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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文章学的视角来考察先秦经典成书问题是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但相关问题颇为复杂，应对过往的理念与方法进行足够的反思与总结。历史上，一些学者曾从该角度考察《老子》成书年代，其中有诸多得失。在自觉原始作品与抄本、不同文体发展与特定文体演变、时代文风气候与特定文体文风转变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的前提下，通过分析先秦经典的虚词助词使用情况、韵文体与说论体的发展历程、韵文体文风的历史演变以及《老子》在相关方面的基本特征，可证其主体内容完成于春秋晚期。
关键词：文章学；老子；成书年代；文字；文体；文风
中图分类号：B2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1-0107-06
先秦经典成书方式各有不同，取其大者而言，可分为“个人著述”“历史修编”两类。前者指一人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作品，后者指数代人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不断损益修编，从而确立作品主体内容。与成书方式相应，主体内容确立的年代各有差异。当然，从基本内容定型来说，大体上存在一个相对而言较确定的时间点。学界也总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明确经典的成书时间，从文章学视角进行考察也是热点之一，且有许多问题值得反思与总结。这在《老子》成书年代问题讨论方面也有一定体现。关于《老子》成书年代，分别有春秋末年说、战国早期说、战国中后期说等等。相对于春秋说而言，其他诸说皆为一类，可统称为晚出说。春秋说在战国时代，如庄子文章中皆为公论，传统上也为主流之见。但历史上因对《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不同解读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变革的需要而产生过许多新看法。自唐代韩愈开始，已有相关议论。此后晚清民国时期的疑古派力主其晚出。在郭店三组楚简《老子》出土后，相关看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许多学者也曾从文章学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在总结其得失的基础上做进一步讨论。
一、经典用字的时代性
一部经典由具体行文构成，文字运用的发展规律是否可以考察其成书年代呢？该问题较复杂，总的来说可行，但需注意以下几点。在选取考察对象——经典文本时，应以原始文本或最接近原始面貌的文本为准，注意原始文本与传世文本的差异。原始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会随着时代的推进被不同时间地域的传播者与接受者或出于主观意图或不自觉地加以修改。经典文本的文字会存在一种历时性的变化，可称为文本的与时俱进性。唐以前是抄本时代，尤为突出。宋以后，雕版印刷普及，版本内容趋于稳定，但以校雠等名义对局部文字进行变更也
是普遍现象。即当前研究者所能面对的文本已是经历过多个时代修订后的抄本、刻本，如果这些版本中的个别用字具有一定的时代性，能直接证明的是这个抄本、刻本的时代，要以此来说明原始文本的时代则还存在相当的距离。以此来说，是否意味着后世研究者就不能依据晚出的抄本、刻本所呈现的文法特征来考察原始文本的成书时代了呢？也不尽然。仅考察单个抄本或刻本的面貌，不足以说明该问题，但通过对成系列的不同时代的抄本、版本在文法演变轨迹方面的考察，可以为测定原始文本的成书年代提供一个参考值。且早出文本在历史传播中可以被人为渗入后世文字使用特征，但在排除主观作伪的前提下，晚出作品却不会有早期社会的文化痕迹。如果现存某部经典文本能体现出春秋晚期文字使用的特点，且在整个文本中较为普遍，足以证明该原始文本产生于当时。同时，在考察用字的时代特征时，为排除特殊因素对整个实验结论有效性的影响，不能局限于个别单字运用特点的考察，应增加更多的变量，将考察的文字增加到一定规模。
以此出发，试分析历史上用相关方法考察《老子》成书年代问题时的得失。民国时期，张寿林曾对先秦文献进行考察，认为存在一个通例——“于”“於”假借始于战国，进而以世德堂本、《老子古义》本为研究对象，认为《老子》有作为介词的“於”字近50处而无一“于”字，当作于战国。①叶青则批评之，“我所见到一个朋友把众人用的‘原来’、‘还原’写成‘元来’、‘还元’，将来的考证家必然要把他逐出时代之外吧”②。张寿林注意到了具体文字使用特点的演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与时代性，对考察经典成书年代的具有现实意义。叶青则指出在文字运用方面存在普遍与特殊、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体之间的种种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在相关处即强调不能忽视特殊现象的存在。
张寿林以文法演变来考察经典文本的产生年代，基本思路并无问题，但未注意到他所选择的考察对象的特殊性。在《老子》文本方面，郭店楚简三组、马王堆帛书、严遵本、河上公本、想尔注本、王弼本等在虚词的用法上就不尽相同，甚至部分虚词的有无也有差异（最近出版有“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该简非正规考古所得，真伪有争议，本文暂不涉及）。这些已充分体现出后世传播者根据自身主观意图或当时社会文化习惯对部分文字加以改造的通例。故在方法论上，不能以后世传本中的个别文字运用具有晚近特点就推论原始文本一定晚出。如在目前所见较完整的《老子》版本中，马王堆帛书《老子》系秦汉抄本，其他传世本《老子》皆为汉代以后抄本，它们在极个别虚词的运用上具有战国后特点是自然之事，最多也只能说明這些抄本晚出，而不能论证原始《老子》晚出。何况张寿林所举的两种《老子》版本分别是魏晋时代王弼的修订本及民国时期杨树达的校订本，能直接证明的只能是这些原始抄本以及印刷本为晚出之作。
依上文所言，如果要说明《老子》成书年代，不妨择取更多不同时代的版本，增加参考变量，从文字运用变化的轨迹来测定原始文本成书的时间段。且若在早期抄本中看到春秋晚期文字使用的特点，在整个文本中又较为普遍，也足以证明原始《老子》产生于当时。在现存文本中，帛书《老子》为秦汉抄本，但它们以抄写《老子》经文为目的，文字使用的整体情况与原始《老子》最为接近。郭店三组楚简《老子》为战国中期的不同性质的《老子》摘抄修编本（详情可参见笔者分析相关问题的几篇拙文③），河上公本为西汉末、东汉初的修订本，王弼本为魏晋时期以河上公本为基础的修订本。以相关《老子》文本为对照，以之、乎、者、也、故、是以、则、此、其、已、矣、安、焉等为考察对象，统计可知，各文本虚词、助词数存在差异具有一定复杂性，但总体上也有规律。五者中，帛书本《老子》虚词、助词数最多，简《老》丙组次之，简《老》甲组、乙组又次之，最后为河本、王本。且河本、王本相比，河本虚词、助词数较多者8章，较少者4章，其他皆相同，故河本虚词助词数总体较多。即五者相较，帛书本、简《老》丙组、简《老》甲乙组、河本、王本依次递减。除最接近原始本的帛书本外，以上各本时代次序依次为战国中期、东汉初、魏晋。先秦典籍存在一个整体现象：时代越晚，文章逻辑性越强，行文越紧凑精简，虚词助词的使用频率会逐渐减低。依此逆而言之，可知帛书本所代表的原始《老子》行文早于郭店三组楚简《老子》，且也应早于墨子、子思等人论著，为春秋晚期作品。 二、文体的时代性
具体经典皆有一定文体，即使由数篇不同类型的文章构成，所含文体种类与特点也是既定的。特定文体存在一定的发展历程，不同阶段具有相应的时代性。从文体研究出发，可以帮助确认先秦经典的成书年代。但由于先秦经典构成以及文体早期发展的复杂性，在考察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觉区分各种文体诞生演变与某种特定文体诞生演变之间的区别。只有在特定文体的演变历程中，才能判断具体文章的时代性。第二，特定文体的发展历程是在总结材料的基础上被梳理出来的，材料的选取与分析对所揭示历程的可靠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面对具体文献材料时应自觉认识其特殊性——传世先秦典籍都是经过后人不断传抄或修编的文本，具有历史流变性。如部分典籍是后世修编而成，包含了宗师与后学的共同作品，以致存有多个时代的烙印，在判断文体与时代时当细化到具体的篇章层面。第三，对具体篇章文体的辨析必须准确。考察先秦典籍时，应以原始文本或接近原始文本者为标准。这要求研究者所选择的考察对象应是较原始的文本面貌，而非后人修订的文本，否则易被误导。第四，正如上文所言，事物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不平衡性。文章的发展与时间、空间不一定具有对应关系，更不用说在同一个时间、不同地域间所存在的差异。文章如此，文体亦然。且即使把握了总体上的规律，也还要正视特殊案例存在的可能。
以此为基础，试分析历史上相关讨论的得失。民国时期，学界也曾对《老子》文体进行考察，以期有助其时代的鉴定。但对《老子》文体的判断不尽相同，所得结论有异。如冯友兰认为它是简明经体，该文体出现在《论语》《孟子》等问答体之后④；顾颉刚指其为赋体，后者兴于战国之末⑤；钱穆指为韵化论文，当成于孟庄之际⑥；唐兰也指它“像是一篇小小的论文”，应在《论语》后⑦。以上对《老子》文体看法虽有差异，但皆以此指其晚出。不过，也有学者据此方面而论其为春秋末期作品。如胡适认为冯友兰经体概念模糊，难以据此对具体文本进行定性，并质疑其文体演进规律的分析——“非问答体之书应在问答体之书之后”没有根据，也不合先秦诸子时的实际情况。同时批评顾颉刚的赋体说，指《老子》只是韵文体，且依韵语早于散文的通则而言，《老子》正应在《论语》前。⑧马叙伦认为《老子》“简明而近于诗歌式之辞，说明义理大抵一方与《易》之爻辞，《诗》之雅颂为类，一方与《论语》为类”⑨。张福庆也以《老子》与《论语》等内容相类，“应看作格言式的记言体”，并指钱穆对文体演进分析的理念与具体方法有误，“文体演进的历史过程是先有记事体而后有记言体，而后有歌颂体，而后有议论体”，故《老子》成书年代比肩《论语》，早于墨、孟、庄。⑩
从上可知，首先，众家对《老子》文体的分析没有定见。其次，在分析先秦文体的发展时，已注意到部分经典的历时修编性及其构成的复杂性，深入到以具体篇章为基本考察点。但当时所涉及的材料还不够宽广，只是局限在几部重要的经典上。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大多数学者都模糊了各种不同文体诞生演变与特定文体诞生演变之间的区别，都是用不同文体诞生的前后时间来判断《老子》作为某种特定文体而可能出现的时间。既然实验的基本理念已误，结论自然难以正确或令人信服。
以这些得失为基础，试重新审视相关问题。通过对《老子》文本结构的考察可知，它大体是一种化韵说论体：首先，它是韵文体，此从行文大多押韵便可证；其次，从较大的范畴而言，是语录体。语录体内部又可细分为对话体和演说体，演说体又衍生出了说论体、论说体，乃至论文体等。说论体表现为行文具有明确的陈述对象，通过言说又略有议论的方式表达观点，总体特点是说而论——说的多，论的少，并不强调严密的论证，论是辅助性的。论说体正相反。论文体则为纯粹论证，无说讲成分。从《老子》是以自我为第一视角写作，拥有“我”“吾”等第一人称，且有明确的说论对象等特点，可见是有论的，但钱穆、唐兰就此指为论说体，甚至为纯粹论文，则不确。因为论的部分并不多，以说讲为主，应是说论体。以下分别结合韵文体与语录体（包括说论体）的发展历程，分析其时代性。
1.韵文体发展历程与《老子》的时代性
韵文体初始文章的行文多以两字句为主，夏禹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在两字句的基础上附加语气词，文字开始增多。至殷商时期，由甲骨卜辞可知，当时韵文已发展到二字、三字、四字混用的阶段。周初又对此进行了继承发展，当时的韵文体仍以两字句为主，但三字句、四字句已渐增多。
从周初到春秋中期，二字句减少，逐渐变为以三字句、四字句句式为主体。从趋势而言，三字句是二字句发展到四字句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但由于语音节奏等原因，在韻文中尚未成为主流，就被四字句所超越取代。在此期间，韵文虽越来越宏大，但尚未出现概括内容或思想主题的篇名。春秋中后期，开始打破以四字句为主体的格局。到了战国中后期，四字句韵文完全成为配角，句式变化更为复杂，全无《易经》《诗经》句式痕迹，集中体现在楚风作品中。诗篇也开始发展出特定篇名。
以此对照，《老子》作为韵文的情况是：行文具有大量的二字句式，有着明显而深刻的《易经》二字句影子，这除因老子学习《易经》而受影响外，也是时代相近造就。这在老子之后的作品里便少见，更是战国时代作品所无。同时，它的行文主体以四字为主，近于《诗经》句法，但也开始突破四字，更接近季札时期的作品。更为重要的是，其本身不具有篇名、章名。凡此种种，皆合乎春秋末年韵文体句法结构的基本特点。
2.语录体的发展与《老子》的时代性
语录体文章起源甚早，应该说只要人有言语，记录为文字，便产生此类文章。且其各分支也同样在较早时就进行了分化发展。
（1）对话体的发展。对话体文章主要缘起于史官文化，由史官将朝堂、宾会的对话记录在册而始。历史上对话体广泛存在，除起源早外，也有其他原因，如出于保留材料原始性、文章修辞等需要。《论语》之所为对话体，最直接原因就与该书性质有关：此书为孔子弟子在孔子死后组织修编，采用对话体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保存当时的对话原貌，防止脱离语境解读造成歧义。此后，《墨子》《盐铁论》等采用该文体的用意皆在于此。至于《庄子》部分篇章等采用对话体，则是出于修辞需要。 （2）演说体的衍生发展及其各阶段的基本特点。演说体起源亦早，古时祭祀、战争动员等皆需演说，当这些被记录于文字时就成为演说体文章。同时，它在很早时就发展出说论体，乃至论说体，且各阶段都有显著特点。
在演说体向说论体发展的初期阶段，相关文体文章说的多，论的少，且行文存在韵文痕迹，如《尚书》中的说论体文章多如此，《洪范》即其例。当时写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为宣告和传播事件与思想，故记录为文章时作韵文化处理，以使全文近乎古训戒形式，利于传诵。当时文章也仍以韵文体为主流，说论体文自然也受大环境影响。且此时该类文章结构较松散，无篇题；到了春秋末年，此类文章依然如此。
战国初，说论体文开始主题化、散文化，如《墨子》“十论”便是由演说整理而来的该类文章，不仅具有明确主题，也冠以篇名，应该说已经初具论说体特征；战国中期，随着学术的发展，思想开始通过文章传播。当人们不再直接面对对象而是通过文章间接说理时，说的作用退却，论开始成为主体，于是演变为论说体文章。该文体散文化，无韵文痕迹，且重视行文结构，设置题目。到了战国中后期，相关文章具有统一主题，置以题名，且全无说讲成分，已发展为更纯粹的论文体，如庄子《齐物论》等便是此类。
（3）演说体的衍生与对话体的发展共时进行。演说体发展出说论体、论说体以及论文体的过程几乎与对话体的发展相同步。西周初，《尚书》相关篇章就体现出当时演说体、说论体和对话体三种文体并存的现象。春秋时，虽然《论语》篇章所记皆为片段语录——简单的语录、略微交代背景事件的语录以及详载过程的对话等三种，但这并不是表明当时只有对话体文章。如稍后的《墨子》就体现出对话体（《梗柱》等）与说论体（“十论”）并存的情况。与之同时的《子思子》篇章也是如此。
此后，《孟子》篇章也多表现为对话体形式，但在部分段落中也常出现围绕一个中心议题进行的大段说论。与之同时的《庄子》，在同样具备众多对话体篇章（包括诸多寓言）的同时，也具备众多纯粹的说论体文章，乃至初成规模的论说体文章。稍后的《公孙龙》篇章在保有对话体的同时，也已开始拥有纯粹的论文体。《荀子》《韩非子》虽有部分对话体，但更多的是论文体篇章。虽然战国晚期《战国策》、汉代《盐铁论》、宋代《朱子语录》等皆是以对话体形式行文，但在它们各自所处时代的论文体文章早已完全成熟，自不待言。也就是说，演说体很早就开始发展出说论体，对话体也较早便广泛存在，且长盛不衰，两者出于各自的独特性，很早并长期处于并存发展状态。
（4）演说体、对话体历史发展特点与《老子》时代问题。首先，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语录体内分对话体和演说体，后者较早就开始发展为说论体。在历史上，即使论文体已成熟的情况下，对话体新作依然层出不穷。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老子》是说论体文章，就一定晚于对话体的《论语》等文章。其次，《老子》作为说论体文章，存在从韵文向散文化过渡的痕迹，且各篇章之间主题虽有联系，但并不紧密，行文结构较松散，且无题名。这些皆合乎春秋末期说论体文章特点，是其时代性的直接体现。
三、文风的时代性
一部经典总是具有一定的文风特点，它是否可以作为判断其成书年代的因素呢？相关情况也较复杂，应对该方法进行反思。首先，作者是具体作品的生产者，个人的思想、气质、知识学养、世界观都直接影响作品风格。其次，文章的性质与类型也影响文风。一般而言，若作品是作者自己的著述，行文往往直抒胸臆，无所挂碍。如果是被间接记录、转述、整理而成，氣韵往往趋于平缓，乃至曲折一些。且作者或被记录者、记录者的身份特点以及彼此间的关系等也会对文风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文体不同导致写作角度、方式不同，形成话语的直接与间接之分，最终导致文风差异。
从以上三点看，文风特点的形成与呈现受个体性、特殊性等原因限制，似乎不足以判断作品时代，但也并非完全不能用来作为参考。准确言之，在特定文体内，对比同类作品文风的变化，对考察作品时代具有参考价值。在同一类文体之下，文风多少还是受时代影响，尤其在社会剧烈变革时。因为在强大的社会剧变前，文风就像是在若干语言伦理中的必然选择一样降临在书写者的面前。书写者必然在变革思想的同时，变革语言与表达——因为思想与写作的形式不可能分裂。因此，特定文体内的文风变化也是时代的风向标，可作为判断作品时代的参考因素。
在《老子》文风特点及其时代问题方面，历史上也有一段争论。《老子》文风的基本特点是中直、幽愤，甚至激切。崔述以此认为：“其文亦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之文绝不类也。”梁启超亦云其语太自由、激烈，不类春秋人言。但张煦曾就梁氏之论批评说：春秋人非皆涵咏太平、歌颂功臣之辈，指其为春秋时作品。由上可知，不同学者面对同一种文风，对其时代做出了不同判断。以下试结合上文所言的那几个方面考察相关讨论。
首先，文风的个体性。崔述、梁启超等是从群体性来考察时代性，张旭则注意到文风的个体性问题。后者的确能为《老子》《论语》的文风差异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如同样面对社会的分崩离析，《老子》语言激烈，《论语》却不然，这首先是受制于相关人物的思想差异。老子将崩乱归因于贵族所奉行的非自然之礼，认为救治时弊须从根本上抛弃所谓仁、义、礼观念。对当时社会理念的彻底否定决定其文风必然犀利而激切。孔子将相关原因归之贵族追求利益，背弃先王之礼，认为拯救时弊之法在于克己复礼。他对当时社会所宣扬的主流的、堂皇的理念仍抱希望，认为只要世人真正践行，就能实现理想社会。这种非完全否定的态度决定了其讨论社会问题时不可能如老子般句句见血。
其次，主要是文章性质与类型的差异造就了两部作品不同的文风。《老子》乃老子亲述，为说论体文章，直接呈现了老子直抒胸臆时的状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在面对特定问题时所呈现的气质。《论语》则是弟子记忆先生之作。出于刻板印象的影响，先生在弟子面前自然温文尔雅，弟子对先生的记忆也是如此有选择性的记录，故在《论语》中孔子多是一温和形象，语言儒雅，无锋芒。 最后，不同的文体也决定了两者不同的文风。文章凡直述情理者，文风多直接，甚至激切，凡寓情理于事件或在事件中发表议论者，文风多平缓，乃至儒雅；如《诗经》多喻理于事，《离骚》多直言情理，总体上前者风格敦厚，后者语言激切。再如《韩非子》说理不涉事件则语言犀利，《庄子》用寓言则语言无激切；且即使在《诗经》一书中，再做细化，凡是在陈述事件中言说情意思想者，文风多平和，凡不依托事件而直述情思者，不乏激愤。《庄子》也是如此，直接说理的论说文相较寓言类文章更热辣。从这个角度而言，《老子》是直抒胸臆的说论体，《论语》主要是记事记言体，也就不难理解前者犀利，后者和缓。
以上三点可以较好地回答崔述、梁启超的疑问，也可明晓二者的失误之处。但如果只是从这几点出发，还不足以从文风激切这一事实来说明《老子》的成书年代。故张旭之论也会显得缺乏说服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对特定文体文风转变的考察——这也是此前的学者未注意到的。
由上文已知《老子》是化韵说论体，以下从韵文体的文风变革历程说明相关问题。先秦时代，韵文体的文风发生过较显著的时代转变。以《诗经》为例，其内部作品存在变雅、变风现象：周初，武王至成康之际，国事安定，《周颂》全部，《大雅》少部，如《文王》《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以及《小雅》中《鹿鸣》《天保》，及少数《国风》等尚能平和。至周夷、厉以后，及幽王见杀，周室搅动天下。此后平王东迁，至春秋末年，诸侯纷争愈烈，在弑君亡国不绝的情况下，最终只剩十几强国，其余皆附庸而已。在此之下，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自然剧变，变雅变风应运而生。如《大雅·瞻卬》，《小雅》的《雨无正》《十月之交》《北山》等等皆是当时大夫劝诫王公之言，其激切与《老子》不相伯仲，且用语与之相类。而战国之时，人们多只是承认混乱局面，各自为利经营，已无这种幽愤之作。
《老子》作为韵文的语言风格相对于西周时期的作品而言，它是幽愤、自由、激切的，但从社会与思想的变革处看，并非异类。且其对周初传统的继承与世人所谓有别于春秋的忧愤激切，又皆有别于战国时代对王霸之道沦丧的习以为常以及为各自利益而呈现出毫无顾忌地争夺而忘我的状态。同时，春秋末年原有的封建形态已土崩瓦解，在时人看来可谓前所未有，由“孔子惧”也可知社会变革所引爆的新观念对人们固有理念的冲击，当时意识形态的动荡绝不亚于战国时期。《老子》对《易》《书》中有关道、德的思想进行了扬弃，接受了当时所应接受的，拒绝了不合时宜的，最终形成并发展出了自己的新思想体系，这也决定它需要一套新的自足的语言体系以承载之，其文本语言对传统文风的突破也正是其时代性的直接呈现。
总之，从文章学视角考察五千言《老子》成书年代，首先，文字方面须明确原始作品与抄本的区别，抄本中个别文字的时代特征不能作为推定原作时代的依据，但成系列文字的使用特征可以作为参考项。《老子》虚词助词的使用特征表明其为春秋晚期作品。其次，文体方面，《老子》为化韵说论体，从韵文体、说论体两种文体各自的发展历程看，其符合春秋晚期时代作品特点。最后，文风与文章思想、性质、时代背景相关。《老子》是化韵说论体文章，激切犀利的文风合乎其思想与文体性质，该特点也正合于春秋末年变雅变风后韵文体文风的历史面貌。
注释
①张寿林：《老子〈道德经〉出于儒后考》，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27—330页。下引《古史辨》仅注册数和页码。②叶青：《从方法上评老子考》，《古史辨》第6册，第424页。③玄华：《论郭店竹简〈老子〉性质》，《江淮论坛》2011年第1期；玄华：《从“太上”等章的差异论郭店竹简〈老子〉性质》，方勇主编：《诸子学刊》第六辑，上海出版社，2012年，第68—78页；玄华：《从“章节异同”看郭店楚简〈老子〉性质》，《江淮论坛》2012年第6期。④冯友兰：《〈老子〉年代问题》，《古史辨》第4册，第421页。⑤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古史辨》第4册，第465页。⑥钱穆：《再论〈老子〉成书年代》，《古史辨》第6册，第557页。⑦唐兰：《〈老子〉时代新考》，《古史辨》第6册，第607页。⑧胡适：《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古史辨》第4册，第418页。⑨马叙伦：《辩〈老子〉非战国后期之作品》，《古史辨》第6册，第532页。⑩张福庆：《读钱穆先生“从文章的体裁和修辞上考察〈老子〉成书年代”的意见》，《古史辨》第6册，第561—564页。崔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遺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70—273页。梁启超：《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古史辨》第4册，第306页。张煦：《梁任公提述〈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古史辨》第4册，第315页。
责任编辑：涵含
关键词：文章学；老子；成书年代；文字；文体；文风
中图分类号：B2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6）11-0107-06
先秦经典成书方式各有不同，取其大者而言，可分为“个人著述”“历史修编”两类。前者指一人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作品，后者指数代人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不断损益修编，从而确立作品主体内容。与成书方式相应，主体内容确立的年代各有差异。当然，从基本内容定型来说，大体上存在一个相对而言较确定的时间点。学界也总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明确经典的成书时间，从文章学视角进行考察也是热点之一，且有许多问题值得反思与总结。这在《老子》成书年代问题讨论方面也有一定体现。关于《老子》成书年代，分别有春秋末年说、战国早期说、战国中后期说等等。相对于春秋说而言，其他诸说皆为一类，可统称为晚出说。春秋说在战国时代，如庄子文章中皆为公论，传统上也为主流之见。但历史上因对《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不同解读以及社会意识形态变革的需要而产生过许多新看法。自唐代韩愈开始，已有相关议论。此后晚清民国时期的疑古派力主其晚出。在郭店三组楚简《老子》出土后，相关看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许多学者也曾从文章学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在总结其得失的基础上做进一步讨论。
一、经典用字的时代性
一部经典由具体行文构成，文字运用的发展规律是否可以考察其成书年代呢？该问题较复杂，总的来说可行，但需注意以下几点。在选取考察对象——经典文本时，应以原始文本或最接近原始面貌的文本为准，注意原始文本与传世文本的差异。原始文本在流传过程中，会随着时代的推进被不同时间地域的传播者与接受者或出于主观意图或不自觉地加以修改。经典文本的文字会存在一种历时性的变化，可称为文本的与时俱进性。唐以前是抄本时代，尤为突出。宋以后，雕版印刷普及，版本内容趋于稳定，但以校雠等名义对局部文字进行变更也
是普遍现象。即当前研究者所能面对的文本已是经历过多个时代修订后的抄本、刻本，如果这些版本中的个别用字具有一定的时代性，能直接证明的是这个抄本、刻本的时代，要以此来说明原始文本的时代则还存在相当的距离。以此来说，是否意味着后世研究者就不能依据晚出的抄本、刻本所呈现的文法特征来考察原始文本的成书时代了呢？也不尽然。仅考察单个抄本或刻本的面貌，不足以说明该问题，但通过对成系列的不同时代的抄本、版本在文法演变轨迹方面的考察，可以为测定原始文本的成书年代提供一个参考值。且早出文本在历史传播中可以被人为渗入后世文字使用特征，但在排除主观作伪的前提下，晚出作品却不会有早期社会的文化痕迹。如果现存某部经典文本能体现出春秋晚期文字使用的特点，且在整个文本中较为普遍，足以证明该原始文本产生于当时。同时，在考察用字的时代特征时，为排除特殊因素对整个实验结论有效性的影响，不能局限于个别单字运用特点的考察，应增加更多的变量，将考察的文字增加到一定规模。
以此出发，试分析历史上用相关方法考察《老子》成书年代问题时的得失。民国时期，张寿林曾对先秦文献进行考察，认为存在一个通例——“于”“於”假借始于战国，进而以世德堂本、《老子古义》本为研究对象，认为《老子》有作为介词的“於”字近50处而无一“于”字，当作于战国。①叶青则批评之，“我所见到一个朋友把众人用的‘原来’、‘还原’写成‘元来’、‘还元’，将来的考证家必然要把他逐出时代之外吧”②。张寿林注意到了具体文字使用特点的演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与时代性，对考察经典成书年代的具有现实意义。叶青则指出在文字运用方面存在普遍与特殊、群体与群体、群体与个体之间的种种差异，不能一概而论，在相关处即强调不能忽视特殊现象的存在。
张寿林以文法演变来考察经典文本的产生年代，基本思路并无问题，但未注意到他所选择的考察对象的特殊性。在《老子》文本方面，郭店楚简三组、马王堆帛书、严遵本、河上公本、想尔注本、王弼本等在虚词的用法上就不尽相同，甚至部分虚词的有无也有差异（最近出版有“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老子》”，该简非正规考古所得，真伪有争议，本文暂不涉及）。这些已充分体现出后世传播者根据自身主观意图或当时社会文化习惯对部分文字加以改造的通例。故在方法论上，不能以后世传本中的个别文字运用具有晚近特点就推论原始文本一定晚出。如在目前所见较完整的《老子》版本中，马王堆帛书《老子》系秦汉抄本，其他传世本《老子》皆为汉代以后抄本，它们在极个别虚词的运用上具有战国后特点是自然之事，最多也只能说明這些抄本晚出，而不能论证原始《老子》晚出。何况张寿林所举的两种《老子》版本分别是魏晋时代王弼的修订本及民国时期杨树达的校订本，能直接证明的只能是这些原始抄本以及印刷本为晚出之作。
依上文所言，如果要说明《老子》成书年代，不妨择取更多不同时代的版本，增加参考变量，从文字运用变化的轨迹来测定原始文本成书的时间段。且若在早期抄本中看到春秋晚期文字使用的特点，在整个文本中又较为普遍，也足以证明原始《老子》产生于当时。在现存文本中，帛书《老子》为秦汉抄本，但它们以抄写《老子》经文为目的，文字使用的整体情况与原始《老子》最为接近。郭店三组楚简《老子》为战国中期的不同性质的《老子》摘抄修编本（详情可参见笔者分析相关问题的几篇拙文③），河上公本为西汉末、东汉初的修订本，王弼本为魏晋时期以河上公本为基础的修订本。以相关《老子》文本为对照，以之、乎、者、也、故、是以、则、此、其、已、矣、安、焉等为考察对象，统计可知，各文本虚词、助词数存在差异具有一定复杂性，但总体上也有规律。五者中，帛书本《老子》虚词、助词数最多，简《老》丙组次之，简《老》甲组、乙组又次之，最后为河本、王本。且河本、王本相比，河本虚词、助词数较多者8章，较少者4章，其他皆相同，故河本虚词助词数总体较多。即五者相较，帛书本、简《老》丙组、简《老》甲乙组、河本、王本依次递减。除最接近原始本的帛书本外，以上各本时代次序依次为战国中期、东汉初、魏晋。先秦典籍存在一个整体现象：时代越晚，文章逻辑性越强，行文越紧凑精简，虚词助词的使用频率会逐渐减低。依此逆而言之，可知帛书本所代表的原始《老子》行文早于郭店三组楚简《老子》，且也应早于墨子、子思等人论著，为春秋晚期作品。 二、文体的时代性
具体经典皆有一定文体，即使由数篇不同类型的文章构成，所含文体种类与特点也是既定的。特定文体存在一定的发展历程，不同阶段具有相应的时代性。从文体研究出发，可以帮助确认先秦经典的成书年代。但由于先秦经典构成以及文体早期发展的复杂性，在考察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自觉区分各种文体诞生演变与某种特定文体诞生演变之间的区别。只有在特定文体的演变历程中，才能判断具体文章的时代性。第二，特定文体的发展历程是在总结材料的基础上被梳理出来的，材料的选取与分析对所揭示历程的可靠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面对具体文献材料时应自觉认识其特殊性——传世先秦典籍都是经过后人不断传抄或修编的文本，具有历史流变性。如部分典籍是后世修编而成，包含了宗师与后学的共同作品，以致存有多个时代的烙印，在判断文体与时代时当细化到具体的篇章层面。第三，对具体篇章文体的辨析必须准确。考察先秦典籍时，应以原始文本或接近原始文本者为标准。这要求研究者所选择的考察对象应是较原始的文本面貌，而非后人修订的文本，否则易被误导。第四，正如上文所言，事物发展的最大特点是不平衡性。文章的发展与时间、空间不一定具有对应关系，更不用说在同一个时间、不同地域间所存在的差异。文章如此，文体亦然。且即使把握了总体上的规律，也还要正视特殊案例存在的可能。
以此为基础，试分析历史上相关讨论的得失。民国时期，学界也曾对《老子》文体进行考察，以期有助其时代的鉴定。但对《老子》文体的判断不尽相同，所得结论有异。如冯友兰认为它是简明经体，该文体出现在《论语》《孟子》等问答体之后④；顾颉刚指其为赋体，后者兴于战国之末⑤；钱穆指为韵化论文，当成于孟庄之际⑥；唐兰也指它“像是一篇小小的论文”，应在《论语》后⑦。以上对《老子》文体看法虽有差异，但皆以此指其晚出。不过，也有学者据此方面而论其为春秋末期作品。如胡适认为冯友兰经体概念模糊，难以据此对具体文本进行定性，并质疑其文体演进规律的分析——“非问答体之书应在问答体之书之后”没有根据，也不合先秦诸子时的实际情况。同时批评顾颉刚的赋体说，指《老子》只是韵文体，且依韵语早于散文的通则而言，《老子》正应在《论语》前。⑧马叙伦认为《老子》“简明而近于诗歌式之辞，说明义理大抵一方与《易》之爻辞，《诗》之雅颂为类，一方与《论语》为类”⑨。张福庆也以《老子》与《论语》等内容相类，“应看作格言式的记言体”，并指钱穆对文体演进分析的理念与具体方法有误，“文体演进的历史过程是先有记事体而后有记言体，而后有歌颂体，而后有议论体”，故《老子》成书年代比肩《论语》，早于墨、孟、庄。⑩
从上可知，首先，众家对《老子》文体的分析没有定见。其次，在分析先秦文体的发展时，已注意到部分经典的历时修编性及其构成的复杂性，深入到以具体篇章为基本考察点。但当时所涉及的材料还不够宽广，只是局限在几部重要的经典上。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大多数学者都模糊了各种不同文体诞生演变与特定文体诞生演变之间的区别，都是用不同文体诞生的前后时间来判断《老子》作为某种特定文体而可能出现的时间。既然实验的基本理念已误，结论自然难以正确或令人信服。
以这些得失为基础，试重新审视相关问题。通过对《老子》文本结构的考察可知，它大体是一种化韵说论体：首先，它是韵文体，此从行文大多押韵便可证；其次，从较大的范畴而言，是语录体。语录体内部又可细分为对话体和演说体，演说体又衍生出了说论体、论说体，乃至论文体等。说论体表现为行文具有明确的陈述对象，通过言说又略有议论的方式表达观点，总体特点是说而论——说的多，论的少，并不强调严密的论证，论是辅助性的。论说体正相反。论文体则为纯粹论证，无说讲成分。从《老子》是以自我为第一视角写作，拥有“我”“吾”等第一人称，且有明确的说论对象等特点，可见是有论的，但钱穆、唐兰就此指为论说体，甚至为纯粹论文，则不确。因为论的部分并不多，以说讲为主，应是说论体。以下分别结合韵文体与语录体（包括说论体）的发展历程，分析其时代性。
1.韵文体发展历程与《老子》的时代性
韵文体初始文章的行文多以两字句为主，夏禹时有了进一步发展，在两字句的基础上附加语气词，文字开始增多。至殷商时期，由甲骨卜辞可知，当时韵文已发展到二字、三字、四字混用的阶段。周初又对此进行了继承发展，当时的韵文体仍以两字句为主，但三字句、四字句已渐增多。
从周初到春秋中期，二字句减少，逐渐变为以三字句、四字句句式为主体。从趋势而言，三字句是二字句发展到四字句过程中的一个必然阶段，但由于语音节奏等原因，在韻文中尚未成为主流，就被四字句所超越取代。在此期间，韵文虽越来越宏大，但尚未出现概括内容或思想主题的篇名。春秋中后期，开始打破以四字句为主体的格局。到了战国中后期，四字句韵文完全成为配角，句式变化更为复杂，全无《易经》《诗经》句式痕迹，集中体现在楚风作品中。诗篇也开始发展出特定篇名。
以此对照，《老子》作为韵文的情况是：行文具有大量的二字句式，有着明显而深刻的《易经》二字句影子，这除因老子学习《易经》而受影响外，也是时代相近造就。这在老子之后的作品里便少见，更是战国时代作品所无。同时，它的行文主体以四字为主，近于《诗经》句法，但也开始突破四字，更接近季札时期的作品。更为重要的是，其本身不具有篇名、章名。凡此种种，皆合乎春秋末年韵文体句法结构的基本特点。
2.语录体的发展与《老子》的时代性
语录体文章起源甚早，应该说只要人有言语，记录为文字，便产生此类文章。且其各分支也同样在较早时就进行了分化发展。
（1）对话体的发展。对话体文章主要缘起于史官文化，由史官将朝堂、宾会的对话记录在册而始。历史上对话体广泛存在，除起源早外，也有其他原因，如出于保留材料原始性、文章修辞等需要。《论语》之所为对话体，最直接原因就与该书性质有关：此书为孔子弟子在孔子死后组织修编，采用对话体的目的是为了尽可能地保存当时的对话原貌，防止脱离语境解读造成歧义。此后，《墨子》《盐铁论》等采用该文体的用意皆在于此。至于《庄子》部分篇章等采用对话体，则是出于修辞需要。 （2）演说体的衍生发展及其各阶段的基本特点。演说体起源亦早，古时祭祀、战争动员等皆需演说，当这些被记录于文字时就成为演说体文章。同时，它在很早时就发展出说论体，乃至论说体，且各阶段都有显著特点。
在演说体向说论体发展的初期阶段，相关文体文章说的多，论的少，且行文存在韵文痕迹，如《尚书》中的说论体文章多如此，《洪范》即其例。当时写文章的主要目的是为宣告和传播事件与思想，故记录为文章时作韵文化处理，以使全文近乎古训戒形式，利于传诵。当时文章也仍以韵文体为主流，说论体文自然也受大环境影响。且此时该类文章结构较松散，无篇题；到了春秋末年，此类文章依然如此。
战国初，说论体文开始主题化、散文化，如《墨子》“十论”便是由演说整理而来的该类文章，不仅具有明确主题，也冠以篇名，应该说已经初具论说体特征；战国中期，随着学术的发展，思想开始通过文章传播。当人们不再直接面对对象而是通过文章间接说理时，说的作用退却，论开始成为主体，于是演变为论说体文章。该文体散文化，无韵文痕迹，且重视行文结构，设置题目。到了战国中后期，相关文章具有统一主题，置以题名，且全无说讲成分，已发展为更纯粹的论文体，如庄子《齐物论》等便是此类。
（3）演说体的衍生与对话体的发展共时进行。演说体发展出说论体、论说体以及论文体的过程几乎与对话体的发展相同步。西周初，《尚书》相关篇章就体现出当时演说体、说论体和对话体三种文体并存的现象。春秋时，虽然《论语》篇章所记皆为片段语录——简单的语录、略微交代背景事件的语录以及详载过程的对话等三种，但这并不是表明当时只有对话体文章。如稍后的《墨子》就体现出对话体（《梗柱》等）与说论体（“十论”）并存的情况。与之同时的《子思子》篇章也是如此。
此后，《孟子》篇章也多表现为对话体形式，但在部分段落中也常出现围绕一个中心议题进行的大段说论。与之同时的《庄子》，在同样具备众多对话体篇章（包括诸多寓言）的同时，也具备众多纯粹的说论体文章，乃至初成规模的论说体文章。稍后的《公孙龙》篇章在保有对话体的同时，也已开始拥有纯粹的论文体。《荀子》《韩非子》虽有部分对话体，但更多的是论文体篇章。虽然战国晚期《战国策》、汉代《盐铁论》、宋代《朱子语录》等皆是以对话体形式行文，但在它们各自所处时代的论文体文章早已完全成熟，自不待言。也就是说，演说体很早就开始发展出说论体，对话体也较早便广泛存在，且长盛不衰，两者出于各自的独特性，很早并长期处于并存发展状态。
（4）演说体、对话体历史发展特点与《老子》时代问题。首先，通过上文的分析可知语录体内分对话体和演说体，后者较早就开始发展为说论体。在历史上，即使论文体已成熟的情况下，对话体新作依然层出不穷。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老子》是说论体文章，就一定晚于对话体的《论语》等文章。其次，《老子》作为说论体文章，存在从韵文向散文化过渡的痕迹，且各篇章之间主题虽有联系，但并不紧密，行文结构较松散，且无题名。这些皆合乎春秋末期说论体文章特点，是其时代性的直接体现。
三、文风的时代性
一部经典总是具有一定的文风特点，它是否可以作为判断其成书年代的因素呢？相关情况也较复杂，应对该方法进行反思。首先，作者是具体作品的生产者，个人的思想、气质、知识学养、世界观都直接影响作品风格。其次，文章的性质与类型也影响文风。一般而言，若作品是作者自己的著述，行文往往直抒胸臆，无所挂碍。如果是被间接记录、转述、整理而成，氣韵往往趋于平缓，乃至曲折一些。且作者或被记录者、记录者的身份特点以及彼此间的关系等也会对文风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文体不同导致写作角度、方式不同，形成话语的直接与间接之分，最终导致文风差异。
从以上三点看，文风特点的形成与呈现受个体性、特殊性等原因限制，似乎不足以判断作品时代，但也并非完全不能用来作为参考。准确言之，在特定文体内，对比同类作品文风的变化，对考察作品时代具有参考价值。在同一类文体之下，文风多少还是受时代影响，尤其在社会剧烈变革时。因为在强大的社会剧变前，文风就像是在若干语言伦理中的必然选择一样降临在书写者的面前。书写者必然在变革思想的同时，变革语言与表达——因为思想与写作的形式不可能分裂。因此，特定文体内的文风变化也是时代的风向标，可作为判断作品时代的参考因素。
在《老子》文风特点及其时代问题方面，历史上也有一段争论。《老子》文风的基本特点是中直、幽愤，甚至激切。崔述以此认为：“其文亦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之文绝不类也。”梁启超亦云其语太自由、激烈，不类春秋人言。但张煦曾就梁氏之论批评说：春秋人非皆涵咏太平、歌颂功臣之辈，指其为春秋时作品。由上可知，不同学者面对同一种文风，对其时代做出了不同判断。以下试结合上文所言的那几个方面考察相关讨论。
首先，文风的个体性。崔述、梁启超等是从群体性来考察时代性，张旭则注意到文风的个体性问题。后者的确能为《老子》《论语》的文风差异做出更合理的解释。如同样面对社会的分崩离析，《老子》语言激烈，《论语》却不然，这首先是受制于相关人物的思想差异。老子将崩乱归因于贵族所奉行的非自然之礼，认为救治时弊须从根本上抛弃所谓仁、义、礼观念。对当时社会理念的彻底否定决定其文风必然犀利而激切。孔子将相关原因归之贵族追求利益，背弃先王之礼，认为拯救时弊之法在于克己复礼。他对当时社会所宣扬的主流的、堂皇的理念仍抱希望，认为只要世人真正践行，就能实现理想社会。这种非完全否定的态度决定了其讨论社会问题时不可能如老子般句句见血。
其次，主要是文章性质与类型的差异造就了两部作品不同的文风。《老子》乃老子亲述，为说论体文章，直接呈现了老子直抒胸臆时的状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在面对特定问题时所呈现的气质。《论语》则是弟子记忆先生之作。出于刻板印象的影响，先生在弟子面前自然温文尔雅，弟子对先生的记忆也是如此有选择性的记录，故在《论语》中孔子多是一温和形象，语言儒雅，无锋芒。 最后，不同的文体也决定了两者不同的文风。文章凡直述情理者，文风多直接，甚至激切，凡寓情理于事件或在事件中发表议论者，文风多平缓，乃至儒雅；如《诗经》多喻理于事，《离骚》多直言情理，总体上前者风格敦厚，后者语言激切。再如《韩非子》说理不涉事件则语言犀利，《庄子》用寓言则语言无激切；且即使在《诗经》一书中，再做细化，凡是在陈述事件中言说情意思想者，文风多平和，凡不依托事件而直述情思者，不乏激愤。《庄子》也是如此，直接说理的论说文相较寓言类文章更热辣。从这个角度而言，《老子》是直抒胸臆的说论体，《论语》主要是记事记言体，也就不难理解前者犀利，后者和缓。
以上三点可以较好地回答崔述、梁启超的疑问，也可明晓二者的失误之处。但如果只是从这几点出发，还不足以从文风激切这一事实来说明《老子》的成书年代。故张旭之论也会显得缺乏说服力。问题的解决有待于对特定文体文风转变的考察——这也是此前的学者未注意到的。
由上文已知《老子》是化韵说论体，以下从韵文体的文风变革历程说明相关问题。先秦时代，韵文体的文风发生过较显著的时代转变。以《诗经》为例，其内部作品存在变雅、变风现象：周初，武王至成康之际，国事安定，《周颂》全部，《大雅》少部，如《文王》《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以及《小雅》中《鹿鸣》《天保》，及少数《国风》等尚能平和。至周夷、厉以后，及幽王见杀，周室搅动天下。此后平王东迁，至春秋末年，诸侯纷争愈烈，在弑君亡国不绝的情况下，最终只剩十几强国，其余皆附庸而已。在此之下，社会制度、意识形态自然剧变，变雅变风应运而生。如《大雅·瞻卬》，《小雅》的《雨无正》《十月之交》《北山》等等皆是当时大夫劝诫王公之言，其激切与《老子》不相伯仲，且用语与之相类。而战国之时，人们多只是承认混乱局面，各自为利经营，已无这种幽愤之作。
《老子》作为韵文的语言风格相对于西周时期的作品而言，它是幽愤、自由、激切的，但从社会与思想的变革处看，并非异类。且其对周初传统的继承与世人所谓有别于春秋的忧愤激切，又皆有别于战国时代对王霸之道沦丧的习以为常以及为各自利益而呈现出毫无顾忌地争夺而忘我的状态。同时，春秋末年原有的封建形态已土崩瓦解，在时人看来可谓前所未有，由“孔子惧”也可知社会变革所引爆的新观念对人们固有理念的冲击，当时意识形态的动荡绝不亚于战国时期。《老子》对《易》《书》中有关道、德的思想进行了扬弃，接受了当时所应接受的，拒绝了不合时宜的，最终形成并发展出了自己的新思想体系，这也决定它需要一套新的自足的语言体系以承载之，其文本语言对传统文风的突破也正是其时代性的直接呈现。
总之，从文章学视角考察五千言《老子》成书年代，首先，文字方面须明确原始作品与抄本的区别，抄本中个别文字的时代特征不能作为推定原作时代的依据，但成系列文字的使用特征可以作为参考项。《老子》虚词助词的使用特征表明其为春秋晚期作品。其次，文体方面，《老子》为化韵说论体，从韵文体、说论体两种文体各自的发展历程看，其符合春秋晚期时代作品特点。最后，文风与文章思想、性质、时代背景相关。《老子》是化韵说论体文章，激切犀利的文风合乎其思想与文体性质，该特点也正合于春秋末年变雅变风后韵文体文风的历史面貌。
注释
①张寿林：《老子〈道德经〉出于儒后考》，罗根泽编：《古史辨》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27—330页。下引《古史辨》仅注册数和页码。②叶青：《从方法上评老子考》，《古史辨》第6册，第424页。③玄华：《论郭店竹简〈老子〉性质》，《江淮论坛》2011年第1期；玄华：《从“太上”等章的差异论郭店竹简〈老子〉性质》，方勇主编：《诸子学刊》第六辑，上海出版社，2012年，第68—78页；玄华：《从“章节异同”看郭店楚简〈老子〉性质》，《江淮论坛》2012年第6期。④冯友兰：《〈老子〉年代问题》，《古史辨》第4册，第421页。⑤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古史辨》第4册，第465页。⑥钱穆：《再论〈老子〉成书年代》，《古史辨》第6册，第557页。⑦唐兰：《〈老子〉时代新考》，《古史辨》第6册，第607页。⑧胡适：《与冯友兰先生论〈老子〉问题书》，《古史辨》第4册，第418页。⑨马叙伦：《辩〈老子〉非战国后期之作品》，《古史辨》第6册，第532页。⑩张福庆：《读钱穆先生“从文章的体裁和修辞上考察〈老子〉成书年代”的意见》，《古史辨》第6册，第561—564页。崔述著、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遺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270—273页。梁启超：《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古史辨》第4册，第306页。张煦：《梁任公提述〈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古史辨》第4册，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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