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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城市化”向纵深发展的21世纪，作家们站在繁华都市回望乡土的同时，也会对乡土进行理性审视和书写。对乡土眷恋和怀想与城市向往和焦虑的矛盾，也会一直在作家的内心酝酿情绪。但这情绪并不是简单的对峙，这是作家在跨越世纪这个特殊阶段所具备的一种无法避免的心理体验。鬼鱼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创作视野，拓展了乡村文学的发展空间，也揭示了在城市化背景下构建合理、合法、行之有效的城乡对话机制和身份认同机制的必要性。
关键词：城乡文学 鬼鱼 还乡 身份焦虑
“都市罪恶”和“乡村美好”的城乡二元对立书写，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沈从文模式”。其中，“都市厌恶”与“精神原乡”，是沈从文模式的城乡交流刺激而生成的文学特质与功能。沈从文模式在文化精神现象学意义上体现为东方民族初遇现代都市，由都市的陌生疏离感而产生的“审美惊愕”，因都市厌恶而产生精神原乡，是沈从文城乡书写的互文与逻辑。沈从文文学模式，具有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母题结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沈从文模式切合了“转型期中国”的文化心理。所谓“转型期中国”，指20世纪发生的“都市化”社会转型，即现代都市的崛起，形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并以它陌生而且突兀的姿态、复杂而且多义的文化语义，从人生情感文化心理层面，撕裂着“现代国人的魂灵”。中国近现代都市的生成史，凝聚着帝国“他者”的权力意志及其民族屈辱的历史，本能地刺激着国人对于现代都市的行为抗拒和心理排斥，同时，现代都市的物质形态、价值方式、行为习性，都与农耕文明社会形成了巨大反差。进人21世纪后，通过读书离开故土，学成后回到故乡的叙事主题更是汇聚成新世纪小说一股汹涌的叙事潮流，他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动和思考，折射出作家对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指认与变迁。最新崛起的年轻知识者逐渐远离了乡土，在城市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方寸之隅，描写他们立足城市回望乡村的“精神返乡”成为进城叙事的必然事项。站在刚刚走出乡土而回望凝思的知识者视野之下，这些年轻人对城市生存境遇及故乡习俗风物不约而同的聚焦，显示出作家对城乡关系更为迫切与激烈的追问。
关于“怀乡”的追问和思考
清明节将至，关于原生故乡的回忆和牵挂萦绕于心间。此时恰好翻开了“90后”新锐作家鬼鱼的《清明》，与这样一位相差十岁、有着心灵代沟的年轻作家展开了一次心灵的碰撞。“故乡”对出门在外的“异乡人”而言是心灵最柔软的角落。中国现代文学关于“故乡”的想象范式和图景可谓形态各异。而“还乡”这一母题文本层面的书写，是在写实型和虚构型文本的相互参照中显现出来的。写实型的文本，可谓是作家在历史和当下之间的穿梭；而虚构型的文本则是对于未来的理想建构。非理性精神打破了乡村和都市的分野，将二者有机地弥合起来，并以对童年、自然和人性的回归为其“还乡”书写的内在模式。其次是关于“还乡”话语层面的内涵，话语与身份是密切相连的，身份决定了话语形态和目的，能体现言说者的文学文化诉求。中国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越来越多，城市以其高速发展的经济、琳琅满目的商品和舒适时髦的生活方式吸引着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潮水般涌入，但我们也注意到，还乡和离乡对举出现，别离故乡确实让他们获得了短暂的新奇感和自豪感，但与城市人天然的隔阂让他们逐渐厌弃这里，故乡时不时诱惑他们归去。知识分子也同样面临着生活和精神上的“还乡”问题，很多作家开始聚焦“还乡”现象。“还乡”在城乡关系视域中蕴含着更为丰富的意义，因此频繁地成为新世纪小说创作的类型架构，并分化为隐匿/排斥、改造/认同、拯救/超越等叙事模式，传递出当前城市化进程中作家更为复杂的城乡话语指向。
关于“城市之觞”的思辨和探析
鬼鱼这样描述过他与生存城市的关系：“18岁前，我第一次看到她，绝不想来第二次；22岁时，我却已经呼吸了这个城市的空气长达4年；23岁，终于逃离她，一场大雨把我送到远方；25岁时，带着满身风雨和疲惫归来，她无声接纳了我；如今，我变得温和，她依旧很野，却无法再离开她。你知道的，鱼需要水，但她却给了我一整条黄河。身居兰州，让我有种如鱼得水的宿命之感。”在这种宿命感下，却滋生了对都市中所隐逸的“滥觞”的书写。而这一都市的缩影便聚焦到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校园。《蝶恋花》《海棠春》《惊蛰》《龋齿》《如梦令》中都是以校园为背景，讲述了知识分子的“一地鸡毛”。校园生活在鬼鱼小说中并没有作为被直接描写的对象，校园、教师和学生被放到了一系列的社会事件中作为社会存在而被表现。校园仅仅赋予了他们一种身份，这种身份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或限制着他们的社会行为。相对于沈从文对城市的憎恶和疏离，鬼鱼更侧重于对城市中鸡零狗碎的生活片段的摹写，从中表现这些城市中知识者灵魂的空洞和生活的百无聊赖。正如鬼鱼自己总结的故事“虚构性”：“我每日都穿梭于我的几篇小说都提到的‘师范学院’和‘剧院’，在这真实无比且乏味单一的人生里，如果说每天近三十公里的往返路程让我觉得还有乐趣可言，那一定是我说服了自己去在虚构的小说里对别人的人生进行‘造假’。”当我们随着作家以浪漫而又诗意的词牌名为题的篇名细细读来，蓦然发现生活并不是诗意盎然的，一个个扭曲的灵魂和张牙舞爪的人生常态充满了生活的各个角落。在这些文字中寻找作家的创作源起，与《清明》的脉脉思乡情怀不同，来自于城市的“虚构”与“陌生化”——“来到兰州已快十年，生活在这座城市，我时常感觉像是活在虚构里。”“事实上，我对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也秉持此见——我并不属于兰州，我现在生活的兰州，为我所虚构，或者说，我遵照我所虚构的兰州，生活于此。”于是，“便掩门虚构我的兰州，我所认为的兰州。于是，开了‘诗人’系列，先后闭门造出了《我们在做爱时究竟在做什么》《我的夜晚比你的白天灿烂》《诗人》《壶口》《有一个地方你们谁都别想知道》《如梦令》等小说”。
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
当作者笔下不自觉地出现了城与乡的两种书写风格时，我们又再次让作者站在城市的屋脊上回望乡村，寻找笔墨挥洒的真谛。我们发现，作者笔下走出“乡土”的知识分子荣耀回乡时，等待他的也并不全是温柔的思念，还有割舍的阵痛和城乡交流的身份焦虑。“可我却突然想到，被罗家伦赞誉为‘江南’的张掖，如今是全国十大商品粮基地之一，而周家河沿靠着山丹河，土地肥沃，水利方便，本因五谷（稻、黍、稷、麦、菽）丰登，但受着地理因素限制，独不能种水稻。这种客观上的无奈多么像我的人生写照啊，明明努力到考上了博士，可却依然融不进城市，又回不到乡村来。”鬼鱼将这种焦虑表达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描述中，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紧张的，两者的对立变得突出了，原来纯洁的乡村世界已被城市所侵蚀。那么当这些满带城市印记，并已被城市改变的知识分子转身面对乡村时，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城市通过他们会将什么传导到乡村，并影响古老、沉寂的乡土世界呢？在城市商业文化的强力撕扯之下，乡村价值体系的豁口被越拉越大，乡土世界对城市商业法则的认同迅速蔓延。《清明》中艳俗的婚礼司仪在婚礼上大行偷盗之事，对权力的崇拜高于对知识的追求——清明祭祖仪式，考上警察的“公家人”桑明主持仪式，念祭文。在村里人心目中“我这个博士还不如村长有用”。当“我”离开乡土时，我看见“城市渐渐远去，窗外是一望无垠的平整田地。一块一块，被划分成细碎的小格子，亘古而静默。我看着它们心想，要是没有读过书，这辈子做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夫也不错。从农村逃离到城市，却又在市井中向往田园，人这样矛盾地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不意味着城市与乡村关系的融通，而是面对复杂的城乡关系在困惑中的思索，试图超越而无力超越的折中选择，但至少在归途中给予了还乡者最初的“田园”怀想，一定程度上回归到温厚的乡情抒写，祛除了对乡土被改变了文化价值与乡间传统道德礼俗的僵化衡定。《惊蛰》中“我”孤身站在黄河岸边，回忆河西走廊的“故乡”，回想母亲抓“蝠钱”的故事。故事中关于“还乡”的主题沿着两个方向延伸，“一是以复归田园和人伦世界为核心的归宁安居；一是以追念故家故国为核心的报本追源”（何平：《中国文学“还乡”母题原型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04年第3期）。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还乡”主题已逐渐失去原来的主旨，而成为“一种更具体的叙事手段和模式——外来者、回乡者看中国、看故乡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来中国的外来者与返乡者，代表着与西方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现代’与‘文明’，通过外来者与返乡者对故土/故国的观看与口视，描述故土/故国/国民与现代和进步的巨大落差，从而揭示作为被看对象的故乡与中国的‘落后’性、非现代性与无价值性，说明其应该被改造和替代的必要性”（逢增玉：《現代启蒙文学叙事中的现代性》，杨春时、俞兆平编：《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118页）。从还乡者的眼中看出乡村的“落后性、非现代性与无价值性”。在中国城市化刚刚来临之际，由于城市的现代性和先进性，这样的视角是适用的，但随着新世纪以来城市的急遽扩张，城市文明显现出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对城市的反思在不断地加强，对乡村传统的良性发掘也在不断增多，再用这样先验性的价值判断来衡定新世纪文学中的城乡差距已明显不符合时代发展特征了。当代文学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乡村”被作为“落后”的代名词出现，比如贾平凹在20世纪90年代写的《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等，这些反映出当下知识分子对城乡关系认知的一种混沌状态。作家们面对“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选择在精神上回归“乡土”，这只是作家对于所面临困境的逃避选择，也正影射出他们内心的疏离。生活在都市中的作家们展望文学发展方向，只能在精神上回归到原生乡土。在现实中，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那遥远的生命故土。鬼鱼的作品在书写城市光怪陆离与乡村俚俗规约的同时，其身份转换中随之产生困惑，却始终以浓浓的亲情、乡情冲淡了这样一种城乡的焦虑与冲突。
在“城市化”向纵深发展的21世纪，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原生土地，对乡土眷恋和怀想与城市向往和焦虑的矛盾，也会一直在作家的内心酝酿情绪。但这情绪并不是简单的对峙，这是作家在跨越世纪这个特殊阶段所具备的一种无法避免的心理体验。鬼鱼的作品便向我们诉说了这样的心理体验。
该文选自2016年山东省社科联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16-ZZ-WX-07）
关键词：城乡文学 鬼鱼 还乡 身份焦虑
“都市罪恶”和“乡村美好”的城乡二元对立书写，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沈从文模式”。其中，“都市厌恶”与“精神原乡”，是沈从文模式的城乡交流刺激而生成的文学特质与功能。沈从文模式在文化精神现象学意义上体现为东方民族初遇现代都市，由都市的陌生疏离感而产生的“审美惊愕”，因都市厌恶而产生精神原乡，是沈从文城乡书写的互文与逻辑。沈从文文学模式，具有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母题结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沈从文模式切合了“转型期中国”的文化心理。所谓“转型期中国”，指20世纪发生的“都市化”社会转型，即现代都市的崛起，形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并以它陌生而且突兀的姿态、复杂而且多义的文化语义，从人生情感文化心理层面，撕裂着“现代国人的魂灵”。中国近现代都市的生成史，凝聚着帝国“他者”的权力意志及其民族屈辱的历史，本能地刺激着国人对于现代都市的行为抗拒和心理排斥，同时，现代都市的物质形态、价值方式、行为习性，都与农耕文明社会形成了巨大反差。进人21世纪后，通过读书离开故土，学成后回到故乡的叙事主题更是汇聚成新世纪小说一股汹涌的叙事潮流，他们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动和思考，折射出作家对当代中国城乡关系的指认与变迁。最新崛起的年轻知识者逐渐远离了乡土，在城市中逐渐找到了自己的方寸之隅，描写他们立足城市回望乡村的“精神返乡”成为进城叙事的必然事项。站在刚刚走出乡土而回望凝思的知识者视野之下，这些年轻人对城市生存境遇及故乡习俗风物不约而同的聚焦，显示出作家对城乡关系更为迫切与激烈的追问。
关于“怀乡”的追问和思考
清明节将至，关于原生故乡的回忆和牵挂萦绕于心间。此时恰好翻开了“90后”新锐作家鬼鱼的《清明》，与这样一位相差十岁、有着心灵代沟的年轻作家展开了一次心灵的碰撞。“故乡”对出门在外的“异乡人”而言是心灵最柔软的角落。中国现代文学关于“故乡”的想象范式和图景可谓形态各异。而“还乡”这一母题文本层面的书写，是在写实型和虚构型文本的相互参照中显现出来的。写实型的文本，可谓是作家在历史和当下之间的穿梭；而虚构型的文本则是对于未来的理想建构。非理性精神打破了乡村和都市的分野，将二者有机地弥合起来，并以对童年、自然和人性的回归为其“还乡”书写的内在模式。其次是关于“还乡”话语层面的内涵，话语与身份是密切相连的，身份决定了话语形态和目的，能体现言说者的文学文化诉求。中国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越来越多，城市以其高速发展的经济、琳琅满目的商品和舒适时髦的生活方式吸引着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潮水般涌入，但我们也注意到，还乡和离乡对举出现，别离故乡确实让他们获得了短暂的新奇感和自豪感，但与城市人天然的隔阂让他们逐渐厌弃这里，故乡时不时诱惑他们归去。知识分子也同样面临着生活和精神上的“还乡”问题，很多作家开始聚焦“还乡”现象。“还乡”在城乡关系视域中蕴含着更为丰富的意义，因此频繁地成为新世纪小说创作的类型架构，并分化为隐匿/排斥、改造/认同、拯救/超越等叙事模式，传递出当前城市化进程中作家更为复杂的城乡话语指向。
关于“城市之觞”的思辨和探析
鬼鱼这样描述过他与生存城市的关系：“18岁前，我第一次看到她，绝不想来第二次；22岁时，我却已经呼吸了这个城市的空气长达4年；23岁，终于逃离她，一场大雨把我送到远方；25岁时，带着满身风雨和疲惫归来，她无声接纳了我；如今，我变得温和，她依旧很野，却无法再离开她。你知道的，鱼需要水，但她却给了我一整条黄河。身居兰州，让我有种如鱼得水的宿命之感。”在这种宿命感下，却滋生了对都市中所隐逸的“滥觞”的书写。而这一都市的缩影便聚焦到知识分子的聚集地——校园。《蝶恋花》《海棠春》《惊蛰》《龋齿》《如梦令》中都是以校园为背景，讲述了知识分子的“一地鸡毛”。校园生活在鬼鱼小说中并没有作为被直接描写的对象，校园、教师和学生被放到了一系列的社会事件中作为社会存在而被表现。校园仅仅赋予了他们一种身份，这种身份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或限制着他们的社会行为。相对于沈从文对城市的憎恶和疏离，鬼鱼更侧重于对城市中鸡零狗碎的生活片段的摹写，从中表现这些城市中知识者灵魂的空洞和生活的百无聊赖。正如鬼鱼自己总结的故事“虚构性”：“我每日都穿梭于我的几篇小说都提到的‘师范学院’和‘剧院’，在这真实无比且乏味单一的人生里，如果说每天近三十公里的往返路程让我觉得还有乐趣可言，那一定是我说服了自己去在虚构的小说里对别人的人生进行‘造假’。”当我们随着作家以浪漫而又诗意的词牌名为题的篇名细细读来，蓦然发现生活并不是诗意盎然的，一个个扭曲的灵魂和张牙舞爪的人生常态充满了生活的各个角落。在这些文字中寻找作家的创作源起，与《清明》的脉脉思乡情怀不同，来自于城市的“虚构”与“陌生化”——“来到兰州已快十年，生活在这座城市，我时常感觉像是活在虚构里。”“事实上，我对自己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也秉持此见——我并不属于兰州，我现在生活的兰州，为我所虚构，或者说，我遵照我所虚构的兰州，生活于此。”于是，“便掩门虚构我的兰州，我所认为的兰州。于是，开了‘诗人’系列，先后闭门造出了《我们在做爱时究竟在做什么》《我的夜晚比你的白天灿烂》《诗人》《壶口》《有一个地方你们谁都别想知道》《如梦令》等小说”。
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
当作者笔下不自觉地出现了城与乡的两种书写风格时，我们又再次让作者站在城市的屋脊上回望乡村，寻找笔墨挥洒的真谛。我们发现，作者笔下走出“乡土”的知识分子荣耀回乡时，等待他的也并不全是温柔的思念，还有割舍的阵痛和城乡交流的身份焦虑。“可我却突然想到，被罗家伦赞誉为‘江南’的张掖，如今是全国十大商品粮基地之一，而周家河沿靠着山丹河，土地肥沃，水利方便，本因五谷（稻、黍、稷、麦、菽）丰登，但受着地理因素限制，独不能种水稻。这种客观上的无奈多么像我的人生写照啊，明明努力到考上了博士，可却依然融不进城市，又回不到乡村来。”鬼鱼将这种焦虑表达得淋漓尽致。在这样的描述中，城市与乡村的关系是紧张的，两者的对立变得突出了，原来纯洁的乡村世界已被城市所侵蚀。那么当这些满带城市印记，并已被城市改变的知识分子转身面对乡村时，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城市通过他们会将什么传导到乡村，并影响古老、沉寂的乡土世界呢？在城市商业文化的强力撕扯之下，乡村价值体系的豁口被越拉越大，乡土世界对城市商业法则的认同迅速蔓延。《清明》中艳俗的婚礼司仪在婚礼上大行偷盗之事，对权力的崇拜高于对知识的追求——清明祭祖仪式，考上警察的“公家人”桑明主持仪式，念祭文。在村里人心目中“我这个博士还不如村长有用”。当“我”离开乡土时，我看见“城市渐渐远去，窗外是一望无垠的平整田地。一块一块，被划分成细碎的小格子，亘古而静默。我看着它们心想，要是没有读过书，这辈子做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农夫也不错。从农村逃离到城市，却又在市井中向往田园，人这样矛盾地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呢？”这不意味着城市与乡村关系的融通，而是面对复杂的城乡关系在困惑中的思索，试图超越而无力超越的折中选择，但至少在归途中给予了还乡者最初的“田园”怀想，一定程度上回归到温厚的乡情抒写，祛除了对乡土被改变了文化价值与乡间传统道德礼俗的僵化衡定。《惊蛰》中“我”孤身站在黄河岸边，回忆河西走廊的“故乡”，回想母亲抓“蝠钱”的故事。故事中关于“还乡”的主题沿着两个方向延伸，“一是以复归田园和人伦世界为核心的归宁安居；一是以追念故家故国为核心的报本追源”（何平：《中国文学“还乡”母题原型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04年第3期）。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大背景下，“还乡”主题已逐渐失去原来的主旨，而成为“一种更具体的叙事手段和模式——外来者、回乡者看中国、看故乡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来中国的外来者与返乡者，代表着与西方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现代’与‘文明’，通过外来者与返乡者对故土/故国的观看与口视，描述故土/故国/国民与现代和进步的巨大落差，从而揭示作为被看对象的故乡与中国的‘落后’性、非现代性与无价值性，说明其应该被改造和替代的必要性”（逢增玉：《現代启蒙文学叙事中的现代性》，杨春时、俞兆平编：《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118页）。从还乡者的眼中看出乡村的“落后性、非现代性与无价值性”。在中国城市化刚刚来临之际，由于城市的现代性和先进性，这样的视角是适用的，但随着新世纪以来城市的急遽扩张，城市文明显现出越来越多的负面效应，对城市的反思在不断地加强，对乡村传统的良性发掘也在不断增多，再用这样先验性的价值判断来衡定新世纪文学中的城乡差距已明显不符合时代发展特征了。当代文学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乡村”被作为“落后”的代名词出现，比如贾平凹在20世纪90年代写的《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等，这些反映出当下知识分子对城乡关系认知的一种混沌状态。作家们面对“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选择在精神上回归“乡土”，这只是作家对于所面临困境的逃避选择，也正影射出他们内心的疏离。生活在都市中的作家们展望文学发展方向，只能在精神上回归到原生乡土。在现实中，他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那遥远的生命故土。鬼鱼的作品在书写城市光怪陆离与乡村俚俗规约的同时，其身份转换中随之产生困惑，却始终以浓浓的亲情、乡情冲淡了这样一种城乡的焦虑与冲突。
在“城市化”向纵深发展的21世纪，越来越多的人走出了原生土地，对乡土眷恋和怀想与城市向往和焦虑的矛盾，也会一直在作家的内心酝酿情绪。但这情绪并不是简单的对峙，这是作家在跨越世纪这个特殊阶段所具备的一种无法避免的心理体验。鬼鱼的作品便向我们诉说了这样的心理体验。
该文选自2016年山东省社科联年度人文社会科学项目 （16-ZZ-WX-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