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开放远程教育发展的现状、困难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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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论述中国—东盟开放远程教育发展情况,针对中国—东盟开放远程教育发展中面临的重视度不足、政治方面存在分歧、经济发展差距较大、文化存在差异、教育体制不衔接等问题,提出明确中国—东盟开放远程教育合作的合理定位、构建中国—东盟多层次的开放远程教育合作机制、形成中国—东盟多样化的开放远程教育模式等对策,以对中国—东盟开放远程教育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东盟  开放远程教育  发展现状  合作机制  路径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8)11C-0009-02
  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对人才支撑诉求的应然选择,也是开放远程教育的必然要求。全面透视中国—东盟国家开放远程教育发展的内外环境,明晰发展现状与障碍,探索切实可行的远程教育合作路径,可以为中国—东盟开放远程教育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一、中国—东盟远程教育的发展背景
  早在2004年,中国与东盟签署了《落实中国—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提到开展语言学习、校际交流等中国—东盟教育合作,为中国—东盟开放远程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出路。2007年,签署了《中国—东盟服务贸易协议》,根据协议的相关规定,中国与东盟国家承诺进一步相互开放教育服务领域,为各国实施教育开放、消除教育堡垒、实现教育资源共享提供了有利条件。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是中国—东盟贸易区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2008年,首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阳召开,2017年7月28日—8月3日第十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阳举行,至此签署1088份合作协议或合作备忘录,打造了人文教育交流的特色品牌和基础。依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中国—东盟双方就教育互联互通、通过合作办学加强人才培养、双向学生流动和语言文化交流、加强师资互访、推动教育合作、建立质量保障体系等达成共识,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以上举措为中国—东盟远程教育发展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中国—东盟远程教育发展的现状与困难
  (一)认知水平较低,重视度不足。远程教育是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通信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的教育形态,是人们进行终身学习的重要方式之一。据相关文献资料显示,我国首条跨国汉语远程教育网络于2005年8月正式开通,这是由福建师范大学向菲律宾高校学会所属的52个成员校开展汉语远程网络教育。此后,并未发现我国与东盟国家在远程教育方面有较大进展的记载。广西作为中国面向东盟的桥头堡,基于在“物理距离”和“心理距离”方面都比较接近,应该说发展远程教育具有先天优势。但现实并不是很乐观,积极发展广西对外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大学都尚未与东盟国家高校开通高等教育的远程教学。由此可见,远程教育仍未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二)政治方面存在分歧。2003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由于受到东盟大国战略以及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碍。东盟本身也是主权国家聚合而成的相对松散的国际组织,中国与东盟国家各国关系不在同一水平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利益出发点,因此这种局部不平衡的局面也是影响中国—东盟远程教育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2016年中国—东盟外长会议提出今后中国与东盟合作的六大重点工作,社会人文工作是重点工作之一,那么社会文化和教育必将是充实与丰富中国—东盟合作的新内涵。
  (三)经济发展差距较大。东盟各国内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较大。在东盟的长期发展中,各国国民生产总值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这使得东盟诸国在国际上的政治、經济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政治经济的提升,为文化教育领域的合作提供了更多的平台和机遇。但东盟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比如新兴工业国家新加坡,其人均GDP在30000美元以上,石油大国文莱人均GDP也在10000~20000美元之间,而缅甸、越南等国家人均GDP不及1000美元。这影响了我国与东盟国家整体开放远程教育,再加上核心经济力量与协调制度的不完善,使得开放远程教育在推进过程中问题面临不少的困难。
  (四)文化方面存在差异。合作国家的双方能否认同对方的文化,抑或是否拥有共同的文化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着教育合作的内容、方式、过程、结果。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化有着深厚的根基,有着明显的社会历史文化同源性,但也不能忽视当前东盟国家受外界影响产生的思想变异对双方合作造成的冲击。如东盟某些国家受西方国家“中国威胁论”的鼓噪,敌视中国的发展壮大,排斥中华文化和教育,将汉语普及推广视为文化侵略等。此外,由于部分东盟国家受西方宗教文化影响根深蒂固,因而东盟各国之间文化差异也很大。这样的文化差异背景也给中国—东盟的远程教育合作增添了极大的阻力。
  (五)教育体制不衔接。教育体制不衔接主要体现在我国远程教育体制沿袭传统的教育体制不适应国际教育合作、缺乏与东盟国家教育合作相匹配的体制、东盟国家内部教育体制存在多样性。一是我国远程教育体制受到西方国家和我国传统教育模式的双重影响,不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远程开放教育合作。远程教育延续着传统教育的偏学历教育和限量供应,非学历教育培训内容非常有限。此类教育体制在开放教育国际化的今天逐渐显露其弊端,教学资源封闭,教育思维呆板,这些都不利于远程开放教育的开发和利用。二是缺乏与东盟国家教育合作相匹配的体制。我国远程教育模式都带着深厚的“高校”印迹,导致不少学习者狭隘地认为远程教育是大学教育的“网络版”。2015年博鳌论坛年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希望在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同时,坚持开放的区域主义。由此可见,建立中国—东盟教育专业标准,打造一体化的教育体制,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要求,也是中国—东盟远程开放教育的重要使命。三是东盟国家内部教育发展不平衡,教育体制呈多样化。东盟国家教育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大体上分为三个层次。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部分高校已跨入亚洲甚至是全球一流高校,开放教育程度也比较高,为第一层次;菲律宾、印尼、文莱在东盟国家中经济文化教育处于中等级别,为第二层次;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等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国际化程度也较低,为第三层次。   三、中国—东盟开放远程教育发展的路径
  (一)明确中国—东盟开放远程教育合作的合理定位。学术界和我国教育部对远程教育都已经进行了明确定位,即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开放远程教育合作作为国际相关领域在职人员的再培训和教育,相比很多的学习教育类型来说更具有现实意义。开放远程教育跨境合作培养的对象,绝大多数都是企事业单位在职的骨干人员。对这些人员开展跨境开放远程教育,一方面可以增强对境外相关领域发展情况、制度及文化的了解;另一方面增加了自身的专业知识和提升了专业技能水平,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
  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背景下,中国应与东盟国家建立全面的、务实的教育合作关系,加强与东南亚教育部长组织的联系,明确开放远程教育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东盟教育合作的重要形式之一。构建中国—东盟教育合作体系有助于推动开放远程教育合作的发展。
  (二)构建中国—东盟多层次的开放远程教育合作机制。开放远程教育合作机制是指国际教育合作过程中各个成员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运作方式,旨在保证开放远程教育合作活动规范运作。构建中国—东盟开放远程教育合作机制,从合作主题层次来分,可以分为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中国开放远程教育主体与东盟各国开放远程教育主体三个层次的机制。在中国与东盟层面上,需要建立中长期合作规划、合作原则、合作模式,实现顶层设计及高位推动,这对实现开放远程教育合作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与各东盟成员国层面上,由于东盟各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相差较大,相互之间也没有法律条约约束,因此需要具体国家具体办法,做到“因国而异”。在中国开放远程教育主体与东盟各国开放远程教育主体层面上,主要是由合作主体协商制定,这个层面的合作有较为宽松的自主性,合作方式灵活。
  (三)形成中国—东盟多样化的开放远程教育模式。由于东南亚各国教育发展水平和实力差距比较大,因此对不同国家,在政策上要“因国而异”,做好远程开放教育的“请进来”和“走出去”,即教育的输出和输入,重点放在输出,以“输出”促“输入”,以“输入”保“输出”。一是对于越南、柬埔寨、缅甸、老挝等教育发展整体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国家,应注重加强教育的输出,积极开拓开放远程教育市场。二是对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等教育发展整体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应做到输入和输出并重,取长补短,发挥自身优势,加强教育交流与合作。三是对于教育发达的新加坡等国家,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理工科教学水平位列亚洲前茅,开放远程教育在世界上颇有名气。我们应充分学习和引进新加坡的优秀教育资源,学以致用,加快我国开放远程教育事业的发展步伐。
  开放远程教育是成人在职培训、深造学习的重要途径之一,既可以有效地改善教育资源匮乏的现状,又可以很好地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加强中国—东盟开放远程教育合作与交流势在必行。在网络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開放远程教育必将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坚信,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推进,东南亚地区的区域教育一体化将逐步整合、深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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