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年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出版界的同志要我回忆一下解放以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怎样翻译马列著作的(《新哲学手册》，一九四八年上海大用图书公司出版)。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从我怎样信仰马克思主义开始说起。
　　我生在清王朝的末期(光绪十四年)的江南水乡绍兴。那时是黑暗的年代，内忧外患交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有志的青年都愤然起来革命。绍兴是有革命传统的地方，光复会就是浙江地区的革命团体。它的首脑人物徐锡麟在安庆枪杀安徽巡抚恩铭，首先发难起义，不幸失败，被剖心炒食，壮烈牺牲。在绍兴的革命女英雄秋瑾也被清政府在轩亭口斩首。那时我还年轻，但徐锡麟、秋瑾的死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当时人们对辛亥革命寄予了深切的期望，总以为从此社会会光明起来。但是，辛亥革命仅仅赶走了一个皇帝，剪去了拖在背后的辫子。辛亥革命的成果不久就被袁世凯所篡夺，人民仍然被压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两座大山下面。以后军阀混战，搞得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北伐的胜利，又曾给人们带来过希望，但日子不常，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捕杀了几十万革命志士，人民陷入了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一个有头脑的爱国知识分子看到这种情况，怎么能不深思和焦虑。
　　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讲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庶民的胜利，工农政权为世界无产阶级树立了榜样，使中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革命的先驱者们决心以俄为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传播到中国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有了领路人，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快就在中国传播开来。
　　一九二一年，我进入商务印书馆当一名小雇员。那时就接触到瞿秋白、杨之华、茅盾、侯绍袭、杨贤江等共产党人，并和他们结成亲密的友谊。秋白曾约我到上海大学讲进化论；侯绍裘曾约我到松江女子中学讲妇女解放。他们两人后来都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却使我永生难忘。那时我开始学习一点马列主义著作，结合我亲身经历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所带来的痛苦，使我逐渐认识到，只有马列主义所指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才是中国人民的出路。因而使我向往着共产党。那时，结合着编辑生物书籍，开始翻译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科学的书籍；如苏联乌拉诺夫斯基著的《马克思主义和自然科学》(一九三八年、上海珠林书店出版)，以后感到应该翻译点马恩的原著，在人民中间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马列主义的哲学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论，只有掌握了马列主义哲学，才能懂得革命的道理。但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是很多的，为了普及易懂，选了一本英国朋司(E·Burns)选辑的马恩的哲学著作《新哲学手册》翻译。开始时是在抗战时期，当时我失业在孤岛的上海，因病贫交困，一直耽搁下来。直到抗战胜利后，遇上大用图书公司的负责人王德鹏，他说：“你可以译点马恩的书吧！”于是我又捡起来，在女儿周哗的帮助下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大用图书公司因为出版进步书籍而屡次被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所迫害，王德鹏只得出逃。
　　翻译介绍马克思的著作一直是我的宿愿，以后我专门买了一套德文版马恩列斯的选集，其中列宁的《哲学笔记》我看过多遍，想把它译出来，但终未成功。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早有中译本。但是我总觉得马恩在一八八○年再版时，把书名改为《共产主义宣言》(内容也有修改)，是很有道理的，应该把中译本书名改为《共产主义宣言》才对，其中一些译文也有可商榷的地方。我总想把它重译过，但也因琐事缠身，以后是患眼病，视力衰退，终于未能如愿。我想后人总是会做这工作的，而且会做得更好。
　　现在马恩著作已有全集的译本，我过去译的东西已没有什么用处了。只是回想起过去翻译马恩著作的情况，不胜今昔之感。在那黑暗年代，读马恩的著作就有被杀头的危险，而现在有这么多马恩的原著，可以供大家自由阅读，这个幸福来之不易。时代在前进，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是永远灿烂的。在今天宣传马克思主义仍然有现实意义，因为我们要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国家，有许多新问题新情况要研究。我相信后来居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学习和运用，一定会做得更好。
　　
　　一九八二年二月
　　
　　(本文是周建人同志为马列著作编译局所编《马恩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文集而写，此书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