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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曾表示，《日出》的主角并非戏中人物，而是“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基于人物在戏剧中拥有推进剧情的功能，在话剧中，如何让这众多出彩的人物形象既不争夺“戏份”，又能凸显主角的地位，体现了作家的深厚功底。本文将从环境、人物及作者思想趋向等方面简要论述“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主角的塑造。
一、着色：加深时代环境的晕染
（一）笙歌醉太平的假象
《日出》中的大旅馆从表面上看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这里有优秀的博士、帅气的明星、有钱的银行经理、美貌的交际花……他们身份靓丽，相处融洽，可以互相恭维，也不反感揶揄戏谑。他们是一群高高在上的“上流人士”，许多如王福升之流的普通人认为从他们的窗口看世界必定满眼的繁花似锦，幸福满满。然而朝歌夜弦不过是粉饰太平，等到午夜梦回，旅馆里的人都清楚表面上是和谐融洽，实际上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陈白露喜于与“场面上的人物”周旋，但她也清楚这些人均是名誉与实质不符；李石清看清了地位悬殊的根源，但他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命运；张乔治一番“狗吃牛肉论”更是精准地点评了这个人人不得安生的社会，难怪方达生怨声载道“这里的人都是鬼”。
（二）“大魚吃小鱼”的生存斗争
在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畸形社会，无形的魔爪伸向了社会各个角落。各方势力的互相牵制、互相融合使整个社会成了一个巨大的熔炉，形成了一套“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存斗争法则。潘月亭为了自己的利益，挥挥笔墨便有数十名职工的“性命”任其宰割。但潘月亭这样一个掌握他人经济命脉的人，也逃不过金八这个“阎罗王”的魔爪；金八利用自己的权势，只手遮天，但也要维持与“地面上”的往来；顾八奶奶生活无忧，为了自己的小情人，可以无情地“裁了那么些个人才跟他挤出一个事”，但也逃不过潘月亭的算计，终究只是一枚棋子。他们这群上流人士既是“大鱼”也是“小鱼”，既为“刀俎”也为“鱼肉”。
（三）“剥笋脱壳”的社会剖析
到底是怎样的“幕后黑手”让人们仿佛扯线娃娃，行尸走肉般无法自主自己的命运？大家可以将视线转移到《日出》中的“案发”现场——大旅馆的休息室。作者故意设置了一个阴暗的空间，使置身于此地的人们昼夜颠倒，时空错乱，常常凭借鸡鸣来判断时间，天快黑前起床变成了正常现象，入夜是他们狂欢的高潮。这屋子的确有强大的魔力，能将人变成鬼，让人们自愿步入它的“魔掌”。由古至今，人们对于“逝者如斯”的感慨数不胜数，有志之士大多“及时当勉励”，但旅馆里的人们时间观念淡薄，消极度日，这恰恰说明了他们生活无望。如此看来，并不是旅馆困住了人们，而是社会胁迫了人们。
此外，尽管市面萧条、经济恐慌，却豺狼当道。“市面一恐慌，经济一不巩固，就应该卖房产”，在这种利己主义下，安分守己的职员黄省三也只能任人宰割，软弱无力的陈白露与小东西等女性又怎么能脱离资本的操控，独善其身呢？李石清和陈白露当然懂得这点“世故”，它是腐败暴政、强调家族伦理、党同伐异的封建制度与压榨劳动力、冷血无情的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后的产物，因此，不只是社会胁迫了人们，制度也挟持了人们。
二、丰满：展览式的人物展现
劳逊对亚里士多德“动作统一性”的观点加以阐述：“常常有人认为，只要集中使用素材，便可以获得统一性，例如把动作集中在某个人或某个集团身上，再不然就集中在某一个事件或某几个范围极狭小的事件上，但这类企图必然是徒劳的。”因此，曹禺对《日出》中人物的处理与往时不同，主要利用人像展览式的结构法，带领读者走进一座“社会展览馆”。但曹禺并不流于形式，而是用陈白露、方达生串联剧情，通过不同身份、地位、职业、阶层、品格等人物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冲突与对比，拼凑出整座“展览馆”的灵魂，在有限的时空里将社会的劣根性最大化呈现。
（一）利益冲突下的潘月亭与金八
金八在话剧中扮演着恐怖氛围“制造器”的角色。曹禺刻意让金八“无影无踪”，营造了一种金八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氛围。金八养了一群为自己卖命的“亡命之徒”，将魔爪伸向了社会各个角落，既从事明面上的生意，又经营着黑暗的买卖，势力不容小觑。潘月亭作为话剧中唯一一个可以和金八抗衡的人，利用着手上的经济大权，与金八上演了一段“相爱相杀”的戏码。他们本是利益共同体，却为了各自膨胀的野心，互相算计。潘月亭欺骗金八，让其对房产进行投资，金八“将计就计”使得潘月亭家破人亡，这两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权势人物之间的互相制衡为读者呈现了社会尔虞我诈的一面。
（二）爱情欺诈里的顾八奶奶与胡四
顾八奶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虽是“满脸擦着胭脂粉的老东西”，但“人老心不老”，找了一位年纪与其女儿相仿的“面首”胡四，并美其名曰“爱情”。顾八奶奶整天沉浸在自己幻想的美好、快乐里，胡四表面倒也“忠心”。然而揭开“爱情”的外衣，谎言便显露真容。顾八奶奶中年丧夫，在她眼里，胡四就像个电影明星。她“装疯卖傻”，借助胡四填补自己生活的空虚。胡四也仿佛遇到了一棵摇钱树，不介意通过谄媚女性而获得名誉和金钱，因此在他心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爱情”，对他而言，和顾八奶奶在一起不过是个营生手段。这两位看似在爱情里你追我赶，实则这“伟大的爱情”背后不过是社会中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的利益纠葛。
（三）观念背驰的李石清与黄省三
李石清与黄省三有着相似的命运，他们都是一家温饱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可怜虫。对待比自己有钱有势的人，李石清低头哈腰、溜须拍马；黄省三在失业后也能放下自尊，低三下四地苛求工作。但他们有着不一样的处世之道。李石清为人狡诈，当手握潘月亭的把柄时，立刻换了一副面孔，用威胁利用换来了职务升迁。李石清对黄省三既同情又厌恶：“你这个傻子，这时候你还讲良心！怪不得你现在这么可怜了。”黄省三在生计不保的情况下，依然安分守己，讲道德不逾矩。可以说他们选择的是背道而驰的生存方式，但两人都没能逃脱家破子亡的悲惨结局，为我们诠释了一个劳动者无法安身立命的扭曲社会。 （四）命运轮回的小东西与翠喜
曹禺给了翠喜极高的评价：“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了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翠喜有一副好心肠，她对初入“地狱”的小东西关爱有加，是小东西在绝望时遇到的一位“知己”。小东西年纪尚小，还没脱下孩子的稚气，却被无情地推进了地狱，然而她“一心要守着黄花闺女”，最后决心以死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她们一个小，一个老；一个偷偷走上死的路，一个如大多数的这类女人，不得已必须活下去。死了的死了，活着的多半要遭翠喜一样的命运。小东西和翠喜代表了社会中的底层人物，展现了悲剧轮回的社会。
（五）避凉附炎的张乔治与王福升
张乔治矫揉造作，拥有博士、科长的头衔。与张乔治的高学历不同，王福升作为一名旅馆的茶房，是个人微言轻的小人物。两人虽学历不同、地位不同，但在为人处事上卻出奇一致。张乔治是陈白露的追求者，但被陈白露拒绝后马上臣服于有钱人家刘小姐的石榴裙下，当听到陈白露借钱时，却又巧言令色地搪塞了过去；与方达生从未相识，却在方达生几句“寒暄”后心虚相认，虚情假意的本性暴露无遗。王福升世故圆滑，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旅馆里的每一尊“财神爷”，他对陈白露毕恭毕敬但也不忘追账，对金八、潘月亭等人极尽谄媚阿谀之本事，但对黄省三、小东西等落魄之人又露出了奸诈之嘴脸。两人的同台恰似“大人物”与“小人物”的两个代表，为读者展现出了这阿鼻地狱里人心的虚伪。
这些人物关系的冲突并非仅仅停留在单一的发展线上，而是呈现了多线发展的趋势。金八算计了潘月亭，他实际算计的是剧中的每一个人物；潘月亭的对手不只是金八，老谋深算的他还要防着下属李石清；顾八奶奶、张乔治看起来生活无忧，然而在潘月亭倒台后，他们也势必“树倒猢狲散”。然而可悲的是，不管他们如何得势或抗争，太阳终究不是他们的。
三、定调：作者左翼思想的加持
剧本中“社会”的主角地位基本凸显，但曹禺并非局限于此，还坚定地给予角色评价：“必须打倒这个吃人的社会”。在这个进步思想的驱动下，《日出》也带有左翼的进步格调。
（一）左翼思想下的人物命运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某种严肃、完美和宏大行为的摹仿”，具体来讲，就是“以行动而不是以叙述的方式摹仿对象，通过引发痛苦和恐惧，以达到让这类情感得以净化的目的”。曹禺创作的剧中人物大都披上了“自欺欺人的外衣”游走于黑暗之中：潘月亭持着空壳财政，却在“富贵险中求”的理念下夜夜笙歌；顾八奶奶明知胡四攀附她是图财，却心甘情愿将自己的金钱奉上；李石清厌恶自己对权势摇头摆尾，却认为忍气吞声是生存之道；张乔治腹中无墨却佯装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明知前路黑暗，仍要堕落，这均是作者“把这群盘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目的的体现，颇具左翼思想。
（二）左翼思想下的故事结局
堕落之后的结局必定是走向毁灭。剧末，潘月亭被金八算计，只有等死的未来；陈白露无力自拔，选择服药自杀；李石清因无钱救治孩子而陷入了痛苦；黄省三求死不成，被逼成了疯子；顾八奶奶、胡四、张乔治作为潘月亭的储户，随着潘月亭的破产也终将踏上“不归路”；早早没了生活希望的小东西和翠喜，一个死了，一个行尸走肉般赖活着；被视为“异类”的方达生选择追逐“理想”，但却未被作者寄予希望。曹禺作为剧本的“造物者”，使所有人物面临着日暮途穷的境地。这一切并不是他的突发奇想，仁慈的作者早已在剧中借助“诗人”之口暗示了剧情的走向：“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日出》里所有的人物。但曹禺并没有因此而觉得眼里的国家好像一艘即将沉没的大船，他一方面揭露生活十分腐败、社会极其黑暗，另一方面希望写出富有强烈生命力的东西。因此，曹禺希望话剧的结尾出现一种“浩浩荡荡、气势无穷的雄壮声音，震动我们的灵魂，告诉人们，旧的终于死去，新的必然来临”。这样一种信念不死的结局，反映了作者的左翼思想。
四、结语
曹禺曾说：“有崇高的理想，宁死不屈的精神的人，才能成为悲剧的主人。”为了将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呈现在观众面前，曹禺通过环境、人物以及思想趋向的组合，刻意抹去了剧中人物的“宁死不屈”，而凸显了这个社会“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活力，从而倡导人们要懂得憎恶黑暗和邪恶，追求光明和美好。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简介：钟超婷（1986-），女，广东湛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着色：加深时代环境的晕染
（一）笙歌醉太平的假象
《日出》中的大旅馆从表面上看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这里有优秀的博士、帅气的明星、有钱的银行经理、美貌的交际花……他们身份靓丽，相处融洽，可以互相恭维，也不反感揶揄戏谑。他们是一群高高在上的“上流人士”，许多如王福升之流的普通人认为从他们的窗口看世界必定满眼的繁花似锦，幸福满满。然而朝歌夜弦不过是粉饰太平，等到午夜梦回，旅馆里的人都清楚表面上是和谐融洽，实际上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陈白露喜于与“场面上的人物”周旋，但她也清楚这些人均是名誉与实质不符；李石清看清了地位悬殊的根源，但他将自己的遭遇归咎于命运；张乔治一番“狗吃牛肉论”更是精准地点评了这个人人不得安生的社会，难怪方达生怨声载道“这里的人都是鬼”。
（二）“大魚吃小鱼”的生存斗争
在这个“人不人，鬼不鬼”的畸形社会，无形的魔爪伸向了社会各个角落。各方势力的互相牵制、互相融合使整个社会成了一个巨大的熔炉，形成了一套“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存斗争法则。潘月亭为了自己的利益，挥挥笔墨便有数十名职工的“性命”任其宰割。但潘月亭这样一个掌握他人经济命脉的人，也逃不过金八这个“阎罗王”的魔爪；金八利用自己的权势，只手遮天，但也要维持与“地面上”的往来；顾八奶奶生活无忧，为了自己的小情人，可以无情地“裁了那么些个人才跟他挤出一个事”，但也逃不过潘月亭的算计，终究只是一枚棋子。他们这群上流人士既是“大鱼”也是“小鱼”，既为“刀俎”也为“鱼肉”。
（三）“剥笋脱壳”的社会剖析
到底是怎样的“幕后黑手”让人们仿佛扯线娃娃，行尸走肉般无法自主自己的命运？大家可以将视线转移到《日出》中的“案发”现场——大旅馆的休息室。作者故意设置了一个阴暗的空间，使置身于此地的人们昼夜颠倒，时空错乱，常常凭借鸡鸣来判断时间，天快黑前起床变成了正常现象，入夜是他们狂欢的高潮。这屋子的确有强大的魔力，能将人变成鬼，让人们自愿步入它的“魔掌”。由古至今，人们对于“逝者如斯”的感慨数不胜数，有志之士大多“及时当勉励”，但旅馆里的人们时间观念淡薄，消极度日，这恰恰说明了他们生活无望。如此看来，并不是旅馆困住了人们，而是社会胁迫了人们。
此外，尽管市面萧条、经济恐慌，却豺狼当道。“市面一恐慌，经济一不巩固，就应该卖房产”，在这种利己主义下，安分守己的职员黄省三也只能任人宰割，软弱无力的陈白露与小东西等女性又怎么能脱离资本的操控，独善其身呢？李石清和陈白露当然懂得这点“世故”，它是腐败暴政、强调家族伦理、党同伐异的封建制度与压榨劳动力、冷血无情的资本主义制度结合后的产物，因此，不只是社会胁迫了人们，制度也挟持了人们。
二、丰满：展览式的人物展现
劳逊对亚里士多德“动作统一性”的观点加以阐述：“常常有人认为，只要集中使用素材，便可以获得统一性，例如把动作集中在某个人或某个集团身上，再不然就集中在某一个事件或某几个范围极狭小的事件上，但这类企图必然是徒劳的。”因此，曹禺对《日出》中人物的处理与往时不同，主要利用人像展览式的结构法，带领读者走进一座“社会展览馆”。但曹禺并不流于形式，而是用陈白露、方达生串联剧情，通过不同身份、地位、职业、阶层、品格等人物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冲突与对比，拼凑出整座“展览馆”的灵魂，在有限的时空里将社会的劣根性最大化呈现。
（一）利益冲突下的潘月亭与金八
金八在话剧中扮演着恐怖氛围“制造器”的角色。曹禺刻意让金八“无影无踪”，营造了一种金八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的氛围。金八养了一群为自己卖命的“亡命之徒”，将魔爪伸向了社会各个角落，既从事明面上的生意，又经营着黑暗的买卖，势力不容小觑。潘月亭作为话剧中唯一一个可以和金八抗衡的人，利用着手上的经济大权，与金八上演了一段“相爱相杀”的戏码。他们本是利益共同体，却为了各自膨胀的野心，互相算计。潘月亭欺骗金八，让其对房产进行投资，金八“将计就计”使得潘月亭家破人亡，这两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权势人物之间的互相制衡为读者呈现了社会尔虞我诈的一面。
（二）爱情欺诈里的顾八奶奶与胡四
顾八奶奶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虽是“满脸擦着胭脂粉的老东西”，但“人老心不老”，找了一位年纪与其女儿相仿的“面首”胡四，并美其名曰“爱情”。顾八奶奶整天沉浸在自己幻想的美好、快乐里，胡四表面倒也“忠心”。然而揭开“爱情”的外衣，谎言便显露真容。顾八奶奶中年丧夫，在她眼里，胡四就像个电影明星。她“装疯卖傻”，借助胡四填补自己生活的空虚。胡四也仿佛遇到了一棵摇钱树，不介意通过谄媚女性而获得名誉和金钱，因此在他心里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爱情”，对他而言，和顾八奶奶在一起不过是个营生手段。这两位看似在爱情里你追我赶，实则这“伟大的爱情”背后不过是社会中互相利用、各取所需的利益纠葛。
（三）观念背驰的李石清与黄省三
李石清与黄省三有着相似的命运，他们都是一家温饱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可怜虫。对待比自己有钱有势的人，李石清低头哈腰、溜须拍马；黄省三在失业后也能放下自尊，低三下四地苛求工作。但他们有着不一样的处世之道。李石清为人狡诈，当手握潘月亭的把柄时，立刻换了一副面孔，用威胁利用换来了职务升迁。李石清对黄省三既同情又厌恶：“你这个傻子，这时候你还讲良心！怪不得你现在这么可怜了。”黄省三在生计不保的情况下，依然安分守己，讲道德不逾矩。可以说他们选择的是背道而驰的生存方式，但两人都没能逃脱家破子亡的悲惨结局，为我们诠释了一个劳动者无法安身立命的扭曲社会。 （四）命运轮回的小东西与翠喜
曹禺给了翠喜极高的评价：“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了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做翠喜的妇人。”翠喜有一副好心肠，她对初入“地狱”的小东西关爱有加，是小东西在绝望时遇到的一位“知己”。小东西年纪尚小，还没脱下孩子的稚气，却被无情地推进了地狱，然而她“一心要守着黄花闺女”，最后决心以死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她们一个小，一个老；一个偷偷走上死的路，一个如大多数的这类女人，不得已必须活下去。死了的死了，活着的多半要遭翠喜一样的命运。小东西和翠喜代表了社会中的底层人物，展现了悲剧轮回的社会。
（五）避凉附炎的张乔治与王福升
张乔治矫揉造作，拥有博士、科长的头衔。与张乔治的高学历不同，王福升作为一名旅馆的茶房，是个人微言轻的小人物。两人虽学历不同、地位不同，但在为人处事上卻出奇一致。张乔治是陈白露的追求者，但被陈白露拒绝后马上臣服于有钱人家刘小姐的石榴裙下，当听到陈白露借钱时，却又巧言令色地搪塞了过去；与方达生从未相识，却在方达生几句“寒暄”后心虚相认，虚情假意的本性暴露无遗。王福升世故圆滑，小心翼翼地伺候着旅馆里的每一尊“财神爷”，他对陈白露毕恭毕敬但也不忘追账，对金八、潘月亭等人极尽谄媚阿谀之本事，但对黄省三、小东西等落魄之人又露出了奸诈之嘴脸。两人的同台恰似“大人物”与“小人物”的两个代表，为读者展现出了这阿鼻地狱里人心的虚伪。
这些人物关系的冲突并非仅仅停留在单一的发展线上，而是呈现了多线发展的趋势。金八算计了潘月亭，他实际算计的是剧中的每一个人物；潘月亭的对手不只是金八，老谋深算的他还要防着下属李石清；顾八奶奶、张乔治看起来生活无忧，然而在潘月亭倒台后，他们也势必“树倒猢狲散”。然而可悲的是，不管他们如何得势或抗争，太阳终究不是他们的。
三、定调：作者左翼思想的加持
剧本中“社会”的主角地位基本凸显，但曹禺并非局限于此，还坚定地给予角色评价：“必须打倒这个吃人的社会”。在这个进步思想的驱动下，《日出》也带有左翼的进步格调。
（一）左翼思想下的人物命运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是对某种严肃、完美和宏大行为的摹仿”，具体来讲，就是“以行动而不是以叙述的方式摹仿对象，通过引发痛苦和恐惧，以达到让这类情感得以净化的目的”。曹禺创作的剧中人物大都披上了“自欺欺人的外衣”游走于黑暗之中：潘月亭持着空壳财政，却在“富贵险中求”的理念下夜夜笙歌；顾八奶奶明知胡四攀附她是图财，却心甘情愿将自己的金钱奉上；李石清厌恶自己对权势摇头摆尾，却认为忍气吞声是生存之道；张乔治腹中无墨却佯装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明知前路黑暗，仍要堕落，这均是作者“把这群盘踞在地面上的魑魅魍魉击个糜烂”目的的体现，颇具左翼思想。
（二）左翼思想下的故事结局
堕落之后的结局必定是走向毁灭。剧末，潘月亭被金八算计，只有等死的未来；陈白露无力自拔，选择服药自杀；李石清因无钱救治孩子而陷入了痛苦；黄省三求死不成，被逼成了疯子；顾八奶奶、胡四、张乔治作为潘月亭的储户，随着潘月亭的破产也终将踏上“不归路”；早早没了生活希望的小东西和翠喜，一个死了，一个行尸走肉般赖活着；被视为“异类”的方达生选择追逐“理想”，但却未被作者寄予希望。曹禺作为剧本的“造物者”，使所有人物面临着日暮途穷的境地。这一切并不是他的突发奇想，仁慈的作者早已在剧中借助“诗人”之口暗示了剧情的走向：“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日出》里所有的人物。但曹禺并没有因此而觉得眼里的国家好像一艘即将沉没的大船，他一方面揭露生活十分腐败、社会极其黑暗，另一方面希望写出富有强烈生命力的东西。因此，曹禺希望话剧的结尾出现一种“浩浩荡荡、气势无穷的雄壮声音，震动我们的灵魂，告诉人们，旧的终于死去，新的必然来临”。这样一种信念不死的结局，反映了作者的左翼思想。
四、结语
曹禺曾说：“有崇高的理想，宁死不屈的精神的人，才能成为悲剧的主人。”为了将一个“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呈现在观众面前，曹禺通过环境、人物以及思想趋向的组合，刻意抹去了剧中人物的“宁死不屈”，而凸显了这个社会“置诸死地而后生”的活力，从而倡导人们要懂得憎恶黑暗和邪恶，追求光明和美好。
（广州涉外经济职业技术学院）
作者简介：钟超婷（1986-），女，广东湛江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