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 价值契合与融合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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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并在不断探索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不断地成长、壮大,源于它脚下有肥沃的文化土壤,即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依靠力量、社会愿景上具有内在的价值契合。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要采取科学方法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式发展:一是将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二是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创式”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文化自信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0)25-0040-0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首先来源于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资源。其次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创造出的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定文化自信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加快文化发展的步伐,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强国。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
  契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契合主要表现在三方面: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唯物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社会实践中,是中国人对自然、社会和人的关系的最初探索,主要由儒、佛、道文化为主流构成,剖开封建迷信色彩,传统文化中的唯物主义所蕴藏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国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行为规范。《道德经》中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里的“道”是一种内在的、实际存在的东西,而“名”是外在的,是“虚”的东西,不难发现道家认为道是世界运行的规律,这个规律有章可循。
  马克思主义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随着实践而不断发展。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①
  中国传统文化也历来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礼记·大学》中明确指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孔子提倡“修己”“克己”“慎独”“见贤思齐”,曾子提倡“吾日三省吾身”,墨家主张“以身戴行”,道家主张“躬行”,这都体现了修身成己的道德实践。《礼记·中庸》有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是传统文化中的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社会实践。这些观点都在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在实践中才可以解决问题,把知识能力转变为行为目标。毛泽东强调:“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 ②这个过程既是认识深化的过程,也是实践推进的过程。胡锦涛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习近平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 ③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实践的重要性,主张主观必须统一于客观,认识必须统一于实践,否则会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尸子》中提出:“四方上下为宇,古往今来为宙。”这是中国典籍中找到与马克思主义“时空”概念最好的对应。墨子有言:“久,古今旦暮。”這体现了物质运动的一维性,顺序性,不可逆性。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俗语名言体现了辩证思维,例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无风不起浪”,“时势造英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等,这都体现了事物之间联系具有一系列特征。在实际工作中,应该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点,反对唯心主义和唯条件论。矛盾的观点也体现在传统文化之中,阴阳学说是中国哲学的精神内核,“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照《淮南子》的解释,“二”是阴阳,三是“阴阳合和”。阴阳作为矛盾的两面,相生相克,万物在阴阳之中不断变化,阴极生阳,阳极生阴,正是这样的矛盾推动了事物的发展。《道德经》称“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这是道家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两者基本属性的最好理解。《易传·系辞传下第五章》认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这体现了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在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要使矛盾双方处于协调、平衡和合作的状态,以此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除了对立统一规律,传统文化中还有体现质量互变规律的观点,例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这都体现了事物联系和发展的两种状态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
  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怎样看待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唯物史观科学地回答了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历史变革的决定力量,必须依靠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与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殊途同归,民本思想发端于商周交替之时,田氏代齐的关键在于认识到了“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发展到孔子的“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仁政思想,告诫统治者要“安民”“爱民”“利民”,与民同乐,听政于民。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观点,强调人在改造自然中的主观能动性。墨子提出“兼相爱,交相利”。“清初三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对君主专制进行了深刻批判揭露,反对将一姓之兴亡置于万姓之生死之上。民本思想源远流长,历代虽有所演变,但思想主旨没有变化,尽管是一种得民心、存社稷、固君位的权术,但民本思想中的“平政爱民”“富民强国”“恤民忧民”的思想跟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相一致。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天下大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古人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春秋时期是大同社会理想酝酿发酵的重要时期,诸子百家竞相争鸣,墨家提出互爱互利和“尚同”的平等主义原则。道家主张“小国寡民”,让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这是中国古代理想化的共产主义社会模式。东晋诗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幻想出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孔子提出“均”和“安”的社会理想,以求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孟子强调“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行“王道”,施“仁政”。直到《礼记·礼运》大同思想完整出现,“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因此,孔子所认为的大同是公正的产物,大同社会是讲求诚信和睦的理想社会,这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一致。
  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式发展
  (一)将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
  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性地位,必须旗帜鲜明地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立党立国的“真经”。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学习,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大脑,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也切不可离开中国实际,抽象空洞地谈论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容上与马克思主义具有共生性,因而在传播的过程中应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创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途径、方式和方法,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简洁化、易懂化,推进马克思主义进基层、进课堂,进头脑,展现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政育人功能。
  (二)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创式”发展
  坚定文化自信,使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观点理解马克思主义,首先要努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推进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展现中华文化的魅力,为牢固马克思主义在新时代的指导地位夯实文化根基。其次要运用传统文化塑造良好中国形象,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传统文化在对外话语体系中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最后要巩固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价值理念,借助新媒体拓宽传统文化的传播渠道和表达方式,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提高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实现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融合式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具有包容性。与时俱进地将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土地,对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两种文化紧密结合,这符合中国特色,这样的融合式发展给中国带来了强大的文化底气和文化自信。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1頁。
  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第十九次全面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7.
  [4]杨善,民韩锋.文化哲学[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
  [5]蒋乾麟.谱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篇章[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1).
  作者简介:
  仇梦瑶,女,汉族,甘肃平凉人,毕业于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学位。专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现就职于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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