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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是当代英国文坛上享有盛名的女作家，大器晚成的她凭借小说《离岸》赢得了1979年的布克奖。该小说讲述的是20世纪60年代，一群常年居住在伦敦泰晤士河巴特希河段上这一特殊群体的离奇生活与情感故事。本文旨在全面介绍这一特殊群体，探讨他们各自选择船居生活以及水上家园之梦破灭的原因，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该小说所蕴含的深刻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离岸》 水上家园 破灭
一、引言
英国当代小说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在其晚年方始的创作生涯中，将她的人生阅历、思想观念以及对战后英国社会文化的洞见融入作品，以简洁精微的写实笔调，借助《离岸》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水上人家的独特风景。这里的“水上人家”指的是买一艘船作为住所的家庭——这一做法在七八十年代的英国中产阶层颇为流行。出于对水上生活的热爱，来自不同职业、社会背景的一群人积聚在伦敦中部的河岸旁共同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水上家园。这些人的社会地位不尽相同，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官员，也有的是男妓，还有的是家庭主妇；他们的性格更是各不相同，但共同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结为一体，他们视彼此为同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生活中互帮互助，惺惺相惜，盛行于英国大陆的社会等级制度在他们身上无迹可寻，这些俨然勾勒出一副世外桃源式的水上生活风俗图。但迫于诸多不可抗拒的现实因素的影响，纵有百般不舍，他们最终还是离开了船坞，回归于传统的陆地生活。这些无疑印证了菲茨杰拉德所坚信的：生活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是不折不扣的灾难。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萨特存在主义、女性文体学以及人物分析的角度对《离岸》进行解读，本文以问题为导向，对小说中人物选择船居生活以及他们的水上家园最终被解散的原因进行探讨，以期揭示该小说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二、船居生活之谜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选择水上生活使以尼娜为代表的人群成为游离于主流社会的漂泊者。不但居住在陆地上的其他居民不理解，就连他们最亲近的家人都不能认同他们这种生活方式，但他们依然坚持己见直至不可抗的现实因素的出现。那么，是什么激发了他们对船居生活如此深沉、浓烈的爱呢？
以尼娜为例，只因童年时期与自家小船的一次浪漫邂逅，她便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船坞和河流。在她看来，河流是浪漫的象征，住在船上则是获得这种浪漫的最佳方式。注重精神层次需求的她特别享受河上航行带给人的舒适愉悦之感，且年少时只身驭船的她曾得到父亲与姐姐的称赞。也正因为如此，在干洗店經营失败、丈夫爱德华被迫远赴国外工作的时候，她用仅剩的两千英镑买下了“格蕾丝”号，而此举也成为她与丈夫之间夫妻关系破裂的导火索。但融入船居生活大家庭的她愈发地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在她看来，生活在船上对她个人来讲不仅是一件浪漫的事，还有利于促进自家女儿的成长，况且周围在船上生活的邻居又是那么地心地善良、团结友爱，这些更加笃定了她生活在船上的信念与决心。
至于住在“大无畏”号上的威利斯，他是位海上画家，以画船为生。年轻时的他曾是一位海岸警卫队的副手，或许由此他与河流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与许多海上画家一样，他与大海未曾有过真正的面对面的交流，但他对大海有种不可名状的爱恋与不舍。闲暇之余，他总是喜欢站在甲板上静静地观看来来往往的船只，看着它们肩负各自的使命在河流上从容不迫地航行，每艘船的等级，每套桅帆装置，每批运载货物，这些无一能逃脱他敏锐的眼睛，就连夜间他也必须听到船的鸣笛声才能安然入睡。但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就已经能够从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因此，当他下定决定卖掉自己的爱船“大无畏”号时，闪现在他脑海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他再也无法看到这片水域，再也无法看到这些来来往往的船只了。在他看来，唯有抓住时机尽可能多地用手中的画笔将它们记录下来，方能减少心中的些许遗憾。这些无不折射出威利斯内心深处对河流、对船只深深的眷恋。
而被称为首领船长的理查德，他的船坞生活之选令人有些费解。正如小说所述：“面对生活，理查德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人生的某一段路一旦走完，他总能当成过往的回忆，并且对所有的事情，他都善于作出合理的解释。然而，唯独对“吉姆王”号，他有一种超越语言的依恋和不舍之情”（周昊俊，2009：5）。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但他对船居生活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不然以他的财力本可以在陆地上买一幢大房子，过上妻子劳拉想要的那种舒适悠闲的乡村生活。然而，他却坚持己见购置了巴特希河段上最大的船即“吉姆王”号，且为了提高船坞上的生活质量，也更是为了说服妻子，他竭力按照陆地上房屋装潢的标准为之配备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使之成为人人艳羡的住所，在尼娜看来，“吉姆王”号上的生活条件丝毫不比陆地上的高级住宅差。
尽管他们选择船居生活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他们是由衷地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开会点名或与自己的亲友提及时，他们都会故意或无意地以船的名字来代替自己的名字，每每提起自家船，就好像聊到自家孩子那样，自豪与幸福的神情常常挂在脸上。
三、水上家园梦想的破灭——源自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借助《离岸》作者向读者展现了一群生活在船上的特殊群体。虽然他们在年龄、职业、爱好、性取向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共同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成为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大家庭中，他们能够毫不犹豫的为彼此提供帮助，这也成为他们这一社群未言明的、却是实际上的首要行为准则。如当尼娜急需进城办事，想问伍迪夫妇能否让两个女儿暂住一晚时，他们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尽管此时从医院回来的威利斯已经在那里住下，他们也丝毫不介意因此造成的不便。又如当大伙儿为了帮威利斯卖船而聚会讨论时，主持会议的理查德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而在威利斯的“大无畏”号意外沉没后，所有的邻居更是尽其所能地帮助身无分文、无家可归的他，如理查德召开会议带头为威利斯筹集资金打捞船只，尼娜则收下了他所有可以打捞上来的衣物，并负责将其晒干再做些缝补，而伍迪则自愿请求把威利斯接到自家船上来住，并执意拒收分文。也正是他们之间的团结友爱、惺惺相惜才缔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水上家园，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们比真正意义上的家人还要亲近，人性的光芒在他们身上大放光彩。 然而，在这种不无浪漫之意的融洽的背后，却依然潜藏着巨大的生活挑战，甚至是不可抗的现实因素的恶意侵扰。首先，他们要面对水上变化多端的天气和极为潮湿的生存环境，这和陆地上的生活大不相同，而且他们居住的船也不像陆地上的房子那样经得起大风大浪的洗礼，时常需要警惕漏洞的侵扰；其次更為严峻的是，他们还要面对陆地上的人对他们的指指点点，冷嘲热讽甚至诋毁，并时常因此感到痛苦和悲哀。如尼娜的姐姐对妹妹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不理解，在她看来，“尼娜只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漂泊者”（周昊俊，2009：110）。而丈夫爱德华的做法更为偏激，他宁愿蜗居在陆地上一间狭小的房间里，也不愿与家人团聚，一起生活在船上。陆地上的人更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就连邮差和送奶工都因不便而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可以说，这些都是他们为选择生活在船上而付出的代价。再次，他们各自又面临着一些困境，而这些现实因素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违背自己初衷的决定。如首领船长理查德因自己的一再坚持失去了妻子的陪伴，在经历袭击事件后，不得不服从妻子的安排离开了他们的“吉姆王”号，搬到了乡村，过着他妻子想要的乡村生活；而尼娜在意识到丈夫不会跟她们母女一起在船上生活，以及两个女儿的教育成长等现实问题，卖掉了她心爱的“格蕾丝”号，跟随姐姐露易丝搬了去了加拿大；伍迪为了能与妻子一起生活，也搬到了他们在帕里的家；威利斯因为自己的船意外沉没了，身无分无、居无定所的他只能暂时跟随伍迪一家搬去了帕里；而莫里斯因目睹昔日好友的相继离去，心生凄凉，毅然决然地与自家的船在狂风暴雨中沉入大海。
曾经的水上乐园随着船主们的各自离去自行解散了，这一群体的水上生活之梦也随之破灭了，作者借此向读者证明了严酷的社会现实令他们别无选择，幸福快乐的水上乐园式的生活终究抵不住命运的摧残，在理想与现实永无止境的冲突中，他们的梦碎了，心也跟着碎了，最终回归于传统的陆地生活也实属无奈之举。
四、小说《离岸》所蕴含的现实意义
离岸是指离开传统的陆地生活转向水上的船居生活，而活跃于作者笔下、牵动着读者情思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命运之神的安排下聚集在伦敦中部的河岸边，共同组建了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然而，他们真的能如愿“离开”传统生活之“岸”吗？ 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离岸生活真的能够长长久久吗？ 对此，作者并没给予正面回答，但小说结尾处那些船居者的逐渐离去从侧面向读者揭晓了答案，即在理想与现实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脆弱的前者终究还是抵御不了后者的冲击。的确，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场灾难，没有人可以对未来的事情做出正确的预测，而且对于理想的一味坚持未必就能得到期待的结果。但这一群体在作者创作中的表现是那么地勇敢，那么地善良，他们敢于追寻梦想，聆听自己的心声，做最真实的自我。相较于当时由物质主义与工具理性主导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他们更加认同情感和精神层面在人际交往和生活方式上的决定意义。小说中的尼娜就是这样一个注重精神层次需求的代表，在爱情浪漫因子的熏染下，她不假思索地嫁给了爱德华，而姐姐露易斯对此表示很不赞成。又因儿时对船只的特有情结，她用仅有的2000英镑购置了“格蕾丝”号。这些看似不理性的行为背后却隐藏着她那颗纯真的心，相比于二战后注重物质与消费的社会主流，尼娜此举反而更能彰显其反叛精神。而她与丈夫夫妻关系的破裂、与姐姐的隔膜与矛盾，究其根本原因便在于彼此对以物质、消费为尺度的身份界定和生活方式所持的不同态度。又如使命感极强的船长理查德，酷爱船居生活的他不仅将自家船上的事务处理得仅仅有条，妥妥当当，就连周边的船友们也得到他尽心尽力的照顾，而他本人也非常享受这种运筹帷幄、助人为乐的感觉，妻子的抱怨、哀求甚至是离去都未能改变他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坚守。
只因居住在城市之滨，以理查德为代表的船居者成为陆地人眼中的异类、漂泊者，在理查德的旧相识、房地产代理人小平克看来，船居生活不过是一种“不值一提的生活方式”，“你住的地方什么都不是，既不属于陆地，也不属于河流，不是吗？”（周昊俊，2009：71）这是对船居者选择的不尊重，是对他们生活方式的侮辱，同时也代表了生活在陆地上的人对他们这种生活方式的普遍看法。即使面对这些言语上的攻击，船居者们还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坚持着、抗争着直至不可抗的现实因素的出现。如理查德明知妻子劳拉对船居生活心生厌倦，却还是尽最大的努力打理船上的事务，容忍妻子的抱怨，并力图扭转妻子对船居生活的看法。但后来妻子的离去与袭击事件的相继发生迫使他终结了船居生活，左邻右舍也迫于这样或那样的压力离开了他们共同的水上家园。虽然这一群体最终以离散收尾，但在二战后社会大众崇尚物质与消费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崇尚浪漫、敢于追求、勇于践行的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也正是作者创作《离岸》的意义所在。此外，该小说虽题为离岸，最终船居者却未能成功离岸，作者这样的巧心设计不无讽刺之意。小说中船居者所经历的重重磨难，处处透露着作者对这一特殊群体生存境况的担忧，同时也寄予了她对他们悲惨遭遇的悲悯之情。
五、结语
作者借助《离岸》所刻画的这一群居住在城市之滨的船居者，他们被视为游离于主流社会的漂泊者、异类，不为陆地上的人所理解。但共同的生活方式拉近了彼此，他们亲如家人，共同建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水上家园。在二战后物质主义横行的时代，他们崇尚浪漫、敢于追求精神层次的需求是那么地难能可贵。虽然在理想与现实的冲击中，水上生活之梦随着船主们的相继离去化作泡影，但他们的故事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宣扬。此外，《离岸》中人物的命运向读者展示了蕴藏于生活中的毁灭性力量，生活本身就是一场磨难，作者也借此表达了对这一特殊群体生存状态的担忧以及对他们凄惨命运的同情。
参考文献
[1] Fitzgerald，Penelope.Offshore[M].London：Collins，1979.
[2]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著.周昊俊，译.离岸[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3] 宋艳交.论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D].南京师范大学，2014.
[4] 许琪.《离岸》女性主义文体学研究[D].郑州大学，2015.
[5] 朱晔祺.论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小说中边缘弱势人物的价值诉求[D].南京大学，2014.
[6] 张海霞.日落山水静——记英国老妪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J].外国文文学动态，2006（4）：11-13.
关键词：佩内洛普·菲兹杰拉德 《离岸》 水上家园 破灭
一、引言
英国当代小说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在其晚年方始的创作生涯中，将她的人生阅历、思想观念以及对战后英国社会文化的洞见融入作品，以简洁精微的写实笔调，借助《离岸》向读者展示了一幅水上人家的独特风景。这里的“水上人家”指的是买一艘船作为住所的家庭——这一做法在七八十年代的英国中产阶层颇为流行。出于对水上生活的热爱，来自不同职业、社会背景的一群人积聚在伦敦中部的河岸旁共同构建了一个乌托邦式的水上家园。这些人的社会地位不尽相同，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官员，也有的是男妓，还有的是家庭主妇；他们的性格更是各不相同，但共同的生活方式把他们结为一体，他们视彼此为同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生活中互帮互助，惺惺相惜，盛行于英国大陆的社会等级制度在他们身上无迹可寻，这些俨然勾勒出一副世外桃源式的水上生活风俗图。但迫于诸多不可抗拒的现实因素的影响，纵有百般不舍，他们最终还是离开了船坞，回归于传统的陆地生活。这些无疑印证了菲茨杰拉德所坚信的：生活是一种毁灭性的力量，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是不折不扣的灾难。目前国内学者主要从萨特存在主义、女性文体学以及人物分析的角度对《离岸》进行解读，本文以问题为导向，对小说中人物选择船居生活以及他们的水上家园最终被解散的原因进行探讨，以期揭示该小说所蕴含的深刻意义。
二、船居生活之谜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选择水上生活使以尼娜为代表的人群成为游离于主流社会的漂泊者。不但居住在陆地上的其他居民不理解，就连他们最亲近的家人都不能认同他们这种生活方式，但他们依然坚持己见直至不可抗的现实因素的出现。那么，是什么激发了他们对船居生活如此深沉、浓烈的爱呢？
以尼娜为例，只因童年时期与自家小船的一次浪漫邂逅，她便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船坞和河流。在她看来，河流是浪漫的象征，住在船上则是获得这种浪漫的最佳方式。注重精神层次需求的她特别享受河上航行带给人的舒适愉悦之感，且年少时只身驭船的她曾得到父亲与姐姐的称赞。也正因为如此，在干洗店經营失败、丈夫爱德华被迫远赴国外工作的时候，她用仅剩的两千英镑买下了“格蕾丝”号，而此举也成为她与丈夫之间夫妻关系破裂的导火索。但融入船居生活大家庭的她愈发地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在她看来，生活在船上对她个人来讲不仅是一件浪漫的事，还有利于促进自家女儿的成长，况且周围在船上生活的邻居又是那么地心地善良、团结友爱，这些更加笃定了她生活在船上的信念与决心。
至于住在“大无畏”号上的威利斯，他是位海上画家，以画船为生。年轻时的他曾是一位海岸警卫队的副手，或许由此他与河流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与许多海上画家一样，他与大海未曾有过真正的面对面的交流，但他对大海有种不可名状的爱恋与不舍。闲暇之余，他总是喜欢站在甲板上静静地观看来来往往的船只，看着它们肩负各自的使命在河流上从容不迫地航行，每艘船的等级，每套桅帆装置，每批运载货物，这些无一能逃脱他敏锐的眼睛，就连夜间他也必须听到船的鸣笛声才能安然入睡。但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他就已经能够从中感受到生命的意义，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因此，当他下定决定卖掉自己的爱船“大无畏”号时，闪现在他脑海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他再也无法看到这片水域，再也无法看到这些来来往往的船只了。在他看来，唯有抓住时机尽可能多地用手中的画笔将它们记录下来，方能减少心中的些许遗憾。这些无不折射出威利斯内心深处对河流、对船只深深的眷恋。
而被称为首领船长的理查德，他的船坞生活之选令人有些费解。正如小说所述：“面对生活，理查德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人生的某一段路一旦走完，他总能当成过往的回忆，并且对所有的事情，他都善于作出合理的解释。然而，唯独对“吉姆王”号，他有一种超越语言的依恋和不舍之情”（周昊俊，2009：5）。这或许就是人们常说的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吧！但他对船居生活是发自内心的喜爱，不然以他的财力本可以在陆地上买一幢大房子，过上妻子劳拉想要的那种舒适悠闲的乡村生活。然而，他却坚持己见购置了巴特希河段上最大的船即“吉姆王”号，且为了提高船坞上的生活质量，也更是为了说服妻子，他竭力按照陆地上房屋装潢的标准为之配备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使之成为人人艳羡的住所，在尼娜看来，“吉姆王”号上的生活条件丝毫不比陆地上的高级住宅差。
尽管他们选择船居生活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他们是由衷地喜欢这种生活方式，开会点名或与自己的亲友提及时，他们都会故意或无意地以船的名字来代替自己的名字，每每提起自家船，就好像聊到自家孩子那样，自豪与幸福的神情常常挂在脸上。
三、水上家园梦想的破灭——源自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借助《离岸》作者向读者展现了一群生活在船上的特殊群体。虽然他们在年龄、职业、爱好、性取向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但共同的生活方式使他们成为命运共同体。在这个大家庭中，他们能够毫不犹豫的为彼此提供帮助，这也成为他们这一社群未言明的、却是实际上的首要行为准则。如当尼娜急需进城办事，想问伍迪夫妇能否让两个女儿暂住一晚时，他们很爽快地就答应了。尽管此时从医院回来的威利斯已经在那里住下，他们也丝毫不介意因此造成的不便。又如当大伙儿为了帮威利斯卖船而聚会讨论时，主持会议的理查德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而在威利斯的“大无畏”号意外沉没后，所有的邻居更是尽其所能地帮助身无分文、无家可归的他，如理查德召开会议带头为威利斯筹集资金打捞船只，尼娜则收下了他所有可以打捞上来的衣物，并负责将其晒干再做些缝补，而伍迪则自愿请求把威利斯接到自家船上来住，并执意拒收分文。也正是他们之间的团结友爱、惺惺相惜才缔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水上家园，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他们比真正意义上的家人还要亲近，人性的光芒在他们身上大放光彩。 然而，在这种不无浪漫之意的融洽的背后，却依然潜藏着巨大的生活挑战，甚至是不可抗的现实因素的恶意侵扰。首先，他们要面对水上变化多端的天气和极为潮湿的生存环境，这和陆地上的生活大不相同，而且他们居住的船也不像陆地上的房子那样经得起大风大浪的洗礼，时常需要警惕漏洞的侵扰；其次更為严峻的是，他们还要面对陆地上的人对他们的指指点点，冷嘲热讽甚至诋毁，并时常因此感到痛苦和悲哀。如尼娜的姐姐对妹妹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不理解，在她看来，“尼娜只是一个居无定所的漂泊者”（周昊俊，2009：110）。而丈夫爱德华的做法更为偏激，他宁愿蜗居在陆地上一间狭小的房间里，也不愿与家人团聚，一起生活在船上。陆地上的人更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他们，就连邮差和送奶工都因不便而拒绝为他们提供服务，可以说，这些都是他们为选择生活在船上而付出的代价。再次，他们各自又面临着一些困境，而这些现实因素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违背自己初衷的决定。如首领船长理查德因自己的一再坚持失去了妻子的陪伴，在经历袭击事件后，不得不服从妻子的安排离开了他们的“吉姆王”号，搬到了乡村，过着他妻子想要的乡村生活；而尼娜在意识到丈夫不会跟她们母女一起在船上生活，以及两个女儿的教育成长等现实问题，卖掉了她心爱的“格蕾丝”号，跟随姐姐露易丝搬了去了加拿大；伍迪为了能与妻子一起生活，也搬到了他们在帕里的家；威利斯因为自己的船意外沉没了，身无分无、居无定所的他只能暂时跟随伍迪一家搬去了帕里；而莫里斯因目睹昔日好友的相继离去，心生凄凉，毅然决然地与自家的船在狂风暴雨中沉入大海。
曾经的水上乐园随着船主们的各自离去自行解散了，这一群体的水上生活之梦也随之破灭了，作者借此向读者证明了严酷的社会现实令他们别无选择，幸福快乐的水上乐园式的生活终究抵不住命运的摧残，在理想与现实永无止境的冲突中，他们的梦碎了，心也跟着碎了，最终回归于传统的陆地生活也实属无奈之举。
四、小说《离岸》所蕴含的现实意义
离岸是指离开传统的陆地生活转向水上的船居生活，而活跃于作者笔下、牵动着读者情思的就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在命运之神的安排下聚集在伦敦中部的河岸边，共同组建了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然而，他们真的能如愿“离开”传统生活之“岸”吗？ 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离岸生活真的能够长长久久吗？ 对此，作者并没给予正面回答，但小说结尾处那些船居者的逐渐离去从侧面向读者揭晓了答案，即在理想与现实这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脆弱的前者终究还是抵御不了后者的冲击。的确，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本身就是一场灾难，没有人可以对未来的事情做出正确的预测，而且对于理想的一味坚持未必就能得到期待的结果。但这一群体在作者创作中的表现是那么地勇敢，那么地善良，他们敢于追寻梦想，聆听自己的心声，做最真实的自我。相较于当时由物质主义与工具理性主导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他们更加认同情感和精神层面在人际交往和生活方式上的决定意义。小说中的尼娜就是这样一个注重精神层次需求的代表，在爱情浪漫因子的熏染下，她不假思索地嫁给了爱德华，而姐姐露易斯对此表示很不赞成。又因儿时对船只的特有情结，她用仅有的2000英镑购置了“格蕾丝”号。这些看似不理性的行为背后却隐藏着她那颗纯真的心，相比于二战后注重物质与消费的社会主流，尼娜此举反而更能彰显其反叛精神。而她与丈夫夫妻关系的破裂、与姐姐的隔膜与矛盾，究其根本原因便在于彼此对以物质、消费为尺度的身份界定和生活方式所持的不同态度。又如使命感极强的船长理查德，酷爱船居生活的他不仅将自家船上的事务处理得仅仅有条，妥妥当当，就连周边的船友们也得到他尽心尽力的照顾，而他本人也非常享受这种运筹帷幄、助人为乐的感觉，妻子的抱怨、哀求甚至是离去都未能改变他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坚守。
只因居住在城市之滨，以理查德为代表的船居者成为陆地人眼中的异类、漂泊者，在理查德的旧相识、房地产代理人小平克看来，船居生活不过是一种“不值一提的生活方式”，“你住的地方什么都不是，既不属于陆地，也不属于河流，不是吗？”（周昊俊，2009：71）这是对船居者选择的不尊重，是对他们生活方式的侮辱，同时也代表了生活在陆地上的人对他们这种生活方式的普遍看法。即使面对这些言语上的攻击，船居者们还是在尽最大的努力坚持着、抗争着直至不可抗的现实因素的出现。如理查德明知妻子劳拉对船居生活心生厌倦，却还是尽最大的努力打理船上的事务，容忍妻子的抱怨，并力图扭转妻子对船居生活的看法。但后来妻子的离去与袭击事件的相继发生迫使他终结了船居生活，左邻右舍也迫于这样或那样的压力离开了他们共同的水上家园。虽然这一群体最终以离散收尾，但在二战后社会大众崇尚物质与消费的时代背景下，他们崇尚浪漫、敢于追求、勇于践行的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也正是作者创作《离岸》的意义所在。此外，该小说虽题为离岸，最终船居者却未能成功离岸，作者这样的巧心设计不无讽刺之意。小说中船居者所经历的重重磨难，处处透露着作者对这一特殊群体生存境况的担忧，同时也寄予了她对他们悲惨遭遇的悲悯之情。
五、结语
作者借助《离岸》所刻画的这一群居住在城市之滨的船居者，他们被视为游离于主流社会的漂泊者、异类，不为陆地上的人所理解。但共同的生活方式拉近了彼此，他们亲如家人，共同建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水上家园。在二战后物质主义横行的时代，他们崇尚浪漫、敢于追求精神层次的需求是那么地难能可贵。虽然在理想与现实的冲击中，水上生活之梦随着船主们的相继离去化作泡影，但他们的故事在作者的笔下得到了宣扬。此外，《离岸》中人物的命运向读者展示了蕴藏于生活中的毁灭性力量，生活本身就是一场磨难，作者也借此表达了对这一特殊群体生存状态的担忧以及对他们凄惨命运的同情。
参考文献
[1] Fitzgerald，Penelope.Offshore[M].London：Collins，1979.
[2] 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著.周昊俊，译.离岸[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3] 宋艳交.论菲茨杰拉德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D].南京师范大学，2014.
[4] 许琪.《离岸》女性主义文体学研究[D].郑州大学，2015.
[5] 朱晔祺.论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小说中边缘弱势人物的价值诉求[D].南京大学，2014.
[6] 张海霞.日落山水静——记英国老妪作家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J].外国文文学动态，2006（4）：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