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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信诚则大信立。诚信,乃修身处世之根本、企业发展之基石、社会治理之纲要、文明社会之标志。不论何时何地,都有其永不褪色、超越时空的永恒价值。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了古人对天地之道的敬畏与尊崇。《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指真实无妄,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虚假,人应该把追求真诚作为立身之本。《论语》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谨而信,泛爱众。”守信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在古人看来,诚是内在的品质,信是外在的表现,内诚于心,外信于人。只有遵循真诚心灵的要求而做出的实在行为,才具有感染他人的魅力和力量。
现如今,面对生活中各种利益的诱惑,我们更应该严守道德、良知和法律底线,以真诚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人,既不欺骗自己,也不失信于众,让诚信意识不仅熔铸于我们的信念中,更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上。
诚信不但是一种自尊、自重、自爱,更是真实的自我、坦荡的自我、诚信的自我。这是一种光荣。有了火光才能照亮黑暗,有了诚信才能立足天下。孔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是说人如果没有信用,真不知道怎么能行于世、立足于社会,就像是大车没有了车辕与轭相连的木销子,小车没有车杠与横木相接的销钉,它还怎么行走呢?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把与朋友交往是否遵守信用纳人每天反省的主要内容之一。荀子则从家庭和谐的角度来强调诚信的重要性,“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在荀子看来,要想保持父子、兄弟关系的和睦,就必须以诚信为基础。孟子更是把诚信提高到了“五伦”的高度,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对于以诚实守信为立身处世之本的人而言,诚信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庄子》记载了尾生抱柱的故事。春秋时期,有一个叫尾生的男子与女子约定在桥下相会。然而到了约定时间,那个女子却没有来。此时,洪水不断上涨。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尾生没有离开,一直抱着桥柱守候在那里,直到洪水无情地将他淹没。尾生固然有执拗呆板的一面,但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把守信作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准则。
《韩非子》记载了“曾子杀猪”的故事,以教子的实例反映了曾子对诚信的重视。有一天,曾子的妻子要去集市,孩子哭闹着要跟随。妻子哄骗孩子说,你好好听话,不要跟我去,等我回来就杀猪给你吃。曾子的妻子回家后,吃惊地发现丈夫竟然真的要杀猪,赶紧阻止,说我不过是哄骗孩子罢了,你怎么还当真呢?曾子却说,在小孩子面前是不能撒谎的,他们年幼无知,从父母那里学习做人的道理。如果父母说一些欺骗他的话,等于是教他今后去欺骗别人,而且现在哄骗了孩子,孩子将来也不会信任父母。这样一来,父母就很难再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了。曾子毅然把猪杀了。由此可见,待人要真诚,不能欺骗别人,身教重于言教,对孩子更应言而有信,诚实无欺。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将诚信视为千金不易的可贵品质,关于诚信的历史故事更是比比皆是。所谓“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宁失千金,不失诚信”。然而,现实生活中,面对形形色色的利益诱惑,诚信缺失现象屡屡发生:说假话、办假证、购买假发票、考试作弊、论文抄袭、明星逃税、设法骗保、虚假广告、网络诈骗……正是这些不诚不信现象的出现,使人们产生了怀疑、猜忌和不信任感,从而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反身而诚”,重视诚信对人的塑造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除了对个人品行的塑造以外,诚信在成就事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论语》记载了子张问学的故事。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則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在孔子看来,信与恭、宽、敏、惠作为人的基本素质,共同构成了“仁”的基础,成为建立功业、赢得众人拥护的前提。荀子认为诚信可以促使经济发展、商业兴旺、国家繁荣。他说:“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
反观中国历史,各个朝代都有依靠诚实守信而取得巨大成就的著名人物。春秋战国之交的“陶朱公”范蠡,三次经商均成巨富,而后又三散家财。后世许多生意人都供奉他的塑像,尊其为“中华商祖”。范蠡在经商过程中非常重视诚信,流传后世的陶朱公商训、十二戒、经商十八法等集中体现了以诚聚财、以德致富的经商思想。古代中国商人以“儒商”闻名于世,儒商的基本价值观就是诚信经营、童叟无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非常活跃,在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经商经验教训的书籍,如《三台万用正宗》《生意世事初阶》等。这些书对诚信的论述可谓不惜笔墨。至于零散呈现于地方志、家规族谱、文艺作品和个人文集中的反映诚信经商的故事、实例、训言,更是比比皆是。
当然,典籍文献中也有一些反例,体现了失去信誉所带来的恶果。明代刘伯温的《郁离子》记载了济阴商人失信的故事。济阴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趴在水中的浮草上,大声呼救。有个渔人撑船去救,还没等到那里,商人就迫不及待地喊:“我是济阴的富人,如果你能救我的命,我给你一百两银子!”渔人用船载着他到了岸上,商人却只给了渔人十两银子。渔人说:“刚才你许诺给一百两,怎么现在却只给十两?”商人听完勃然大怒,气冲冲地说:“你一个打鱼的人,一天能赚多少钱?现在突然得到十两银子,还不知足吗?”渔人只好不高兴地离开了。又一天,那个富人乘船从吕梁顺流而下,撞到礁石翻船了,原来那个渔人就在那里看着。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救他啊?”渔夫轻蔑地回答:“这是那位答应给我百两银子却又说了不算的人。”于是,渔夫把船停在岸边,看着那位商人在水里挣扎一阵就沉没水中了。不可否认,这个故事具有偶然性,但是商人得不到好的结局却是必然的。因为一个人尤其是经商者如果不能做到诚实守信,便会失去众人的信任,一旦失信于人且又处于困境之中,其下场便可想而知了。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是黄金资产。市场经济中,企业只有诚信,才能够获得生存发展的“通行证”,资本才可以有序有效地流动。因为诚信是灵魂、是生命、是至关重要的无形资产。失去诚信,企业必将衰亡,市场经济也无从持续。百年老字号六必居酱园秉承“黍必齐,曲必实,湛必洁,器必良,火必得,泉必香,京华古都传统,必严必信”的古训,以诚信铸造金字招牌,历经沧桑而常青不衰。明清时期,晋商、徽商、浙商、粤商都以诚信传家立业,引领商业风骚数百年。今天中国的金融经济,规模达到几十万亿,每笔交易都有信用在其中。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必须诚信经营,才能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那些不守信用、不讲诚信的企业,即便一时兴盛,也终将因信用“赤字”而被淘汰出局。
诚信在政治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晋文公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信用,是国家的宝物,是保护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论语》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级官员能够以信任待人,民众就没有敢不真情相待的。荀子则强调“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君主地位尊贵,但是如果不真诚就不会受到尊敬。“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政策法令取信于人民的,国家就会强大;政策法令失信于人民的,国家就会衰弱。《贞观政要》讲:“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君王保住基业的根本,只有讲诚信;树立了诚信,天下才没有与君王二心的人。
政府要实現长治久安,必须取信于民。孔子认为,政府要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秩序井然的社会,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时就要以一定的道德原则来对待民众,为政者首先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贡曾请教孔子治理国家之道,“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人民的信任三者之间,如果必须去掉一项的话,先去掉军备,再去掉一项的话,去掉粮食。因为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而一旦失信于民,国家就会垮掉。可见,孔子是把“民信”看得比“足食、足兵”更为重要。孔子告诫人们说:“言必信,行必果。”说话首先要讲诚信,“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要以金玉为宝物,而要以忠信为宝物。
《史记》记载了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秦国孝公时期,商鞅为了推行新法令,并让老百姓遵循,就必须要取信于民,得到百姓的支持。于是,商鞅想出一个方法,他命人把三丈高的木头立在国都的南门,说有能把这木头搬到北门的,给予十金的赏赐。百姓感到非常奇怪,哪能这么容易就得到十金,所以没有人去搬这根木头。随后,商鞅又说,搬者赏赐五十金。有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这根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马上就给了他五十金,以表明政府诚信不欺。这一做法,让秦国民众相信商鞅言而有信,从而使新法得以顺利实施。宋代王安石写诗赞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理家也好,治国也罢,都需要讲信用。政府信守承诺是取信于民众的第一要素,它既体现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也表现了从政者对自身的尊重。东汉时期“郭伋待期”的故事同样也是从政者重约守信的典范。郭伋,字细侯,扶风茂陵人(今陕西兴平东北),东汉时官至大司空、太中大夫,他为官清廉,信义为先,对待百姓素来注重恩德。任并州太守时,他到西河郡美稷县巡查。当地数百名骑竹马的孩子闻讯后,自发聚集在道旁欢迎,并问他:“使君哪一天返回?再经过时我们还要来迎送。”郭伋计算日程后,告诉了孩子们。由于公务非常顺利,郭伋比原定日期提早一天完成。为了不失信于孩子们,他就在野外的亭中露宿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才入城。郭伋身为太守,却不肯失信于小孩子,宁可露宿野外也要在约定的日期与孩子们告别,可以说做到了守信的极致。
从政者应该精诚于内,行为世范。《庄子》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只有精诚发于内,方能感动他人,进而影响社会。古今中外,凡是从政者情操高尚、重视信誉,社会的风气就正,国家才会兴旺;反之则会诚信缺失,人心涣散,社会道德走向下坡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是丧失诚信的反例。周幽王为博取宠妃褒姒一笑,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兵将匆匆赶到,当他们得知这是君王为博宠妃一笑而使用的花招后,愤然离去。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周幽王非常高兴,因此多次点燃烽火。后来,诸侯们不再相信,也不再应召而来。一天,西戎大举攻周,幽王再燃烽火时,诸侯不以为令。结果周幽王被杀,褒姒被俘。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政无信必颓。”诚信是国家长治久安、永续发展的道德支柱。政府诚信作为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发挥着主导和推动作用,因此政府更要以自身诚信为表率,引领社会诚信建设,这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提升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选自《中国领导科学》,2018年第6期。有删节)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体现了古人对天地之道的敬畏与尊崇。《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指真实无妄,自然界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没有虚假,人应该把追求真诚作为立身之本。《论语》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谨而信,泛爱众。”守信是人与人交往的基础。在古人看来,诚是内在的品质,信是外在的表现,内诚于心,外信于人。只有遵循真诚心灵的要求而做出的实在行为,才具有感染他人的魅力和力量。
现如今,面对生活中各种利益的诱惑,我们更应该严守道德、良知和法律底线,以真诚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人,既不欺骗自己,也不失信于众,让诚信意识不仅熔铸于我们的信念中,更体现在我们的行为上。
诚信是处世之本
诚信不但是一种自尊、自重、自爱,更是真实的自我、坦荡的自我、诚信的自我。这是一种光荣。有了火光才能照亮黑暗,有了诚信才能立足天下。孔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是说人如果没有信用,真不知道怎么能行于世、立足于社会,就像是大车没有了车辕与轭相连的木销子,小车没有车杠与横木相接的销钉,它还怎么行走呢?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把与朋友交往是否遵守信用纳人每天反省的主要内容之一。荀子则从家庭和谐的角度来强调诚信的重要性,“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在荀子看来,要想保持父子、兄弟关系的和睦,就必须以诚信为基础。孟子更是把诚信提高到了“五伦”的高度,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对于以诚实守信为立身处世之本的人而言,诚信甚至比生命还要重要。《庄子》记载了尾生抱柱的故事。春秋时期,有一个叫尾生的男子与女子约定在桥下相会。然而到了约定时间,那个女子却没有来。此时,洪水不断上涨。为了履行自己的诺言,尾生没有离开,一直抱着桥柱守候在那里,直到洪水无情地将他淹没。尾生固然有执拗呆板的一面,但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把守信作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准则。
《韩非子》记载了“曾子杀猪”的故事,以教子的实例反映了曾子对诚信的重视。有一天,曾子的妻子要去集市,孩子哭闹着要跟随。妻子哄骗孩子说,你好好听话,不要跟我去,等我回来就杀猪给你吃。曾子的妻子回家后,吃惊地发现丈夫竟然真的要杀猪,赶紧阻止,说我不过是哄骗孩子罢了,你怎么还当真呢?曾子却说,在小孩子面前是不能撒谎的,他们年幼无知,从父母那里学习做人的道理。如果父母说一些欺骗他的话,等于是教他今后去欺骗别人,而且现在哄骗了孩子,孩子将来也不会信任父母。这样一来,父母就很难再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了。曾子毅然把猪杀了。由此可见,待人要真诚,不能欺骗别人,身教重于言教,对孩子更应言而有信,诚实无欺。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一直将诚信视为千金不易的可贵品质,关于诚信的历史故事更是比比皆是。所谓“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宁失千金,不失诚信”。然而,现实生活中,面对形形色色的利益诱惑,诚信缺失现象屡屡发生:说假话、办假证、购买假发票、考试作弊、论文抄袭、明星逃税、设法骗保、虚假广告、网络诈骗……正是这些不诚不信现象的出现,使人们产生了怀疑、猜忌和不信任感,从而严重扰乱了正常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生活秩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反身而诚”,重视诚信对人的塑造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诚信是立业之基
除了对个人品行的塑造以外,诚信在成就事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论语》记载了子张问学的故事。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則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在孔子看来,信与恭、宽、敏、惠作为人的基本素质,共同构成了“仁”的基础,成为建立功业、赢得众人拥护的前提。荀子认为诚信可以促使经济发展、商业兴旺、国家繁荣。他说:“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
反观中国历史,各个朝代都有依靠诚实守信而取得巨大成就的著名人物。春秋战国之交的“陶朱公”范蠡,三次经商均成巨富,而后又三散家财。后世许多生意人都供奉他的塑像,尊其为“中华商祖”。范蠡在经商过程中非常重视诚信,流传后世的陶朱公商训、十二戒、经商十八法等集中体现了以诚聚财、以德致富的经商思想。古代中国商人以“儒商”闻名于世,儒商的基本价值观就是诚信经营、童叟无欺。明清时期,商品经济非常活跃,在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一些总结经商经验教训的书籍,如《三台万用正宗》《生意世事初阶》等。这些书对诚信的论述可谓不惜笔墨。至于零散呈现于地方志、家规族谱、文艺作品和个人文集中的反映诚信经商的故事、实例、训言,更是比比皆是。
当然,典籍文献中也有一些反例,体现了失去信誉所带来的恶果。明代刘伯温的《郁离子》记载了济阴商人失信的故事。济阴有个商人过河时船沉了。他趴在水中的浮草上,大声呼救。有个渔人撑船去救,还没等到那里,商人就迫不及待地喊:“我是济阴的富人,如果你能救我的命,我给你一百两银子!”渔人用船载着他到了岸上,商人却只给了渔人十两银子。渔人说:“刚才你许诺给一百两,怎么现在却只给十两?”商人听完勃然大怒,气冲冲地说:“你一个打鱼的人,一天能赚多少钱?现在突然得到十两银子,还不知足吗?”渔人只好不高兴地离开了。又一天,那个富人乘船从吕梁顺流而下,撞到礁石翻船了,原来那个渔人就在那里看着。有人问:“你为什么不救他啊?”渔夫轻蔑地回答:“这是那位答应给我百两银子却又说了不算的人。”于是,渔夫把船停在岸边,看着那位商人在水里挣扎一阵就沉没水中了。不可否认,这个故事具有偶然性,但是商人得不到好的结局却是必然的。因为一个人尤其是经商者如果不能做到诚实守信,便会失去众人的信任,一旦失信于人且又处于困境之中,其下场便可想而知了。 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诚信是黄金资产。市场经济中,企业只有诚信,才能够获得生存发展的“通行证”,资本才可以有序有效地流动。因为诚信是灵魂、是生命、是至关重要的无形资产。失去诚信,企业必将衰亡,市场经济也无从持续。百年老字号六必居酱园秉承“黍必齐,曲必实,湛必洁,器必良,火必得,泉必香,京华古都传统,必严必信”的古训,以诚信铸造金字招牌,历经沧桑而常青不衰。明清时期,晋商、徽商、浙商、粤商都以诚信传家立业,引领商业风骚数百年。今天中国的金融经济,规模达到几十万亿,每笔交易都有信用在其中。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企业必须诚信经营,才能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那些不守信用、不讲诚信的企业,即便一时兴盛,也终将因信用“赤字”而被淘汰出局。
诚信是为政之要
诚信在政治生活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晋文公说:“信,国之宝也,民之所庇也。”信用,是国家的宝物,是保护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论语》说:“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上级官员能够以信任待人,民众就没有敢不真情相待的。荀子则强调“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君主地位尊贵,但是如果不真诚就不会受到尊敬。“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政策法令取信于人民的,国家就会强大;政策法令失信于人民的,国家就会衰弱。《贞观政要》讲:“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君王保住基业的根本,只有讲诚信;树立了诚信,天下才没有与君王二心的人。
政府要实現长治久安,必须取信于民。孔子认为,政府要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秩序井然的社会,在处理与民众的关系时就要以一定的道德原则来对待民众,为政者首先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贡曾请教孔子治理国家之道,“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人民的信任三者之间,如果必须去掉一项的话,先去掉军备,再去掉一项的话,去掉粮食。因为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而一旦失信于民,国家就会垮掉。可见,孔子是把“民信”看得比“足食、足兵”更为重要。孔子告诫人们说:“言必信,行必果。”说话首先要讲诚信,“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要以金玉为宝物,而要以忠信为宝物。
《史记》记载了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秦国孝公时期,商鞅为了推行新法令,并让老百姓遵循,就必须要取信于民,得到百姓的支持。于是,商鞅想出一个方法,他命人把三丈高的木头立在国都的南门,说有能把这木头搬到北门的,给予十金的赏赐。百姓感到非常奇怪,哪能这么容易就得到十金,所以没有人去搬这根木头。随后,商鞅又说,搬者赏赐五十金。有个人抱着试试看的心理,把这根木头扛到了北门,商鞅马上就给了他五十金,以表明政府诚信不欺。这一做法,让秦国民众相信商鞅言而有信,从而使新法得以顺利实施。宋代王安石写诗赞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理家也好,治国也罢,都需要讲信用。政府信守承诺是取信于民众的第一要素,它既体现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也表现了从政者对自身的尊重。东汉时期“郭伋待期”的故事同样也是从政者重约守信的典范。郭伋,字细侯,扶风茂陵人(今陕西兴平东北),东汉时官至大司空、太中大夫,他为官清廉,信义为先,对待百姓素来注重恩德。任并州太守时,他到西河郡美稷县巡查。当地数百名骑竹马的孩子闻讯后,自发聚集在道旁欢迎,并问他:“使君哪一天返回?再经过时我们还要来迎送。”郭伋计算日程后,告诉了孩子们。由于公务非常顺利,郭伋比原定日期提早一天完成。为了不失信于孩子们,他就在野外的亭中露宿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才入城。郭伋身为太守,却不肯失信于小孩子,宁可露宿野外也要在约定的日期与孩子们告别,可以说做到了守信的极致。
从政者应该精诚于内,行为世范。《庄子》云:“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只有精诚发于内,方能感动他人,进而影响社会。古今中外,凡是从政者情操高尚、重视信誉,社会的风气就正,国家才会兴旺;反之则会诚信缺失,人心涣散,社会道德走向下坡路。“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就是丧失诚信的反例。周幽王为博取宠妃褒姒一笑,下令在都城附近20多座烽火台上点起烽火。烽火是边关报警的信号,只有在外敌入侵需召诸侯来救援的时候才能点燃。结果诸侯们见到烽火,率领兵将匆匆赶到,当他们得知这是君王为博宠妃一笑而使用的花招后,愤然离去。褒姒看到平日威仪赫赫的诸侯们手足无措的样子,终于开心一笑。周幽王非常高兴,因此多次点燃烽火。后来,诸侯们不再相信,也不再应召而来。一天,西戎大举攻周,幽王再燃烽火时,诸侯不以为令。结果周幽王被杀,褒姒被俘。
“人无信不立,业无信难兴,政无信必颓。”诚信是国家长治久安、永续发展的道德支柱。政府诚信作为整个社会诚信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发挥着主导和推动作用,因此政府更要以自身诚信为表率,引领社会诚信建设,这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提升国际影响力,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选自《中国领导科学》,2018年第6期。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