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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朝仿制宫廷所藏历代文房玩物，是中国文物史上一个高峰期，大凡瓷器、铜器、书画，都有追摹古人而留下名品的实例。而用在书画纸方面，则有赫赫有名的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经纸，至今仍为造纸史上的传奇之物。
仿金粟笺源自乾隆之喜好
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浙江海盐金粟山的金粟寺，开始订造了一批抄写藏经用的纸，材料是桑皮、槠皮等，多数抄写经文的纸背后，盖有“金粟山藏经纸”的椭圆形木戳印记，有研究者甚至认为这种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甚至晚唐。经历元初的战乱与明代倭寇骚扰后，寺院藏经逐渐散失，明代中期流落到民间的有不少。由于背后有木戳印记，早在明代中期文徵明的年代，已经成为书画家喜欢创作的用纸。存世不少明代中期书画，都用此种纸作素材。
乾隆帝对于书画和装裱用纸，非常用心，今日在两家故宫的藏品中，很多宋元墨迹的引首，诗堂上都用金粟山藏经纸，乾隆御题其上。例如著名的神龙本《兰亭序》引首“晋唐心印”就是用的金粟山纸。但是金粟山纸在明代已经很贵重，再到乾隆年间，宫中存宋纸已经很少。从很多宫藏画的诗堂可以发现，连没有木戳只有模糊的印经的纸，即普通宋纸甚至明初藏经背纸都用上了，可见老纸的不敷使用。
此时即促成了乾隆年仿金粟纸的出现。在文献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对于金粟纸的再造非常重视。至少在乾隆九年，《石渠宝笈》面世时，已经记载有乾隆御笔书画用藏经纸的条目：
乾隆九年秋御笔《临文征明兰花卷》
同年八月御笔《临赵孟兰蕙图卷》
同年九月御笔《临文征明五君子图卷》（俱见《石渠宝笈》卷二十）
以上各件，均见于文献，且都是乾隆御笔，可见当时他对于这种仿制纸的满足程度。除了用作自己书画，乾隆初的不少书画上，也已经用仿制纸作引首，证诸实物，例如香港艺术馆藏唐人《小楷大般泥洹经金刚身品第六卷》，此卷为《秘殿珠林》初编著录，其引首为空白未写之藏经纸，有“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经纸”木戳，《秘殿珠林》于乾隆九年编成，可知最迟在乾隆九年（1744）前，这种仿造纸已经问世，并且用于书画和装裱。
仿造古纸自成一脉
对于仿造古纸的成功，乾隆显然是满意的。
在《御制诗二集》中，乾隆曾写诗《题金粟笺》记载仿造藏经纸赋诗云：“蔡左徒曾纪传闻，晋唐片拟卿云;铺笺见此代犹宋，试笔惭他鹅换群;蒸栗只需夸玉色，青莲仍自隐经文;用之不竭非奇事，金粟如来善化云。”从诗中可知，乾隆对于仿造的标准是，颜色犹如蒸熟之栗子。证诸传世数种乾隆纸，确实都有唐宋纸用黄檗染纸的黄褐色。至于“用之不竭”，则又间接透露出当时宫中唐宋古纸已经接近枯竭的状况。
乾隆年仿纸，尺寸有数种，其小者尺寸大约都为每幅48cmX29cm，颜色亦有数种。笔者所藏两种，其一为中等褐色，纹为隐约可见之大小不同圆圈;另一种为古纸底色（较淡褐色），斑点为不规则之水渍纹。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纹样，按照文献记载，这与不同批次仿造有关。而每次制作，乾隆都会亲自过问，如：
《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将杭州送到有斑点藏经纸一千张外随备用藏经纸一百张呈进，交太监鄂鲁里呈览”;
同档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则记载：“将杭州送到青玉盘四件，无斑点小藏经纸一百张，外加丝绵宣纸一百五十张呈览。”
由此可知，藏经纸尺寸应该有大小两种，并且颜色至少也有分有斑点和无斑点两种。笔者又经过试验发现，目前网上拍卖图片所显示的各种未装裱藏经纸多数为水渍纹样，而书画存世实物则为淡圆圈纹，这是因为水渍纹在经过装裱过后，会自然渗化成淡圆圈效果，与真正的藏经纸近似。
又由文献可知，负责仿造藏经纸的，是浙江杭州织造。因为金粟山位于浙江海盐，所以杭州得地利之便，当时负责的是织造徵瑞，而所选用的纸、材料也不是普通树皮，据《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乾隆四十年闰十月条：
“《永乐大典》毁造仿藏经纸二张持进呈览……再向懋勤殿要旧宣纸五十张交寅著，并先发去，旧宣纸五十张做藏经大纸一百张，其仿藏经小纸，俱著照样成作进来。”
又四十四年十月记载：
“太监厄鄂里交头号高丽纸三十张随白纸尺样一张，传旨着交杭州织造徵瑞用造藏经纸料，将高丽纸归入其内，按纸样尺寸抄造藏经纸三十张，或二十张亦可，有斑点者一半，无斑点者一半。”
造纸用古纸作原材料，是我国古代常用的古法，即所谓还魂纸。乾隆为了自己书画的风雅，不惜毁坏宫中旧藏的明代《永乐大典》和进贡的旧高丽纸，做仿古藏经纸，也可见他对于这种纸的高度重视。甚至有时乾隆对于纸的颜色也有严格要求，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初三日活计档：
“奉旨将藏经纸交懋勤殿写经用。再传与杭州织造将有斑点藏经纸再抄做一万张，其颜色少为黄浅些，得时陆续呈进。钦此。”
吴振域《养吉斋丛录》曾记载，懋勤殿大库为内府储存各种纸张之所，前述供造纸的旧白宣纸和高麗纸都从此库取出，各省进呈之藏经纸，也存放于此库。准此上谕可知，乾隆朝仿纸每批均有不同颜色，深浅随皇帝之喜好而定。
至今仍是仿古纸中名品
至于上引所说的一万张，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曾经有学者提供一则数据：乾隆五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至五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计有九次杭州方面送到有斑点藏经纸，每次均五百张，并交懋勤殿收讫。又乾隆五十四年（1789），福建巡抚徐嗣曾一次进贡仿金粟山藏经纸五百张。
按此可知，在乾隆后期，仿造金粟山纸仍然是热门贡品，甚至连浙江的邻省，福建巡抚也凑热闹进贡仿金粟纸。纸多了之后，乾隆用纸也大方起来，除了用作书画装裱之外，甚至出现了宫中印制经文，也用藏经纸。存世实物之中，笔者所见，如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图书馆藏乾隆丙子（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内府所印《御书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陀罗尼经》即用此纸套色印刷，纸上所用木戳字样为厚实的一种，与笔者所藏较深褐色者同。证诸《秘殿珠林》著录之唐人经卷亦较近似，可以作为乾隆初藏经纸的标准。而存世较多的另一种，底色较浅者，木戳字样较瘦，或为乾隆四十年之后进贡的特征。
乾隆年仿制的金粟山纸，在后代陆续有仿造，称为虎皮宣纸，至今仍然是仿古纸中的名品。民国时期乾隆仿金粟山纸也出现了仿品，木戳较为笨拙，没有乾隆字体古朴的特征，水渍纹也很呆板，即用虎皮宣仿成。而真正的乾隆金粟纸，其水渍每幅不同，应该是以人手洒染成，这是鉴定的重要依据。
仿金粟笺源自乾隆之喜好
北宋治平年间（1064—1067）浙江海盐金粟山的金粟寺，开始订造了一批抄写藏经用的纸，材料是桑皮、槠皮等，多数抄写经文的纸背后，盖有“金粟山藏经纸”的椭圆形木戳印记，有研究者甚至认为这种纸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甚至晚唐。经历元初的战乱与明代倭寇骚扰后，寺院藏经逐渐散失，明代中期流落到民间的有不少。由于背后有木戳印记，早在明代中期文徵明的年代，已经成为书画家喜欢创作的用纸。存世不少明代中期书画，都用此种纸作素材。
乾隆帝对于书画和装裱用纸，非常用心，今日在两家故宫的藏品中，很多宋元墨迹的引首，诗堂上都用金粟山藏经纸，乾隆御题其上。例如著名的神龙本《兰亭序》引首“晋唐心印”就是用的金粟山纸。但是金粟山纸在明代已经很贵重，再到乾隆年间，宫中存宋纸已经很少。从很多宫藏画的诗堂可以发现，连没有木戳只有模糊的印经的纸，即普通宋纸甚至明初藏经背纸都用上了，可见老纸的不敷使用。
此时即促成了乾隆年仿金粟纸的出现。在文献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对于金粟纸的再造非常重视。至少在乾隆九年，《石渠宝笈》面世时，已经记载有乾隆御笔书画用藏经纸的条目：
乾隆九年秋御笔《临文征明兰花卷》
同年八月御笔《临赵孟兰蕙图卷》
同年九月御笔《临文征明五君子图卷》（俱见《石渠宝笈》卷二十）
以上各件，均见于文献，且都是乾隆御笔，可见当时他对于这种仿制纸的满足程度。除了用作自己书画，乾隆初的不少书画上，也已经用仿制纸作引首，证诸实物，例如香港艺术馆藏唐人《小楷大般泥洹经金刚身品第六卷》，此卷为《秘殿珠林》初编著录，其引首为空白未写之藏经纸，有“乾隆年仿金粟山藏经纸”木戳，《秘殿珠林》于乾隆九年编成，可知最迟在乾隆九年（1744）前，这种仿造纸已经问世，并且用于书画和装裱。
仿造古纸自成一脉
对于仿造古纸的成功，乾隆显然是满意的。
在《御制诗二集》中，乾隆曾写诗《题金粟笺》记载仿造藏经纸赋诗云：“蔡左徒曾纪传闻，晋唐片拟卿云;铺笺见此代犹宋，试笔惭他鹅换群;蒸栗只需夸玉色，青莲仍自隐经文;用之不竭非奇事，金粟如来善化云。”从诗中可知，乾隆对于仿造的标准是，颜色犹如蒸熟之栗子。证诸传世数种乾隆纸，确实都有唐宋纸用黄檗染纸的黄褐色。至于“用之不竭”，则又间接透露出当时宫中唐宋古纸已经接近枯竭的状况。
乾隆年仿纸，尺寸有数种，其小者尺寸大约都为每幅48cmX29cm，颜色亦有数种。笔者所藏两种，其一为中等褐色，纹为隐约可见之大小不同圆圈;另一种为古纸底色（较淡褐色），斑点为不规则之水渍纹。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纹样，按照文献记载，这与不同批次仿造有关。而每次制作，乾隆都会亲自过问，如：
《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将杭州送到有斑点藏经纸一千张外随备用藏经纸一百张呈进，交太监鄂鲁里呈览”;
同档乾隆五十六年十二月则记载：“将杭州送到青玉盘四件，无斑点小藏经纸一百张，外加丝绵宣纸一百五十张呈览。”
由此可知，藏经纸尺寸应该有大小两种，并且颜色至少也有分有斑点和无斑点两种。笔者又经过试验发现，目前网上拍卖图片所显示的各种未装裱藏经纸多数为水渍纹样，而书画存世实物则为淡圆圈纹，这是因为水渍纹在经过装裱过后，会自然渗化成淡圆圈效果，与真正的藏经纸近似。
又由文献可知，负责仿造藏经纸的，是浙江杭州织造。因为金粟山位于浙江海盐，所以杭州得地利之便，当时负责的是织造徵瑞，而所选用的纸、材料也不是普通树皮，据《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乾隆四十年闰十月条：
“《永乐大典》毁造仿藏经纸二张持进呈览……再向懋勤殿要旧宣纸五十张交寅著，并先发去，旧宣纸五十张做藏经大纸一百张，其仿藏经小纸，俱著照样成作进来。”
又四十四年十月记载：
“太监厄鄂里交头号高丽纸三十张随白纸尺样一张，传旨着交杭州织造徵瑞用造藏经纸料，将高丽纸归入其内，按纸样尺寸抄造藏经纸三十张，或二十张亦可，有斑点者一半，无斑点者一半。”
造纸用古纸作原材料，是我国古代常用的古法，即所谓还魂纸。乾隆为了自己书画的风雅，不惜毁坏宫中旧藏的明代《永乐大典》和进贡的旧高丽纸，做仿古藏经纸，也可见他对于这种纸的高度重视。甚至有时乾隆对于纸的颜色也有严格要求，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初三日活计档：
“奉旨将藏经纸交懋勤殿写经用。再传与杭州织造将有斑点藏经纸再抄做一万张，其颜色少为黄浅些，得时陆续呈进。钦此。”
吴振域《养吉斋丛录》曾记载，懋勤殿大库为内府储存各种纸张之所，前述供造纸的旧白宣纸和高麗纸都从此库取出，各省进呈之藏经纸，也存放于此库。准此上谕可知，乾隆朝仿纸每批均有不同颜色，深浅随皇帝之喜好而定。
至今仍是仿古纸中名品
至于上引所说的一万张，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曾经有学者提供一则数据：乾隆五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至五十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计有九次杭州方面送到有斑点藏经纸，每次均五百张，并交懋勤殿收讫。又乾隆五十四年（1789），福建巡抚徐嗣曾一次进贡仿金粟山藏经纸五百张。
按此可知，在乾隆后期，仿造金粟山纸仍然是热门贡品，甚至连浙江的邻省，福建巡抚也凑热闹进贡仿金粟纸。纸多了之后，乾隆用纸也大方起来，除了用作书画装裱之外，甚至出现了宫中印制经文，也用藏经纸。存世实物之中，笔者所见，如法国法兰西学院汉学图书馆藏乾隆丙子（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内府所印《御书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陀罗尼经》即用此纸套色印刷，纸上所用木戳字样为厚实的一种，与笔者所藏较深褐色者同。证诸《秘殿珠林》著录之唐人经卷亦较近似，可以作为乾隆初藏经纸的标准。而存世较多的另一种，底色较浅者，木戳字样较瘦，或为乾隆四十年之后进贡的特征。
乾隆年仿制的金粟山纸，在后代陆续有仿造，称为虎皮宣纸，至今仍然是仿古纸中的名品。民国时期乾隆仿金粟山纸也出现了仿品，木戳较为笨拙，没有乾隆字体古朴的特征，水渍纹也很呆板，即用虎皮宣仿成。而真正的乾隆金粟纸，其水渍每幅不同，应该是以人手洒染成，这是鉴定的重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