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小说《红高粱家族》，人们知道了曹梦九。但是，有些人会以为这仅仅是文学作品中虚构的人物形象而忽略他。其实，历史上确有其人。去年10月，随着电视剧《红高粱》的播出，其中个性鲜明的县长朱豪三让观众爱恨交加，随即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人物。事实上，朱豪三的人物原型就是民国时期高密县县长曹梦九。
　　据民国版《高密县志》记载，曹梦九是“河北天津”人，“民国二十四年（1935）九月”任高密县县长，到1937年辞任，他在高密生活的时间为两年零二个月。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其人其事却在坊间发酵，演变为传奇故事在高密口耳相传。岳德成、唐国举等人对曹梦九的历史资料做过细致的搜集、整理和编纂工作。于天助也在收集了大量口碑资料的基础上写了《曹梦九在高密》，文章发表在高密《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上。
　　“曹梦九，绰号曹二鞋底，天津市郊人。私塾五年，专攻吏治。十五岁到韩家墅讲武堂习武，未及毕业即投冯玉祥部当兵。因其身躯魁梧，并有武功，刚直不阿，智勇兼备，颇得冯的赏识。……曹在冯部任职期间，曾与韩复榘同部，韩从士兵到连长，都是曹的部下，由于两人皆重义气，性格豪爽，情投意合，随结为换帖兄弟，……”后来，曹梦九因部下违纪受到冯玉祥严厉训斥，他自感有违冯将军的教诲，便主动辞职回乡。回乡后，他昼耕夜读，被荐拔为乡长。供职六年，廉洁奉公，兴利除弊，深得乡民爱戴。1930年，韩复榘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特邀曹梦九参政，曹欣然到济，被委为省政府参议。数月后，曹感到此职无聊，想干点实事。韩即委以曲阜县县长。曹在曲阜对戒烟、禁赌采取严厉手段，被豪绅权贵诬为“酷吏”。韩认为曲阜乃“圣府”所在地，名人颇多，与各界政要交往极广，不便得罪，便决定将曹调任，署理平原县县长，任职三年，吏治廉明，政绩卓著。平原县绅商乡民曾联合为其建立《曹公梦九井碑记》一座，在济南商埠公园建立《曹公梦九德政碑》一座。济阳、恩县、高唐、德县、临邑、夏津、禹城七县绅商乡民在腰站镇共同建立《平原县县长曹公梦九德政碑》。1935年，任职期满，韩又委其署理高密县县长。
　　曹梦九到高密后，通过政府官员、绅商乡民深入调查，并多次微服私访，了解民情，对症下药。当时高密县境况是生产落后，城乡土匪横行，抽鸦片、吸老海、聚众赌博到处可见，社会秩序混乱。曹视土匪、毒品、赌徒为乱世之源，认为欲治乱，必先清匪、戒烟、禁毒、禁赌。查禁时，其措施严厉，效果显著。曹梦九寓所墙上的一副对联“一阵风，一阵雨，一阵晴天；半是文，半是武，半是野蛮”，即是当时情形的形象描述。至今，此类事迹仍在高密民间流传。
　　曹梦九在采用严厉手段治理三害（毒、赌、匪）的同时，通过“进德会”、“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戒烟所”、戏院及其他场所，宣讲吸毒、赌博等恶习给家庭、社会带来的危害，劝民进德修业，尊长抚幼，提倡知廉耻、守法规、崇节俭、爱清洁的新风尚。曹为官清正廉明，对城乡民众告状打官司，不论有无状纸，一律受理。曹关注民生，为百姓修路，建桥，筑堤，免租税。曹重孝道，提倡办慈善事业，盖了盲人院、麻风院。一年之后，高密社会秩序由乱到治。
　　曹梦九也有缺点，也犯错误。在审理民事案件时，他近乎随心所欲，惩治犯人时不择手段，常招人埋怨，因为办事主观武断，他在清匪、禁毒中还冤枉过好人。但是，为民着想的官，民也不会轻易忘记他。他的事迹常会被编成故事在民间流传。在高密，关于曹梦九的故事就是这样形成的。广为人知的有曹梦九在大集上断案的故事，“吃炉包”的故事等等。各种各样的故事经过几代人的口耳相传，高密乡民也许不再记得“曹梦九”这个名字，但在他们的心底里始终有着一个机智过人、清正廉洁、惩恶扬善、富有传奇色彩、让人爱恨交集的“曹二鞋底”。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莫言在《高粱酒》、《高粱殡》里叙述曹梦九的故事时，已经不需再做艺术加工，而是将流传的故事直接写进小说里就可以了。可以说，在莫言探索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传奇人物曹梦九的出现应该算得上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事件。正是因为有了曹梦九传奇故事的牵引，文学版图上的“高密东北乡”（高密东北乡在民国时已作为地理名词使用）的舞台越来越敞亮，其人情、习俗、历史事件等异常清晰、活跃起来。特别是，当莫言读着曹梦九督修的《高密县志》，高密县沿革、山川、物产、风俗、社团、宗教、古迹、著述等历历在目时，就如发现了一条探寻历史隐秘的通道，找到了一架连接历史与小说之间的桥梁。于是，县民孙文抗德事迹，土匪猖獗的社会背景，汹涌而来，争做小说中的鲜活素材。
　　曹梦九接替前任高密县县长余有林督修出版《高密县志》，应该是高密历史资料传承上的一个大事件。而且，县志也让在口耳相传中的“曹二鞋底”有了思想观念的物化呈现。在《续修高密县志序》中，曹梦九提出：“志书于一邑之事，记载尤为详尽。舆地山川，可以知其要塞之所在。职业生活，可以知其民生之荣瘁。学校礼俗艺文，可以知其文物制度之废兴。凡志书所载，盖无一不与治道有关也。”县志《凡例》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前志除有特别更正者外，均仍旧照录原文，未敢改窜一字，以存前志本色”。旧志序、跋也全部照录。“川原，代有变迁，沧海桑田，天演公例。前志山川悉录旧志，考古而不证今，按图索骥不得真像。兹悉据采访稿，并经周履查勘，将川原变迁现象，增加注释，使今昔情形瞭然”。“民社中，物价低昂，工资涨落，关系民生甚巨，畴昔编方志者，竞谈高尚，以此为卑，卑不足道。兹悉将以上各项，逐一详列，以重民生”。由此可知，曹梦九续修方志的宗旨是与其为官理念和实际行动相符合的。
　　高密县各界精英人士参与了续修县志的工作，其总纂是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的王照青。在《高密县志》卷之一的《总纪》里，记述了县民抗德事迹，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德人筑路至县境，民间不知为清廷所许。县民孙文率徐元禄、李金榜等聚众抗拒。夏六月，清廷命山东大吏杀孙文，李金榜下狱”。随后，县志对事件细节做了补充。这段文字是官方记载的高密普通百姓事迹的珍贵史料，是后人撰写高密文史时重要的参考材料。莫言小说《檀香刑》的部分情节即源于此。 　　据县志记载，高密县在民国时期匪患严重。《总纪》中，记录了悍匪刘桂堂，绰号刘黑七犯高密县境的事。“二十三年甲戌春，刘匪桂堂由冀北大举窜山东，国军节节兜剿。四月，匪由诸城北窜犯县境，经联庄会长张步云督乡团袭击之，夺获枪械马匹等，匪向西南溃退”。因时局紊乱，盗匪丛生，各乡镇为自卫，修筑圩堡，“……其原有圩堡每重行修筑。未有圩堡村庄，亦多借墙垣设法堵修，以事捍卫”。县志还实录了增修圩堡各村的名单。“盖御灾捍患为地方要图，是用详识，以备异日调查”。县志记载了高密各地剿匪行动中的英勇事迹：“董良幹字子温，众望素孚。民国十二年，充第八区副区长。二十年四月，有匪徒数十潜匿邻村高戈庄，良幹率众往剿之，直捣匪穴。匪乘其不备，开枪掩击，良幹奋勇直前，中弹殒命。”“孙玉树字光庭，任第八区区长。民国二十年，高戈庄之役，玉树率联庄会丁，奋勇剿贼，中弹殒命。”县志中还记载了张鸿勋、周鸿基、孙广运、蔡秋泉等剿匪身亡的勇士事迹。莫言在小说《高粱酒》里写道：“高密东北乡是土匪猖獗之地，土匪的组成成分相当复杂，我有为高密东北乡的土匪写一部大书的宏图大志，并进行过相当程度的努力——这也是先把大话说出来，能唬几个人就唬几个人。”参考县志的记载，莫言为土匪写大书的构想是有着历史事实依据的。当然，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研究，也应该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资料翔实是本县志的突出特点：《地舆志》包括沿革、疆域、形势、山川、圩堡、堤堰、土壤、物产；《建置志》包括城池、坛庙、公廨、营房、杂置、市廛、坊表、桥梁、雨量气候测站，其内容在参考已有文献或实地采访勘查的基础上一一列出；《民社志》包括田亩、户口、氏族、生活、物价、社团、宗教、救恤、风俗；《财赋志》涉及地征、丁徭、匠班、起运、存留、修理、耗羡、课税、地方公款、地方预算等；《实业志》包括农业、商业、工业、矿业；《交通志》包括道路、邮电。《教育志》，包括学制、教育行政机关、教育经费沿革、各种教育成绩、毕业学员（国外留学毕业者、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者、中等学校毕业者）等；《政治志》包括行政区域沿革、司法制度沿革、防卫制度沿革、自治制度沿革。还有《职官志》、《选举制》等。各志内容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又附以数据、表格和名单等，是我们了解民国高密的重要史料。
　　统观县志，可以发现它既详细记录了“现代事实”（即社会的变迁、国体政体的变更以及人事的改革），还弘扬了儒家思想。县志里详细记载了忠义、孝友、儒林、文苑、卓行、善行等事迹，列耆寿、人瑞名单，收录公祀、秩祀、乡仪、民国典礼等。据曹梦九的长孙曹贵敬回忆，曹是一个特别传统、特别遵守道义的人。曹梦九“吃炉包”的故事就是他在高密推行敬老、恤贫、尊贤、礼让等社会改良主张的事迹之一。对行伍出身的曹梦九来说，西式教育与尊儒在一个人的思想中并行不悖。从县志来看，儒家思想与“现代事实”在一个思想系统里相承相容。于是，有了县志，曹梦九与高密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田绍义、姜祖幼主编：《高密县志》（新版），据民国余有林、曹梦九修，王照青纂（民国二十四年续修），中国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