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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对外汉语的教学里，词汇教学是十分重要的，而惯用语、歇后语、成语、谚语等熟语的词汇教学是其重中之重。由于已经有不少学者对歇后语、成语、谚语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人们对它们有了大致统一的认识，关于它们的争论也相对较少。但是，自六十多年前到现在，在惯用语用法上，学者们一直没能达成统一的意见。我们习惯于关注惯用语的本体，但忽略了它在对外汉语方面的运用与结合。所以，在惯用语研究这个领域，我们还任重道远。
【关键词】：惯用语;词汇教学;对外汉语
一、研究现状
“惯用语在母语或第一语言使用者的言语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语用现象，在成人本族语者的言语中更高达80%。”[1]所以惯用语早就存在于人们的语言中，并且在人际交往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马国凡、高歌东对此进行了收集和整理，据统计：清代钱大昕的《恒言录》、陈鱣《恒言广证》、崔灏的《通俗编》、梁同书的《直语补证》四部书收录惯用语44条。1985年出版的《惯用语例释》（徐宗才、应俊玲 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收录惯用语696个。而2004年出版的《中国惯用语大全》（温端政 编，上海辞书出版社）收录条目更达到了50000多条。
在词汇教学中，惯用语教学的地位举足重轻。据资料显示，“惯用语一词最早出现在吕叔湘和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其中第五讲讲到，‘语法不是逻辑’时，称‘好不热闹’，‘他的北京话比我好’等不合逻辑但符合人们习惯、不容许分析的说法为‘惯用语’。”[2]不过，惯用语在此时还没有成形，很多时候类似于这样的词汇，会显得有些不合逻辑。具体什么是惯用语，如何去界定它，学术界也无从定论。直到上世纪的60年代，我们才初步开始对惯用语本身进行研究。
比起汉语中的其它词汇，惯用语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于惯用语的著作和论文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首屈一指的当数马国凡、高歌东合著的《惯用语》（马国凡、高歌东，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5）以及高歌东的《惯用语再探》（高歌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这两本著作也成为了研究惯用语的当之无愧的奠基之作。其中，《惯用语》一书对其在本体方面作了研究，主要侧重其性质、起源、发展演变，而《惯用语再探》对前者有一定的补充，并且在《惯用语》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一些没有涉及到或者研究得不够充分的领域。
此外，关于惯用语研究的论文也开始进入人们视野。如马国凡的《惯用语的性质》（马国凡，语文学习，1980）对惯用语区别于其它词汇之处进行了说明，进一步确定了惯用语的内涵。杨知文的《谈惯用语》（杨知文，《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生活，1984）在《惯用语性质》的基础上对惯用语和歇后语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把惯用语和其他熟语的不同之处进一步区分开来。
在惯用语的地位逐步确定后，二十多本汉语惯用语词典的出版也标志着惯用语本体研究所取得的不菲的成绩。
二、惯用语的基本特征
既是词也是固定词组，这是惯用语最显著的特征，这个结论源于两个方面的研究。首先，惯用语是词，因为从语义上来讲，惯用语表达的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只看局部就不能了解全貌，所以不能拆分。其次，惯用语是固定词组，往往通过比喻或引申的手法来表达意义，所以它在形式上是一个整体。既然惯用语具有词的性质，那么惯用语的语义就自然地分成两个部分来加以理解：基本义和附加义。
1、惯用语的基本义
表意的双层性
在语义方面，惯用语的双层性格外突出。王君明、陈永明的观点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惯用语是比喻的一种，是短小精悍、约定俗成、运动广泛的固定词组，通过比喻意义来表达言外之意。”[3]
通过字面意义，我们可以对惯用语有一个初步了解，经过分析，更可以得到其深层含义，所以惯用语表意的双层性就分为了字面意义和深层含义。正因为如此，王吉辉认为：“意义的双层性是划分惯用语和其它词汇的标准。[4]例如从字面意义来看“背黑锅”会解释为“背着黑色的锅”，但是其深层含义是“比喻代别人承担过失或受了冤枉、委屈”，又如“擦屁股”的字面意义是“擦洗屁股”，但深层含义是“比喻收拾残局，做善后的工作或者是处理别人没做完的麻烦事”。
语义的变异性
通俗来讲，语义的变异性即为词语的实际意义和看上去的意思发生了变化。陈光磊提出：“语义的变异性是指，一个惯用语的整体意思，即其语义构成，不能由它的各组成成分的意义的直接加合，因为惯用语的语义具有变异性。”[6]惯用语实际意义和字面上看起来变化极大，这就是惯用语语义的变异性。如“踩钢丝”的字面意义是“踩着钢丝”，但实际的意义为“比喻小心翼翼地做有风险的事情”，再如“插一脚”的字面意义是“把脚插在中间”，但实际的意义为“比喻参与某种事情或参与他人的事情”。很多惯用语的语义都具有变异性，并且通过许多方式来表达，常见的有比喻、引申、夸张等方式。
2、惯用语的附加义
惯用语的附加义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感情色彩，但在惯用语中，大部分的色彩义都表现为贬义。“钱理对《现代汉语惯用语规范词典》作了统计，含贬义色彩的惯用语比例高达62.28%，大多用来描绘一些消极的社会现象或人性弱点。”[5]如“挖墙脚”、“掺水分”、“炒冷饭”等等。当然，也有一部分惯用语是褒义或者中性的色彩，如“成大器”、“吃太平饭”、“闯路子”等等。
三、惯用语教学中的难点及重点
在历史的长河中，汉语存在的时间已经太久，经过上下五千年的演变，自然有不同于其它语言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性为外国学生学习汉语构造了不小的障碍。第二个方面，由于学术界对现代汉语研究不像古代汉语那么深入，所以作为现代汉语中新兴成员的惯用语，更是缺乏相对完善的理论系统。最后，还要注意对文化知识的重视，中外文化的差异性对教学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要更好的形成正迁移而避免负迁移的出现。
由于学界对现代汉语的研究时间相对古代汉语较短，所以现代汉语的各个部分的研究并为得出统一结论，很多方面都还存在分歧，有的观点甚至截然相反。但是惯用语的本体研究必不可少，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本体方面的研究也应该不断深入。这样，才可以保证惯用语的对外汉语教学快速发展。
刘询提出，“我们学科内部，现在已基本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对外汉语教学应该以语言教学为主，同时紧密结合相关的文化教学。”[7]文化的因素十分重要，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性会对语言的学习产生或正或负的迁移，我们在进行惯用语的对外汉语教学时，更应该把握住文化这一条线。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学习的迁移作用影响非常巨大，所以重视对文化的学习以提高惯用语的对外汉语教学质量。那么，培养外国留学生的文化素养就成了当务之急，这也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之一。
参考文献：
[1]刘正光.惯用语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作用与意义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024.
[2]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79.
[3]王君明， 陈永明.惯用语理解的心理语言学研究[J].心理科学，1998，21（1）：62-66.
[4]王吉辉.意义的双层性及其在成语，惯用语划分中的具体运用[J].南开学报，1998，4：010.
[5]陈光磊.中国惯用语[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6]钱理.现代汉语惯用语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5.
[7]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惯用语;词汇教学;对外汉语
一、研究现状
“惯用语在母语或第一语言使用者的言语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语用现象，在成人本族语者的言语中更高达80%。”[1]所以惯用语早就存在于人们的语言中，并且在人际交往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马国凡、高歌东对此进行了收集和整理，据统计：清代钱大昕的《恒言录》、陈鱣《恒言广证》、崔灏的《通俗编》、梁同书的《直语补证》四部书收录惯用语44条。1985年出版的《惯用语例释》（徐宗才、应俊玲 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收录惯用语696个。而2004年出版的《中国惯用语大全》（温端政 编，上海辞书出版社）收录条目更达到了50000多条。
在词汇教学中，惯用语教学的地位举足重轻。据资料显示，“惯用语一词最早出现在吕叔湘和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其中第五讲讲到，‘语法不是逻辑’时，称‘好不热闹’，‘他的北京话比我好’等不合逻辑但符合人们习惯、不容许分析的说法为‘惯用语’。”[2]不过，惯用语在此时还没有成形，很多时候类似于这样的词汇，会显得有些不合逻辑。具体什么是惯用语，如何去界定它，学术界也无从定论。直到上世纪的60年代，我们才初步开始对惯用语本身进行研究。
比起汉语中的其它词汇，惯用语虽然数量不多，但是却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所以，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关于惯用语的著作和论文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首屈一指的当数马国凡、高歌东合著的《惯用语》（马国凡、高歌东，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2：5）以及高歌东的《惯用语再探》（高歌东，山东教育出版社，1986），这两本著作也成为了研究惯用语的当之无愧的奠基之作。其中，《惯用语》一书对其在本体方面作了研究，主要侧重其性质、起源、发展演变，而《惯用语再探》对前者有一定的补充，并且在《惯用语》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一些没有涉及到或者研究得不够充分的领域。
此外，关于惯用语研究的论文也开始进入人们视野。如马国凡的《惯用语的性质》（马国凡，语文学习，1980）对惯用语区别于其它词汇之处进行了说明，进一步确定了惯用语的内涵。杨知文的《谈惯用语》（杨知文，《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生活，1984）在《惯用语性质》的基础上对惯用语和歇后语进行了深入研究，从而把惯用语和其他熟语的不同之处进一步区分开来。
在惯用语的地位逐步确定后，二十多本汉语惯用语词典的出版也标志着惯用语本体研究所取得的不菲的成绩。
二、惯用语的基本特征
既是词也是固定词组，这是惯用语最显著的特征，这个结论源于两个方面的研究。首先，惯用语是词，因为从语义上来讲，惯用语表达的是一个完整的意思，只看局部就不能了解全貌，所以不能拆分。其次，惯用语是固定词组，往往通过比喻或引申的手法来表达意义，所以它在形式上是一个整体。既然惯用语具有词的性质，那么惯用语的语义就自然地分成两个部分来加以理解：基本义和附加义。
1、惯用语的基本义
表意的双层性
在语义方面，惯用语的双层性格外突出。王君明、陈永明的观点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惯用语是比喻的一种，是短小精悍、约定俗成、运动广泛的固定词组，通过比喻意义来表达言外之意。”[3]
通过字面意义，我们可以对惯用语有一个初步了解，经过分析，更可以得到其深层含义，所以惯用语表意的双层性就分为了字面意义和深层含义。正因为如此，王吉辉认为：“意义的双层性是划分惯用语和其它词汇的标准。[4]例如从字面意义来看“背黑锅”会解释为“背着黑色的锅”，但是其深层含义是“比喻代别人承担过失或受了冤枉、委屈”，又如“擦屁股”的字面意义是“擦洗屁股”，但深层含义是“比喻收拾残局，做善后的工作或者是处理别人没做完的麻烦事”。
语义的变异性
通俗来讲，语义的变异性即为词语的实际意义和看上去的意思发生了变化。陈光磊提出：“语义的变异性是指，一个惯用语的整体意思，即其语义构成，不能由它的各组成成分的意义的直接加合，因为惯用语的语义具有变异性。”[6]惯用语实际意义和字面上看起来变化极大，这就是惯用语语义的变异性。如“踩钢丝”的字面意义是“踩着钢丝”，但实际的意义为“比喻小心翼翼地做有风险的事情”，再如“插一脚”的字面意义是“把脚插在中间”，但实际的意义为“比喻参与某种事情或参与他人的事情”。很多惯用语的语义都具有变异性，并且通过许多方式来表达，常见的有比喻、引申、夸张等方式。
2、惯用语的附加义
惯用语的附加义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感情色彩，但在惯用语中，大部分的色彩义都表现为贬义。“钱理对《现代汉语惯用语规范词典》作了统计，含贬义色彩的惯用语比例高达62.28%，大多用来描绘一些消极的社会现象或人性弱点。”[5]如“挖墙脚”、“掺水分”、“炒冷饭”等等。当然，也有一部分惯用语是褒义或者中性的色彩，如“成大器”、“吃太平饭”、“闯路子”等等。
三、惯用语教学中的难点及重点
在历史的长河中，汉语存在的时间已经太久，经过上下五千年的演变，自然有不同于其它语言的独特之处，这种独特性为外国学生学习汉语构造了不小的障碍。第二个方面，由于学术界对现代汉语研究不像古代汉语那么深入，所以作为现代汉语中新兴成员的惯用语，更是缺乏相对完善的理论系统。最后，还要注意对文化知识的重视，中外文化的差异性对教学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要更好的形成正迁移而避免负迁移的出现。
由于学界对现代汉语的研究时间相对古代汉语较短，所以现代汉语的各个部分的研究并为得出统一结论，很多方面都还存在分歧，有的观点甚至截然相反。但是惯用语的本体研究必不可少，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本体方面的研究也应该不断深入。这样，才可以保证惯用语的对外汉语教学快速发展。
刘询提出，“我们学科内部，现在已基本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对外汉语教学应该以语言教学为主，同时紧密结合相关的文化教学。”[7]文化的因素十分重要，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性会对语言的学习产生或正或负的迁移，我们在进行惯用语的对外汉语教学时，更应该把握住文化这一条线。从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学习的迁移作用影响非常巨大，所以重视对文化的学习以提高惯用语的对外汉语教学质量。那么，培养外国留学生的文化素养就成了当务之急，这也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之一。
参考文献：
[1]刘正光.惯用语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作用与意义研究[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024.
[2]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M].中国青年出版社，北京，1979.
[3]王君明， 陈永明.惯用语理解的心理语言学研究[J].心理科学，1998，21（1）：62-66.
[4]王吉辉.意义的双层性及其在成语，惯用语划分中的具体运用[J].南开学报，1998，4：010.
[5]陈光磊.中国惯用语[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6]钱理.现代汉语惯用语研究[D].苏州：苏州大学，2005.
[7]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M].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