫而言,该书的创作是“挖掘隧道的过程”,即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意识流动并使用各种叙事链接方式将各个人物的意识隧道在某一点连为一体。而对读者而言,阅读该小说就是一次在隧道中艰难穿行的经历。聚焦该书的研究文献琳琅满目,有语言风格研究、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历史文化研究等其他研究。然而,评论家在该小说到底有无思想性和社会意义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尽管伍尔夫曾在日记中明确地阐述:
“在这本书里,……我要描述生与死、理智与疯狂;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揭示其动态,而且是最本质的动态。”
笔者认为,伍尔夫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该小说并非一味注重技巧,而是同作家的人生观密切相关,具有尖锐的社会批判性。为了达到针砭时弊的目的,伍尔夫在小说创作当中的关键一笔是运用了“分身”手法。正如豪雷所言:
“这本小说的乐趣源于我们对其贴切的基本构思的认可,即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两个人物相辅相成,克代表着对生活的热爱而塞则代表对生活的批判”。
本文意在探讨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分身”手法对人物塑造、揭示主题等方面的作用。
一 “分身”手法及其在《达洛卫夫人》中的运用
“doubleganger”(活人的魂魄)指作家刻画的人物形象,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另一个人物内心深处的、不为人知的、黑暗的一面,即弗洛伊德所谓的“受压抑”的自我。许多知名作家都曾使用分身手法以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如,史蒂文森《化身博士》中的哲基尔医生的分身海德先生和玛丽·雪莱笔下的科学家弗兰肯斯坦的分身怪物弗兰肯斯坦,都是读者熟悉的、由作家创造的以揭示人的分裂人格和双重人格的分身形象。
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将克拉丽莎个性中的黑暗部分人格化,创造出塞普蒂默斯这个分身形象。伍尔夫曾指出,这本小说最初计划中并无塞普蒂默斯这个人物,最后自尽的是克拉丽莎,后来添加了塞普蒂默斯作为克拉丽莎的分身形象。也就是说,二人本是一个人物形象。事实上,这个分身形象不仅有助于伍尔夫刻画克拉丽莎性格中的阴暗面,使得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意识碎片组成的小说结构规整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作者阐明了小说主题。
表面上看,塞普蒂默斯和克拉丽莎素未谋面,没有任何关联。但正如罗伯特·凯利所言,“没有狄更斯式的巧合,也没有不为人知的血缘纽带,这两个人物之间紧密的关联比社会阶层的区别还要明显,是文字所无法表达的”。
二人有许多相似之处:都长着鹰钩鼻,都爱沉思,都为了稳定和社会名誉选择人生伴侣。伦敦街头的神秘汽车、上空的飞机这些中心刺激物将两者的故事慢慢交汇在一起。伍尔夫也精心选取了一些意象来暗示二人的同一性。请看克拉丽莎缝裙子时的片段和塞普蒂默斯躺在沙发上沉思的片段。
“正如夏日的波浪回合,失却平衡,四处流散;汇合,流散;……再也不要怕,心灵在说,把沉重的负担交给大海吧,它为众生悲哀叹息……聚合,任意流散。惟有躯体倾听着飞翔的蜜蜂嗡鸣,波涛汹涌,狗儿吠叫,在远处不断的吠叫,吠叫。”
“他的手舒适地搁在沙发背上,正如他游泳时,看见自己的手在浪尖上漂浮,同时听到远处岸上的犬吠声。汪汪,汪汪,十分遥远。不要再怕了,他在心里说,不要再怕了。”
在这两个片段中,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被这几个意象联系在一起。海浪的聚拢跌落反映了二人不平静的内心世界,克拉丽莎隐隐为日渐减少的生命恐惧。而塞普蒂默斯则沉浸在是否自杀的内心冲突中。海浪和海洋的意象表达了克拉丽莎对川流不息的生活的热爱和恐惧,传达了她既希望置身其中而又恐惧被吞噬的矛盾心情;对塞普蒂默斯来说,海洋则象征着随时可能被淹没的危险,他无数次地感觉自己像个淹死的水手躺在石头上,掉进了海里,沉入海底,曾经死去,而现在却活着,被吸引到生命之岸。
由此可见,伍尔夫在小说中通过塞这个分身形象进一步揭示了克拉丽莎性格中黑暗的、时刻被死亡所困扰所包围的一面,进而在避免作品基调过于昏暗的前提下达到刻画她双重矛盾性格的目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塞普蒂默斯的自杀给克拉丽莎带来这么大的震撼。
“她觉得高兴,他抛掉了生命,而她们照样活下去。钟声还在响,滞重的音波消逝在空中。她得返回了,必须振作精神。”
“替罪羊”塞普蒂默斯的死是必然的,是“宗教仪式上的祭品”,他的死排出了克灵魂中流淌着的危险思想,使克拉丽莎脱掉了被死亡和忧郁包裹的外衣而勇敢地活了下来。
二 常人同狂人各自心目中的世态
1 常人和狂人心目中战后的世态——小说的战争主题
赫伯特指出,在《达洛卫夫人》中自始至终充斥着一种难以控制的在精神愉快和突然的悲痛感、恐惧感、哀伤感之间交替的情绪摇摆。的确如此,深受战争创伤的社会上弥漫着挥之不去的震弹症状,幸免于难的参战士兵和平民都难逃此劫。战争这个沉重主题虽然没有在作品中直接出现,我们却能真切感受到战争隐隐笼罩着人们的心灵。我们从作品中各种人物对“飞机”这一战争象征体的印象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当飞机的不祥之声钻进人们耳朵里时,大家都抬头仰望天空,似乎整个世界都变得恐慌起来:科茨太太十分紧张、畏惧,布莱奇利太太神志失常,像个梦游者。
震弹症受害者塞普蒂默斯这个人物的塑造是对战争最有力的控诉。他是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人们不同程度孤寂、恐惧感的极端象征,他在战中及战后的生活和心理感受的变化合成一曲黑暗与人生痛苦的哀歌,深切地揭示了死亡的悲怆和战争的灾难。塞普蒂默斯是一个“胸中载有世上最伟大的启示的年轻人,而且还是世上最幸福同时也是最痛苦的人”,“一个替罪的羔羊,永恒的受难者”。他自愿首批入伍,在为国作战中立功建勋,虽幸存却精神变异,整日惊恐万状,沉陷于苦痛中。在他迷乱的幻觉中,和平生活仍充满着屠杀、罪恶和死亡。在自杀之前,尽管他仍然困扰在恐惧、孤独之中,尽管认为“有可能世界本身就是毫无意思的”,但他还是感到“美无处不在”,“他要等到那最后一刻。他不想死。生活是美好的。”
而作品中的“正常人”,如克拉丽莎和彼得的欢喜情绪通常也是脆弱且不稳定的。以克拉丽莎为例。小说开篇,在她买花的路上,她感叹道:“这一切便是她热爱的:生活、伦敦、此时此刻的六月。”然而,不一会工夫,她扪心自问:“她必然会永远离开人世,是否会觉得遗憾?没有了她,人间一切必将继续下去,是否会感到怨恨?还是欣慰,想到一死便可了结?”由此可见,她瞬息万变的意识流是塞普蒂默斯疯狂和精神错乱的“常人”版本。换言之,常人同狂人心目中的世态是统一的。正如易晓明所言,“她选择疯人的眼光看世界,更剥掉了现实的面纱,表现出社会与人生的残酷。”
2 常人和狂人的性取向——小说中的“双性恋”
伍尔夫在作品中将情节最小化,集中反映人物在一个特定时间与空间内飘忽不定、稍纵即逝的思绪与浮想。在她的作品里,人物的年龄、性别等外部特征都变得无关紧要,而他们瞬间的印象感觉和沉思冥想却显得举足轻重。伍尔夫将它所展示的这一时刻称为“生存瞬间”。在作品中,从克拉丽莎的意识流动中,我们不难窥视到她的性爱观。
当她买花回到独居的阁楼时,她思忖自己曾多次在性爱方面让丈夫理查德失望。她感觉她和丈夫之间缺乏“一种热烈的、冲破表层、渗透全身的情感”,然而,“她有时却不禁被一个女人的魅力吸引”。随即,她的脑子中萦绕着关于她和萨利·赛顿关系的“生存瞬间”:
“关于爱情这一问题,同女人的相爱,又是怎么回事呢?就说萨利·赛顿吧,自己过去和萨利·赛顿的关系,难道不是爱情吗?”
“……她深信自己的感情与莎士比亚想让奥赛罗感受的情感同样强烈,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她穿上白衣,下楼去吃饭,将于萨利·赛顿相见”。
当萨利摘下一朵花,亲吻了她的嘴唇:
“她(克拉丽莎)整个生命中最美妙的时刻到来了……别人都消失了,只有她与萨利。”
战前塞普蒂默斯是一个天真浪漫、充满爱国心的青年。为了拯救英国,他自愿入伍。作为战争的幸存者,他却惊恐万分,因为他已经感觉麻木了。在惊恐之下,他娶了卢丽西娅,希望结束恐怖感。然而,在他看来,男性和女性的爱情是令人反感的,男女性爱是肮脏的。但他却无法忘记埃文斯。在他错乱的意识中,他常常自言自语或与阵亡的埃文斯讲话。小说中这样描写:
“(塞普蒂默斯)还受到长官埃文斯的青睐,甚至钟爱。……(塞和埃)活像两条狗在火炉前地毯上嬉戏……他们形影不离,分享一切,又争吵,打架。”
毋庸置疑,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被同性深深吸引。更确切地说,二人均有双性恋倾向。自始至终,克拉丽莎都忘不了被她拒绝的追求者彼得;而塞普蒂默斯在战前对伊莎贝尔·波尔小姐神魂颠倒。从伍尔夫的传记中我们也得知伍尔夫创作这本小说的时候也正是她与另外一位女作家维多利亚·萨克维尔-韦斯特热恋的时候。作为先锋作家的代表,伍尔夫抹杀了性别的界限,对以传统男女两性的固定为基石的社会秩序提出了挑战。她认为异性之间总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倒是女性之间的感情能水乳交融。
有的评论家认为,在这部小说中,社会问题尤其是对战争的批判和性取向的不定性是该小说涉及的两个不同的主题。但是,笔者认为,这两个主题是相辅相成的、统一的。当克拉丽莎在体验“整个生命中最美妙的时刻”时,“老约瑟夫和彼得走到她俩面前”。克拉丽莎感觉这好可怕,“仿佛她一直预感到,会有什么来扰乱,破坏她那幸福的时刻”。由此可见,以彼得为首的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是克拉丽莎美妙时刻的入侵者和破坏者。另一方面,是战争剥夺了塞普蒂默斯的亲密伴侣埃文斯。在伍尔夫给一位律师的回信当中,她明确地把纳粹和战争归因于父权制社会。伍尔夫对于父权制的批判可见一斑。同样,作品从塞普蒂默斯这个疯人的角度看世界,更剥掉了现实残酷的面纱。
参考文献:
[1] 弗吉尼亚·伍尔夫,孙梁、苏美译:《达洛卫夫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2] 易晓明:《优美与疯癫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3] Woolf,Virginia.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ume Two (1920-1924).Edited by Anne Oliver Bell. London:The Hogarth P,1978.
[4] Roberts,John Hawley.“Vision and Design in Virginia Woolf”.In Critics on Virginia Woolf:Readings in Literary Criticism,ed.J.E.M.Latham.London:Allen and Unwin,1970.
[5] Hocks,Richard A.Henry James: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Boston:Twayne,1990.
[6] Herbert,Christopher.“Mrs.Dalloway,the Dictator,and the Relativity Paradox.”Novel (Fall 2001):21 pp.Online.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作者简介:李静,女,1984—,安徽太和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华北电力大学。
关键词:分身手法 震弹症 双性恋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达洛卫夫人》通篇采用意识流手法写成,这是维吉尼亚·伍尔夫反叛传统现实小说的首次成功尝试,也是其最受关注的小说之一。对伍尔夫而言,该书的创作是“挖掘隧道的过程”,即挖掘人物内心世界的意识流动并使用各种叙事链接方式将各个人物的意识隧道在某一点连为一体。而对读者而言,阅读该小说就是一次在隧道中艰难穿行的经历。聚焦该书的研究文献琳琅满目,有语言风格研究、女性主义和性别研究、历史文化研究等其他研究。然而,评论家在该小说到底有无思想性和社会意义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共识,尽管伍尔夫曾在日记中明确地阐述:
“在这本书里,……我要描述生与死、理智与疯狂;我要批判当今的社会制度,揭示其动态,而且是最本质的动态。”
笔者认为,伍尔夫作品的形式和内容是统一的,该小说并非一味注重技巧,而是同作家的人生观密切相关,具有尖锐的社会批判性。为了达到针砭时弊的目的,伍尔夫在小说创作当中的关键一笔是运用了“分身”手法。正如豪雷所言:
“这本小说的乐趣源于我们对其贴切的基本构思的认可,即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两个人物相辅相成,克代表着对生活的热爱而塞则代表对生活的批判”。
本文意在探讨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分身”手法对人物塑造、揭示主题等方面的作用。
一 “分身”手法及其在《达洛卫夫人》中的运用
“doubleganger”(活人的魂魄)指作家刻画的人物形象,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另一个人物内心深处的、不为人知的、黑暗的一面,即弗洛伊德所谓的“受压抑”的自我。许多知名作家都曾使用分身手法以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如,史蒂文森《化身博士》中的哲基尔医生的分身海德先生和玛丽·雪莱笔下的科学家弗兰肯斯坦的分身怪物弗兰肯斯坦,都是读者熟悉的、由作家创造的以揭示人的分裂人格和双重人格的分身形象。
在《达洛卫夫人》中,伍尔夫将克拉丽莎个性中的黑暗部分人格化,创造出塞普蒂默斯这个分身形象。伍尔夫曾指出,这本小说最初计划中并无塞普蒂默斯这个人物,最后自尽的是克拉丽莎,后来添加了塞普蒂默斯作为克拉丽莎的分身形象。也就是说,二人本是一个人物形象。事实上,这个分身形象不仅有助于伍尔夫刻画克拉丽莎性格中的阴暗面,使得看似毫无关联的人物意识碎片组成的小说结构规整化,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作者阐明了小说主题。
表面上看,塞普蒂默斯和克拉丽莎素未谋面,没有任何关联。但正如罗伯特·凯利所言,“没有狄更斯式的巧合,也没有不为人知的血缘纽带,这两个人物之间紧密的关联比社会阶层的区别还要明显,是文字所无法表达的”。
二人有许多相似之处:都长着鹰钩鼻,都爱沉思,都为了稳定和社会名誉选择人生伴侣。伦敦街头的神秘汽车、上空的飞机这些中心刺激物将两者的故事慢慢交汇在一起。伍尔夫也精心选取了一些意象来暗示二人的同一性。请看克拉丽莎缝裙子时的片段和塞普蒂默斯躺在沙发上沉思的片段。
“正如夏日的波浪回合,失却平衡,四处流散;汇合,流散;……再也不要怕,心灵在说,把沉重的负担交给大海吧,它为众生悲哀叹息……聚合,任意流散。惟有躯体倾听着飞翔的蜜蜂嗡鸣,波涛汹涌,狗儿吠叫,在远处不断的吠叫,吠叫。”
“他的手舒适地搁在沙发背上,正如他游泳时,看见自己的手在浪尖上漂浮,同时听到远处岸上的犬吠声。汪汪,汪汪,十分遥远。不要再怕了,他在心里说,不要再怕了。”
在这两个片段中,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被这几个意象联系在一起。海浪的聚拢跌落反映了二人不平静的内心世界,克拉丽莎隐隐为日渐减少的生命恐惧。而塞普蒂默斯则沉浸在是否自杀的内心冲突中。海浪和海洋的意象表达了克拉丽莎对川流不息的生活的热爱和恐惧,传达了她既希望置身其中而又恐惧被吞噬的矛盾心情;对塞普蒂默斯来说,海洋则象征着随时可能被淹没的危险,他无数次地感觉自己像个淹死的水手躺在石头上,掉进了海里,沉入海底,曾经死去,而现在却活着,被吸引到生命之岸。
由此可见,伍尔夫在小说中通过塞这个分身形象进一步揭示了克拉丽莎性格中黑暗的、时刻被死亡所困扰所包围的一面,进而在避免作品基调过于昏暗的前提下达到刻画她双重矛盾性格的目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塞普蒂默斯的自杀给克拉丽莎带来这么大的震撼。
“她觉得高兴,他抛掉了生命,而她们照样活下去。钟声还在响,滞重的音波消逝在空中。她得返回了,必须振作精神。”
“替罪羊”塞普蒂默斯的死是必然的,是“宗教仪式上的祭品”,他的死排出了克灵魂中流淌着的危险思想,使克拉丽莎脱掉了被死亡和忧郁包裹的外衣而勇敢地活了下来。
二 常人同狂人各自心目中的世态
1 常人和狂人心目中战后的世态——小说的战争主题
赫伯特指出,在《达洛卫夫人》中自始至终充斥着一种难以控制的在精神愉快和突然的悲痛感、恐惧感、哀伤感之间交替的情绪摇摆。的确如此,深受战争创伤的社会上弥漫着挥之不去的震弹症状,幸免于难的参战士兵和平民都难逃此劫。战争这个沉重主题虽然没有在作品中直接出现,我们却能真切感受到战争隐隐笼罩着人们的心灵。我们从作品中各种人物对“飞机”这一战争象征体的印象中可以看出人们对战争的厌恶。当飞机的不祥之声钻进人们耳朵里时,大家都抬头仰望天空,似乎整个世界都变得恐慌起来:科茨太太十分紧张、畏惧,布莱奇利太太神志失常,像个梦游者。
震弹症受害者塞普蒂默斯这个人物的塑造是对战争最有力的控诉。他是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人们不同程度孤寂、恐惧感的极端象征,他在战中及战后的生活和心理感受的变化合成一曲黑暗与人生痛苦的哀歌,深切地揭示了死亡的悲怆和战争的灾难。塞普蒂默斯是一个“胸中载有世上最伟大的启示的年轻人,而且还是世上最幸福同时也是最痛苦的人”,“一个替罪的羔羊,永恒的受难者”。他自愿首批入伍,在为国作战中立功建勋,虽幸存却精神变异,整日惊恐万状,沉陷于苦痛中。在他迷乱的幻觉中,和平生活仍充满着屠杀、罪恶和死亡。在自杀之前,尽管他仍然困扰在恐惧、孤独之中,尽管认为“有可能世界本身就是毫无意思的”,但他还是感到“美无处不在”,“他要等到那最后一刻。他不想死。生活是美好的。”
而作品中的“正常人”,如克拉丽莎和彼得的欢喜情绪通常也是脆弱且不稳定的。以克拉丽莎为例。小说开篇,在她买花的路上,她感叹道:“这一切便是她热爱的:生活、伦敦、此时此刻的六月。”然而,不一会工夫,她扪心自问:“她必然会永远离开人世,是否会觉得遗憾?没有了她,人间一切必将继续下去,是否会感到怨恨?还是欣慰,想到一死便可了结?”由此可见,她瞬息万变的意识流是塞普蒂默斯疯狂和精神错乱的“常人”版本。换言之,常人同狂人心目中的世态是统一的。正如易晓明所言,“她选择疯人的眼光看世界,更剥掉了现实的面纱,表现出社会与人生的残酷。”
2 常人和狂人的性取向——小说中的“双性恋”
伍尔夫在作品中将情节最小化,集中反映人物在一个特定时间与空间内飘忽不定、稍纵即逝的思绪与浮想。在她的作品里,人物的年龄、性别等外部特征都变得无关紧要,而他们瞬间的印象感觉和沉思冥想却显得举足轻重。伍尔夫将它所展示的这一时刻称为“生存瞬间”。在作品中,从克拉丽莎的意识流动中,我们不难窥视到她的性爱观。
当她买花回到独居的阁楼时,她思忖自己曾多次在性爱方面让丈夫理查德失望。她感觉她和丈夫之间缺乏“一种热烈的、冲破表层、渗透全身的情感”,然而,“她有时却不禁被一个女人的魅力吸引”。随即,她的脑子中萦绕着关于她和萨利·赛顿关系的“生存瞬间”:
“关于爱情这一问题,同女人的相爱,又是怎么回事呢?就说萨利·赛顿吧,自己过去和萨利·赛顿的关系,难道不是爱情吗?”
“……她深信自己的感情与莎士比亚想让奥赛罗感受的情感同样强烈,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她穿上白衣,下楼去吃饭,将于萨利·赛顿相见”。
当萨利摘下一朵花,亲吻了她的嘴唇:
“她(克拉丽莎)整个生命中最美妙的时刻到来了……别人都消失了,只有她与萨利。”
战前塞普蒂默斯是一个天真浪漫、充满爱国心的青年。为了拯救英国,他自愿入伍。作为战争的幸存者,他却惊恐万分,因为他已经感觉麻木了。在惊恐之下,他娶了卢丽西娅,希望结束恐怖感。然而,在他看来,男性和女性的爱情是令人反感的,男女性爱是肮脏的。但他却无法忘记埃文斯。在他错乱的意识中,他常常自言自语或与阵亡的埃文斯讲话。小说中这样描写:
“(塞普蒂默斯)还受到长官埃文斯的青睐,甚至钟爱。……(塞和埃)活像两条狗在火炉前地毯上嬉戏……他们形影不离,分享一切,又争吵,打架。”
毋庸置疑,克拉丽莎和塞普蒂默斯被同性深深吸引。更确切地说,二人均有双性恋倾向。自始至终,克拉丽莎都忘不了被她拒绝的追求者彼得;而塞普蒂默斯在战前对伊莎贝尔·波尔小姐神魂颠倒。从伍尔夫的传记中我们也得知伍尔夫创作这本小说的时候也正是她与另外一位女作家维多利亚·萨克维尔-韦斯特热恋的时候。作为先锋作家的代表,伍尔夫抹杀了性别的界限,对以传统男女两性的固定为基石的社会秩序提出了挑战。她认为异性之间总有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倒是女性之间的感情能水乳交融。
有的评论家认为,在这部小说中,社会问题尤其是对战争的批判和性取向的不定性是该小说涉及的两个不同的主题。但是,笔者认为,这两个主题是相辅相成的、统一的。当克拉丽莎在体验“整个生命中最美妙的时刻”时,“老约瑟夫和彼得走到她俩面前”。克拉丽莎感觉这好可怕,“仿佛她一直预感到,会有什么来扰乱,破坏她那幸福的时刻”。由此可见,以彼得为首的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是克拉丽莎美妙时刻的入侵者和破坏者。另一方面,是战争剥夺了塞普蒂默斯的亲密伴侣埃文斯。在伍尔夫给一位律师的回信当中,她明确地把纳粹和战争归因于父权制社会。伍尔夫对于父权制的批判可见一斑。同样,作品从塞普蒂默斯这个疯人的角度看世界,更剥掉了现实残酷的面纱。
参考文献:
[1] 弗吉尼亚·伍尔夫,孙梁、苏美译:《达洛卫夫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2] 易晓明:《优美与疯癫弗吉尼亚·伍尔夫传》,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版。
[3] Woolf,Virginia.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ume Two (1920-1924).Edited by Anne Oliver Bell. London:The Hogarth P,1978.
[4] Roberts,John Hawley.“Vision and Design in Virginia Woolf”.In Critics on Virginia Woolf:Readings in Literary Criticism,ed.J.E.M.Latham.London:Allen and Unwin,1970.
[5] Hocks,Richard A.Henry James: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Boston:Twayne,1990.
[6] Herbert,Christopher.“Mrs.Dalloway,the Dictator,and the Relativity Paradox.”Novel (Fall 2001):21 pp.Online.Academic Research Library.
作者简介:李静,女,1984—,安徽太和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华北电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