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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882年至1884年，英国派驻重庆领事官谢立山①受英国政府要求前往中国西南地区评估西南地区以及川江航道的商业前景。为此谢立山秘密地开展了大规模商业调研和情报搜集，这些资料为英国迫使重庆开埠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旅行结束后，谢立山将旅途中的所见所闻撰写成《华西三年：四川、贵州、云南旅行记》（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ǔ-ch′uan， Kueichow， and Yün-nan）一书。1890年首次出版后，引起了西方国家的一时轰动，重庆乃至西南逐渐被西方人所熟知。时隔一个多世纪，中文译作《华西三年：四川、贵州、云南旅行记》将于2017年与中国读者见面，为读者了解近代英国外交官和探险家视角下重庆及西南地区社会发展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华西三年：四川、贵州、云南旅行记》 谢立山 重庆开埠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社科重大项目《抗战大后方海外档案史料搜集暨青年人才培养计划》（2013-ZDZX04）的阶段性成果；2014年四川外国语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外事模拟平台语言与专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2014年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外语类院校语言与专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以外交学专业为例，项目编号：yjg143095
一、“一生敬业”的英国外交官和探险家
亚历山大·霍西（Alexander Hosie），中文名“谢立山”，近代英国著名外交官和探险家。1853年1月16日生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的因弗鲁里，1925年3月10日逝世于英国怀特岛上，享年72岁。谢立山毕业于英国著名的阿伯丁大学，拥有文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外交职业生涯丰富多彩，“一生敬业”，他的墓志铭上如是写道。
1876年，谢立山以翻译的身份来到中国，6年后被任命为英国派驻重庆领事，负责秘密调研西南地区的商机以及川江航运情况，尽管当时英国还未在重庆开设领事馆。1882年到1884年三年间，他三次深入西南地区进行调研，《华西三年：四川、贵州、云南旅行記》正是他旅行的真实写照。1897年，他被封为谢立山爵士（SirAlexander），随后在温州、九江等地担任领事，至此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1909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万国禁烟会，这一时期是他外交生涯中的一个巅峰。1912年暂别了驻华领事界，谢立山回到了英国，于1919年重返中国，担任驻华公使馆专事随员。
二、“马嘉理”事件和《中英烟台条约》的推波助澜
谢立山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时代。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西方列强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侵略。而英国是在西方列强中最早开始侵华的国家，“纵观近代以来英国侵华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英国总是利用中英之间的某些冲突，乘机掠夺通商特权”②。英国通过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以及《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获取了在华通商的特权，开设的通商口岸也从沿海各省深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但对英国而言，这样的“胜利成果”还远远不够，他们不断寻找新的机会来获得更多的特权。
1875年，“马嘉理事件”（又称“滇案”）为英国对华侵略创造了新的机会。英国公使馆一位年轻的翻译官马嘉理③被派往中缅边境与柏郎④上校带领的探路队接头，当地少数民族在云南省腾越蛮允附近合力击毙了探路队一行人，马嘉理当场被击毙。英国借此事件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清政府作出赔偿，还派出了熟知中国国情的英国公使威妥玛⑤解决“马嘉理事件”，清政府则任命李鸿章前往山东烟台与威妥玛进行谈判。
“1876年，英国借口马嘉理事件，与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迫使宜昌等地开埠，规定英国可以‘派员驻寓重庆，查看川省英商事宜’。”⑥烟台条约写道，“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六处为停泊码头，即允许轮船停泊，上下客商货物”⑦。这些城市正是英国觊觎多年的目标，《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无疑为英国深入长江中上游腹地以及窥探西南地区提供了条件，至此英国便加紧了对西南地区的侵略。
一时间，获取西南地区商业信息，打开西南商业通道已成为殖民国家的共识，谢立山正是在这样的热潮和时代背景之下，由英国政府选派，以一名英国派驻领事的身份前往西南地区调研，为英国入侵西南、争夺川江航道通商权搜集到了大量情报。
三、外交官和探险家视角下的重庆认知
谢立山从长江下游乘船来到重庆就职，他的三次旅行均以重庆为旅行出发点，停留在重庆的时间也是最长的。1882年1月24日，谢立山越过长江三峡来到了重庆，或许这时的他还不知道，在1902年这座城市将会成为他外交生涯中首次担任总领事的城市。
（一）对重庆城市地理位置的认知
谢立山对重庆的印象始于他对重庆城地理位置的认知，他认为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城市，“重庆城，位于北纬29°33′50″，东经107°2′，屹立在环江半岛的顶端，半岛的形成是因为长江北岸的砂岩岩石不断遭到侵蚀。重庆城深居佛图关城墙内，离浑浊的长江和清澈的嘉陵江两江的实际交汇点有4英里远。”⑧。从描写中可以看出他对重庆城的地理位置了如指掌。
对于一个深居内陆、以山地丘陵地貌为主的城市，陆路交通并不方便。早在秦汉时期，古人修建城邑时便考虑到了这一点，充分发挥地理条件，将重庆建立在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的半岛上，三面临水，构成了天然屏障。“从古代的江洲到明清时期重庆城区，重庆的城市建设始终受制于地形地势，看起来有点杂乱无章，这是因为重庆水环山抱，城区不可能按照规矩建制；同时在城市的布局上也以自然山脊线为中轴，以高峻的岩坎和湍急的江水为屏障使城区与山水相融。”⑨
除此之外，谢立山还特别留意佛图关的设计。他来到离城四英里外的佛图关，这个重庆城西南角上唯一的陆路通道。他写道：“建筑上佛图关没有特别值得夸赞的设计；但在城门外，路边拱立着大量完好的纪念石，石碑按一定距离环绕在纪念石边缘，以此歌功颂德、旌表节孝贞烈。”⑩在佛图关城墙内，他还看到了一座为供奉蚕神嫘祖而修建的蚕神祠和大量的桑树。重庆本来是没有桑树的，但在清朝同治年间，一位官员的到任改变了这一切，老百姓开始种桑养蚕。《巴县志.官师列传》曾记载：“姚觐元，字彦侍，浙江归安人，道光癸卯举人，户部郎中，同治九（1870）年任川东兵备道，时蜀乱初定，觐元振兴文教，不遗余力。又树桑佛图关，劝民蚕，起蚕神祠。”而这座蚕神祠正是这位姚姓官员所建。 （二）对重庆水文及航运的认知
三次旅行中，谢立山乘木船游过西南地区大大小小的河流，他对重庆水文及航运的认知可以说是贯穿全文。其中綦江、乌江、嘉陵江、涪江都是在分布在重庆境内的长江支流，这些支流以及长江的存在奠定了重庆在川江航运中的地位，清末时期，重庆已经成为了川江航道上的水运交通的枢纽中心。谢立山先是来到了长江上游南岸支流的綦江，了解了綦江的盐运，通过綦江这条内陆河，四川的盐可销往湖北、湖南、贵州等省份，川盐的外销的高峰时期是在清朝同治年间，因此綦江重要性不言而喻。“运销省外的计有销贵州73县，称黔边边县，经乌江、綦江、赤水河、永宁河等运入。”他在书中写道：“綦江依山而建，布局有几分不规则，它矗立在长江支流綦江的左岸，因名綦江。作为贸易站，綦江对贵州东北部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同时兼顾着水路交通的作用，是四川省向其他省份运盐的重要关卡。”？輥？輰？訛19-20
之后，谢立山来到了具有“天险”之称的乌江，乌江发源于贵州，流经贵州北部以及重庆东南部，在重庆市涪陵汇入长江，涪陵市正好建在两江交汇处。湍急的江水让谢立山很是提防，他小心翼翼地来到靠近乌江下游河口的龚滩河处，继续探索着这条河流的秘密，“这段水流相当湍急，一直要到四川流域才能通航。但短短几百里的流程，贸易却十分发达。这条贸易带上，有从四川向贵州东北部供盐的，也有从贵州向四川运输五倍子和其他稀有药材的。自从长江通航以来，龚滩河曾一度踊跃为广州和华西之间的贸易中心”？輥？輰？訛31，谢立山又一次肯定了长江的航运和商业价值。
当谢立山开始为第三次旅行搜集资料时，他穿越了长江北部支流嘉陵江，而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则形成了渝中半岛，城市因水而生。这一刻，他对嘉陵江的好奇心被深深地激发，想要亲眼目睹这条神奇的河流。他来到了嘉陵江流域的中心合川市，这座城市的兴起也是因为嘉陵江和涪江的相融，河流不仅孕育了合川这座城市，同时带来了无限的商机，“来自四川东北部丰富多样的产品——盐、丝绸、红花、木材、菜油、烟草、棉布、蔬菜、烈酒和各种药品在此中转”？輥？輰？訛164。
无论是綦江、乌江、嘉陵江还是涪江，谢立山都清楚地认识到水文对于城市的兴建以及航运的重要性，他认为必须充分利用重庆的航运优势，将英国的商品通过川江航道销往中国，进一步扩大英国在华利益。
（三）对重庆商业贸易地位的认知
抵达重庆之前，谢立山已经了解到重庆在四川省的重要商业地位，当他经过三年的旅行后，更加坚定地认为重庆是西南地区的商业大都市，有着不可估量的商业潜力。从他对细节的描写就显示出来这一点，当他打算选择轿子出行时，他发现重庆的轿行随处可见，很容易便能找到伴他旅行的轿夫，并且各大轿行都有严格的租赁规则，而交通工具的发达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清朝咸丰年间，商业的发展催生了重庆的轿行业，上至达官显贵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乘坐轿子的需求，轿行或者轿帮应运而生。
当然，谢立山之所以认为重庆是西南地区的商业大都市原因在于重庆巨大的出口市场。以1885年为例，重庆一年的出口贸易额达到了460万英镑，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已经开埠的宜昌， “随着东西贸易的发展，长江上游各大区域城市、地区城市在集结了该地区的商品之后，都会顺长江东下，在重庆汇集，然后由此向长江中下游出口。而西行的商品则溯江而上，到达重庆，然后顺着这个运输网络分散到西南各个地”？輥？輱？訛。凡是经重庆到的四川的商品，都必须持有明确的过境税证明，如果货物没有这样的证明但是又要进入集散中心，就必须向重庆交税。他还特别指出重庆到湖北之间的商业中心的价值和所带来巨大的贸易额，包括涪陵、万州、丰都等地。这些商业中心能将四川省丰富的物资如鸦片、丝绸、盐、糖和药品出口到欧洲。
此时的谢立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把他对重庆商业前景的认知汇报给英国政府，他在报告中指出必须尽快开放重庆，而重庆能否开放主要取决于长江上游的通航能力，只要轮船能克服航行障碍，英国的轮船便可驶入重庆开始进行贸易。他还特别强调中国西部丰富多产的物资和广大的消费市场，打通西南市场将增加英國核心竞争力， “我们的产品可以在重庆交纳关税……没有了增加到消费者身上的其他的税或关税，厘金或是入市税……在这样的改进下，四川很快会在英国商品的消费者市场中占据很高的地位”？輥？輲？訛。谢立山再次申明，在四川省的众多城市中，重庆的地理位置和商业前景显然最具有优势的，所以开放重庆为通商口岸对于英国贸易的好处自然不言而喻。
四、间接影响重庆的开埠进程
《华西三年：四川、贵州、云南旅行记》可以说间接为重庆开埠提供了情报。重庆，这个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交汇处的沿江城市，对英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上游沟通四川盆地，下游与湘、鄂、赣、皖、苏、浙相联系；明清时期，成为长江上游商贾云集、百物萃聚的商业中心。”？輥？輳？訛为了达到侵略目的，1869年，英国政府曾指派驻汉口领事带领一行人前去调查川江航道，在前人对于在川江航道上的报告基础上以及对宜昌的地理位置分析，这群官员商业报告中写道：“在宜昌设馆并非必需，表示反对，另一方面我们倾向于开放四川重庆，位置十分有利，它不仅能增加曼切斯特的消费品和约克郡的纺织品生意，而且还可以增加使粗茶能供给出口需要的办法。”？輥？輴？訛
报告进一步增强了英国入侵川江开放重庆的野心。“马嘉理事件”后，英国在与清政府在烟台谈判时，威妥玛首次提出将重庆开放为通商口岸，遭到了李鸿章的拒绝，重庆开埠问题暂且搁置。虽然1876年签订的《烟台条约》没有直接开放重庆，但条约规定“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达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此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輥？輵？訛。某种程度上说，清政府已经“间接”开放了重庆，英国获得了“驻寓”的权力，“‘驻寓官’们由此遍访川省，调查生产，采风问俗，为开埠设领积极准备。大约在1882年，英国就干脆直接向重庆派驻领事了”？輥？輶？訛。 此后，领事官员们进入西南地区，为重庆开埠积极搜集资料。谢立山经过三年的调查，将其成果撰写成《华西三年：四川、贵州、云南旅行记》，书中他在给英国议会的报告中写道：“四川的本地商人将会急切地想要重庆成为新的通商口岸，正如我所指出的，减少税收，将使数百万目前视外国货品为奢侈品的人成为其中的消费者。我相信，距离大英帝国国旗飘扬在整个中国西部的英国商品贸易中心的那一天不远了。”？輥？輷？訛可以看出，谢立山极力向英国政府强调重庆开埠的重要性。一旦重庆开放，英国的商品便直接流入西南地区，商品的关税也将大大减少，洋货不再是奢侈品，进而扩大了英国商品在西南的消费市场和对外贸易。
《烟台条约》的签订并没有满足英国对华侵略的野心。1890年，清政府出于中英两国在川江航道问题上谈判无果的妥协，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条约》，这为英国强迫重庆开埠提供了法律依据。《烟台条约续增条约》规定重庆对外开辟为通商口岸，同时允许英轮来往于重庆和宜昌之间。“1891年3月，重庆海关开关，颁布《重庆新关试办章程》，标志重庆正式开埠。关长由英国人把持，川东道兼重庆海关监督。”？輦？輮？訛至此，开埠后的重庆进入了发展的快轨，通过川江航道，重庆成为长江上游乃至西南地区最重要商业中心，重庆的社会发展迈向了新的台阶，国际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是重庆近代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百多年后，中国早已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迎来了强国富民的时代。2017年，正值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之年，也是重庆直辖20周年之年，重庆，这座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正向中国和世界展示着她无与伦比的魅力。站在改革发展的新节点，无论是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或是一名中国人，都应有对未来发展的高瞻远瞩，还有时刻不忘历史的初心。
注释
① Alexander Hosie（1853-1925），中文名谢立山，为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ǔ-ch′uan，Kueichow，and Yün-na一书作者.
② 参阅周勇，主编.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66.
③ 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英国人，清朝光绪年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出生于1846年5月，1875年2月在中国云南边境被击毙.
④ 贺拉斯·柏郎（Horace Browne），英国陆军上校.
⑤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英国外交官、著名汉学家，曾在中国生活四十余年，发明了威妥玛式拼音法.
⑥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115.
⑦ 参阅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M].上海：三联书店，1957.
⑧ 参阅AlexanderHosie，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ǔ-ch′uan，Kueichow，and Yün-nan，London：GeorgePhilip&Son，1890：12.
⑨ 张宝宝.清光绪年间重庆城市空间布局初步研究[D].西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2010：49.
⑩ 参阅AlexanderHosie，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ǔ-ch′uan，Kueichow， and Yün-nan，London：GeorgePhilip&Son，1890：71.
？輥？輯？訛 王绍荃，主编.四川内河航运史[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19.
？輥？輰？訛 参阅Alexander Hosie，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ǔ-ch′uan，Kueichow， and Yün-nan，London：GeorgePhilip&Son，1890.
？輥？輱？訛 张济容.近代川江航运与重庆城市发展（1840年～1937年）[D].西北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2004：29.
？輥？輲？訛 参阅Alexander Hosie，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ǔ-ch′uan，Kueichow， and Yün-nan，London：GeorgePhilip&Son，1890：.219-220.
？輥？輳？訛 张仲礼，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
？輥？輴？訛 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74.
？輥？輵？訛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M].上海：三联书店，1957：349.
？輥？輶？訛 隗瀛涛.周勇，主编.重庆开埠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11.
？輥？輷？訛 參阅Alexander Hosie，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ǔ-ch′uan，Kueichow， and Yün-nan，London：GeorgePhilip&Son，219-223.
？輦？輮？訛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重庆市志（第一卷）[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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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宝宝.清光绪年间重庆城市空间布局初步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
[13] 张济容.近代川江航运与重庆城市发展（1840年～1937年）[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4.
关键词：《华西三年：四川、贵州、云南旅行记》 谢立山 重庆开埠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社科重大项目《抗战大后方海外档案史料搜集暨青年人才培养计划》（2013-ZDZX04）的阶段性成果；2014年四川外国语大学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基于外事模拟平台语言与专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2014年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外语类院校语言与专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以外交学专业为例，项目编号：yjg143095
一、“一生敬业”的英国外交官和探险家
亚历山大·霍西（Alexander Hosie），中文名“谢立山”，近代英国著名外交官和探险家。1853年1月16日生于英国苏格兰阿伯丁郡的因弗鲁里，1925年3月10日逝世于英国怀特岛上，享年72岁。谢立山毕业于英国著名的阿伯丁大学，拥有文学硕士和法学博士学位。外交职业生涯丰富多彩，“一生敬业”，他的墓志铭上如是写道。
1876年，谢立山以翻译的身份来到中国，6年后被任命为英国派驻重庆领事，负责秘密调研西南地区的商机以及川江航运情况，尽管当时英国还未在重庆开设领事馆。1882年到1884年三年间，他三次深入西南地区进行调研，《华西三年：四川、贵州、云南旅行記》正是他旅行的真实写照。1897年，他被封为谢立山爵士（SirAlexander），随后在温州、九江等地担任领事，至此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1909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万国禁烟会，这一时期是他外交生涯中的一个巅峰。1912年暂别了驻华领事界，谢立山回到了英国，于1919年重返中国，担任驻华公使馆专事随员。
二、“马嘉理”事件和《中英烟台条约》的推波助澜
谢立山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时代。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了国门，西方列强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侵略。而英国是在西方列强中最早开始侵华的国家，“纵观近代以来英国侵华的历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英国总是利用中英之间的某些冲突，乘机掠夺通商特权”②。英国通过侵华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以及《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获取了在华通商的特权，开设的通商口岸也从沿海各省深入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但对英国而言，这样的“胜利成果”还远远不够，他们不断寻找新的机会来获得更多的特权。
1875年，“马嘉理事件”（又称“滇案”）为英国对华侵略创造了新的机会。英国公使馆一位年轻的翻译官马嘉理③被派往中缅边境与柏郎④上校带领的探路队接头，当地少数民族在云南省腾越蛮允附近合力击毙了探路队一行人，马嘉理当场被击毙。英国借此事件向清政府施压，要求清政府作出赔偿，还派出了熟知中国国情的英国公使威妥玛⑤解决“马嘉理事件”，清政府则任命李鸿章前往山东烟台与威妥玛进行谈判。
“1876年，英国借口马嘉理事件，与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迫使宜昌等地开埠，规定英国可以‘派员驻寓重庆，查看川省英商事宜’。”⑥烟台条约写道，“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四处为通商口岸。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六处为停泊码头，即允许轮船停泊，上下客商货物”⑦。这些城市正是英国觊觎多年的目标，《中英烟台条约》的签订无疑为英国深入长江中上游腹地以及窥探西南地区提供了条件，至此英国便加紧了对西南地区的侵略。
一时间，获取西南地区商业信息，打开西南商业通道已成为殖民国家的共识，谢立山正是在这样的热潮和时代背景之下，由英国政府选派，以一名英国派驻领事的身份前往西南地区调研，为英国入侵西南、争夺川江航道通商权搜集到了大量情报。
三、外交官和探险家视角下的重庆认知
谢立山从长江下游乘船来到重庆就职，他的三次旅行均以重庆为旅行出发点，停留在重庆的时间也是最长的。1882年1月24日，谢立山越过长江三峡来到了重庆，或许这时的他还不知道，在1902年这座城市将会成为他外交生涯中首次担任总领事的城市。
（一）对重庆城市地理位置的认知
谢立山对重庆的印象始于他对重庆城地理位置的认知，他认为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城市，“重庆城，位于北纬29°33′50″，东经107°2′，屹立在环江半岛的顶端，半岛的形成是因为长江北岸的砂岩岩石不断遭到侵蚀。重庆城深居佛图关城墙内，离浑浊的长江和清澈的嘉陵江两江的实际交汇点有4英里远。”⑧。从描写中可以看出他对重庆城的地理位置了如指掌。
对于一个深居内陆、以山地丘陵地貌为主的城市，陆路交通并不方便。早在秦汉时期，古人修建城邑时便考虑到了这一点，充分发挥地理条件，将重庆建立在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的半岛上，三面临水，构成了天然屏障。“从古代的江洲到明清时期重庆城区，重庆的城市建设始终受制于地形地势，看起来有点杂乱无章，这是因为重庆水环山抱，城区不可能按照规矩建制；同时在城市的布局上也以自然山脊线为中轴，以高峻的岩坎和湍急的江水为屏障使城区与山水相融。”⑨
除此之外，谢立山还特别留意佛图关的设计。他来到离城四英里外的佛图关，这个重庆城西南角上唯一的陆路通道。他写道：“建筑上佛图关没有特别值得夸赞的设计；但在城门外，路边拱立着大量完好的纪念石，石碑按一定距离环绕在纪念石边缘，以此歌功颂德、旌表节孝贞烈。”⑩在佛图关城墙内，他还看到了一座为供奉蚕神嫘祖而修建的蚕神祠和大量的桑树。重庆本来是没有桑树的，但在清朝同治年间，一位官员的到任改变了这一切，老百姓开始种桑养蚕。《巴县志.官师列传》曾记载：“姚觐元，字彦侍，浙江归安人，道光癸卯举人，户部郎中，同治九（1870）年任川东兵备道，时蜀乱初定，觐元振兴文教，不遗余力。又树桑佛图关，劝民蚕，起蚕神祠。”而这座蚕神祠正是这位姚姓官员所建。 （二）对重庆水文及航运的认知
三次旅行中，谢立山乘木船游过西南地区大大小小的河流，他对重庆水文及航运的认知可以说是贯穿全文。其中綦江、乌江、嘉陵江、涪江都是在分布在重庆境内的长江支流，这些支流以及长江的存在奠定了重庆在川江航运中的地位，清末时期，重庆已经成为了川江航道上的水运交通的枢纽中心。谢立山先是来到了长江上游南岸支流的綦江，了解了綦江的盐运，通过綦江这条内陆河，四川的盐可销往湖北、湖南、贵州等省份，川盐的外销的高峰时期是在清朝同治年间，因此綦江重要性不言而喻。“运销省外的计有销贵州73县，称黔边边县，经乌江、綦江、赤水河、永宁河等运入。”他在书中写道：“綦江依山而建，布局有几分不规则，它矗立在长江支流綦江的左岸，因名綦江。作为贸易站，綦江对贵州东北部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同时兼顾着水路交通的作用，是四川省向其他省份运盐的重要关卡。”？輥？輰？訛19-20
之后，谢立山来到了具有“天险”之称的乌江，乌江发源于贵州，流经贵州北部以及重庆东南部，在重庆市涪陵汇入长江，涪陵市正好建在两江交汇处。湍急的江水让谢立山很是提防，他小心翼翼地来到靠近乌江下游河口的龚滩河处，继续探索着这条河流的秘密，“这段水流相当湍急，一直要到四川流域才能通航。但短短几百里的流程，贸易却十分发达。这条贸易带上，有从四川向贵州东北部供盐的，也有从贵州向四川运输五倍子和其他稀有药材的。自从长江通航以来，龚滩河曾一度踊跃为广州和华西之间的贸易中心”？輥？輰？訛31，谢立山又一次肯定了长江的航运和商业价值。
当谢立山开始为第三次旅行搜集资料时，他穿越了长江北部支流嘉陵江，而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则形成了渝中半岛，城市因水而生。这一刻，他对嘉陵江的好奇心被深深地激发，想要亲眼目睹这条神奇的河流。他来到了嘉陵江流域的中心合川市，这座城市的兴起也是因为嘉陵江和涪江的相融，河流不仅孕育了合川这座城市，同时带来了无限的商机，“来自四川东北部丰富多样的产品——盐、丝绸、红花、木材、菜油、烟草、棉布、蔬菜、烈酒和各种药品在此中转”？輥？輰？訛164。
无论是綦江、乌江、嘉陵江还是涪江，谢立山都清楚地认识到水文对于城市的兴建以及航运的重要性，他认为必须充分利用重庆的航运优势，将英国的商品通过川江航道销往中国，进一步扩大英国在华利益。
（三）对重庆商业贸易地位的认知
抵达重庆之前，谢立山已经了解到重庆在四川省的重要商业地位，当他经过三年的旅行后，更加坚定地认为重庆是西南地区的商业大都市，有着不可估量的商业潜力。从他对细节的描写就显示出来这一点，当他打算选择轿子出行时，他发现重庆的轿行随处可见，很容易便能找到伴他旅行的轿夫，并且各大轿行都有严格的租赁规则，而交通工具的发达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一座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清朝咸丰年间，商业的发展催生了重庆的轿行业，上至达官显贵下到平民百姓，都有乘坐轿子的需求，轿行或者轿帮应运而生。
当然，谢立山之所以认为重庆是西南地区的商业大都市原因在于重庆巨大的出口市场。以1885年为例，重庆一年的出口贸易额达到了460万英镑，远远超过同时期的已经开埠的宜昌， “随着东西贸易的发展，长江上游各大区域城市、地区城市在集结了该地区的商品之后，都会顺长江东下，在重庆汇集，然后由此向长江中下游出口。而西行的商品则溯江而上，到达重庆，然后顺着这个运输网络分散到西南各个地”？輥？輱？訛。凡是经重庆到的四川的商品，都必须持有明确的过境税证明，如果货物没有这样的证明但是又要进入集散中心，就必须向重庆交税。他还特别指出重庆到湖北之间的商业中心的价值和所带来巨大的贸易额，包括涪陵、万州、丰都等地。这些商业中心能将四川省丰富的物资如鸦片、丝绸、盐、糖和药品出口到欧洲。
此时的谢立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把他对重庆商业前景的认知汇报给英国政府，他在报告中指出必须尽快开放重庆，而重庆能否开放主要取决于长江上游的通航能力，只要轮船能克服航行障碍，英国的轮船便可驶入重庆开始进行贸易。他还特别强调中国西部丰富多产的物资和广大的消费市场，打通西南市场将增加英國核心竞争力， “我们的产品可以在重庆交纳关税……没有了增加到消费者身上的其他的税或关税，厘金或是入市税……在这样的改进下，四川很快会在英国商品的消费者市场中占据很高的地位”？輥？輲？訛。谢立山再次申明，在四川省的众多城市中，重庆的地理位置和商业前景显然最具有优势的，所以开放重庆为通商口岸对于英国贸易的好处自然不言而喻。
四、间接影响重庆的开埠进程
《华西三年：四川、贵州、云南旅行记》可以说间接为重庆开埠提供了情报。重庆，这个位于长江和嘉陵江两江交汇处的沿江城市，对英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上游沟通四川盆地，下游与湘、鄂、赣、皖、苏、浙相联系；明清时期，成为长江上游商贾云集、百物萃聚的商业中心。”？輥？輳？訛为了达到侵略目的，1869年，英国政府曾指派驻汉口领事带领一行人前去调查川江航道，在前人对于在川江航道上的报告基础上以及对宜昌的地理位置分析，这群官员商业报告中写道：“在宜昌设馆并非必需，表示反对，另一方面我们倾向于开放四川重庆，位置十分有利，它不仅能增加曼切斯特的消费品和约克郡的纺织品生意，而且还可以增加使粗茶能供给出口需要的办法。”？輥？輴？訛
报告进一步增强了英国入侵川江开放重庆的野心。“马嘉理事件”后，英国在与清政府在烟台谈判时，威妥玛首次提出将重庆开放为通商口岸，遭到了李鸿章的拒绝，重庆开埠问题暂且搁置。虽然1876年签订的《烟台条约》没有直接开放重庆，但条约规定“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抵达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此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上驶后，再行议办”？輥？輵？訛。某种程度上说，清政府已经“间接”开放了重庆，英国获得了“驻寓”的权力，“‘驻寓官’们由此遍访川省，调查生产，采风问俗，为开埠设领积极准备。大约在1882年，英国就干脆直接向重庆派驻领事了”？輥？輶？訛。 此后，领事官员们进入西南地区，为重庆开埠积极搜集资料。谢立山经过三年的调查，将其成果撰写成《华西三年：四川、贵州、云南旅行记》，书中他在给英国议会的报告中写道：“四川的本地商人将会急切地想要重庆成为新的通商口岸，正如我所指出的，减少税收，将使数百万目前视外国货品为奢侈品的人成为其中的消费者。我相信，距离大英帝国国旗飘扬在整个中国西部的英国商品贸易中心的那一天不远了。”？輥？輷？訛可以看出，谢立山极力向英国政府强调重庆开埠的重要性。一旦重庆开放，英国的商品便直接流入西南地区，商品的关税也将大大减少，洋货不再是奢侈品，进而扩大了英国商品在西南的消费市场和对外贸易。
《烟台条约》的签订并没有满足英国对华侵略的野心。1890年，清政府出于中英两国在川江航道问题上谈判无果的妥协，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条约》，这为英国强迫重庆开埠提供了法律依据。《烟台条约续增条约》规定重庆对外开辟为通商口岸，同时允许英轮来往于重庆和宜昌之间。“1891年3月，重庆海关开关，颁布《重庆新关试办章程》，标志重庆正式开埠。关长由英国人把持，川东道兼重庆海关监督。”？輦？輮？訛至此，开埠后的重庆进入了发展的快轨，通过川江航道，重庆成为长江上游乃至西南地区最重要商业中心，重庆的社会发展迈向了新的台阶，国际地位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是重庆近代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百多年后，中国早已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迎来了强国富民的时代。2017年，正值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之年，也是重庆直辖20周年之年，重庆，这座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正向中国和世界展示着她无与伦比的魅力。站在改革发展的新节点，无论是一个国家、一座城市或是一名中国人，都应有对未来发展的高瞻远瞩，还有时刻不忘历史的初心。
注释
① Alexander Hosie（1853-1925），中文名谢立山，为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ǔ-ch′uan，Kueichow，and Yün-na一书作者.
② 参阅周勇，主编.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66.
③ 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英国人，清朝光绪年间英国驻华使馆翻译官，出生于1846年5月，1875年2月在中国云南边境被击毙.
④ 贺拉斯·柏郎（Horace Browne），英国陆军上校.
⑤ 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英国外交官、著名汉学家，曾在中国生活四十余年，发明了威妥玛式拼音法.
⑥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115.
⑦ 参阅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M].上海：三联书店，1957.
⑧ 参阅AlexanderHosie，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ǔ-ch′uan，Kueichow，and Yün-nan，London：GeorgePhilip&Son，1890：12.
⑨ 张宝宝.清光绪年间重庆城市空间布局初步研究[D].西南大学2010年硕士论文，2010：49.
⑩ 参阅AlexanderHosie，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ǔ-ch′uan，Kueichow， and Yün-nan，London：GeorgePhilip&Son，1890：71.
？輥？輯？訛 王绍荃，主编.四川内河航运史[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119.
？輥？輰？訛 参阅Alexander Hosie，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ǔ-ch′uan，Kueichow， and Yün-nan，London：GeorgePhilip&Son，1890.
？輥？輱？訛 张济容.近代川江航运与重庆城市发展（1840年～1937年）[D].西北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2004：29.
？輥？輲？訛 参阅Alexander Hosie，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ǔ-ch′uan，Kueichow， and Yün-nan，London：GeorgePhilip&Son，1890：.219-220.
？輥？輳？訛 张仲礼，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
？輥？輴？訛 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第一辑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74.
？輥？輵？訛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M].上海：三联书店，1957：349.
？輥？輶？訛 隗瀛涛.周勇，主编.重庆开埠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11.
？輥？輷？訛 參阅Alexander Hosie，Three Years in Western China；A Narrative of Three Journeys in Ssǔ-ch′uan，Kueichow， and Yün-nan，London：GeorgePhilip&Son，219-223.
？輦？輮？訛 重庆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总编辑室.重庆市志（第一卷）[M].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4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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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绍荃，主编.四川内河航运史[M].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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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张仲礼，主编.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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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周勇，主编.重庆：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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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宝宝.清光绪年间重庆城市空间布局初步研究[D].西南大学硕士论文，2010.
[13] 张济容.近代川江航运与重庆城市发展（1840年～1937年）[D].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