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否认，在中国现代以来的叙事语境中，“城市”和“乡村”双峰并峙的背后是一种尖锐的价值立场对立，“乡村”从来没有真正接纳过“城市”，哪怕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一种被称之为改革的狂热意识形态席卷城乡大地的时候，它们短暂的和睦也不过是各行其是而已。然而文学的视界里，对立保持了一种永久的敌意却从未演化成战争，因为这里隐含着一种先天的不对等：乡村是不容置疑的道德优胜者，它保持了理所当然的仇恨和敌意，而城市则只能在愧疚和自卑中沉沦，它郁郁寡欢神情阴郁，永远呈现着肉体上的自虐自戕和精神上的营养不良特征。然而在历史和道德的二元悖论面前，作家的态度是暧昧的，葛川江上的号子回荡着永逝的挽歌，而废都却是我们逃避不了的现实和基点。单纯执著的理想主义者并不多见，况且他们多是一些亢奋激烈的道德家，他们愤切的言辞展现了虔诚和勇气的同时也展现了固执，废墟之上升起的野地和葡萄园缺少真正面对现实时的力量。所以，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城乡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是两类言说者形象——暧昧的抒情诗人和夸夸其谈的道德家，没有先知更没有救世者，所有的解答和选择注定都只能是个人性的。
　　《草场》就是一次个人性的选择，它不是忧郁的抒情，也不是激切的控诉，或者说它跨过了抒情和控诉，直接进入了结论——肯定乡村，选择乡村。小说那种毅然决然的肯定性态度令人惊讶，以至于让我们忘记了讪笑和辩驳，是的，我们有充分的自信和理由将这种肯定和绝对视为简单：母亲的敌意是因为伤害，然而所有的苦难只闪烁于她的言辞，而她拒绝了与城市相关的一切，包括文明（不让女儿上学）和自由（限定女儿的婚姻）。小说仅仅是一次个人性的言说，它的毅然决然倒成全了它的独特性，在彷徨失据的当下，这种毫不含糊的态度不仅少见而且令人钦佩，没有人仅仅基于道德的立场去投奔乡村，就像没有人基于历史的理性去选择城市一样，简单和绝对在这个时代丧失了力量，我们时代的流行色是暧昧和忧郁。《草场》确实是一个意外，它果断而坚决地做出了选择，就像课堂上回答问题时把手举得高高的孩子，单纯而无所畏惧的样子让人觉得可爱。然而仅仅是单纯么？
　　《草场》的独特还在于它的迂回性，我指的是它在处理“苦难”问题时所采用的策略。阳光、草地、羊群、山坡构筑起这篇小说温暖的外壳，然而因为母亲的存在，这一切都成了假象，她选择在这样一个明媚的上午撕开这个世界的外衣，向女儿展示其罪恶与残忍的另一面，她告诉女儿那个魔鬼的名字叫做“城市”，母亲就这样通过自己的沉痛和悔悟完成了对女儿的人生教育。苦难在这里是被隐形的，它只存在于母亲的言说中，不具备具体的形态和面目，然而它又是整个小说中最为强大的部分，一种根性的力量，这也造成了一种奇异的文本景观：小说成了一张脸皮，苦难却是它巨大丰富的内心。母亲对女儿的教育是早有预谋的，她有着早已设计和制作好的工具：谜语、风筝和游戏，通过这种步步为营的方式母亲最终导引出了她的宣判和决定。苦难肯定是巨大的，它决定了母亲决绝的态度，在女儿订亲后的第七天母亲才死去，她以如此强硬的姿态捍卫了自己驻守乡土的法令。在所谓的“底层”叙事大多都直接展示苦难的时候，《草场》采取了一种迂回策应的方式，殊途同归，并力避抒情的态度而推进到结论的地步，如同一个扎扎实实的句号，死死地印在了“底层”惆怅的面门上。
　　所以说《草场》还具有一种实践性，它变抒情态度为陈述态度，一扫徘徊和犹疑的苦闷情绪，积极而毫无顾忌地作出选择。作为小说主人公之一的女儿桃花是失语的，她总是在无关紧要的时候表露无关紧要的心情，而在最关键性的时刻却陷入了“沉默”，她有疑惑和不满，但那只是针对游戏和谜语等方式本身，我们看不到对结论和命令的不满和质疑，城市真的是恶魔么？母亲的苦难究竟有多深？那个抱守土地的男人能带来幸福么？这一切我们都看不到，桃花的无言成就了小说的单纯性和肯定性，远山飘来的“花儿”似乎是一种引诱，却依旧要臣服于母亲的律令，我只听到一种不容置疑的声音：留下来。
　　我愿意把《草场》的结论看作是一次充分个人化的选择，它包含了批判也寄寓了理想，然而却没有任何代言的愿望（当然这取决于作者本人），乡村也并不是真正的乡村，而只是一个理想，和古往今来的桃花源、乌托邦没有两样，选择乡村只是对理想的一次忘情拥抱，仅此而已。如此去想，我们就会变得轻松，就会避开一些喋喋不休然而却徒劳的辩争。
　　其实，单纯的事物并不比复杂的事物低级，浪漫主义也并不比现实主义缺少力量。更何况，谁又敢断言——选择乡村就一定代表着单纯呢？！
　　
　　李勇，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