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睡眠习惯大多是晚睡晚起，一般是七点多起床，今天奇了怪了，清晨五点就醒来了。看看窗外，在一片轻柔的雾霭中万籁俱寂，本想再睡上一会儿，可硬是睡不着，索性就起了个早床。一番洗漱，吃过早点，习惯性地坐在书桌前，打开电脑，闲来无事，找出几个月前写的一篇小文《少日同窗侣》传到博客上。这是一篇追忆同学的文章，题目则取自钱钟书先生《寄祝許大千七十》。他的这首诗全篇如下：“少日同窗侣，天涯一故人。振奇风骨卓，坦率性灵真。早卜仁能寿，遥知德有邻。白头望好在，迹旷愈情亲。”
　　到了中午的时候，朋友圈有人帖出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我脑子里立刻闪现了一句话：“他们仨，终于团聚了。”
　　三十年前，大概在我十九岁的时候，因为读《围城》知道钱钟书这个名字，继而知道他的夫人杨绛。说到《围城》，这部长篇小说问世于上世纪40年代，1949年后，一度绝版三十余年。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是在上世纪80年代，在我们这个小城的书店一个不起眼角落里。上世纪90年代，《围城》改编成电视剧，更多人是借电视剧的播出才了解到钱钟书和《围城》这部小说，钱钟书也就此名贯天下。后来，杨绛在《我们仨》中写到当时门庭若市的盛况：“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一个“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一个“守住门为他挡客”，足以认定和证明，他们对名利的淡薄，对内心的坚守。难怪杨绛曾感言：“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仨》是杨绛在92岁时写的一部作品，作品以简洁而沉重的语言，回忆了先后离她而去的女儿钱瑗、丈夫钱钟书，以及一家三口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感动了无数中国人，也让人们了解到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她在书中说：“‘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
　　她的《干校六记》讲述1970年7月至1972年3月在“五七干校”的生活，在那个特定时代，杨绛夫妇受尽折磨侮辱，但整部作品并没有控诉，没有难抑的悲愤和无尽的哭泣。当她回首往事时，有的只是淡泊而深远的所感所思，以娓娓的诉说描绘着人世间的友谊、温情，以温馨的笔调描绘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
　　杨绛在96岁高龄的时候，又意想不到地推出一本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初看这样的书名就有一种触及人的内心深处疼痛的感觉，打开书页弥漫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书中探讨人生的价值和灵魂的去向，记录了她对人的本性、人的灵魂以及人性中灵与肉斗争而又统一的思考。她在书中写道：“我认为命运最不讲理。傻蛋、笨蛋、混蛋安享富贵尊荣，不学无术的可以一辈子欺世盗名。有才华、有品德的人多灾多难，恶人当权得势，好人吃苦受害。”有评论家称赞她：“九十六岁的文字，竟具有初生婴儿的纯真和美丽。”
　　面对杨绛的《走到人生边上》，如果说她的文字是人生的自问，那她用行过世纪的安宁与淡泊写出了自己的答案。生活中的她几近是“隐身”，低调至极，这种低调是本色的，是发乎内心的自然，不是给人看，更不是经过装饰。杨绛生活中不仅如此，在她的文字中也能找到佐证，那就是她的散文《隐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那莫过于一件隐于市的“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心于专用治学之事。
　　杨绛曾经翻译过英国诗人蓝德的《生与死》，流传甚广，虽说她不是原作者，但也无不是写下了她对人世最后最真情的告白：“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一代民国知识分子淡薄和从容以及与世无争的风雅，从此终归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