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枫今年八十岁了。六十年前,我离开清华,参加部队。在清华几年,除了向曹靖华学俄文、向盛澄华学法文、向Winter学英诗、向金岳霖学逻辑……还在课外读了五本书。那第五本书的作者说,有志于文艺工作的青年,应该投入火热的斗争。我从小喜爱文学,于是我便从西校门走出去,参加了从东北入关不久的四野部队。那位作者不久又号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于是,已经穿上了军装的我,背起背包,开始作为四野一个师的一名记者南下、过江,参加了解放华中南的战役。
　　今年,也是我离开清华,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投入革命和社会实践的六十周年,在这样一年,由中国作家协会和母校清华大学联合举办研讨会,来检视我以往的岁月是否虚度,非常合适,也使我感到温暖。
　　没有清华,没有我在清华读到的那几本书,也就没有今天的我。
　　我能够报告母校清华的是,作为劳动者,我诚实而勤恳地劳动了六十年,作为军人和退伍转业军人,在国内、在国外,作为个人、作为代表,我忠诚于我的国家和生我养我的民族而不辱使命,我骄傲,我从一位联合国官员口中,为我们的国家赢得过了一句额外的Vive la Chine。
　　我分享过一个复兴民族的欢乐,也分享过一个不成熟新国家不应有的苦难,至于苦难,那是另一个说来话长的故事,今天,不提也罢:曾有一对线人夫妇陷我入狱。
　　三十年前,可以说是我此生的少年时代,当过一回兵,打过一场仗,编写过历史唯物主义教材,当过一回教官,写过几行诗,编过几个刊物。无论什么工作,我都得奖,但从来不是驯服的工具,常给领导添麻烦,以至我的第一个上司就曾认真地找我谈话,严肃地对我说:江枫同志,你以后也要当领导的!我也严肃地回答:我永远也不当领导!
　　那三十年间的一切作为,全都可以视为少作,是好,是坏,我不悔少作!
　　后三十年,一介刑余之身,还有幸赶上了一段全新的历史时期。三十年来新时期的步履,多少还留下了些许不是一阵风就能刮掉的痕迹。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雪莱诗选》出版,居然引起轰动。当时,我还被认为是诗歌界的一员,常参加诗歌界的会议和活动。我有不少诗歌界的朋友,有些人还会记得我,应该包括匡满,因为他曾情不自禁地说过,和江枫一起开会,他的发言常有思想火花爆发。——鼓舞过我的话,我永远满怀感激牢记,因为这个世界不是每一个人都舍得说的。
　　这一时期,一整批年轻诗人崭露头角,我为此感到高兴。但是,关于自己,我不得不考虑,如果这个世界,并不因为我写而多了一行,也不因为我不写而少了一行,我为什么还要写,倒不如把精力用到更有意义的方向,留下些能够留传得久远些的东西。于是我的业余劳动便流向了约稿日增的译诗,不久,我便成了把Emily Dickinson其人其诗较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第一人,而且给了她一个汉译名字:艾米莉·狄金森。
　　扑灭朦胧诗,曾是一场不大不小的政治性文学运动。中央电大《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一道复习题提到我:当一位权威的文艺理论家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将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批得体无完肤之后,立即就有人挺身而出,公然为孙绍振辩护,而且胆敢指名点姓地要与之“商榷”,这人是( C )
　　A.李黎B.公刘C.江枫D.谢冕
　　据“讲评”说:江枫是当时敢于站出来为朦胧诗辩护的“青年人”。曾为孙绍振的“崛起”直接与当时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程代熙“商榷”。据孙绍振自己回忆,公刘读后盛赞“江枫少有的古道热肠”。这道题,使我怀念很值得怀念的公刘,也使我深感自豪,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往常颇能够夸夸其谈的万马一时间齐喑,我的文章一马独嘶!把溜出来扒别人衣服的扒手扒得一丝不挂!
　　艾青,在他八十寿辰前夕,对我说:别人都写了文章,你呢?这是只有好朋友之间才会有的对话!会后,香港诗人犁青在总结性的发言中说,这次研讨会上有两篇论文写得最好,其中一篇是江枫的《他驾着黄金的三驾马车驰骋在生活的旷野》。艾青应该高兴,我也真想让他高兴,以回报那种可遇不可求的珍贵感情,我太喜欢这个可爱的大朋友。
　　另外写过两篇评论,一篇是《从〈围城〉到〈废都〉》,据毕淑敏告诉我,钱先生很不高兴。另一篇《ULYSSES,萧乾与金隄译本抽样》,倒是得到了萧乾的欣然赞许。
　　近三十年来的第二件事,是把成功的翻译经验总结成为理论,而且以出色的实践成果论证了:形似而后神似,文学翻译,概莫能外。我,对得起国务院授予的特殊贡献津贴。
　　正是这种理论,使我敢于预言成功:三十年前,贺敬之推荐介绍惠特曼的一首诗,刘世杰问我谁译得好,我说,我译得好,虽然,还没有译出来。但是,将近三十年了,有口皆碑,到网上去查吧,Captain,O,my Captain最好的译文只有一种。
　　是自我吹嘘吗?不,有不少出色的教授在替我吹,我只是想利用这个讲台,利用这个实例,再一次诚恳奉劝一切有志于文学翻译的青年,形似而后神似,是唯一正确的方法和途径,相信吧,相信的人有福了,因为,踏上了通往成功的大道。
　　1995年,成为彩虹翻译终身成就奖外译中唯一得主,是我此生业余劳绩获得的最高奖赏,我把全中国这仅有的一块奖牌赠送给了我的母校清华大学。
　　第三件,我为近代史研究所做的工作,只举一例,如果说中国还有个史沫特莱专家,那么,这个专家就是江枫,江译《中国的战歌》,既是翻译的成果,也是研究和考证的成果。新四军出身的女作家菡子,曾为我的序言而激动得专门写信给我。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有一个人能够用历史证明,对新中国建立贡献最大的外国朋友是史沫特莱而不是别人,这人也是江枫。如果说中国还有一个人见证了康克清建议,中共中央办公厅决议,把史沫特莱赠送给朱德的全部稿费,在胡耀邦主持下,拨交史沫特莱斯特朗斯诺研究会专款专用,而结果却不得而知,如果还需要有一个活着的知情人,只要活着,就一定还要坚持着查清账目、追究下落,这个知情人,也,只能是江枫。
　　第四件,是我挺着文字的长矛,为了维护我们民族的子弟不再为人所误,而对一群不学无术假扮巨人的劣质风车,进行过而且还在进行着一场正义的斗争。其实,也只是像那个幼稚的小孩一样,告诉人们,瞧,那些个皇帝全都光腚,没有一个披着新衣!
　　最后,也许有一天回顾历史,会被确认为重大突破的,是我从理论并且以事实,论证了我国现行的所谓普通语言学为伪,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方向是拼形,不是拼音。
　　今天,我收到上海一位有思想有追求有事业心而且已经很有成就的学者潘文国先生来信,他说:很高兴看到先生寄来的大作。我一向以翻译大家视先生,真的不敢相信先生对语言文字之学研究如此有素。先生所言,我可说全部同意,文字发展方向是“拼形化”一说尤其精彩,可说点破了百年来汉语汉字研究的要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