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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国家、民族与社会之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为研究视角，借助于大连理工大学来华留学生教育与管理，研究探讨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留学期间的社会认同问题。在当今的多元文化时代，国际化对高等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留学生教育又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可或缺的特色与内容。然而来华留学生积极的社会认同感有助于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同时促进多元文化不断朝着多元与和谐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多元文化 外国留学生 高等教育国际化 社会认同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2-0018-02
一、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
社会认同理论起源于欧洲，是由Henri Tajfel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在群体行为等方面研究发展起来的。后来John C. Turner在此基础上提出自我归因理论，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社会认同被定义为：“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2011）。”社会认同理论成为欧洲心理学本土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对社会心理学的众多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包括集体行为、群际关系、群体偏见、刻板印象和组织行为等。这一理论被用于解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国家、民族、宗教、语言等心理认同问题，对于欧共体及欧洲各国制定的政策产生显著效果，从而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交流、民族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韩静，2009）。社会认同理论提出以后，先后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等地得到充分重视以及大量的实证研究，研究主要涉及种族问题、组织行为与集体行为等。如Capozza 等人（1982）针对意大利种族间问题和社会冲突，提出获得积极认同的策略。Greene（2004）通过研究美国党派，表明党派的社会认同水平对于预测政党评级、意识形态和党派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众多对女权主义者的研究发现，社会认同感对于女权主义者参加集体活动具有重大影响意义（Hercus 1999； Kelly& Breinlinger 1996； Liss& Crawford & Popp 2004）。
目前，国内对社会认同理论研究较少，主要以香港青少年、基督教群体、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如赵志裕等人（2005）以香港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社会认同的动态历程。方文（2005）对北京基督宗教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郭星华等人（2009）揭示了农民工复杂、多维的社会认同。然而这些研究群体有限，研究者只关注在自己学科范围内具有的应用价值，缺乏跨学科视角以及多元文化时代背景。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口流动，多民族融合，尤其在全球文化多元共生的时代背景下，社会认同研究变得尤为重要，各民族、地域、种族等不同文化群体如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以达到其社会认同，并促进社会和谐及多元文化教育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研究意义。本文试图以来华留学生这一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从多元文化的视角探讨来华留学生的社会认同感与多元文化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近年来来华留学生现状与来华留学生的社会认同感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多元文化教育发展是国家、地域之间进行文化交流、融合的必然趋势。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都不断提升，而中国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历史更掀起全球范围内学习汉语的浪潮。来华留学生教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新兴产业，由图1所示自2000到2011年的11年间，来华留学生人数从52150人增长到292611人，增加了5.6倍，除2003年因非典造成的来华留学生人数短期下降外， 其他年份都实现了飞速增长。
图1 2000-2011年来华留学生人数
继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学术界展开了对来华留学生管理与教学等宏观层面的探讨以及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等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目前，对来华留学生的研究多集中在从心理学角度和跨文化角度来研究来华留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孙乐岑等人（2009）从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和文化适应三个角度对来华留学生的适应状况进行调查，发现来华留学生总体适应状况良好，欧美留学生的适应性明显优于东南亚和东亚的留学生。亓华等人从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两个方面，分别对韩国、俄罗斯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进行研究，发现留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情况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亓华，李秀妍2009；亓华，李美阳2011）。但这些研究视角片面且较为僵化，没有将来华留学生心理适应及社会认同放进多元文化教育发展这一主流时代背景下进行研究，没有考虑到外国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群体的关系。来华留学生对我国以及所在院校的认同感直接影响我国留学生教育招生人数和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提高来华留学生积极的社会认同感不仅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学习动力，而且有助于缩短留学生来华后社会文化心理适应过程，同时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影响力。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是我国多元文化教育发展的新亮点
（一）将来华留学生工作纳入大连理工大学国际化战略进程
大连理工大学坐落于东北地区最大的港口城市—大连。近年来，东北地区来华留学生数量剧增，韩国、日本等国在数量上一直居高不下，据大连理工大学2012年来华留学生的统计数据表明，韩国、日本、俄罗斯、白俄罗斯就占据接近一半的学生，远远超过别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来华留学生在数量上一直领先于其它各国，同时也给了我们值得借鉴的方法和措施。除了韩国和日本，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不仅能够辐射整个东亚地区，更能影响东南亚、南亚、西亚等亚洲地区。这些地区也是我们发展留学生教育的有力选择。对于那些与我们不相邻的欧美和非洲等地，我们应发挥孔子学院和中国政府奖学金作用来吸引更多的来华留学生。学校应根据学习者自身的语言能力、学历背景，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推进教学语言的国际化，为来华留学生学习提供更广阔的选择专业的空间。据统计，自2010年到2012年三年间大连理工大学学历生人数的增幅最大，这得益于学校形成以理工为主，经、管、文、法、哲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学科体系，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选择理、工、经、法、管等专业并且与中国学生一起上课，学校的学位留学生处于“趋同化管理”的趋势中。由此留学生能更好的融入学校整体的学习与生活中，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学习、生活在一起，不仅增加交流的机会，同时帮助留学生尽快适应来华生活。 （二）加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营造多元文化校园
经济全球化需要大批既熟悉经济运作， 又了解各国国情、法律、文化以及科技发展水平与动向的、具有国际意识、国际知识和国际交往能力的“国际人”（ 钱明才，2007）。在此时代背景下，来华留学生教育是我国实现全球化时代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同时有利于提升我国各大学的国际地位和知名度。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其思维开阔、创新意识强，为大学校园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国际化交流的新源泉。学校关于留学生教育例如发展规划、信息沟通、管理规范、保障措施等应充分调动学校各方面积极性，并结合自身学科优势以及学校所在地的经济文化特征， 开办留学生特色专业，为留学生教育发展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支持。教师应充分掌握跨文化知识与技能，获得国际化视野和理解力，帮助留学生尽快适应来华生活，并丰富其在校的学习生活，营造多元、交流与包容的校园文化。
（三）增强来华留学生社会认同感，促进多元文化教育发展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 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留学生在知识、情感与价值观等方面都具有不同的基础，在进入跨国教育之后， 在身心发展方面具有不同的适应过程，因此不断的增强来华留学生的社会认同感尤为重要。来华留学生作为多元文化交流的媒介，对学校及社会的认同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学习汉语，接受并认同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我们应从教学体制、管理模式、情感关怀等多方面为留学生开展属于自己的文化活动平台，使留学生更多地参与到校园多元文化建设中，从而促使来华留学生形成积极良好的社会认同感。
四、结语
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加快了我国推广汉语国际的步伐，同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与生活。未来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依赖人们对多元文化的理解。接受和培养外国留学生有助于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学校应积极营造多元文化校园，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来提升来华留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及社会认同感。
参考文献：
[1]Capozza D， Bonaldo E， Di Maggio A. Problems of identity and social conflict： Research on ethnic groups in Italy[J].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982： 299-334.
[2]Greene S.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Party Identification[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4， 85（1）： 136-153.
[3]Hercus C. Identity， emotion， and feminist collective action[J]. Gender & Society， 1999， 13（1）： 34-55.
[4]Liss M， Crawford M， Popp D. Predictors and correlates of collective action[J]. Sex Roles， 2004， 50（11-12）： 771-779.
[5]Kelly C， Breinlinger 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action： Identity， injustice and gender[M]. Taylor & Francis， 1996.
[6]方文. 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教新群体为例. 社会学研究，2005（1）： 25-59.
[7]郭星华，李飞. 漂泊与寻根：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二重性[J]. 人口研究， 2009（6）： 74-84.
[8]韩静. 社会认同理论研究综述[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 55-57.
[9]迈克尔·A·豪格， 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 社会认同过程. 高明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0]钱明才. 大学国际化和留学生教育管理[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142-144.
[11]亓华， 李美阳. 在京俄罗斯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调查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2）： 36-42.
[12]亓华， 李秀妍. 在京韩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J]. 青年研究，2009（2）： 84-93.
[13]赵志裕， 温静， 谭俭邦. 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J]. 社会学研究，2005（5）： 202-223.
【关键词】多元文化 外国留学生 高等教育国际化 社会认同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12-0018-02
一、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
社会认同理论起源于欧洲，是由Henri Tajfel等人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并在群体行为等方面研究发展起来的。后来John C. Turner在此基础上提出自我归因理论，进一步完善了该理论。社会认同被定义为：“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迈克尔·A·豪格，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2011）。”社会认同理论成为欧洲心理学本土化的重要成果之一，对社会心理学的众多领域产生重大影响，其中包括集体行为、群际关系、群体偏见、刻板印象和组织行为等。这一理论被用于解释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国家、民族、宗教、语言等心理认同问题，对于欧共体及欧洲各国制定的政策产生显著效果，从而其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交流、民族等领域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韩静，2009）。社会认同理论提出以后，先后在欧洲、北美、澳大利亚等地得到充分重视以及大量的实证研究，研究主要涉及种族问题、组织行为与集体行为等。如Capozza 等人（1982）针对意大利种族间问题和社会冲突，提出获得积极认同的策略。Greene（2004）通过研究美国党派，表明党派的社会认同水平对于预测政党评级、意识形态和党派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众多对女权主义者的研究发现，社会认同感对于女权主义者参加集体活动具有重大影响意义（Hercus 1999； Kelly& Breinlinger 1996； Liss& Crawford & Popp 2004）。
目前，国内对社会认同理论研究较少，主要以香港青少年、基督教群体、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如赵志裕等人（2005）以香港青少年为研究对象，研究其社会认同的动态历程。方文（2005）对北京基督宗教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过程进行分析和研究。郭星华等人（2009）揭示了农民工复杂、多维的社会认同。然而这些研究群体有限，研究者只关注在自己学科范围内具有的应用价值，缺乏跨学科视角以及多元文化时代背景。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口流动，多民族融合，尤其在全球文化多元共生的时代背景下，社会认同研究变得尤为重要，各民族、地域、种族等不同文化群体如何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以达到其社会认同，并促进社会和谐及多元文化教育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及现实研究意义。本文试图以来华留学生这一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从多元文化的视角探讨来华留学生的社会认同感与多元文化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
二、近年来来华留学生现状与来华留学生的社会认同感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多元文化教育发展是国家、地域之间进行文化交流、融合的必然趋势。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以及国际地位都不断提升，而中国五千年灿烂的文化历史更掀起全球范围内学习汉语的浪潮。来华留学生教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新兴产业，由图1所示自2000到2011年的11年间，来华留学生人数从52150人增长到292611人，增加了5.6倍，除2003年因非典造成的来华留学生人数短期下降外， 其他年份都实现了飞速增长。
图1 2000-2011年来华留学生人数
继来华留学生规模的扩大，学术界展开了对来华留学生管理与教学等宏观层面的探讨以及来华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等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目前，对来华留学生的研究多集中在从心理学角度和跨文化角度来研究来华留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及心理适应问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孙乐岑等人（2009）从社会适应、心理适应和文化适应三个角度对来华留学生的适应状况进行调查，发现来华留学生总体适应状况良好，欧美留学生的适应性明显优于东南亚和东亚的留学生。亓华等人从社会适应和心理适应两个方面，分别对韩国、俄罗斯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进行研究，发现留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情况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亓华，李秀妍2009；亓华，李美阳2011）。但这些研究视角片面且较为僵化，没有将来华留学生心理适应及社会认同放进多元文化教育发展这一主流时代背景下进行研究，没有考虑到外国文化群体与主流文化群体的关系。来华留学生对我国以及所在院校的认同感直接影响我国留学生教育招生人数和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提高来华留学生积极的社会认同感不仅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学习动力，而且有助于缩短留学生来华后社会文化心理适应过程，同时提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影响力。
三、来华留学生教育是我国多元文化教育发展的新亮点
（一）将来华留学生工作纳入大连理工大学国际化战略进程
大连理工大学坐落于东北地区最大的港口城市—大连。近年来，东北地区来华留学生数量剧增，韩国、日本等国在数量上一直居高不下，据大连理工大学2012年来华留学生的统计数据表明，韩国、日本、俄罗斯、白俄罗斯就占据接近一半的学生，远远超过别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来华留学生在数量上一直领先于其它各国，同时也给了我们值得借鉴的方法和措施。除了韩国和日本，中国作为东亚文化圈的核心不仅能够辐射整个东亚地区，更能影响东南亚、南亚、西亚等亚洲地区。这些地区也是我们发展留学生教育的有力选择。对于那些与我们不相邻的欧美和非洲等地，我们应发挥孔子学院和中国政府奖学金作用来吸引更多的来华留学生。学校应根据学习者自身的语言能力、学历背景，有针对性地加强学科专业建设、推进教学语言的国际化，为来华留学生学习提供更广阔的选择专业的空间。据统计，自2010年到2012年三年间大连理工大学学历生人数的增幅最大，这得益于学校形成以理工为主，经、管、文、法、哲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学科体系，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选择理、工、经、法、管等专业并且与中国学生一起上课，学校的学位留学生处于“趋同化管理”的趋势中。由此留学生能更好的融入学校整体的学习与生活中，留学生与中国学生学习、生活在一起，不仅增加交流的机会，同时帮助留学生尽快适应来华生活。 （二）加强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营造多元文化校园
经济全球化需要大批既熟悉经济运作， 又了解各国国情、法律、文化以及科技发展水平与动向的、具有国际意识、国际知识和国际交往能力的“国际人”（ 钱明才，2007）。在此时代背景下，来华留学生教育是我国实现全球化时代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同时有利于提升我国各大学的国际地位和知名度。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其思维开阔、创新意识强，为大学校园增添了无限的生机和国际化交流的新源泉。学校关于留学生教育例如发展规划、信息沟通、管理规范、保障措施等应充分调动学校各方面积极性，并结合自身学科优势以及学校所在地的经济文化特征， 开办留学生特色专业，为留学生教育发展建立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政策支持。教师应充分掌握跨文化知识与技能，获得国际化视野和理解力，帮助留学生尽快适应来华生活，并丰富其在校的学习生活，营造多元、交流与包容的校园文化。
（三）增强来华留学生社会认同感，促进多元文化教育发展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 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留学生在知识、情感与价值观等方面都具有不同的基础，在进入跨国教育之后， 在身心发展方面具有不同的适应过程，因此不断的增强来华留学生的社会认同感尤为重要。来华留学生作为多元文化交流的媒介，对学校及社会的认同有利于他们更好地学习汉语，接受并认同博大精深的汉语言文化，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我们应从教学体制、管理模式、情感关怀等多方面为留学生开展属于自己的文化活动平台，使留学生更多地参与到校园多元文化建设中，从而促使来华留学生形成积极良好的社会认同感。
四、结语
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加快了我国推广汉语国际的步伐，同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与生活。未来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依赖人们对多元文化的理解。接受和培养外国留学生有助于高等教育国际化以及多元文化教育的发展。学校应积极营造多元文化校园，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来提升来华留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及社会认同感。
参考文献：
[1]Capozza D， Bonaldo E， Di Maggio A. Problems of identity and social conflict： Research on ethnic groups in Italy[J]. 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 1982： 299-334.
[2]Greene S.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Party Identification[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04， 85（1）： 136-153.
[3]Hercus C. Identity， emotion， and feminist collective action[J]. Gender & Society， 1999， 13（1）： 34-55.
[4]Liss M， Crawford M， Popp D. Predictors and correlates of collective action[J]. Sex Roles， 2004， 50（11-12）： 771-779.
[5]Kelly C， Breinlinger 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ollective action： Identity， injustice and gender[M]. Taylor & Francis， 1996.
[6]方文. 群体符号边界如何形成？——以北京基督教新群体为例. 社会学研究，2005（1）： 25-59.
[7]郭星华，李飞. 漂泊与寻根：农民工社会认同的二重性[J]. 人口研究， 2009（6）： 74-84.
[8]韩静. 社会认同理论研究综述[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 55-57.
[9]迈克尔·A·豪格， 多米尼克·阿布拉姆斯. 社会认同过程. 高明华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0]钱明才. 大学国际化和留学生教育管理[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 142-144.
[11]亓华， 李美阳. 在京俄罗斯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调查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11（2）： 36-42.
[12]亓华， 李秀妍. 在京韩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J]. 青年研究，2009（2）： 84-93.
[13]赵志裕， 温静， 谭俭邦. 社会认同的基本心理历程——香港回归中国的研究范例[J]. 社会学研究，2005（5）： 202-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