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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的某一天，挪威卑尔根市，家家户户的小孩子都兴高采烈地牵着一个写着“AIDS”的红气球跑回家，他们并不清楚字样的含义，以为那是麦当劳送给小朋友的又一个礼物。而家长们看到这个红气球时，却惊讶、困扰、惶恐、不知所措，后来他们得知，这是一个来自中国的艺术家，针对90年代蔓延的艾滋病和与其相对的误解向整个世界发出的警示。
同年，米丘还曾用2000份红色传真铺满挪威奥斯陆市国家议会大厦和王宫之间的人行道。这些传真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宗教人士、同性恋者、艾滋病患者、医生，甚至尼日利亚当时的总统，上面书写着他们对于艾滋病的态度和人类生存的意见。
孤独的创作
米丘198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去往北京工作，分配到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参与了国家44个风景区、24座历史名城的重建规划和许多旧城改造项目，成为了设计院最年轻的项目组长。后来，米丘受邀到挪威奥斯陆大学做访问学者。在那里，米丘研究建筑与艺术，开始了艺术创作。作为访问学者，米丘不愁吃穿，资金充裕。但是远离了80年代国内的喧嚣，忽然被扔到世界上最冷静的国度中，米丘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这种孤独感甚至成为了他回忆旅欧生涯中最深刻的记忆。
喜欢热闹，却不得不沉浸于孤独。挪威静谧的空气让米丘有大把时间观察、思考和创作，他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带有周遭自由和先锋的气质。“当时做的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和现实生活没什么关系，关注当时欧洲最具有冲突和对话的主题。”米丘说。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社会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就是对艾滋病的思考和辩论，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和医疗能力，艾滋病在当时成为一个禁忌，同性恋也被看作对宗教的背叛，米丘针对社会对艾滋病的误解创作了行为艺术《7000个气球》和《Fax行动》，表达他对联合国设立全球艾滋病日（12月1日）的支持，以及对艾滋病人的积极态度和对社会责任感的呼吁。
探讨Shaman（萨满教）的“神秘力量”的《七七四十九：“巫”在芬兰》也出自那段孤独的时期。到现在，米丘仍感激和怀念那段孤独的时光，“很真实的孤独，是身处西方和中国最大的区别，但它让我真实又心平气和地创作，也看到未来要走的路”。身着全套白色衣裳，头发有些灰白却梳理得一丝不苟的米丘坐在上海中心8层宽敞、纯白的办公室，边吸着可乐边说。虽然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了，但比从前更单一”，米丘常常想在此刻的繁忙和热闹中抢夺来一些寂寞。
“飘一代”的代表人物
欧洲尽管自由、美丽、充满艺术的香气，但米丘仍然在1997年选择回到中国。当时，正值北京东方广场巨大的商场在李嘉诚的投资下拔地而起，米丘提出应该在规划中强化艺术的概念，于是他的雕塑作品“幸福的三月——《飘》”在1999年被安放在长安街王府井大街的十字路口。这个作品也被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刊物《新周刊》选作封面，米丘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飘一代”的代表人物。
“飘”也成了当时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和状态——为了理想和愿景，不断追寻，居无定所——的代名词，直至今日，人们也没忘了“北漂”、“南漂”、“深漂”这些词汇。基于“飘”这个雕塑，《新周刊》的创办人孙冕形容米丘“是个矛盾的人，想飞，却步履维艰”。米丘却将这种矛盾看作一个人身上最有价值的品质，“这是为了追寻理想和无限可能性，放弃稳定的生活，这是对自己、对理想最有责任心的一群人”。被问到被赋予“飘一代”这个标签20年后，是否还在飘着，米丘很快回答：“永远在飘”。
曾经“居无定所”的青年，现在也被老花眼困扰。“打算去做激光手术，去年我丢了20多副眼镜。今年意大利那边出了这种眼镜，挂在脖子上，不会丢。”米丘摆弄着可以像项链一样挂在脖子上的老花镜，向记者展示两个镜片中间的连接磁铁的开合。
为敦煌痴狂
这位“飘一代”不断在艺术的国度探险的同时，还有一份坚持了近14年的工作：上海中心大厦的艺术总监。他從2014年开始筹备的“丝路敦煌，幸福生存”展览刚刚在上海中心展览馆开幕。对于这个展览，米丘充满热情和满足感：“这场展览与近几十年国内的敦煌展都不一样。”他从三个方面来表现敦煌：敦煌伟大而单纯的宗教性，表现人类的和平与幸福；敦煌的艺术性和强大的技术性，艺术与自然严密地融为一体；敦煌作为四大文明交汇之地的世界性和国际化概念。
在筹备过程中，米丘20多次造访敦煌，被河西走廊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强烈震撼：“我在欧洲待了十几年，去过很多地方，好看的东西都看过了，但是去到敦煌，发现我仍难以描述她的伟大。”米丘相信，敦煌的春夏秋冬、奇特的地形地貌、富有层次的色彩使1653年前的人类灵感迸发，创造出了浑然天成的艺术，后人为这些严谨而又恣意，单纯而又丰富的艺术杰作欣喜若狂：“敦煌多么伟大，金光万丈！”
米丘看遍了敦煌的四季，决定用一个沉浸式的展览来表达他对敦煌文明的崇拜与热爱，“一定要最全面地展示敦煌”。为此，米丘的团队与敦煌甘肃省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合作，将代表敦煌早、中、晚期壁画的二二〇洞窟，二五八洞窟和榆林二十九窟完整复制并在上海中心拼装，还带来了10件经书、来自6个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包括著名的马踏飞燕）和全息投影的千手观音与涅槃卧佛都带到了上海中心大厦一、二、三层展厅，还会举办52场音乐、舞蹈、讲座活动，立体地展示敦煌文明的全貌。
“可能是我投机取巧，全人类都会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得幸福吧。”此次敦煌展“幸福生存”的主题与米丘多年前的雕塑作品“幸福的三月——飘”都探索了“幸福”的含义。“我们俗人，每天考虑吃饱穿暖，把日子过好。满足了物质生活，人们就追求精神的满足。在宗教方面，幸福、极乐世界，也是每个宗教探讨和追寻的。”敦煌的壁画、雕塑、宗教，无一不在传达着当时的人们对幸福和极乐世界的向往，也呈现了1653年前人类幸福能达到的高度。“那是人类历史上幸福的顶峰”，米丘语气笃定，“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再达到敦煌那样灿烂的艺术和文明的高度”。
米丘把敦煌古老的文明搬进摩登的上海中心大厦，打破时空的界线，强烈的反差感让人产生穿越般的晕眩。“站在现代回头看1600多年前的敦煌，感受它的伟大和灿烂。这会让我们产生一个疑惑，未来，当人类回头看他们的过去，也就是我们的现在，是否会看到辉煌的历史？我想这很难说。”米丘笑着，眼睛看向一片空白的前方。
无论是“7000个气球”传达的社会责任，还是“幸福·生存”系列中美好和梦想的象征，抑或这次敦煌展对灿烂文明的歌颂和怀恋，米丘的作品中总蕴含着一股理想主义者特有的纯真。米丘从不讳言自己的理想主义特质，他说，“我对乌托邦的追寻从未停止”，但也不掩饰对未来的悲观，“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我想到1000年后的世界，也许不是特别愉快”。米丘又看着一个并不确定的方向，好像在整理思路，也似乎试图看清人类社会未来的脉络。
孙冕在十年前描述米丘的一句话，现在看来仍然准确。“他是在精神的苍穹中鸟瞰历史的残缺和现实的无奈，他越发追寻乌托邦的世界，越发觉得没有历史根据的生存是难以忍受的。”这大概可以精准地概括米丘策划这场敦煌大展的心境，也是对他几十年既强调历史和责任，又憧憬美好和未来的艺术人生的精确描写。
米丘对自己、对社会现状都有不满和期待，旅居西方的经历让他常常批判地看待自己和社会，但在中国的现当代艺术中，现实的缺席和对未来可能性的极少思考令米丘有些失望。但他毕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自我的矛盾中，他热情洋溢地等待新一天，既兴奋又悲观。
同年，米丘还曾用2000份红色传真铺满挪威奥斯陆市国家议会大厦和王宫之间的人行道。这些传真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宗教人士、同性恋者、艾滋病患者、医生，甚至尼日利亚当时的总统，上面书写着他们对于艾滋病的态度和人类生存的意见。
孤独的创作
米丘1982年毕业于同济大学，去往北京工作，分配到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参与了国家44个风景区、24座历史名城的重建规划和许多旧城改造项目，成为了设计院最年轻的项目组长。后来，米丘受邀到挪威奥斯陆大学做访问学者。在那里，米丘研究建筑与艺术，开始了艺术创作。作为访问学者，米丘不愁吃穿，资金充裕。但是远离了80年代国内的喧嚣，忽然被扔到世界上最冷静的国度中，米丘感到前所未有的寂寞，这种孤独感甚至成为了他回忆旅欧生涯中最深刻的记忆。
喜欢热闹，却不得不沉浸于孤独。挪威静谧的空气让米丘有大把时间观察、思考和创作，他的艺术表现手法也带有周遭自由和先锋的气质。“当时做的都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和现实生活没什么关系，关注当时欧洲最具有冲突和对话的主题。”米丘说。20世纪90年代初，西方社会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就是对艾滋病的思考和辩论，由于缺乏医学知识和医疗能力，艾滋病在当时成为一个禁忌，同性恋也被看作对宗教的背叛，米丘针对社会对艾滋病的误解创作了行为艺术《7000个气球》和《Fax行动》，表达他对联合国设立全球艾滋病日（12月1日）的支持，以及对艾滋病人的积极态度和对社会责任感的呼吁。
探讨Shaman（萨满教）的“神秘力量”的《七七四十九：“巫”在芬兰》也出自那段孤独的时期。到现在，米丘仍感激和怀念那段孤独的时光，“很真实的孤独，是身处西方和中国最大的区别，但它让我真实又心平气和地创作，也看到未来要走的路”。身着全套白色衣裳，头发有些灰白却梳理得一丝不苟的米丘坐在上海中心8层宽敞、纯白的办公室，边吸着可乐边说。虽然现在“人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了，但比从前更单一”，米丘常常想在此刻的繁忙和热闹中抢夺来一些寂寞。
“飘一代”的代表人物
欧洲尽管自由、美丽、充满艺术的香气，但米丘仍然在1997年选择回到中国。当时，正值北京东方广场巨大的商场在李嘉诚的投资下拔地而起，米丘提出应该在规划中强化艺术的概念，于是他的雕塑作品“幸福的三月——《飘》”在1999年被安放在长安街王府井大街的十字路口。这个作品也被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刊物《新周刊》选作封面，米丘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飘一代”的代表人物。
“飘”也成了当时年轻人的生活观念和状态——为了理想和愿景，不断追寻，居无定所——的代名词，直至今日，人们也没忘了“北漂”、“南漂”、“深漂”这些词汇。基于“飘”这个雕塑，《新周刊》的创办人孙冕形容米丘“是个矛盾的人，想飞，却步履维艰”。米丘却将这种矛盾看作一个人身上最有价值的品质，“这是为了追寻理想和无限可能性，放弃稳定的生活，这是对自己、对理想最有责任心的一群人”。被问到被赋予“飘一代”这个标签20年后，是否还在飘着，米丘很快回答：“永远在飘”。
曾经“居无定所”的青年，现在也被老花眼困扰。“打算去做激光手术，去年我丢了20多副眼镜。今年意大利那边出了这种眼镜，挂在脖子上，不会丢。”米丘摆弄着可以像项链一样挂在脖子上的老花镜，向记者展示两个镜片中间的连接磁铁的开合。
为敦煌痴狂
这位“飘一代”不断在艺术的国度探险的同时，还有一份坚持了近14年的工作：上海中心大厦的艺术总监。他從2014年开始筹备的“丝路敦煌，幸福生存”展览刚刚在上海中心展览馆开幕。对于这个展览，米丘充满热情和满足感：“这场展览与近几十年国内的敦煌展都不一样。”他从三个方面来表现敦煌：敦煌伟大而单纯的宗教性，表现人类的和平与幸福；敦煌的艺术性和强大的技术性，艺术与自然严密地融为一体；敦煌作为四大文明交汇之地的世界性和国际化概念。
在筹备过程中，米丘20多次造访敦煌，被河西走廊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强烈震撼：“我在欧洲待了十几年，去过很多地方，好看的东西都看过了，但是去到敦煌，发现我仍难以描述她的伟大。”米丘相信，敦煌的春夏秋冬、奇特的地形地貌、富有层次的色彩使1653年前的人类灵感迸发，创造出了浑然天成的艺术，后人为这些严谨而又恣意，单纯而又丰富的艺术杰作欣喜若狂：“敦煌多么伟大，金光万丈！”
米丘看遍了敦煌的四季，决定用一个沉浸式的展览来表达他对敦煌文明的崇拜与热爱，“一定要最全面地展示敦煌”。为此，米丘的团队与敦煌甘肃省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甘肃省博物馆合作，将代表敦煌早、中、晚期壁画的二二〇洞窟，二五八洞窟和榆林二十九窟完整复制并在上海中心拼装，还带来了10件经书、来自6个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包括著名的马踏飞燕）和全息投影的千手观音与涅槃卧佛都带到了上海中心大厦一、二、三层展厅，还会举办52场音乐、舞蹈、讲座活动，立体地展示敦煌文明的全貌。
“可能是我投机取巧，全人类都会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得幸福吧。”此次敦煌展“幸福生存”的主题与米丘多年前的雕塑作品“幸福的三月——飘”都探索了“幸福”的含义。“我们俗人，每天考虑吃饱穿暖，把日子过好。满足了物质生活，人们就追求精神的满足。在宗教方面，幸福、极乐世界，也是每个宗教探讨和追寻的。”敦煌的壁画、雕塑、宗教，无一不在传达着当时的人们对幸福和极乐世界的向往，也呈现了1653年前人类幸福能达到的高度。“那是人类历史上幸福的顶峰”，米丘语气笃定，“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再达到敦煌那样灿烂的艺术和文明的高度”。
米丘把敦煌古老的文明搬进摩登的上海中心大厦，打破时空的界线，强烈的反差感让人产生穿越般的晕眩。“站在现代回头看1600多年前的敦煌，感受它的伟大和灿烂。这会让我们产生一个疑惑，未来，当人类回头看他们的过去，也就是我们的现在，是否会看到辉煌的历史？我想这很难说。”米丘笑着，眼睛看向一片空白的前方。
无论是“7000个气球”传达的社会责任，还是“幸福·生存”系列中美好和梦想的象征，抑或这次敦煌展对灿烂文明的歌颂和怀恋，米丘的作品中总蕴含着一股理想主义者特有的纯真。米丘从不讳言自己的理想主义特质，他说，“我对乌托邦的追寻从未停止”，但也不掩饰对未来的悲观，“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我想到1000年后的世界，也许不是特别愉快”。米丘又看着一个并不确定的方向，好像在整理思路，也似乎试图看清人类社会未来的脉络。
孙冕在十年前描述米丘的一句话，现在看来仍然准确。“他是在精神的苍穹中鸟瞰历史的残缺和现实的无奈，他越发追寻乌托邦的世界，越发觉得没有历史根据的生存是难以忍受的。”这大概可以精准地概括米丘策划这场敦煌大展的心境，也是对他几十年既强调历史和责任，又憧憬美好和未来的艺术人生的精确描写。
米丘对自己、对社会现状都有不满和期待，旅居西方的经历让他常常批判地看待自己和社会，但在中国的现当代艺术中，现实的缺席和对未来可能性的极少思考令米丘有些失望。但他毕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自我的矛盾中，他热情洋溢地等待新一天，既兴奋又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