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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结识江枫先生已多年,但一向只知其为翻译大家,笔下工夫十分了得,近年才知他对语言文字理论也有深究,远见卓识,精论高义,足令某些语言文字学家汗颜。今日盛会庆贺江先生八十华诞,如只论其他而不及其在语言文字学上的贡献,将为一大缺憾。仆虽不才,愿略陈所知,以公同好。
江先生论语言文字的文章并不多,但目光如炬,立论精警,鞭辟入里,敢言人所不敢言。其论点概括言之,可谓三“不承认”、两“主张”。三“不承认”是:
(1)不承认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2)不承认是表形、表意、表音三阶段依次前进,而表音为世界文字发展最高阶段的所谓文字发展规律;
(3)不承认汉字有所谓“从简从俗”的发展规律。
两“主张”是:
(4)主张汉字发展只有“经济有效”这样一条规律,当繁则繁,当简则简;
(5)主张世界文字的共同发展道路,与其说是拼音化,不如说是“拼形化”,或者说“拼形表意”。
上述五条,条条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尤其第五条,更为江先生独到之见,启人多多,令人钦佩。
在申论五条之前,我们先要对江枫先生的理论勇气表示敬意。因为上述数条,几乎条条与当今“主流”语言文字观针锋相对,条条与百年来语文改革大潮针锋相对,也条条与某些掌握着语言文字话语权者的观点针锋相对。在逆境中反潮流,没有非凡勇气实难办到。
勇气的背后有两个支柱。一个是道德支柱,即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另一个是思想支柱,就是本文标题中说的“反思”精神。我以为,这是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振兴中国语言学的必由之路。江枫先生的探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发展中国语言学,或者说,发展任一门学科,靠的是什么?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有些权威人士、权威机构,曾经“展望”过21世纪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前景,说是20世纪中国语言研究的取得成就,靠的是“不断引进”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因而,21世纪中国语言学要发展,还得靠“持续不断地引进国外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在21世纪即将走完第一个十年之际,又有学者撰文说,中国语言学正处在十字路口,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走近当代国际语言学的主流”。
这些提法从表面上看来没有错,中国语言学要发展,确实需要借鉴国外,特别是国外占据主流地位的语言学理论。但把这当作主要甚至唯一的道路,却是十分危险的,不但达不到目的,而且很可能会南辕北辙,一百年来的中国语言学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学科发展的动力绝不可能来自于形形色色的外来理论,而只能来自于对学科的哲学思考,或者说“反思”。“反思”是个哲学术语,从汉语字面上看容易理解为回顾历史,其实内容还要深刻得多,它意味着反求诸己,以独立的精神对世间事物,包括各种理论本身进行思考和质疑。我们不相信什么绝对正确、天然“先进”的理论,也不相信有什么不证自明的“常识”、什么不容辩驳的“专业人士”。“反思”就是用实践去检验真理,合则存之,不合则去之。
“反思”据我的理解,应该包含下面八个方面的内容,我把它概括为四不、四敢。其中“四不”是“必要条件”,“四敢”是“充分条件”。“四不”是:(1)不满足现状;(2)不追逐“主流”;(3)不迷信权威;(4)不回避问题。“四敢”是:(1)敢直面现实;(2)敢大胆怀疑;(3)敢直击重大问题;(4)敢不怕孤立。
环顾四周,在中国的学术界,语言学界大概是最缺少反思精神的。其原因就是因为多数人缺乏上述的“四不”精神。第一,语言学家是最易满足现状的,读一读世纪之交作历史回顾的文章和著作,我们就会深切地感到这一点。在那些文章里,处处都是成就,年年都在进步,到处莺歌燕舞,花团锦簇。问题也许有一点,那就是“引进得还不够”之类。第二,语言学者最喜欢“主流”的提法,最热衷于介入“主流”,最担心被边缘化。前几年我提出“字本位”理论,颇不为主流观点所喜,有好心朋友就劝我,不要别出心裁,还是跟主流走比较好。第三,语言学界最迷信权威,我至今没有看到过对权威人士,哪怕是说了无数错话但名气很大的人物(如钱玄同)的认真批评(除了反右和“文革”期间政治和肉体上的“批判”之外)。对于洋名人、洋理论更是崇敬有加,外国的理论还没产生、更没引进,就已断定是“先进”的,肯定适合汉语的,而且是发展中国语言学的“强大动力”。三十年以来,我也没有看到有过对国外语言学理论的认真批评,其拜倒在洋人脚下的情况比“文革”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第四,与第一条有关,在一片莺歌燕舞的歌功颂德声中,就必然会掩盖、回避曾经存在过的问题。本来,理论上有偏差,工作中有失误,这在任何学术研究以及实践中是难免的,照一般人的天真想法,承认了、改正了,也就是了。但语言文字学界仿佛不是如此,坚持错误、固执己见的情况比任何学科都严重。特别是因为有些事情涉及政策,于是就仿佛有了护身符,明明错了,也不肯认账,甚至严重的失误也讳莫如深。例如1977年12月作为“粉碎四人帮的成果”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在一片反对声中,一直拖到1986年才宣布废止,其间发生了什么?指导思想和理论上出了什么问题?谁应该承担责任?“二简”与“一简”的关系如何?从“二简”的失败中应该吸取什么教训?我们这些“局外人”都无从知道,在世纪之交的回顾时当然也不会提及,也许这件事将永远成为历史之谜。又比如,1952年成立,曾经权倾一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86年悄然改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意味着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有了重大调整,轰轰烈烈搞了一百年的汉语拼音化运动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但这么重大的一件事,语言文字的理论学界似乎无动于衷,既没有人对背后的理论交锋作出交代,也没有人对30多年文改会的功过进行总结,路线调整是出于什么理论思考?是战略调整还是策略调整?对拼音化道路是全盘否定还是留有后路?我们也没有听到过什么明确的解释。这些都为今天语言文字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问题埋下了隐患。就是最近这次“规范汉字”的制订,也由于过程不透明,也给群众造成了“3000人搞了8年,只给44个汉字整了容”的印象。尽管我们能够理解具体主其事者的苦衷,但并没有人希望由此引起一场认真的学术争论,从理论上为以后类似的工作打下基础。莫名其妙地抛了出来,不明不白地收了回去,而“主流语言学界”对此表现出了惊人的冷淡。似乎从来没有人想过,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永远是个问题。这样,“四不”精神的缺乏,就使语言学界的认真“反思”,成了可望不可即的奢望。在这样情况下,具备“四不”精神像江枫那样的学者,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同样,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进一步讨论“四敢”的问题。从江枫先生的几点主张来看,他也确实具备了这“四敢”的勇气。第一,他敢于面对现实,正视百年来汉语汉字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不盲目歌功颂德。第二,他敢于从无疑处生疑,挑战语言学界视为“常识”的问题,不为“权威”们摆出的架势所吓倒。第三,他敢于直击语言文字研究最根本、最基础、最核心,同时也是最要害的问题,不怕动摇当今整个语言文字学的大厦。第四,他不惧站到主流语言学的对立面,勇当少数派。这样的精神,几年前我在徐通锵先生身上看到过,今天很高兴地又在江枫先生身上看到了。徐先生、江先生们的观点、主张或许还有可以有讨论、商榷的余地,但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却是中国语言学(以及所有其他学科)发展的根本动力。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江枫先生提出的三“不承认”两“主张”,是如何在向一个多世纪以来视为当然,视为“常识”,甚至有时成为政策依据的一些主流语言文字理论挑战,其重大意义究竟何在。要说明的是,他反对的这些理论,有的是舶来品,有的则是国内某些人一厢情愿的发明。
第一个“不承认”,它所针对的就是“现代语言学”的基石之一——所谓文字是语言(实指语音)的符号,因而是“符号的符号”的理论。据说这理论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的,因而成了“现代语言学”的护门之宝,一些人动不动就会祭将出来吓唬别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你懂不懂?这是语言学的常识!”只可惜这个“常识”却经不大起实践的检验:如果说国际音标是记录语音的符号,我们还可以相信;而对于一种发展成熟的语言,哪怕是拼音文字语言而言,要说文字只是记录语音的符号,我们实在不敢轻信。法语oiseau是记录[wazo]的符号吗?英文中UNESCO这个单词,更与其说是记录[juneskou]这组音的符号,不如说是先有了这个字母缀合的单词,才有了后来的读音,此例仿佛说明读音才是文字的符号;而对于像汉语这样的语言,要人们相信“人”就是为了记下[ren]这个音而造出来的,那非得有特别丰富的想象力才行,特别是换个说方言例如说上海话的人,他还会说“人”和“宁”是同音字呢。其实把这个理论的发明权放到索绪尔身上,也是有意无意的曲解,套一句老话说,这是“打着索绪尔的旗号反索绪尔”。这个理论实际上是2000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索绪尔的主张与之有本质的不同,他认为“有两种文字体系”,如果表音体系文字还勉强可说是“符号的符号”的话,则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体系”文字根本“与其读音无关”,这是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有力反拨。把索绪尔认为属于表音文字语言的“符号之符号”说硬套到属于表意文字语言的汉语上,本身就是对索绪尔理论的背叛,怎么能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基石呢?但就是这么一个被曲解的理论,从上世纪20年代引进之后,至今仍是国内各种版本《语言学概论》甚至《汉字学概论》开宗明义的“常识”!这一“理论”对百年来中国语言学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受其支配,中国语言学家才心甘情愿地把中国人使用了几千年的汉字踢出了语言研究的殿堂,把有了几千年历史的汉语研究传统弃如敝屣,生生割断了历史,割断了传统,从而把20世纪以来的汉语研究牢牢地绑到了建立在拼音文字基础上的西方语言学战车上,还自以为是这就实现了语言研究的“现代化”!以至今天,到了希望重振中国语言学雄风的今天,人们却发现已找不到回家的路,找不到中国语言学的路究竟在哪里,于是只能自我安慰地跟着别人后面跑,滑到哪算到哪。要不然,一个堂堂大国的语言发展规划,怎么会把希望寄托在“持续不断地引进”外国先进的理论呢?说到外国理论,还得补充一句,即否定“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说的,中国有,外国也有。早在300年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就提出文字不必与语言相联系;到了20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更有法国哲学家利科以及德里达,还有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罗伊·哈里斯,他们先后都提出过语言文字有不同起源的主张。我们那些热切盼望“不断引进国外先进理论”的人对此怎么忽然就不热切了呢?
第二个“不承认”是针对所谓的“表形-表意-表音”的文字发展三阶段论。这个理论也起源于国外,是19世纪中叶后庸俗进化论的产物,但变成这么明晰的三阶段说却是在国内完成的。如果说文字在历史上确曾有过象形、表意、记音这三种形态,那是从世界范围内,从总体上去观察的结果,但它往往是在不同语言中发生,只不过正好在时间上先后相承,例如在古埃及的象形表意文字,传到腓尼基后产生了表音文字,并不是埃及文字本身变成了表音文字。事实上,从局部、从一个个具体语言去看,至今没有发现有完整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的文字。既然历史上没法找到,就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由于古老的象形文字除汉语外现在都已死亡,要证实三阶段说的唯一指望就只能落在汉语身上:什么时候汉语变成了拼音文字,这“三阶段”论就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得到完美的呈现。这大约就是为什么“三阶段”论在中国特别有市场的原因吧?吊诡的是,三阶段论的起源是在西方,但最起劲的鼓吹手却是在东方,是中国的那些痴迷文字改革的“专家”,因为他们与这条理论已建立了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主张汉语走拼音化道路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这条理论;而一旦汉语拼音化实现,又反过来证明了这条理论的正确。1986年之后,为什么还有人抱着拼音化不肯放,一下说要“并存”,一下说要“竞争”,在实践中更是时时不忘一有机会就把汉语拼音当作实际上的语言来使用、推广(例如“汉语拼音正词法”的研制、“拼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等),而不顾这些实际上都违反了国家语言文字法?就因为这种不服输的心理在作怪,幻想会发生什么奇迹,拼音化会突然起死回生。这些人不想想,拼音化已经试验了上百年,曾经拥有过最好的时机、最大的资源、最广的支持,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现在还想继续把亿万人当作实验室的小老鼠,来证明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理论,未免也太不厚道了吧?而这条现在看来十分荒谬的理论,对中国人民语言生活的影响真是太大了,100年来中国人的整个语言生活,包括语言学家们的研究生涯,几乎都处在“拼音化道路”这条主线的笼罩下,一些重大的语言文字活动,包括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革命,现代汉语语法的建立及成为语言研究主流,国语运动及推广普通话,简化字运动,直至文字改革走拼音化道路,等等,无不与之有关。只是其中有的是正打正着,有的是歪打正着,有的是正打歪着,有的是歪打歪着而已。而由于这条“理论”没有得到清算,“拼音化道路”仍然死而不僵,不少场合人们的语言生活还受到“拼音文字”幻想家的裹胁,因而认真地讨论上述诸问题的利害得失还为时尚早。但可以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及中国语言学的重振,这些问题终将会一一进入人们研究的视野。
第三个“不承认”,是不承认汉字演进有一条所谓“从简从俗”的发展规律。相对于上面两个问题,这个问题相对较小一些,但它正好涉及了繁简之争这个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还是值得谈一谈。我认为这个“不承认”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从问题本身看,江先生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根本就没有“从简从俗”这样一条规律,这是当今某些实际上不懂汉字发展史却偏要以专家面孔出现的人杜撰出来的,认真的文字学家从来不会这样说。“从简”还可说是汉字发展趋势之一,但不是唯一;说“从俗”也是规律那简直是胡说八道,闭着眼睛说瞎话。汉字演变的趋势并不是单纯的,李荣先生发表于1980年的名文《汉字演变几个趋势》中就总结出了10条趋势,其中有简化也有繁化,有合并也有分化,有同音替代也有同义替代,但就没有一条是“从俗”。唐代颜师古写的《匡谬正俗》,对后代文字发展有很大影响,从该书的标题就可以知道,根据汉字使用的传统,“俗”与“谬”实际是处在同一地位的,都是“匡”或“正”的对象,怎么会成为发展趋势呢?江枫先生主张文字发展无所谓从繁从简,其规律实际是“经济有效、繁简视需要”,这是用最通俗的语言概括了李荣总结的汉字演变规律,可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真理。另一方面,透过这个问题,还可使我们想到繁简之争的复杂性,江先生否认“从简从俗”,但也没有肯定“从繁”,两者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不可能成为单向的“规律”。汉字问题究竟应该怎么解决,我们还应谋求新的解决办法。江先生的“经济有效,该繁则繁,该简则简”,就是一个重要启示。
至于江先生主张的“拼形化才是文字发展规律”可说是醍醐灌顶,发人猛醒。其实早在1976年,美国语言学家Mark Aronoff就已经提出,现代英语构词的本质是“以词构词”,而国内的“字本位”也一直强调“以字构词”,却没有人想到,这两者其实是相通的,两者都可统一在“拼形是文字发展规律”的精神之下。江枫先生一语点破,真给人有大梦初醒之感。我敢断言这一见解必将引起语言文字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在国际上产生影响。
江枫先生并不是语言文字学名家,然而竟能在语言文字学上有如此造诣,足令我辈钦佩。借庆贺江先生八十华诞之际,我们谨祝先生健康长寿,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包括语言文字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先生论语言文字的文章并不多,但目光如炬,立论精警,鞭辟入里,敢言人所不敢言。其论点概括言之,可谓三“不承认”、两“主张”。三“不承认”是:
(1)不承认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
(2)不承认是表形、表意、表音三阶段依次前进,而表音为世界文字发展最高阶段的所谓文字发展规律;
(3)不承认汉字有所谓“从简从俗”的发展规律。
两“主张”是:
(4)主张汉字发展只有“经济有效”这样一条规律,当繁则繁,当简则简;
(5)主张世界文字的共同发展道路,与其说是拼音化,不如说是“拼形化”,或者说“拼形表意”。
上述五条,条条掷地有声,振聋发聩,尤其第五条,更为江先生独到之见,启人多多,令人钦佩。
在申论五条之前,我们先要对江枫先生的理论勇气表示敬意。因为上述数条,几乎条条与当今“主流”语言文字观针锋相对,条条与百年来语文改革大潮针锋相对,也条条与某些掌握着语言文字话语权者的观点针锋相对。在逆境中反潮流,没有非凡勇气实难办到。
勇气的背后有两个支柱。一个是道德支柱,即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另一个是思想支柱,就是本文标题中说的“反思”精神。我以为,这是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振兴中国语言学的必由之路。江枫先生的探索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发展中国语言学,或者说,发展任一门学科,靠的是什么?在世纪之交的时候,有些权威人士、权威机构,曾经“展望”过21世纪中国语言学发展的前景,说是20世纪中国语言研究的取得成就,靠的是“不断引进”国外的语言学理论,因而,21世纪中国语言学要发展,还得靠“持续不断地引进国外先进的语言学理论”。在21世纪即将走完第一个十年之际,又有学者撰文说,中国语言学正处在十字路口,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走近当代国际语言学的主流”。
这些提法从表面上看来没有错,中国语言学要发展,确实需要借鉴国外,特别是国外占据主流地位的语言学理论。但把这当作主要甚至唯一的道路,却是十分危险的,不但达不到目的,而且很可能会南辕北辙,一百年来的中国语言学发展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认为,学科发展的动力绝不可能来自于形形色色的外来理论,而只能来自于对学科的哲学思考,或者说“反思”。“反思”是个哲学术语,从汉语字面上看容易理解为回顾历史,其实内容还要深刻得多,它意味着反求诸己,以独立的精神对世间事物,包括各种理论本身进行思考和质疑。我们不相信什么绝对正确、天然“先进”的理论,也不相信有什么不证自明的“常识”、什么不容辩驳的“专业人士”。“反思”就是用实践去检验真理,合则存之,不合则去之。
“反思”据我的理解,应该包含下面八个方面的内容,我把它概括为四不、四敢。其中“四不”是“必要条件”,“四敢”是“充分条件”。“四不”是:(1)不满足现状;(2)不追逐“主流”;(3)不迷信权威;(4)不回避问题。“四敢”是:(1)敢直面现实;(2)敢大胆怀疑;(3)敢直击重大问题;(4)敢不怕孤立。
环顾四周,在中国的学术界,语言学界大概是最缺少反思精神的。其原因就是因为多数人缺乏上述的“四不”精神。第一,语言学家是最易满足现状的,读一读世纪之交作历史回顾的文章和著作,我们就会深切地感到这一点。在那些文章里,处处都是成就,年年都在进步,到处莺歌燕舞,花团锦簇。问题也许有一点,那就是“引进得还不够”之类。第二,语言学者最喜欢“主流”的提法,最热衷于介入“主流”,最担心被边缘化。前几年我提出“字本位”理论,颇不为主流观点所喜,有好心朋友就劝我,不要别出心裁,还是跟主流走比较好。第三,语言学界最迷信权威,我至今没有看到过对权威人士,哪怕是说了无数错话但名气很大的人物(如钱玄同)的认真批评(除了反右和“文革”期间政治和肉体上的“批判”之外)。对于洋名人、洋理论更是崇敬有加,外国的理论还没产生、更没引进,就已断定是“先进”的,肯定适合汉语的,而且是发展中国语言学的“强大动力”。三十年以来,我也没有看到有过对国外语言学理论的认真批评,其拜倒在洋人脚下的情况比“文革”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第四,与第一条有关,在一片莺歌燕舞的歌功颂德声中,就必然会掩盖、回避曾经存在过的问题。本来,理论上有偏差,工作中有失误,这在任何学术研究以及实践中是难免的,照一般人的天真想法,承认了、改正了,也就是了。但语言文字学界仿佛不是如此,坚持错误、固执己见的情况比任何学科都严重。特别是因为有些事情涉及政策,于是就仿佛有了护身符,明明错了,也不肯认账,甚至严重的失误也讳莫如深。例如1977年12月作为“粉碎四人帮的成果”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在一片反对声中,一直拖到1986年才宣布废止,其间发生了什么?指导思想和理论上出了什么问题?谁应该承担责任?“二简”与“一简”的关系如何?从“二简”的失败中应该吸取什么教训?我们这些“局外人”都无从知道,在世纪之交的回顾时当然也不会提及,也许这件事将永远成为历史之谜。又比如,1952年成立,曾经权倾一时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86年悄然改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意味着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有了重大调整,轰轰烈烈搞了一百年的汉语拼音化运动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但这么重大的一件事,语言文字的理论学界似乎无动于衷,既没有人对背后的理论交锋作出交代,也没有人对30多年文改会的功过进行总结,路线调整是出于什么理论思考?是战略调整还是策略调整?对拼音化道路是全盘否定还是留有后路?我们也没有听到过什么明确的解释。这些都为今天语言文字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的问题埋下了隐患。就是最近这次“规范汉字”的制订,也由于过程不透明,也给群众造成了“3000人搞了8年,只给44个汉字整了容”的印象。尽管我们能够理解具体主其事者的苦衷,但并没有人希望由此引起一场认真的学术争论,从理论上为以后类似的工作打下基础。莫名其妙地抛了出来,不明不白地收了回去,而“主流语言学界”对此表现出了惊人的冷淡。似乎从来没有人想过,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会永远是个问题。这样,“四不”精神的缺乏,就使语言学界的认真“反思”,成了可望不可即的奢望。在这样情况下,具备“四不”精神像江枫那样的学者,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同样,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进一步讨论“四敢”的问题。从江枫先生的几点主张来看,他也确实具备了这“四敢”的勇气。第一,他敢于面对现实,正视百年来汉语汉字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不盲目歌功颂德。第二,他敢于从无疑处生疑,挑战语言学界视为“常识”的问题,不为“权威”们摆出的架势所吓倒。第三,他敢于直击语言文字研究最根本、最基础、最核心,同时也是最要害的问题,不怕动摇当今整个语言文字学的大厦。第四,他不惧站到主流语言学的对立面,勇当少数派。这样的精神,几年前我在徐通锵先生身上看到过,今天很高兴地又在江枫先生身上看到了。徐先生、江先生们的观点、主张或许还有可以有讨论、商榷的余地,但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精神,却是中国语言学(以及所有其他学科)发展的根本动力。
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江枫先生提出的三“不承认”两“主张”,是如何在向一个多世纪以来视为当然,视为“常识”,甚至有时成为政策依据的一些主流语言文字理论挑战,其重大意义究竟何在。要说明的是,他反对的这些理论,有的是舶来品,有的则是国内某些人一厢情愿的发明。
第一个“不承认”,它所针对的就是“现代语言学”的基石之一——所谓文字是语言(实指语音)的符号,因而是“符号的符号”的理论。据说这理论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提出的,因而成了“现代语言学”的护门之宝,一些人动不动就会祭将出来吓唬别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你懂不懂?这是语言学的常识!”只可惜这个“常识”却经不大起实践的检验:如果说国际音标是记录语音的符号,我们还可以相信;而对于一种发展成熟的语言,哪怕是拼音文字语言而言,要说文字只是记录语音的符号,我们实在不敢轻信。法语oiseau是记录[wazo]的符号吗?英文中UNESCO这个单词,更与其说是记录[juneskou]这组音的符号,不如说是先有了这个字母缀合的单词,才有了后来的读音,此例仿佛说明读音才是文字的符号;而对于像汉语这样的语言,要人们相信“人”就是为了记下[ren]这个音而造出来的,那非得有特别丰富的想象力才行,特别是换个说方言例如说上海话的人,他还会说“人”和“宁”是同音字呢。其实把这个理论的发明权放到索绪尔身上,也是有意无意的曲解,套一句老话说,这是“打着索绪尔的旗号反索绪尔”。这个理论实际上是2000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索绪尔的主张与之有本质的不同,他认为“有两种文字体系”,如果表音体系文字还勉强可说是“符号的符号”的话,则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体系”文字根本“与其读音无关”,这是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有力反拨。把索绪尔认为属于表音文字语言的“符号之符号”说硬套到属于表意文字语言的汉语上,本身就是对索绪尔理论的背叛,怎么能成为现代语言学的基石呢?但就是这么一个被曲解的理论,从上世纪20年代引进之后,至今仍是国内各种版本《语言学概论》甚至《汉字学概论》开宗明义的“常识”!这一“理论”对百年来中国语言学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受其支配,中国语言学家才心甘情愿地把中国人使用了几千年的汉字踢出了语言研究的殿堂,把有了几千年历史的汉语研究传统弃如敝屣,生生割断了历史,割断了传统,从而把20世纪以来的汉语研究牢牢地绑到了建立在拼音文字基础上的西方语言学战车上,还自以为是这就实现了语言研究的“现代化”!以至今天,到了希望重振中国语言学雄风的今天,人们却发现已找不到回家的路,找不到中国语言学的路究竟在哪里,于是只能自我安慰地跟着别人后面跑,滑到哪算到哪。要不然,一个堂堂大国的语言发展规划,怎么会把希望寄托在“持续不断地引进”外国先进的理论呢?说到外国理论,还得补充一句,即否定“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说的,中国有,外国也有。早在300年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就提出文字不必与语言相联系;到了20世纪下半叶和本世纪初,更有法国哲学家利科以及德里达,还有英国著名语言学家罗伊·哈里斯,他们先后都提出过语言文字有不同起源的主张。我们那些热切盼望“不断引进国外先进理论”的人对此怎么忽然就不热切了呢?
第二个“不承认”是针对所谓的“表形-表意-表音”的文字发展三阶段论。这个理论也起源于国外,是19世纪中叶后庸俗进化论的产物,但变成这么明晰的三阶段说却是在国内完成的。如果说文字在历史上确曾有过象形、表意、记音这三种形态,那是从世界范围内,从总体上去观察的结果,但它往往是在不同语言中发生,只不过正好在时间上先后相承,例如在古埃及的象形表意文字,传到腓尼基后产生了表音文字,并不是埃及文字本身变成了表音文字。事实上,从局部、从一个个具体语言去看,至今没有发现有完整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的文字。既然历史上没法找到,就只能寄希望于未来。由于古老的象形文字除汉语外现在都已死亡,要证实三阶段说的唯一指望就只能落在汉语身上:什么时候汉语变成了拼音文字,这“三阶段”论就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得到完美的呈现。这大约就是为什么“三阶段”论在中国特别有市场的原因吧?吊诡的是,三阶段论的起源是在西方,但最起劲的鼓吹手却是在东方,是中国的那些痴迷文字改革的“专家”,因为他们与这条理论已建立了休戚与共的利害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主张汉语走拼音化道路的主要理论依据就是这条理论;而一旦汉语拼音化实现,又反过来证明了这条理论的正确。1986年之后,为什么还有人抱着拼音化不肯放,一下说要“并存”,一下说要“竞争”,在实践中更是时时不忘一有机会就把汉语拼音当作实际上的语言来使用、推广(例如“汉语拼音正词法”的研制、“拼音识字、提前读写”的实验等),而不顾这些实际上都违反了国家语言文字法?就因为这种不服输的心理在作怪,幻想会发生什么奇迹,拼音化会突然起死回生。这些人不想想,拼音化已经试验了上百年,曾经拥有过最好的时机、最大的资源、最广的支持,但最终以失败告终;现在还想继续把亿万人当作实验室的小老鼠,来证明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理论,未免也太不厚道了吧?而这条现在看来十分荒谬的理论,对中国人民语言生活的影响真是太大了,100年来中国人的整个语言生活,包括语言学家们的研究生涯,几乎都处在“拼音化道路”这条主线的笼罩下,一些重大的语言文字活动,包括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革命,现代汉语语法的建立及成为语言研究主流,国语运动及推广普通话,简化字运动,直至文字改革走拼音化道路,等等,无不与之有关。只是其中有的是正打正着,有的是歪打正着,有的是正打歪着,有的是歪打歪着而已。而由于这条“理论”没有得到清算,“拼音化道路”仍然死而不僵,不少场合人们的语言生活还受到“拼音文字”幻想家的裹胁,因而认真地讨论上述诸问题的利害得失还为时尚早。但可以相信,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及中国语言学的重振,这些问题终将会一一进入人们研究的视野。
第三个“不承认”,是不承认汉字演进有一条所谓“从简从俗”的发展规律。相对于上面两个问题,这个问题相对较小一些,但它正好涉及了繁简之争这个当前社会的热点问题,还是值得谈一谈。我认为这个“不承认”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从问题本身看,江先生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根本就没有“从简从俗”这样一条规律,这是当今某些实际上不懂汉字发展史却偏要以专家面孔出现的人杜撰出来的,认真的文字学家从来不会这样说。“从简”还可说是汉字发展趋势之一,但不是唯一;说“从俗”也是规律那简直是胡说八道,闭着眼睛说瞎话。汉字演变的趋势并不是单纯的,李荣先生发表于1980年的名文《汉字演变几个趋势》中就总结出了10条趋势,其中有简化也有繁化,有合并也有分化,有同音替代也有同义替代,但就没有一条是“从俗”。唐代颜师古写的《匡谬正俗》,对后代文字发展有很大影响,从该书的标题就可以知道,根据汉字使用的传统,“俗”与“谬”实际是处在同一地位的,都是“匡”或“正”的对象,怎么会成为发展趋势呢?江枫先生主张文字发展无所谓从繁从简,其规律实际是“经济有效、繁简视需要”,这是用最通俗的语言概括了李荣总结的汉字演变规律,可说是符合历史事实的真理。另一方面,透过这个问题,还可使我们想到繁简之争的复杂性,江先生否认“从简从俗”,但也没有肯定“从繁”,两者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都不可能成为单向的“规律”。汉字问题究竟应该怎么解决,我们还应谋求新的解决办法。江先生的“经济有效,该繁则繁,该简则简”,就是一个重要启示。
至于江先生主张的“拼形化才是文字发展规律”可说是醍醐灌顶,发人猛醒。其实早在1976年,美国语言学家Mark Aronoff就已经提出,现代英语构词的本质是“以词构词”,而国内的“字本位”也一直强调“以字构词”,却没有人想到,这两者其实是相通的,两者都可统一在“拼形是文字发展规律”的精神之下。江枫先生一语点破,真给人有大梦初醒之感。我敢断言这一见解必将引起语言文字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并在国际上产生影响。
江枫先生并不是语言文字学名家,然而竟能在语言文字学上有如此造诣,足令我辈钦佩。借庆贺江先生八十华诞之际,我们谨祝先生健康长寿,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包括语言文字学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