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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某一天,挪威卑尔根市,家家户户的小孩子都兴高采烈地牵着一个写着“AIDS”的红气球跑回家,他们并不清楚字样的含义,以为那是麦当劳送给小朋友的又一个礼物。而家长们看到这个红气球时,却惊讶、困扰、惶恐、不知所措,后来他们得知,这是一个来自中国的艺术家,针对90年代蔓延的艾滋病和与其相对的误解向整个世界发出的警示。
同年,米丘还曾用2000份红色传真铺满挪威奥斯陆市国家议会大厦和王宫之间的人行道。这些传真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宗教人士、同性恋者、艾滋病患者、医生,甚至尼日利亚当时的总统,上面书写着他们对于艾滋病的态度和人类生存的意见。
![](https://www.soolun.com/img/pic.php?url=http://img.resource.qikan.cn/qkimages/ljzi/ljzi201807/ljzi20180732-1-l.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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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创作
米丘198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去往北京工作,分配到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参与了国家44个风景区、24座历史名城的重建规划和许多旧城改造项目,成为了设计院最年轻的项目组长。后来,米丘受邀到挪威奥斯陆大学做访问学者。在那里,米丘研究建筑与艺术,开始了艺术创作。作为访问学者,米丘不愁吃穿,资金充裕。但是远离了80年代国内的喧嚣,忽然被扔到世界上最冷静的国度中,米丘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这种孤独感甚至成为了他回忆旅欧生涯中最深刻的记忆。
喜欢热闹,却不得不沉浸于孤独。挪威静谧的空气让米丘有大把时间观察、思考和创作,他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带有周遭自由和先锋的气质。“当时做的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和现实生活没什么关系,关注当时欧洲最具有冲突和对话的主题。”米丘说。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社会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就是对艾滋病的思考和辩论,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和医疗能力,艾滋病在当时成为一个禁忌,同性恋也被看作对宗教的背叛,米丘针对社会对艾滋病的误解创作了行为艺术《7000个气球》和《Fax行动》,表达他对联合国设立全球艾滋病日(12月1日)的支持,以及对艾滋病人的积极态度和对社会责任感的呼吁。
探讨Shaman(萨满教)的“神秘力量”的《七七四十九:“巫”在芬兰》也出自那段孤独的时期。到现在,米丘仍感激和怀念那段孤独的时光,“很真实的孤独,是身处西方和中国最大的区别,但它让我真实又心平气和地创作,也看到未来要走的路”。身着全套白色衣裳,头发有些灰白却梳理得一丝不苟的米丘坐在上海中心8层宽敞、纯白的办公室,边吸着可乐边说。虽然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了,但比从前更单一”,米丘常常想在此刻的繁忙和热闹中抢夺来一些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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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一代”的代表人物
欧洲尽管自由、美丽、充满艺术的香气,但米丘仍然在1997年选择回到中国。当时,正值北京东方广场巨大的商场在李嘉诚的投资下拔地而起,米丘提出应该在规划中强化艺术的概念,于是他的雕塑作品“幸福的三月——《飘》”在1999年被安放在长安街王府井大街的十字路口。这个作品也被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刊物《新周刊》选作封面,米丘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飘一代”的代表人物。
“飘”也成了当时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和状态——为了理想和愿景,不断追寻,居无定所——的代名词,直至今日,人们也没忘了“北漂”、“南漂”、“深漂”这些词汇。基于“飘”这个雕塑,《新周刊》的创办人孙冕形容米丘“是个矛盾的人,想飞,却步履维艰”。米丘却将这种矛盾看作一个人身上最有价值的品质,“这是为了追寻理想和无限可能性,放弃稳定的生活,这是对自己、对理想最有责任心的一群人”。被问到被赋予“飘一代”这个标签20年后,是否还在飘着,米丘很快回答:“永远在飘”。
曾经“居无定所”的青年,现在也被老花眼困扰。“打算去做激光手术,去年我丢了20多副眼镜。今年意大利那边出了这种眼镜,挂在脖子上,不会丢。”米丘摆弄着可以像项链一样挂在脖子上的老花镜,向记者展示两个镜片中间的连接磁铁的开合。
为敦煌痴狂
这位“飘一代”不断在艺术的国度探险的同时,还有一份坚持了近14年的工作:上海中心大厦的艺术总监。他從2014年开始筹备的“丝路敦煌,幸福生存”展览刚刚在上海中心展览馆开幕。对于这个展览,米丘充满热情和满足感:“这场展览与近几十年国内的敦煌展都不一样。”他从三个方面来表现敦煌:敦煌伟大而单纯的宗教性,表现人类的和平与幸福;敦煌的艺术性和强大的技术性,艺术与自然严密地融为一体;敦煌作为四大文明交汇之地的世界性和国际化概念。
在筹备过程中,米丘20多次造访敦煌,被河西走廊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强烈震撼:“我在欧洲待了十几年,去过很多地方,好看的东西都看过了,但是去到敦煌,发现我仍难以描述她的伟大。”米丘相信,敦煌的春夏秋冬、奇特的地形地貌、富有层次的色彩使1653年前的人类灵感迸发,创造出了浑然天成的艺术,后人为这些严谨而又恣意,单纯而又丰富的艺术杰作欣喜若狂:“敦煌多么伟大,金光万丈!”
米丘看遍了敦煌的四季,决定用一个沉浸式的展览来表达他对敦煌文明的崇拜与热爱,“一定要最全面地展示敦煌”。为此,米丘的团队与敦煌甘肃省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合作,将代表敦煌早、中、晚期壁画的二二〇洞窟,二五八洞窟和榆林二十九窟完整复制并在上海中心拼装,还带来了10件经书、来自6个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包括著名的马踏飞燕)和全息投影的千手观音与涅槃卧佛都带到了上海中心大厦一、二、三层展厅,还会举办52场音乐、舞蹈、讲座活动,立体地展示敦煌文明的全貌。
“可能是我投机取巧,全人类都会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得幸福吧。”此次敦煌展“幸福生存”的主题与米丘多年前的雕塑作品“幸福的三月——飘”都探索了“幸福”的含义。“我们俗人,每天考虑吃饱穿暖,把日子过好。满足了物质生活,人们就追求精神的满足。在宗教方面,幸福、极乐世界,也是每个宗教探讨和追寻的。”敦煌的壁画、雕塑、宗教,无一不在传达着当时的人们对幸福和极乐世界的向往,也呈现了1653年前人类幸福能达到的高度。“那是人类历史上幸福的顶峰”,米丘语气笃定,“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再达到敦煌那样灿烂的艺术和文明的高度”。
米丘把敦煌古老的文明搬进摩登的上海中心大厦,打破时空的界线,强烈的反差感让人产生穿越般的晕眩。“站在现代回头看1600多年前的敦煌,感受它的伟大和灿烂。这会让我们产生一个疑惑,未来,当人类回头看他们的过去,也就是我们的现在,是否会看到辉煌的历史?我想这很难说。”米丘笑着,眼睛看向一片空白的前方。
无论是“7000个气球”传达的社会责任,还是“幸福·生存”系列中美好和梦想的象征,抑或这次敦煌展对灿烂文明的歌颂和怀恋,米丘的作品中总蕴含着一股理想主义者特有的纯真。米丘从不讳言自己的理想主义特质,他说,“我对乌托邦的追寻从未停止”,但也不掩饰对未来的悲观,“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我想到1000年后的世界,也许不是特别愉快”。米丘又看着一个并不确定的方向,好像在整理思路,也似乎试图看清人类社会未来的脉络。
孙冕在十年前描述米丘的一句话,现在看来仍然准确。“他是在精神的苍穹中鸟瞰历史的残缺和现实的无奈,他越发追寻乌托邦的世界,越发觉得没有历史根据的生存是难以忍受的。”这大概可以精准地概括米丘策划这场敦煌大展的心境,也是对他几十年既强调历史和责任,又憧憬美好和未来的艺术人生的精确描写。
米丘对自己、对社会现状都有不满和期待,旅居西方的经历让他常常批判地看待自己和社会,但在中国的现当代艺术中,现实的缺席和对未来可能性的极少思考令米丘有些失望。但他毕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自我的矛盾中,他热情洋溢地等待新一天,既兴奋又悲观。
同年,米丘还曾用2000份红色传真铺满挪威奥斯陆市国家议会大厦和王宫之间的人行道。这些传真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宗教人士、同性恋者、艾滋病患者、医生,甚至尼日利亚当时的总统,上面书写着他们对于艾滋病的态度和人类生存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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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创作
米丘198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去往北京工作,分配到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参与了国家44个风景区、24座历史名城的重建规划和许多旧城改造项目,成为了设计院最年轻的项目组长。后来,米丘受邀到挪威奥斯陆大学做访问学者。在那里,米丘研究建筑与艺术,开始了艺术创作。作为访问学者,米丘不愁吃穿,资金充裕。但是远离了80年代国内的喧嚣,忽然被扔到世界上最冷静的国度中,米丘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这种孤独感甚至成为了他回忆旅欧生涯中最深刻的记忆。
喜欢热闹,却不得不沉浸于孤独。挪威静谧的空气让米丘有大把时间观察、思考和创作,他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带有周遭自由和先锋的气质。“当时做的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和现实生活没什么关系,关注当时欧洲最具有冲突和对话的主题。”米丘说。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社会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就是对艾滋病的思考和辩论,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和医疗能力,艾滋病在当时成为一个禁忌,同性恋也被看作对宗教的背叛,米丘针对社会对艾滋病的误解创作了行为艺术《7000个气球》和《Fax行动》,表达他对联合国设立全球艾滋病日(12月1日)的支持,以及对艾滋病人的积极态度和对社会责任感的呼吁。
探讨Shaman(萨满教)的“神秘力量”的《七七四十九:“巫”在芬兰》也出自那段孤独的时期。到现在,米丘仍感激和怀念那段孤独的时光,“很真实的孤独,是身处西方和中国最大的区别,但它让我真实又心平气和地创作,也看到未来要走的路”。身着全套白色衣裳,头发有些灰白却梳理得一丝不苟的米丘坐在上海中心8层宽敞、纯白的办公室,边吸着可乐边说。虽然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了,但比从前更单一”,米丘常常想在此刻的繁忙和热闹中抢夺来一些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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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飘一代”的代表人物
欧洲尽管自由、美丽、充满艺术的香气,但米丘仍然在1997年选择回到中国。当时,正值北京东方广场巨大的商场在李嘉诚的投资下拔地而起,米丘提出应该在规划中强化艺术的概念,于是他的雕塑作品“幸福的三月——《飘》”在1999年被安放在长安街王府井大街的十字路口。这个作品也被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刊物《新周刊》选作封面,米丘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飘一代”的代表人物。
“飘”也成了当时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和状态——为了理想和愿景,不断追寻,居无定所——的代名词,直至今日,人们也没忘了“北漂”、“南漂”、“深漂”这些词汇。基于“飘”这个雕塑,《新周刊》的创办人孙冕形容米丘“是个矛盾的人,想飞,却步履维艰”。米丘却将这种矛盾看作一个人身上最有价值的品质,“这是为了追寻理想和无限可能性,放弃稳定的生活,这是对自己、对理想最有责任心的一群人”。被问到被赋予“飘一代”这个标签20年后,是否还在飘着,米丘很快回答:“永远在飘”。
曾经“居无定所”的青年,现在也被老花眼困扰。“打算去做激光手术,去年我丢了20多副眼镜。今年意大利那边出了这种眼镜,挂在脖子上,不会丢。”米丘摆弄着可以像项链一样挂在脖子上的老花镜,向记者展示两个镜片中间的连接磁铁的开合。
为敦煌痴狂
这位“飘一代”不断在艺术的国度探险的同时,还有一份坚持了近14年的工作:上海中心大厦的艺术总监。他從2014年开始筹备的“丝路敦煌,幸福生存”展览刚刚在上海中心展览馆开幕。对于这个展览,米丘充满热情和满足感:“这场展览与近几十年国内的敦煌展都不一样。”他从三个方面来表现敦煌:敦煌伟大而单纯的宗教性,表现人类的和平与幸福;敦煌的艺术性和强大的技术性,艺术与自然严密地融为一体;敦煌作为四大文明交汇之地的世界性和国际化概念。
在筹备过程中,米丘20多次造访敦煌,被河西走廊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强烈震撼:“我在欧洲待了十几年,去过很多地方,好看的东西都看过了,但是去到敦煌,发现我仍难以描述她的伟大。”米丘相信,敦煌的春夏秋冬、奇特的地形地貌、富有层次的色彩使1653年前的人类灵感迸发,创造出了浑然天成的艺术,后人为这些严谨而又恣意,单纯而又丰富的艺术杰作欣喜若狂:“敦煌多么伟大,金光万丈!”
米丘看遍了敦煌的四季,决定用一个沉浸式的展览来表达他对敦煌文明的崇拜与热爱,“一定要最全面地展示敦煌”。为此,米丘的团队与敦煌甘肃省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合作,将代表敦煌早、中、晚期壁画的二二〇洞窟,二五八洞窟和榆林二十九窟完整复制并在上海中心拼装,还带来了10件经书、来自6个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包括著名的马踏飞燕)和全息投影的千手观音与涅槃卧佛都带到了上海中心大厦一、二、三层展厅,还会举办52场音乐、舞蹈、讲座活动,立体地展示敦煌文明的全貌。
“可能是我投机取巧,全人类都会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得幸福吧。”此次敦煌展“幸福生存”的主题与米丘多年前的雕塑作品“幸福的三月——飘”都探索了“幸福”的含义。“我们俗人,每天考虑吃饱穿暖,把日子过好。满足了物质生活,人们就追求精神的满足。在宗教方面,幸福、极乐世界,也是每个宗教探讨和追寻的。”敦煌的壁画、雕塑、宗教,无一不在传达着当时的人们对幸福和极乐世界的向往,也呈现了1653年前人类幸福能达到的高度。“那是人类历史上幸福的顶峰”,米丘语气笃定,“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再达到敦煌那样灿烂的艺术和文明的高度”。
米丘把敦煌古老的文明搬进摩登的上海中心大厦,打破时空的界线,强烈的反差感让人产生穿越般的晕眩。“站在现代回头看1600多年前的敦煌,感受它的伟大和灿烂。这会让我们产生一个疑惑,未来,当人类回头看他们的过去,也就是我们的现在,是否会看到辉煌的历史?我想这很难说。”米丘笑着,眼睛看向一片空白的前方。
无论是“7000个气球”传达的社会责任,还是“幸福·生存”系列中美好和梦想的象征,抑或这次敦煌展对灿烂文明的歌颂和怀恋,米丘的作品中总蕴含着一股理想主义者特有的纯真。米丘从不讳言自己的理想主义特质,他说,“我对乌托邦的追寻从未停止”,但也不掩饰对未来的悲观,“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我想到1000年后的世界,也许不是特别愉快”。米丘又看着一个并不确定的方向,好像在整理思路,也似乎试图看清人类社会未来的脉络。
孙冕在十年前描述米丘的一句话,现在看来仍然准确。“他是在精神的苍穹中鸟瞰历史的残缺和现实的无奈,他越发追寻乌托邦的世界,越发觉得没有历史根据的生存是难以忍受的。”这大概可以精准地概括米丘策划这场敦煌大展的心境,也是对他几十年既强调历史和责任,又憧憬美好和未来的艺术人生的精确描写。
米丘对自己、对社会现状都有不满和期待,旅居西方的经历让他常常批判地看待自己和社会,但在中国的现当代艺术中,现实的缺席和对未来可能性的极少思考令米丘有些失望。但他毕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自我的矛盾中,他热情洋溢地等待新一天,既兴奋又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