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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反求诸己思想是贯穿曾国藩一生建功立业与为人处世的核心思想。目前，学者们对曾国藩思想的研究多聚焦于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很少从心理学角度去理解曾国藩的思想并探究其思想对心理学的重大意义。反求诸己思想对曾国藩的治国、治军、治家起到了重大作用。反求诸己思想的本质则是一种认知与行为方式，它构成一种独特的心智模式，理应从心理学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尤其是在现今这一多元文化冲击、物质主义盛行使得很多人陷入迷茫困惑的时代背景之下，曾国藩凡事反求诸己的思想更是显示出其宝贵的时代价值。从心理学角度对其进行剖析解读对当代人的心理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启迪作用。
关键词：曾国藩;反求诸己;认知行为方式;心智模式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self-reflection is the core thought that runs through zeng guofan's life. Until now，scholars have been focusing on the political，military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zeng guofan's thought，rarely from th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of his thoughts to psychology. The thought of self-reflec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zeng guofan's governance of state，army and family. The essence of self-reflection is a way of cognition and behavior，which should be studi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Especially so many people are confusing by the chocking of multi-cultural and prevalence of materialism，zeng guofan's thought of self-reflection shows its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hus，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will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people.
Key words：zeng guofan;Self-reflection;Cognitive behavioral style;Mental models
引言：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意指凡事应当从自身找原因并从自身做起，属于心理学正确归因的方法。这一思想最早记载于《孟子·离娄章句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孟子对弟子说：“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那就应反问自己的仁爱是否够;礼貌待人却得不到别人相应的礼貌，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礼貌是否到家。孟子认为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只有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这一思想包涵的自我批评、自我内省的方法论，不仅深刻影响了儒家知识分子的行为规范，而且深化了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内涵。而将该思想真正发扬光大并传之于众的却是晚清名臣曾国藩。“反求诸己”的思想是曾国藩为人处世与治军治国的重要思想与方法论。
咸丰八年曾国藩为父守孝时期，接咸丰圣谕“夺情”二次出山，署理浙江军务并紧急救援福建。“二次出山”的曾国藩总结了过去几年自己在为官及治军过程中积累的实践经验教训，开始真正将“反求诸己”的思想开始实践于自身军事与政治实际中，并最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反求诸己”思想同时也是曾国藩治国治军思想乃至人生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他不仅多次以该思想教育自己的部署与家人，也在曾氏家书中将这一思想见诸于笔墨：“平心而论，己之所以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曾国藩家书·修身篇·致诸弟·劝弟切勿恃才傲物>）。也正是在该思想的引导下，他在政治、军事、文学领域取得了令后世瞩目的成就，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死后获得“文正”谥号，这几乎是那个时代文臣所能获得的最为荣耀的谥号。从心理学的角度解析曾国藩“反求诸己”的思想，对于现今这个经济与科技飞速发展文化价值观日渐多元化的时代，仍然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
1、曾国藩与“反求诸己”思想
曾国藩出生于清嘉庆十六年，于道光十八年考取进士，并在随后的十年之中七次升迁，连跃十级，于道光二十七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成为朝廷二品大员，这与同龄人相比可谓是平步青云。但他事业所处道光年间正是清末封建统治走下坡路的时期。对内，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尖锐化，太平天国运动以风卷残云之势席卷全国，东南富庶之地尽被战火蹂躏，暮气成成的八旗、绿营根本无力与太平军对战，纷纷败退。对外，外国侵略者通过坚船利炮叩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对中华大地的财富虎视眈眈，清王朝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危机愈演愈烈。清政府为了挽救统治危机，不得不多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企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据统计，咸丰皇帝令兴办团练的在籍政府官员有上百人，拒绝夺情的官员占大多数，只有三人夺情，戴孝参与帮办团练，可见敢于任事的人少之又少。而丁忧在籍的二品侍郎曾国藩，正是在这一契机下接受夺情，在湖南老家依靠着亲戚朋友等复杂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之为湘勇，也就是后来的湘军。 从言官转向实务，这是曾国藩事业的一个重要拐点。对曾国藩来说，回乡练勇，是对个人的挑战和超越。虽然他在北京担任翰林期间，酷爱读书，也追求经世致用并梦想成为治世能臣，成为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郭子仪”。但要真刀真枪建立起一支能与当时势不可挡的太平军抗衡的武装力量绝非易事，更何况一切都毫无头绪，而在具体复杂的事务之中，曾国藩性格与心智模式上的缺陷也暴露无遗。其一，他争强好胜、锋芒毕露，处处与人交恶。在长沙练兵，他与绿营兵水火不容并引发恶性事件。清代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记载：“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而湖南官员眼见官居二品的曾国藩被兵痞修理，竟然乐得看笑话。而他与整个湖南官场凿枘不合，且每每产生冲突矛盾，他的解决方法也非常简单直接：上奏皇帝。如参清德、参陈启迈等等事件。该种方法虽见效很快（导致多名官员被格职降级），却也在无形中给自己设置了诸多障碍，很快他就成了湖南官场的众矢之的，众人避之不及更不用说与其倾力合作了。其二，他性格急躁，举止轻浮。出兵打仗，胜败乃兵家常事，但他每每处于下风或吃了败仗，首先想到的总是自杀了事，幸逢手下将领多次阻拦才未酿成大祸。此外，在面对不配合的官场同僚和不成全他的咸丰皇帝时，他的反应也是颐指气使：扔下一切，转头就走。这在咸丰七年曾国藩以回家为父守孝为理由，要挟咸丰皇帝给自己更多实权，终被拒绝时显示的淋漓尽致。其三，自视甚高，刚愎自用。曾国藩饱读诗书，处处以古之圣贤为标准，但他不仅以这一标准约束自己，也拿这一标准来衡量他人。因此初入湖南官场之时，在他眼中人人都是酒囊饭袋，尸位素餐之徒。这种看法导致他行为上每每越俎代庖，制造了无数矛盾。甚至在后来刚刚回家守孝期间，他不仅终日谩骂各个文武官员，而且连对他言听计从的弟弟与弟妹也不能幸免。如此种种最终把曾国藩变成了一个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即被咸丰皇帝放弃，遭受官场同僚唾骂，甚至连亲弟弟都为了躲避他想尽各种理由离家外出。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此刻曾国藩面临的问题根源在于他的心智模式，也就是他凡事都从外部找寻原因，总认为是时事使然，遇人不淑，却从未从想过问题是否可能是出在自己身上。在长沙练兵处处碰壁后，他认为在长沙这个地方不能做事，官场暮气沉沉，绿营腐朽透顶，于是他向朝廷上奏，将湘军移扎到衡州加以训练。
咸丰七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一生的低谷，但人一生的转折，往往也都是从低谷开始的。在家守孝的两年，他无数次痛苦地思考：为何自己公忠体国，事事为公，却始终无法获得皇帝与同僚的支持？为何自己秉公守法，两袖清风，却仍然诸事不顺寸步难行？他心里充满着委屈，心情郁结不解，整夜失眠，几乎抑郁。后来，满腔愤怒但又百无聊赖的他只好又找出了一些国学经典重新研读。这一看似普通的行为对于当时的曾国藩来讲可谓意义深远。由于自身理学功底深厚加上几年来经历的积淀，他结合着书本悟出了一些新的道理。改变也从此时开始。其一，他变得圆通了。咸丰八年，仍然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接到出办浙江军务，救援福建的上谕之后，他一反常态，没有讲任何条件，马上到任。更有甚者，在返回官场后，他也一改往日恃才傲物的习性，首先就去长沙拜访了曾经相处不甚愉快的骆秉章以及湖南的一众文武官员，甚至连小小的善化县衙他也亲自拜访。而众官员发现曾国藩变了，对他也就不排斥了。舆论开始对他朝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以至于后来：“再至江西，人人惬望”。慢慢，他开始在官场如鱼得水。其二，他变得宽容大度了，办事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开始宽严相济。领兵之初，曾国藩对军中用钱看得很紧，不但自己分文不取，也严格禁止部下获得灰色收入。而再出山后，对于钱财粮帛，他也不再锱铢必较，而是采取宽容态度。而这一切改变都源自于他自己的心智模式的变化，即开始凡事“向内求”，不再苛求他人了。这一点，从他和资历与品级都低于自己的左宗棠的关系就可见一般。左宗棠在咸丰七年曾国藩向皇帝伸手要权遭到拒绝回乡守孝时曾对曾国藩肆口诋毁，而曾国藩不仅没有因此耿耿于怀，反而在第二年复出路过长沙时，主动拜访了左宗棠并做了自我的检讨。后咸丰十年，左宗棠因樊燮案，差点被处死，而曾国藩则是极力为其辩解并盛赞其才华。在曾国藩等人的极力举荐下，左宗棠因祸得福，一路青云直上最终成为一代封疆大吏。但后期曾左俩人又因为军饷等问题矛盾不断，尤其在曾国藩兄弟攻克天京毁灭太平天国后不久，左宗棠更是上奏告知朝廷曾国藩办事不利使得太平天国幼主洪福瑱逃出（而此前曾国藩已奏报洪福瑱已死）。晚年的左宗棠更是变本加厉，逢人便诋毁曾国藩天性愚钝，头脑愚笨。而反观曾国藩，对于和左宗棠的种种矛盾，往往能够从大局出发而不予回应，甚至在与左有公务合作时也往往能公事公办，毫无偏斜。
总的来说，跌谷底复出后的曾国藩祛除了戾气，真正做到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一改变使得他开始向内圣外王的目标奋步疾驰。同时也使得无数的资源开始向他倾斜，最终既成就了自己圣贤理想也成就了清王朝的中兴伟业。
2曾国藩反求诸己思想的心理学构架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曾国藩改变的核心，是一种归因方式与思维模式的改变。心理学家海德将个体的归因风格分为两类，分别是内归因和外归因。所谓外归因，是指归因者将客观事件的原因归结于外在的客观条件，比如工作条件、机遇、周围环境、他人等。而内归因者则恰恰相反，他们倾向于将事件的原因归结于自身因素，比如个人的态度、能力、情绪、努力程度等因素。而心理学家朱利安·羅特也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控制点理论：个体对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及其结果的控制源有不同的解释：一些个体认为生活中多数事情的结果取决于个体内部因素，即他们相信自身能够影响和控制事情的发展与结果，称为内控者;而如果个体认为生活中多数事情的结果主要是由外部因素导致，则称为外控者。很显然，咸丰六年以前的曾国藩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习惯使用外部归因来解释外界事物的外控者。他习惯于将碰到的困难和挫折归结于外部原因（皇帝为何不能理解自己的一片赤诚？明明一心为公为何同僚总是处处为难自己？）这样的归因方式除了产生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壮感之外，对己对事，没有丝毫溢出。而咸丰八年以后，再次出山的曾国藩开始践行反求诸己的思想，或者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一思想体系对于曾国藩来讲首先是一种归因思路的改变。他在日记中写到：“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此刻的他，开始从事事外求的外控者转变成了凡事反求诸己的内控者。而近年来的大量研究都发现，相对于外控者，内控者往往在个人成就以及自身的身心健康指数上都遥遥领先。 此外，反求诸己对于曾国藩来说还是一种思维模式的改变。具体来说，是一种从聚焦于结果的简单思维模式转变成了一种注重过程的系统化思维模式。就像在棋牌类游戏，结果总是伴随着一些不确定性，即运气对结果可能产生影响。而理性的选手往往不甚注重每次具体的结果而是致力于让自己的每次的决策都是指向胜率较高的行为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在多次的博弈中取得概率上的胜利。换句话说，在多次博弈之中，新手会对每一局的结果十分在意，而专家则只关注概率。咸丰六年以前的曾国藩做事注重于结果，性情急躁，如战争前期在靖港水战中被太平军石祥贞部击败就让曾国藩羞愤不已欲投水自尽，幸被幕僚章寿麟所救。他饱读诗书，明知胜败乃兵家常事却仍然执着于一时胜负，注重结果的思维模式一看便知。而咸丰八年以后理解了反求诸己这一思想的曾国藩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模式，他在此后的为人处事之中相对于得失结果，他更注重自身理想与信念标准。这在他晚年接手天津的教案事件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天津教案是民众、官府与洋人矛盾冲突的一次集中爆发，在当时可谓烫手的山芋：如考量民意处理则很有可能引发法国人的不满，而彼时的清政府没有能力与法国人开战。但若不考量民意，则很有可能被民众扣上卖国贼私通洋人的帽子。因此在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此事以前，他的幕僚们就劝他万不可接手此事。曾国藩久经沙场，深知其中利害关系，也十分清楚这必然是无论如何都将背负骂名的棘手事件。而此时，早已功成名就的曾国藩当然可以随便找个借口不介入此事。但考虑到国家利益，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接住了这个烫手的山芋最终使得自己几十年积累出的好名声险些毁于一旦。由此可见，此时的曾国藩早已不再注重个人的得失以及事件的直接结果，而是仅仅着眼于做应当的事。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此刻的他已经将以结果论成败的简单思维模式转换成以只聚焦于自身标准忽视结果的复杂思维模式。
3反求诸己思想的现实意义与启示
（1）反求诸己思想有利于个体建立更科学的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是个体心中关于自身、他人以及周边环境中一切事物的假设、形象和故事。它是人们用来理解外部环境以及与外部环境进行互动的工具。而反求诸己思想的建立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心智模式的改变。这对于个体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个体通过改变归因方式以及思维模式改善了自身的心智模式，而进一步又通过心智模式与外部世界发生交互作用并获得良性反馈。因此，可以说心智模式的改善对个体的认知与行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反求诸己有利于提升个体的道德标准
孔子在《论语》提及：“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由此可见，从古至今，国人的对于仁义道德的推崇从未间断。但在物质飞速发展以及欧美个体主义文化强烈冲击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国人尤其是世界观与价值观尚未稳定的年轻人开始陷入困惑与迷茫之中，更有甚者为了实现个人的物质享受已然走向了不择手段结果至上的价值观误区之中。此时，反求诸己思想的珍贵文化价值就突显了出来，该思想倡导内省和自修，它强调的是个体内心的修养，以内心的理想信念而不是外在的物质回报作为衡量标准，这有助于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现代世界之中找到方向，自我监督，时时刻刻律己修身，提高道德准则。
（3）反求诸己思想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容层面，反求诸己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度契合的。该思想推崇的自省，修身等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是一致的，都倡导由内而外建立崇高理想并践行道德生活。形式层面，反求诸己思想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与普及。说到底，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弘扬需要的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认同和自觉地践行，而当个体转换心智模式，以反求诸己的方法论来为人处世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更加迅速的扎根于每个人的内心和体现在每个人的行为之中。
4小结
长久以来，国内学者对曾国藩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军事政治以及文化层面。并未注意到其思想对心理学的重大启示作用。而曾国藩反求诸己的思想之中包含了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积极心理学等诸多领域思想结晶，可以说是一套系统且高效的心智模式。该思想强调自省、克己、修身等认知行为方式，呼吁凡事从自身找原因，从自身着手解决问题。于国家民族层面，它有利于优化国民性格，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于个体层面，它有利于建立科学的心智模式，促进个人奋斗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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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曾国藩;反求诸己;认知行为方式;心智模式
Abstract The thought of self-reflection is the core thought that runs through zeng guofan's life. Until now，scholars have been focusing on the political，military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zeng guofan's thought，rarely from the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of his thoughts to psychology. The thought of self-reflection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zeng guofan's governance of state，army and family. The essence of self-reflection is a way of cognition and behavior，which should be studi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Especially so many people are confusing by the chocking of multi-cultural and prevalence of materialism，zeng guofan's thought of self-reflection shows its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hus，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logy will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psychological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people.
Key words：zeng guofan;Self-reflection;Cognitive behavioral style;Mental models
引言：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意指凡事应当从自身找原因并从自身做起，属于心理学正确归因的方法。这一思想最早记载于《孟子·离娄章句上》：“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 孟子对弟子说：“爱别人却得不到别人的亲近，那就应反问自己的仁爱是否够;礼貌待人却得不到别人相应的礼貌，那就应反问自己的礼貌是否到家。孟子认为凡是行为得不到预期的效果，都应该反过来检查自己，只有自身行为端正了，天下的人自然就会归服。这一思想包涵的自我批评、自我内省的方法论，不仅深刻影响了儒家知识分子的行为规范，而且深化了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内涵。而将该思想真正发扬光大并传之于众的却是晚清名臣曾国藩。“反求诸己”的思想是曾国藩为人处世与治军治国的重要思想与方法论。
咸丰八年曾国藩为父守孝时期，接咸丰圣谕“夺情”二次出山，署理浙江军务并紧急救援福建。“二次出山”的曾国藩总结了过去几年自己在为官及治军过程中积累的实践经验教训，开始真正将“反求诸己”的思想开始实践于自身军事与政治实际中，并最终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反求诸己”思想同时也是曾国藩治国治军思想乃至人生哲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他不仅多次以该思想教育自己的部署与家人，也在曾氏家书中将这一思想见诸于笔墨：“平心而论，己之所以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曾国藩家书·修身篇·致诸弟·劝弟切勿恃才傲物>）。也正是在该思想的引导下，他在政治、军事、文学领域取得了令后世瞩目的成就，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及其深远的影响，以至于死后获得“文正”谥号，这几乎是那个时代文臣所能获得的最为荣耀的谥号。从心理学的角度解析曾国藩“反求诸己”的思想，对于现今这个经济与科技飞速发展文化价值观日渐多元化的时代，仍然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启迪作用。
1、曾国藩与“反求诸己”思想
曾国藩出生于清嘉庆十六年，于道光十八年考取进士，并在随后的十年之中七次升迁，连跃十级，于道光二十七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成为朝廷二品大员，这与同龄人相比可谓是平步青云。但他事业所处道光年间正是清末封建统治走下坡路的时期。对内，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不断尖锐化，太平天国运动以风卷残云之势席卷全国，东南富庶之地尽被战火蹂躏，暮气成成的八旗、绿营根本无力与太平军对战，纷纷败退。对外，外国侵略者通过坚船利炮叩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对中华大地的财富虎视眈眈，清王朝所面临的“内忧外患”危机愈演愈烈。清政府为了挽救统治危机，不得不多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企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太平军势力的发展。据统计，咸丰皇帝令兴办团练的在籍政府官员有上百人，拒绝夺情的官员占大多数，只有三人夺情，戴孝参与帮办团练，可见敢于任事的人少之又少。而丁忧在籍的二品侍郎曾国藩，正是在这一契机下接受夺情，在湖南老家依靠着亲戚朋友等复杂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之为湘勇，也就是后来的湘军。 从言官转向实务，这是曾国藩事业的一个重要拐点。对曾国藩来说，回乡练勇，是对个人的挑战和超越。虽然他在北京担任翰林期间，酷爱读书，也追求经世致用并梦想成为治世能臣，成为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郭子仪”。但要真刀真枪建立起一支能与当时势不可挡的太平军抗衡的武装力量绝非易事，更何况一切都毫无头绪，而在具体复杂的事务之中，曾国藩性格与心智模式上的缺陷也暴露无遗。其一，他争强好胜、锋芒毕露，处处与人交恶。在长沙练兵，他与绿营兵水火不容并引发恶性事件。清代王闿运在《湘军志》中记载：“国藩度营兵不敢决入，方治事，刀矛竟入，刺钦差随丁，几伤国藩。”，而湖南官员眼见官居二品的曾国藩被兵痞修理，竟然乐得看笑话。而他与整个湖南官场凿枘不合，且每每产生冲突矛盾，他的解决方法也非常简单直接：上奏皇帝。如参清德、参陈启迈等等事件。该种方法虽见效很快（导致多名官员被格职降级），却也在无形中给自己设置了诸多障碍，很快他就成了湖南官场的众矢之的，众人避之不及更不用说与其倾力合作了。其二，他性格急躁，举止轻浮。出兵打仗，胜败乃兵家常事，但他每每处于下风或吃了败仗，首先想到的总是自杀了事，幸逢手下将领多次阻拦才未酿成大祸。此外，在面对不配合的官场同僚和不成全他的咸丰皇帝时，他的反应也是颐指气使：扔下一切，转头就走。这在咸丰七年曾国藩以回家为父守孝为理由，要挟咸丰皇帝给自己更多实权，终被拒绝时显示的淋漓尽致。其三，自视甚高，刚愎自用。曾国藩饱读诗书，处处以古之圣贤为标准，但他不仅以这一标准约束自己，也拿这一标准来衡量他人。因此初入湖南官场之时，在他眼中人人都是酒囊饭袋，尸位素餐之徒。这种看法导致他行为上每每越俎代庖，制造了无数矛盾。甚至在后来刚刚回家守孝期间，他不仅终日谩骂各个文武官员，而且连对他言听计从的弟弟与弟妹也不能幸免。如此种种最终把曾国藩变成了一个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即被咸丰皇帝放弃，遭受官场同僚唾骂，甚至连亲弟弟都为了躲避他想尽各种理由离家外出。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此刻曾国藩面临的问题根源在于他的心智模式，也就是他凡事都从外部找寻原因，总认为是时事使然，遇人不淑，却从未从想过问题是否可能是出在自己身上。在长沙练兵处处碰壁后，他认为在长沙这个地方不能做事，官场暮气沉沉，绿营腐朽透顶，于是他向朝廷上奏，将湘军移扎到衡州加以训练。
咸丰七年到咸丰八年曾国藩一生的低谷，但人一生的转折，往往也都是从低谷开始的。在家守孝的两年，他无数次痛苦地思考：为何自己公忠体国，事事为公，却始终无法获得皇帝与同僚的支持？为何自己秉公守法，两袖清风，却仍然诸事不顺寸步难行？他心里充满着委屈，心情郁结不解，整夜失眠，几乎抑郁。后来，满腔愤怒但又百无聊赖的他只好又找出了一些国学经典重新研读。这一看似普通的行为对于当时的曾国藩来讲可谓意义深远。由于自身理学功底深厚加上几年来经历的积淀，他结合着书本悟出了一些新的道理。改变也从此时开始。其一，他变得圆通了。咸丰八年，仍然在家守孝的曾国藩接到出办浙江军务，救援福建的上谕之后，他一反常态，没有讲任何条件，马上到任。更有甚者，在返回官场后，他也一改往日恃才傲物的习性，首先就去长沙拜访了曾经相处不甚愉快的骆秉章以及湖南的一众文武官员，甚至连小小的善化县衙他也亲自拜访。而众官员发现曾国藩变了，对他也就不排斥了。舆论开始对他朝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以至于后来：“再至江西，人人惬望”。慢慢，他开始在官场如鱼得水。其二，他变得宽容大度了，办事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开始宽严相济。领兵之初，曾国藩对军中用钱看得很紧，不但自己分文不取，也严格禁止部下获得灰色收入。而再出山后，对于钱财粮帛，他也不再锱铢必较，而是采取宽容态度。而这一切改变都源自于他自己的心智模式的变化，即开始凡事“向内求”，不再苛求他人了。这一点，从他和资历与品级都低于自己的左宗棠的关系就可见一般。左宗棠在咸丰七年曾国藩向皇帝伸手要权遭到拒绝回乡守孝时曾对曾国藩肆口诋毁，而曾国藩不仅没有因此耿耿于怀，反而在第二年复出路过长沙时，主动拜访了左宗棠并做了自我的检讨。后咸丰十年，左宗棠因樊燮案，差点被处死，而曾国藩则是极力为其辩解并盛赞其才华。在曾国藩等人的极力举荐下，左宗棠因祸得福，一路青云直上最终成为一代封疆大吏。但后期曾左俩人又因为军饷等问题矛盾不断，尤其在曾国藩兄弟攻克天京毁灭太平天国后不久，左宗棠更是上奏告知朝廷曾国藩办事不利使得太平天国幼主洪福瑱逃出（而此前曾国藩已奏报洪福瑱已死）。晚年的左宗棠更是变本加厉，逢人便诋毁曾国藩天性愚钝，头脑愚笨。而反观曾国藩，对于和左宗棠的种种矛盾，往往能够从大局出发而不予回应，甚至在与左有公务合作时也往往能公事公办，毫无偏斜。
总的来说，跌谷底复出后的曾国藩祛除了戾气，真正做到了：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一改变使得他开始向内圣外王的目标奋步疾驰。同时也使得无数的资源开始向他倾斜，最终既成就了自己圣贤理想也成就了清王朝的中兴伟业。
2曾国藩反求诸己思想的心理学构架
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曾国藩改变的核心，是一种归因方式与思维模式的改变。心理学家海德将个体的归因风格分为两类，分别是内归因和外归因。所谓外归因，是指归因者将客观事件的原因归结于外在的客观条件，比如工作条件、机遇、周围环境、他人等。而内归因者则恰恰相反，他们倾向于将事件的原因归结于自身因素，比如个人的态度、能力、情绪、努力程度等因素。而心理学家朱利安·羅特也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控制点理论：个体对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及其结果的控制源有不同的解释：一些个体认为生活中多数事情的结果取决于个体内部因素，即他们相信自身能够影响和控制事情的发展与结果，称为内控者;而如果个体认为生活中多数事情的结果主要是由外部因素导致，则称为外控者。很显然，咸丰六年以前的曾国藩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习惯使用外部归因来解释外界事物的外控者。他习惯于将碰到的困难和挫折归结于外部原因（皇帝为何不能理解自己的一片赤诚？明明一心为公为何同僚总是处处为难自己？）这样的归因方式除了产生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悲壮感之外，对己对事，没有丝毫溢出。而咸丰八年以后，再次出山的曾国藩开始践行反求诸己的思想，或者说，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一思想体系对于曾国藩来讲首先是一种归因思路的改变。他在日记中写到：“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此刻的他，开始从事事外求的外控者转变成了凡事反求诸己的内控者。而近年来的大量研究都发现，相对于外控者，内控者往往在个人成就以及自身的身心健康指数上都遥遥领先。 此外，反求诸己对于曾国藩来说还是一种思维模式的改变。具体来说，是一种从聚焦于结果的简单思维模式转变成了一种注重过程的系统化思维模式。就像在棋牌类游戏，结果总是伴随着一些不确定性，即运气对结果可能产生影响。而理性的选手往往不甚注重每次具体的结果而是致力于让自己的每次的决策都是指向胜率较高的行为模式，只有这样，才能在多次的博弈中取得概率上的胜利。换句话说，在多次博弈之中，新手会对每一局的结果十分在意，而专家则只关注概率。咸丰六年以前的曾国藩做事注重于结果，性情急躁，如战争前期在靖港水战中被太平军石祥贞部击败就让曾国藩羞愤不已欲投水自尽，幸被幕僚章寿麟所救。他饱读诗书，明知胜败乃兵家常事却仍然执着于一时胜负，注重结果的思维模式一看便知。而咸丰八年以后理解了反求诸己这一思想的曾国藩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模式，他在此后的为人处事之中相对于得失结果，他更注重自身理想与信念标准。这在他晚年接手天津的教案事件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天津教案是民众、官府与洋人矛盾冲突的一次集中爆发，在当时可谓烫手的山芋：如考量民意处理则很有可能引发法国人的不满，而彼时的清政府没有能力与法国人开战。但若不考量民意，则很有可能被民众扣上卖国贼私通洋人的帽子。因此在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理此事以前，他的幕僚们就劝他万不可接手此事。曾国藩久经沙场，深知其中利害关系，也十分清楚这必然是无论如何都将背负骂名的棘手事件。而此时，早已功成名就的曾国藩当然可以随便找个借口不介入此事。但考虑到国家利益，他还是义无反顾的接住了这个烫手的山芋最终使得自己几十年积累出的好名声险些毁于一旦。由此可见，此时的曾国藩早已不再注重个人的得失以及事件的直接结果，而是仅仅着眼于做应当的事。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看，此刻的他已经将以结果论成败的简单思维模式转换成以只聚焦于自身标准忽视结果的复杂思维模式。
3反求诸己思想的现实意义与启示
（1）反求诸己思想有利于个体建立更科学的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是个体心中关于自身、他人以及周边环境中一切事物的假设、形象和故事。它是人们用来理解外部环境以及与外部环境进行互动的工具。而反求诸己思想的建立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心智模式的改变。这对于个体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个体通过改变归因方式以及思维模式改善了自身的心智模式，而进一步又通过心智模式与外部世界发生交互作用并获得良性反馈。因此，可以说心智模式的改善对个体的认知与行为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反求诸己有利于提升个体的道德标准
孔子在《论语》提及：“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由此可见，从古至今，国人的对于仁义道德的推崇从未间断。但在物质飞速发展以及欧美个体主义文化强烈冲击的时代背景下，许多国人尤其是世界观与价值观尚未稳定的年轻人开始陷入困惑与迷茫之中，更有甚者为了实现个人的物质享受已然走向了不择手段结果至上的价值观误区之中。此时，反求诸己思想的珍贵文化价值就突显了出来，该思想倡导内省和自修，它强调的是个体内心的修养，以内心的理想信念而不是外在的物质回报作为衡量标准，这有助于人们在纷繁复杂的现代世界之中找到方向，自我监督，时时刻刻律己修身，提高道德准则。
（3）反求诸己思想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容层面，反求诸己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度契合的。该思想推崇的自省，修身等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是一致的，都倡导由内而外建立崇高理想并践行道德生活。形式层面，反求诸己思想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与普及。说到底，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弘扬需要的是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认同和自觉地践行，而当个体转换心智模式，以反求诸己的方法论来为人处世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更加迅速的扎根于每个人的内心和体现在每个人的行为之中。
4小结
长久以来，国内学者对曾国藩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军事政治以及文化层面。并未注意到其思想对心理学的重大启示作用。而曾国藩反求诸己的思想之中包含了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积极心理学等诸多领域思想结晶，可以说是一套系统且高效的心智模式。该思想强调自省、克己、修身等认知行为方式，呼吁凡事从自身找原因，从自身着手解决问题。于国家民族层面，它有利于优化国民性格，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于个体层面，它有利于建立科学的心智模式，促进个人奋斗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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