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朱生豪除了最为人所熟知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家的身份外,他其实也是一个作家,并且著作颇多,大致包括诗歌、散文、随笔等几大部分。并且,他之所以能够成功翻译莎士比亚的作品,这与他深厚的国学根基也是分不开的。而他自幼身世凄惨,又身处战乱年间,32岁时便因病去世。 所以本文试图在基于较为新颖的文学史料下,用创伤理论把朱生豪各时期的创作串联起来,再细读文本加以分析和深化研究。
关键词:朱生豪;文学创作;创伤书写
(一)家庭创伤:父母缺失下的成长体验
朱生豪的父母在他的少年时期便先后离世,这使他鲜有少年所应有的阳光与开朗。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充满悲伤,怀疑甚至是激愤的调子。
在中学阶段,朱生豪便开始了文学创作,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较为明显的反映了当时朱生豪的心态。由于家境凄凉,所以此时的朱生豪的创作中总有一股哀伤的氛围。例如在《城墙晚眺》[1]中,在前两节诗人通过傍晚的夕阳营造出一派祥和的黄昏景色,但是到了第三节诗人的笔锋一转,原来他并没有从这温馨的场景中获得安慰,而是想到了即将到来的黑暗。在后面的诗节中诗人开始运用“黑暗”“黑云”“寒鸦”等意象,使诗歌的氛围慢慢走向低沉。诗人的心境随着黑夜的到来也沉郁了起来。光明与黑暗并生共存,光明散尽,就如同诗人心中的美好褪去,黑暗席卷大地,诗人心中的悲伤也溢满心间。这或许与诗人的父母过早离世有关,这让还年轻的诗人感觉孤单伶仃。诗以“人呢,为何尚未回家?”而结尾,或许也是暗示自己早已无家可归。
到了大学阶段,朱生豪只身一人来到之江大学(即现在的浙江大学)。朱生豪初进之江大学时就不爱说话,大多时候都是一个人踽踽独行。夏承焘先生在他日记里除了高度赞扬了朱生豪的才气外,也用“渊默如处子”[2]来形容他的性格。朱生豪的中学同学,后又一起升入之江大学的黄竹坪曾这样形容他:“他只是沉默、聪敏,心中似乎有隐痛而已。即在之江时代,同吃、同住、同生活、同学习有四年之久,彼此之间仍不多谈话。”[3]同学彭重熙也回忆道:“在生活方面,落落寡合,好月夜独步江上,高歌放啸,莫测其意兴所至。有一点我印象很突出,生豪走路一往直前,只向前看,决不回头反顾。”[4]这或许说明朱生豪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内向孤僻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在旧体诗方面,如《芳草词撷》[5]十三首,诗人大多都运用了许多意象去营造一种悲凉惨淡的氛围,例如“孤舟”“寒月”“秋风”“飞雪”等。无论是与友人同作还是抒发自己所感,除为“诸君”所作的《庆春泽》和《八声甘州》[6]有着鲜明的大气与豪放。其他诗词里总是充斥着一种悲伤的意味。
(二)社会创伤:传统与新潮之间的碰撞
朱生豪国学基础深厚,气质上属于传统知识分子,爱写旧体诗,但生活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中,并非时代的弄潮儿,反而在时代的裹挾中显得有些无力。
在大学毕业后,初入社会,他在给自己的妻子宋清如的书信中曾这样表达:“做人只有两种取乐之道。一种是忘我;忘了我,则一切世间加于‘我’的烦恼痛苦皆忘。一种是忘人;忘了‘人’则一切世间的烦恼、苦痛皆加不到我的身上”[7]。他希望自己和他亲爱的朋友们都能与世无争,独善其身,走忘“我”这一条路。他感到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这在旁人看来,也许是十分可笑的。
他在形式的人物中间,最讨厌的是那些奴颜卑膝的洋行小鬼:“我想世间最讨厌的东西,应该是头发梳得光光的,西装穿得笔挺的,满口Hello,Yes,举止轻佻的洋行小鬼了。比起他们来,我们家乡一般商店中的掌柜要风雅得多了。就是上海滩上凸起大肚子,头顶光秃秃,俨然大亨神气的商人,也更加可爱一些,至少后者的大肚皮是富于幽默的。这话说得多么风趣,又多么尖刻。他也开始看不惯周围一些人虚假的应酬和不关痛痒的同情:“顶不好的就是那种说着不确定的话的人。今天任小鬼说‘或许’来看我。你想,我能欢迎他吗?既不决定,何必对我说?我自然不能出去,因为一出去,若他来了,那是我的不好。然而不出去,他又不来,他却不负责任。还有比这种更不公平的事吗?不给人希望,也不给人失望,这是fair play给了人希望,再叫人失望,这不明明作弄人?漠然的冷淡全不要紧,顶讨厌的是不关痛痒的同情,好象以为我生活得很苦,很沉闷,而且有害身体。其实,我是不会生活得比别人苦的。”[8]
(三)战争创伤:战争的目击者与亲历者
1939年10月11日,朱生豪在《中美日报》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言,到1941年12月8日“孤岛”沦陷,《中美日报》上共刊载了1081篇小言,将近40万字。这些小言,短的仅有数十个字,长的也不过六七百字,略超过七百字也不过20篇。这些文章虽然短小,但是深刻地揭露和无情地批判了当时法西斯及其帮凶的丑恶嘴脸和滔天罪行,热情地鼓励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丢掉幻想,识破敌人的各种阴谋和骗局,团结战斗来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可以说,这些文章是朱生豪深厚的爱国热情和高超的文学素养的有机结合。范泉先生说:“这些短小精悍的新闻随笔,都是他阅读当天新闻后写下的即兴抒怀,思维敏锐,形式多样,笔锋犀利,讽刺与揶揄兼备,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时政散文创作。”[9]朱生豪写这些小言,是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情的。他不仅要阅读本地的报纸,还收集、研究了大量外文的报纸和通讯稿件,以全面了解和掌握时局的各方面动向,写出切合时政,针砭时弊,既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又具有极强战斗力的文章。因此他所写的文章虽短,但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可以说,这时期朱生豪的文学作品多有比较明确的政治倾向性,这也进步说明朱生豪在经过了日军侵各的社会大动荡以后,已经以积极的政治态度投人到社会生活中。一方面鲜明地表达了他谴责战争,渴望和平和正义的态度,同时也没有放弃在文化园地中的继续耕耘,以及对年轻人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企盼。
三、结语
朱生豪的文学作品语言清新流畅、文字优美。他将重大的主题隐藏在字里行间的表达中。阅读朱生豪诗歌和散文的过程中,读者可以跟随朱生豪一次又一次地回顾他自己的童年,社会,以及战争的创伤经验。对朱生豪文学作品的创伤书写进行研究,能够让我们铭记历史、铭记创伤,对民族存在和人类社会进行反思,能够让我们意识到记忆和身份的重要性,在巨大的城市网络中寻找到生活的“固定点”,寻找自我之根,从而实现对自我价值的确认和超越。
参考文献
[1]朱尚刚:《伉俪 朱生豪宋清如诗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2]朱尚刚:《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3页。
[3]朱尚刚:《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3页。
[4]朱尚刚:《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3页。
[5]朱尚刚:《伉俪 朱生豪宋清如诗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3页。
[6]朱尚刚:《伉俪 朱生豪宋清如诗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7] 吴洁敏,朱宏达:《朱生豪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8] 吴洁敏,朱宏达:《朱生豪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9]朱尚刚:《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9页。
作者简介:
姓名:刘晓琪(1996年2月21日);性别:女;籍贯:山东省日照市;民族:汉;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历:硕士研究生;单位:济南大学;单位邮编:250022
关键词:朱生豪;文学创作;创伤书写
(一)家庭创伤:父母缺失下的成长体验
朱生豪的父母在他的少年时期便先后离世,这使他鲜有少年所应有的阳光与开朗。在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也充满悲伤,怀疑甚至是激愤的调子。
在中学阶段,朱生豪便开始了文学创作,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较为明显的反映了当时朱生豪的心态。由于家境凄凉,所以此时的朱生豪的创作中总有一股哀伤的氛围。例如在《城墙晚眺》[1]中,在前两节诗人通过傍晚的夕阳营造出一派祥和的黄昏景色,但是到了第三节诗人的笔锋一转,原来他并没有从这温馨的场景中获得安慰,而是想到了即将到来的黑暗。在后面的诗节中诗人开始运用“黑暗”“黑云”“寒鸦”等意象,使诗歌的氛围慢慢走向低沉。诗人的心境随着黑夜的到来也沉郁了起来。光明与黑暗并生共存,光明散尽,就如同诗人心中的美好褪去,黑暗席卷大地,诗人心中的悲伤也溢满心间。这或许与诗人的父母过早离世有关,这让还年轻的诗人感觉孤单伶仃。诗以“人呢,为何尚未回家?”而结尾,或许也是暗示自己早已无家可归。
到了大学阶段,朱生豪只身一人来到之江大学(即现在的浙江大学)。朱生豪初进之江大学时就不爱说话,大多时候都是一个人踽踽独行。夏承焘先生在他日记里除了高度赞扬了朱生豪的才气外,也用“渊默如处子”[2]来形容他的性格。朱生豪的中学同学,后又一起升入之江大学的黄竹坪曾这样形容他:“他只是沉默、聪敏,心中似乎有隐痛而已。即在之江时代,同吃、同住、同生活、同学习有四年之久,彼此之间仍不多谈话。”[3]同学彭重熙也回忆道:“在生活方面,落落寡合,好月夜独步江上,高歌放啸,莫测其意兴所至。有一点我印象很突出,生豪走路一往直前,只向前看,决不回头反顾。”[4]这或许说明朱生豪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内向孤僻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在旧体诗方面,如《芳草词撷》[5]十三首,诗人大多都运用了许多意象去营造一种悲凉惨淡的氛围,例如“孤舟”“寒月”“秋风”“飞雪”等。无论是与友人同作还是抒发自己所感,除为“诸君”所作的《庆春泽》和《八声甘州》[6]有着鲜明的大气与豪放。其他诗词里总是充斥着一种悲伤的意味。
(二)社会创伤:传统与新潮之间的碰撞
朱生豪国学基础深厚,气质上属于传统知识分子,爱写旧体诗,但生活在新旧交替的大时代中,并非时代的弄潮儿,反而在时代的裹挾中显得有些无力。
在大学毕业后,初入社会,他在给自己的妻子宋清如的书信中曾这样表达:“做人只有两种取乐之道。一种是忘我;忘了我,则一切世间加于‘我’的烦恼痛苦皆忘。一种是忘人;忘了‘人’则一切世间的烦恼、苦痛皆加不到我的身上”[7]。他希望自己和他亲爱的朋友们都能与世无争,独善其身,走忘“我”这一条路。他感到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虽然这在旁人看来,也许是十分可笑的。
他在形式的人物中间,最讨厌的是那些奴颜卑膝的洋行小鬼:“我想世间最讨厌的东西,应该是头发梳得光光的,西装穿得笔挺的,满口Hello,Yes,举止轻佻的洋行小鬼了。比起他们来,我们家乡一般商店中的掌柜要风雅得多了。就是上海滩上凸起大肚子,头顶光秃秃,俨然大亨神气的商人,也更加可爱一些,至少后者的大肚皮是富于幽默的。这话说得多么风趣,又多么尖刻。他也开始看不惯周围一些人虚假的应酬和不关痛痒的同情:“顶不好的就是那种说着不确定的话的人。今天任小鬼说‘或许’来看我。你想,我能欢迎他吗?既不决定,何必对我说?我自然不能出去,因为一出去,若他来了,那是我的不好。然而不出去,他又不来,他却不负责任。还有比这种更不公平的事吗?不给人希望,也不给人失望,这是fair play给了人希望,再叫人失望,这不明明作弄人?漠然的冷淡全不要紧,顶讨厌的是不关痛痒的同情,好象以为我生活得很苦,很沉闷,而且有害身体。其实,我是不会生活得比别人苦的。”[8]
(三)战争创伤:战争的目击者与亲历者
1939年10月11日,朱生豪在《中美日报》开始发表第一篇小言,到1941年12月8日“孤岛”沦陷,《中美日报》上共刊载了1081篇小言,将近40万字。这些小言,短的仅有数十个字,长的也不过六七百字,略超过七百字也不过20篇。这些文章虽然短小,但是深刻地揭露和无情地批判了当时法西斯及其帮凶的丑恶嘴脸和滔天罪行,热情地鼓励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丢掉幻想,识破敌人的各种阴谋和骗局,团结战斗来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可以说,这些文章是朱生豪深厚的爱国热情和高超的文学素养的有机结合。范泉先生说:“这些短小精悍的新闻随笔,都是他阅读当天新闻后写下的即兴抒怀,思维敏锐,形式多样,笔锋犀利,讽刺与揶揄兼备,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时政散文创作。”[9]朱生豪写这些小言,是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与热情的。他不仅要阅读本地的报纸,还收集、研究了大量外文的报纸和通讯稿件,以全面了解和掌握时局的各方面动向,写出切合时政,针砭时弊,既为读者所喜闻乐见,又具有极强战斗力的文章。因此他所写的文章虽短,但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
可以说,这时期朱生豪的文学作品多有比较明确的政治倾向性,这也进步说明朱生豪在经过了日军侵各的社会大动荡以后,已经以积极的政治态度投人到社会生活中。一方面鲜明地表达了他谴责战争,渴望和平和正义的态度,同时也没有放弃在文化园地中的继续耕耘,以及对年轻人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企盼。
三、结语
朱生豪的文学作品语言清新流畅、文字优美。他将重大的主题隐藏在字里行间的表达中。阅读朱生豪诗歌和散文的过程中,读者可以跟随朱生豪一次又一次地回顾他自己的童年,社会,以及战争的创伤经验。对朱生豪文学作品的创伤书写进行研究,能够让我们铭记历史、铭记创伤,对民族存在和人类社会进行反思,能够让我们意识到记忆和身份的重要性,在巨大的城市网络中寻找到生活的“固定点”,寻找自我之根,从而实现对自我价值的确认和超越。
参考文献
[1]朱尚刚:《伉俪 朱生豪宋清如诗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2]朱尚刚:《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3页。
[3]朱尚刚:《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3页。
[4]朱尚刚:《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53页。
[5]朱尚刚:《伉俪 朱生豪宋清如诗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27-33页。
[6]朱尚刚:《伉俪 朱生豪宋清如诗文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版,第44页。
[7] 吴洁敏,朱宏达:《朱生豪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
[8] 吴洁敏,朱宏达:《朱生豪传》,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页。
[9]朱尚刚:《诗侣莎魂——我的父母朱生豪、宋清如》,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9页。
作者简介:
姓名:刘晓琪(1996年2月21日);性别:女;籍贯:山东省日照市;民族:汉;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历:硕士研究生;单位:济南大学;单位邮编:250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