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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本文根据其在“2013’智库筑基‘中国梦’：中国智库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似乎并没有认识一致的统一标准。我们的看法是，所谓特色也许是指与各级政府、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相比存在非常显著的不同，不是政府举办，不受财政供养，没有行政级别，员工选任自己选择，研究选题、研究课题不是命题作文，而是独立自主的选择等等。
民间智库的问题出现晚，发展历史不长。如果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放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大视野下，那些所谓特性新型智库也就是在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应运而生，管理体制、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官方智库显著不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这样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很可能成为未来现代智库，现在它只是现代智库发展的中间阶段。这让我想起樊纲教授多年前提山的一个栅念，他的概念不好听我要做个纠正，新旧体制博弈中顽强生存发展中的现代智库的过渡性形态。
中改院正好是这样一个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在服务改革开放的决策中不断发展的改革政策研究机构，在政府没有下达的研究课题，没有财政拨款的支持，没有稳定的法律地位，没有研究成果上达决策过程的窘境下，怎样才能不断产生具有科学价值，具有凝结共识作用，具有广泛影响的广泛研究成果，可以说我们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探索。
第一，作为改革之库，一定要把服务改革决策、凝聚改革共识、营造改革氛围作为自己的使命、责任和自己的基本追求。要密切跟踪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实施所需要的具体政策，前瞻性地来研究重大改革难点和热点课题，这里面我可以给大家报告几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初，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节之后，国有企业改革成为当时改革的重点，中改院连续提交了将近20份改革建议政策报告，大部分改革建议政策报告都进入了相关决策部门的研究视野，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与此同时，中改院还和原国家体改委的生产司合作，在全国首先举办股份制改革试点研究人才研讨班，为全国培养第一批股份制改革的研究人才。9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曾经进行过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激烈争论，导致不少农民对土地承包责任制忧心忡忡，中改院通过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先后提山关于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60条建议和尽快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的政策建议，其中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建议被十五届三中全会直接采用，也受到全国人大的高度重视，全国人大主要领导三次带队到中改院征求对士地立法的建议。
第二，尽管是民建机构，但都要急国家之所急，急社会之所急，不失时机进行危机应对性改革研究。每当改革发展处在紧要关头，中改院都会不失时机地进行危机应对性改革研究。1994年的通货膨胀到1998年的通缩危机，2004年结构性过热，中改院都向政府提交了人量政策建议报告，很多政策建议报告都被计为用作研讨、制定政策的参考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改院论证了我国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投资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已经终结结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以危机挑战改革，以改革来应对危机的建议。这个报告被很多党政机关作为参考学习资料。英国《经济学家》在两周之后就综述发表了这个报告的主要观点，凤凰卫视也进行了连续几天的解读。
第三，作为改革研究机构必须把握改革的趋势性走向，前瞻性研究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储备性改革改策。十四大后，我们院深入研究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可能是在全国比较早地出版了一套《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从书（10本），这套书曾经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中英文版都有很多国家大图书馆收藏。2003年SARS危机后，中改院相继提出用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会共服务型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汇集13亿人口的公共服务体系一揽子建设，受到决策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长期普遍关注。
2007年，我们受联合围丌开发计划署委托撰写《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深入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阶段性特征，提出公共需求全山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成为我国新阶段社会的突出矛盾，系统回答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转型中大国怎样走向共同富裕的重大课题，被政策文件和学术论文大量采用。
2009年，我们提交的“十二五”改革规划研究报告，较早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改革规划思路，成为“十二五”规划起草的重要参考。2012年我院根据中宣部领导批示，研究撰写国家发展战略研究丛书，一套10本被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有4本专著入选新闻出版总署“2012年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用英文和日文出版，还有3本由香港三联书店用繁体字出版。
最近我院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以“改革跑赢危机”为题的30条改革建议，我们已经提供给本次会议，请各位专家参阅指导。
第四，作为改革之库，必须努力建设改革研究品牌，提升改革研究成果及在服务改革决策当中的影响力。智席的影响力在于研究成果的品牌效应，不在于其规模和级别，经过22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建成了五大品牌，我这里就不讲了，只举几个例子。这几年我们出版中国改革年度报告，每年都被《新华时报》、《光明日报》等重要媒体做人量报道，主流网络媒体也进行连载，并入选参加国际书展，其重英文版在亚洲博鳌论坛年会上赠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把英文版赠送给外围驻华机构和外国大使馆，被很多部委和城市选为中心学习组参考读本或教材。
第五，作为智库要主动适应自身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变化，用改革的办法办改革研究机构，不断巩固、独立、客观研究重大改革问题的体制机制，智库的独立性是智库产生政策和社会影响的重要基础。建院之初中改院也曾是正厅级事业单位，实行财政差额拨款。1992年下半年，中改院提出事业机构、企业化管珲的自我改革方案，主动退出财政事业编制，放弃行政级别，不要财政拨款，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由此走上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之路，实现董事局下面的院长负责制，经费独立，人事独立，实行全员岗位聘任制，创造了独立客观研究改革热点课题的体制基础。
第六，在没有财政拨款的情况下，在体制障碍仍然存存的情况下必须坚持小机构大网络，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构建小机构研究人课题的网络专家基础。
第七，要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提升改革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中改院长期参与实施国家部委执行的多边、双边国际合作，利用国际研究资源，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这不仅广泛借鉴了其他转型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而且逐步扩大了作为智库的国际影响。但是在民间智库发展面临公共政策研究市场发展滞后，政策研究垄断仍然非常严重，政策研究需求信息不对称，参与公共政策决策过程渠道不畅，法律地
位与实际社会职能不匹配，经费来源不稳定等体制制度性障碍生存和发展环境下，中改院也和其他民间智库一样面临着可不断增强自身能力发展的挑战。所以，我热切期盼本次会议能够深入研讨，按照十八大关于智库的要求，为民间智库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体制制度环境。
究竟什么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似乎并没有认识一致的统一标准。我们的看法是，所谓特色也许是指与各级政府、研究室、发展研究中心、社科院相比存在非常显著的不同，不是政府举办，不受财政供养，没有行政级别，员工选任自己选择，研究选题、研究课题不是命题作文，而是独立自主的选择等等。
民间智库的问题出现晚，发展历史不长。如果把这个问题的讨论放在中国30年改革开放的大视野下，那些所谓特性新型智库也就是在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应运而生，管理体制、治理结构、运行机制与官方智库显著不同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这样的公共政策研究机构很可能成为未来现代智库，现在它只是现代智库发展的中间阶段。这让我想起樊纲教授多年前提山的一个栅念，他的概念不好听我要做个纠正，新旧体制博弈中顽强生存发展中的现代智库的过渡性形态。
中改院正好是这样一个在改革开放中应运而生，在服务改革开放的决策中不断发展的改革政策研究机构，在政府没有下达的研究课题，没有财政拨款的支持，没有稳定的法律地位，没有研究成果上达决策过程的窘境下，怎样才能不断产生具有科学价值，具有凝结共识作用，具有广泛影响的广泛研究成果，可以说我们已经进行了20多年的探索。
第一，作为改革之库，一定要把服务改革决策、凝聚改革共识、营造改革氛围作为自己的使命、责任和自己的基本追求。要密切跟踪党和国家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的实施所需要的具体政策，前瞻性地来研究重大改革难点和热点课题，这里面我可以给大家报告几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初，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节之后，国有企业改革成为当时改革的重点，中改院连续提交了将近20份改革建议政策报告，大部分改革建议政策报告都进入了相关决策部门的研究视野，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与此同时，中改院还和原国家体改委的生产司合作，在全国首先举办股份制改革试点研究人才研讨班，为全国培养第一批股份制改革的研究人才。90年代初期，我们国家曾经进行过土地承包责任制的激烈争论，导致不少农民对土地承包责任制忧心忡忡，中改院通过长达一年的田野调查，先后提山关于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60条建议和尽快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的政策建议，其中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的建议被十五届三中全会直接采用，也受到全国人大的高度重视，全国人大主要领导三次带队到中改院征求对士地立法的建议。
第二，尽管是民建机构，但都要急国家之所急，急社会之所急，不失时机进行危机应对性改革研究。每当改革发展处在紧要关头，中改院都会不失时机地进行危机应对性改革研究。1994年的通货膨胀到1998年的通缩危机，2004年结构性过热，中改院都向政府提交了人量政策建议报告，很多政策建议报告都被计为用作研讨、制定政策的参考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改院论证了我国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投资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已经终结结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以危机挑战改革，以改革来应对危机的建议。这个报告被很多党政机关作为参考学习资料。英国《经济学家》在两周之后就综述发表了这个报告的主要观点，凤凰卫视也进行了连续几天的解读。
第三，作为改革研究机构必须把握改革的趋势性走向，前瞻性研究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储备性改革改策。十四大后，我们院深入研究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可能是在全国比较早地出版了一套《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从书（10本），这套书曾经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中英文版都有很多国家大图书馆收藏。2003年SARS危机后，中改院相继提出用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会共服务型政府，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构建汇集13亿人口的公共服务体系一揽子建设，受到决策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长期普遍关注。
2007年，我们受联合围丌开发计划署委托撰写《中国人类发展报告》，深入分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阶段性特征，提出公共需求全山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公共服务不到位，成为我国新阶段社会的突出矛盾，系统回答了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和转型中大国怎样走向共同富裕的重大课题，被政策文件和学术论文大量采用。
2009年，我们提交的“十二五”改革规划研究报告，较早提出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改革规划思路，成为“十二五”规划起草的重要参考。2012年我院根据中宣部领导批示，研究撰写国家发展战略研究丛书，一套10本被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有4本专著入选新闻出版总署“2012年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用英文和日文出版，还有3本由香港三联书店用繁体字出版。
最近我院向有关部门提交了以“改革跑赢危机”为题的30条改革建议，我们已经提供给本次会议，请各位专家参阅指导。
第四，作为改革之库，必须努力建设改革研究品牌，提升改革研究成果及在服务改革决策当中的影响力。智席的影响力在于研究成果的品牌效应，不在于其规模和级别，经过22年的不懈努力，我们已经建成了五大品牌，我这里就不讲了，只举几个例子。这几年我们出版中国改革年度报告，每年都被《新华时报》、《光明日报》等重要媒体做人量报道，主流网络媒体也进行连载，并入选参加国际书展，其重英文版在亚洲博鳌论坛年会上赠阅。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把英文版赠送给外围驻华机构和外国大使馆，被很多部委和城市选为中心学习组参考读本或教材。
第五，作为智库要主动适应自身生存和发展环境的变化，用改革的办法办改革研究机构，不断巩固、独立、客观研究重大改革问题的体制机制，智库的独立性是智库产生政策和社会影响的重要基础。建院之初中改院也曾是正厅级事业单位，实行财政差额拨款。1992年下半年，中改院提出事业机构、企业化管珲的自我改革方案，主动退出财政事业编制，放弃行政级别，不要财政拨款，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由此走上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我积累、自我发展之路，实现董事局下面的院长负责制，经费独立，人事独立，实行全员岗位聘任制，创造了独立客观研究改革热点课题的体制基础。
第六，在没有财政拨款的情况下，在体制障碍仍然存存的情况下必须坚持小机构大网络，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构建小机构研究人课题的网络专家基础。
第七，要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提升改革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中改院长期参与实施国家部委执行的多边、双边国际合作，利用国际研究资源，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这不仅广泛借鉴了其他转型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而且逐步扩大了作为智库的国际影响。但是在民间智库发展面临公共政策研究市场发展滞后，政策研究垄断仍然非常严重，政策研究需求信息不对称，参与公共政策决策过程渠道不畅，法律地
位与实际社会职能不匹配，经费来源不稳定等体制制度性障碍生存和发展环境下，中改院也和其他民间智库一样面临着可不断增强自身能力发展的挑战。所以，我热切期盼本次会议能够深入研讨，按照十八大关于智库的要求，为民间智库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体制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