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创投开拓新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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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制内”是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身上不可抹去的标签,从1999年诞生的那一刻起,关于“体制内”的利弊之争就一直萦绕在它成长的道路上。
  19年的江湖风雨过后,深创投以“国资背景”的身份在国内创投行业中一枝独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5月底,深创投投资企业数量、投资企业上市数量均位居国内创投行业第一位,已投资项目876个,累计投资金额约366亿元,其中139家投资企业分别在全球16个资本市场上市,过去19年来创投业务内部收益率(IRR)高达40.32%。
  孙东升2001年加入深创投并在2013年担任公司总裁。从加入的那一天起,他就认定,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职业选择。彼时,四十出头的孙东升与这家年轻的企业一起探索中国的创投路径,经历过最严峻的资本寒冬,也享受过牛市的盛宴,回頭看看,让孙东升以及深创投人最引以为傲的则是“国资背景的深创投,始终坚持市场化运作,从未停止改革创新”。
  2016年,深圳市国资委通过了深创投新的激励制度,在其原有“8+2”激励制度的基础上调整为“10+4”,孙东升在接受《陆家嘴》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新的激励制度之下,深创投对团队的激励已经可以与市场化的私募机构媲美,这也是深创投19年来得以在市场化的竞争中立足壮大的基础。
  《陆家嘴》:中国私募股权行业的增长势头非常迅猛,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5月底,已登记私募基金管理人达到23700家,管理基金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其中,创业投资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规模就超过了7万亿元,你怎么看创投行业这些年的快速发展?
  孙东升:这些年创投行业规模出现爆发性增长主要还是受到国家双创政策的影响。在双创的政策下,各级政府频频增加对创投行业的支持,创投行业大批的资金其实是来自于政府的引导资金,包括中央的、地方的母基金,都是上百亿上千亿元的规模,给创投行业带来了大量的资金,这同时也带动了大量社会化资金的入场。
  但是,未来行业很难再呈现这种爆发式增长的态势了,资管新规的出台也将影响社会资金的配资。
  首先,大规模的政府基金投下来以后,对于基金而言,政府资金的出资额不会超过30%,那么还有70%~80%的资金需要到社会上进行募资,而我们行业内的普遍感受是,现在社会募资已经进入了冷淡期,社会化募资非常困难。
  第二,在强监管政策的背景之下,银行资金尤其是对银行理财资金的监管,让银行的资金更难以配置到股权投资基金当中去了。
  目前,私募股权行业增长放缓已经是大概率事件,而且行业已经呈现出强者恒强的趋势,未来会出现分化。
  《陆家嘴》:在规模呈现爆发式增长的同时,过去这些年来,创投行业的收益率也颇为优异,未来创投机构是否还能维持较高的收益?
  孙东升:创投机构未来的收益率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肯定会走低。
  以前收益率高主要有几个原因。
  第一,国内第一批创投机构在早年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资产的价格都很便宜,后来又遇上了几轮牛市,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就产生了比较高的收益率。
  但是未来,二级市场的估值会逐渐与国际接轨,估值在下降。与此同时,一级市场却出现了热火朝天的局面,一方面是有大量的资金涌入,加剧了一级市场的竞争。同时,一些新的进入者只有资金的优势,那么在投资时往往会通过提高估值来争取项目,这在一方面提高了一级市场的估值,导致了一二级市场的估值差缩小。
  还有一个因素,当前创投行业的心态也很浮躁,包括独角兽的提法,一旦企业进了独角兽的名单,估值就立马被炒高,而这些企业甚至还没找到盈利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这样高的估值是我们这些成熟的机构很难接受的。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一、二级市场出现估值倒挂的情况很可能是一个大概率事件。
  《陆家嘴》:从深创投自身的业务来看,深创投的创投业务内部收益率(IRR)高达 40.32%,这个业绩远高于同行,请问深创投是如何获得如此高的收益率?未来是否能够维持呢?
  孙东升:跟同行相比,深创投的收益率是偏高的,这与深创投本身的属性有关系。一般的创投机构只是私募管理公司的身份,而深创投本身是一家投资公司,有自有资产,自有资产是可以加杠杆的,在杠杆的放大效应下,收益率也会明显高于同行。
  当然,在承担一定的负债率之后,我们也会将控制公司的系统风险放在第一位,尤其是对流动性风险的管理。
  创投行业未来的收益率会逐渐降低。毕竟中国资本市场的估值在未来也会逐渐跟国际接轨,目前一级、二级市场的趋势都是在往低走。
  对于创投机构而言,要提高收益率,大家只能是往早期走,参与投资早期或者天使项目,但同时投资风险也提高了。
  另外,现在监管部门对创投机构实施的主流政策就是严格监管,可能地方政府为了吸引机构到当地落地会有一些新的优惠政策,但是总体上我们的感觉是监管趋严,在这个背景下,创投机构也会面临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
  《陆家嘴》:作为国资背景的创投机构,深创投在激励机制上的创新一直走在行业前列,能否介绍一下深创投实施这些激励制度的基础以及带来的作用?
  孙东升:资产管理机构是严重依赖人才的,没有人才一切无从谈起。对于深创投而言,由于我们的LP中有很多是政府基金,募资并不算是很大的一个困难。但是能否找到成熟、有经验的团队则是制约公司发展的一大因素。
  因此,一家创投机构是否有很好的激励机制是至关重要的。
  深创投有国资背景,但始终坚持市场化运作,从未停止改革创新。从1999年开始,深创投就明确了“8+2”的激励制度,即将每年净利润的8%作为员工年终奖,将项目净收益的2%用于奖励项目团队。这一激励机制在当时国有背景的创投机构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做法在深创投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加入其中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十几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激励制度跟市场化的私募机构相比还是有些竞争力不足的,因此,到了2016年,深圳市国资委通过了我们新的激励制度,是在原有“8+2”的基础上调整为现在的“10+4”,给小团队的激励直接翻了一番,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我们测算表明,这样的收益基本是与普通私募机构2%管理费+20%业绩提成的机制是基本持平的,具有和市场化私募机构几乎同等的激励约束机制,这也有利于我们维持自身的竞争力。
  《陆家嘴》:深创投在过去投资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包括华大基因、同洲电子、潍柴动力、晨光生物、信维通信、齐心文具等等,能否谈谈深创投的投资策略,在2018年深创投又会重点关注哪些投资领域?
  孙东升:深创投成立至今一直都是深耕国家的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在公司内部,我们也是分了7个行业进行投资的。但投资比较多的领域还是在制造业,近两年则更多关注新经济的投资方向,包括TMT、生物医药,以及一些新兴的服务行业等等。
  2018年,在投资上我们整体还是延续去年的投资策略,会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方面。
  我们认为,在大数据领域,2018年会有更多的投资机会,因为大家找到了它实际的应用场景了,人工智能的发展也是需要大数据支持的。2018年也被称为人工智能的投资元年,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同时带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领域的协同发展,这几个细分行业彼此间相互促进,现在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领域。
  另外,我们也比较关注大健康领域,我们认为这个行业也会出现一些新的投资机会。
  此外,从监管的角度,证监会、香港联交所都在针对这些新经济企业重新规划或者调整上市的策略,对这些企业也带来了一些机会,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陆家嘴》:深创投在创投规模做大之后,未来发展上有什么规划?
  孙东升:对于大的机构而言,集团化、多元化是一个发展方向。
  深创投现在除了创投业务以外,还拿了一个公募基金的牌照,已经运营了4年,管理规模达到170亿元,包括权益类基金、货币基金等都有。
  另外,我们还有地产基金团队、并购团队,未来也会在地产基金和并购业务上发力。
  而对于一些小机构而言,坚持特色、专注,成为“小而美”的机构也是一大方向。未来在投资圈中,一些专注的特色基金也可能會有非常好的收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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