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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链接】2011年5月20日晚7点左右，成都进出口加工园区富士康产业基地发生爆炸，造成2人死亡，16人受伤，其中3人重伤。
5月23日，成都富士康产业基地爆炸后的第三天，我拿到了富士康的员工证。F8678801是我的工号，这组数字意味着我正式成为苹果公司iPad产品的生产者。
iPad的全球生产基地有两个，一是深圳富士康工厂；另一个就是2010年9月正式投产的成都富士康工厂。这个事业群在富士康内部统称iDSBG（创新数位系统电子事业群）。
5月20日，发生爆炸的富士康北区工厂是上一年5月四川省政府跟台湾鸿海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仅用70天时间赶建的厂房。正式的生产基地位于成都综合保税区内，即南区，那里仍在大兴土木。
被消费者们赋予时尚信仰和工业精神的iPad，在这里是陌生和冰冷的。一个月前，苹果公司公布了二季度财报，公司COO蒂姆·库克（Tim Cook）表示，苹果公司已基本实现了Mac、iPhone和iPod产品的供需平衡，但iPad2的供需差距却非常大。
在iPad的需求压力下，成都富士康工厂正在变成全球最大的iPad生产基地。为此，富士康在成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招工计划。
是人你就来
成都富士康大门前，热闹的“火线招工”场面，多少有些让人错愕。巨大的用工需求，使得富士康在招聘普工时几乎没有任何条件。“是人你就来，我们提供大舞台。”在成都郫县富士康招聘中心的大厅里，这条红色的大幅标语不断刺激着年轻人。
刚刚几条人命消失了，因爆炸而扭曲的厂房就在眼前，但所有的年轻人似乎对此并不在意。22日上午10点，当我来到招聘中心门口时，那里已挤满了来自四川各地的年轻人。门外一位张姓阿姨递给我一份应聘表，上面有各种工作经历的填写选项，但她告诉我只需填写姓名、年龄、住址及学历就行了，而且学历不能填大专或以上——学历太高的人富士康不要！
张阿姨只管把人找来，填完表后政府招聘人员就把我安插进了应聘队伍。“面试的时候考官问你为什么来富士康，你一定要说富士康是世界五百强，在这可以学到东西。如果他问你愿不愿意加班，一定要说愿意。问你家庭怎么样，一定要说父母关系很好，千万不能说父母离异……”站在招聘中心外的广场上，帮助富士康招工的地方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进行了简单的面试技巧培训。这些官员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年轻人送进富士康的大门。
身份证是应聘所需要的唯一证件，虽然招聘单上写着需要户口本、毕业证。只有一种人富士康不会录取，那就是一年内曾经在富士康干过但被开除或者自离的人员。“富士康只给每个人一次机会。他们都有记录的，以前在深圳富士康被开除或自离的也不行。”招聘者对着大家喊道。
在确定应聘者身体正常，没有什么传染病之后，在招聘大厅里我们被要求站成一排，把手伸出来接受检查，只要没有受伤或明显疤痕，就可以直接进入面试阶段。
面试更像是走过场。之前我一直担心拿着广州身份证会被面试官盘问为什么大老远要跑到成都来找工作。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为什么来富士康？”面试官上来就直接抛出这个“经典问题”。“富士康是世界五百强企业，来这里可以学东西。”我直接把标准答案告诉了他。面试官嘴角一撇，露出轻蔑的笑容，似乎对答案早有预料。“在流水线上能学到什么东西啊？”他说这话时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更像是对我刚才说的话的反驳。我正想着如何回答，他已经在应聘表上盖了章。“下一位！”
所有通过面试的人应聘表上都会贴上一个条形码，这就意味着你的信息已录入了富士康的数据库，上面的号码是你的标识。“我们成了富士康的产品了。”在我后面的一位应聘者自嘲道。
排队体检、排队面试、排队照相、排队取免费的午饭、排队等待工作证的发放，整个招聘过程，所有人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经过一个个程序最后成为富士康庞大工人群体中的一员。
拿到员工身份卡后，还会附送一张50元的手机充值卡。所有人当天下午就可入住宿舍，新发的员工卡还能立刻到食堂刷卡就餐，费用到月末才从工资里代扣。试用期6个月，基本工资1350元，住宿费110元/月也是月末从工资里扣。
只要你能为富士康提供最简单的劳动力，一天之内它就能解决你的生计问题，你甚至还能用电话卡给家里报个平安。这就是富士康的效率，它要用最短的时间使一个毫无技能的应聘者变成生产线上的“工人”。
当然，不是技术工人，也不是什么“蓝领工人”。在重庆富士康工厂工作过1个月的北京大学学生徐辉对我说：“国家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是为了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但在像富士康这样号称高科技的企业中，短缺的却是简单的无技术劳动力。”
机器永不眠
入职培训进行了大半天，从公司历史到工人的权利和责任，再到安全常识。幻灯片在上面不断翻转，很多页面由于时间紧张都被直接省略。下面的员工大多心不在焉。培训完后进行考试，都是选择题，通不过的人可以把答案抄下来再考一次。
5月23日，我被分配到了富士康南区C012厂房的组装车间上夜班。晚上7点，随着如潮水般涌入成都保税区大门的工人，我进入了里面巨大的白色厂房。
四层高的巨型厂房每一层都有明确的分工。这里确实比北区的厂房要齐整和规范一些。第二层和第三层中间是半个足球场大小的食堂，食堂出口的两边摆放着一排排的储物柜，每个工人进车间前必须把所有铁质的东西放进柜子。二层至四层分布着许多不同的车间，进入车间必须刷工卡，出来时还得过感应门。一旦发现有工人携带车间物料出门，他会被立刻解雇。一层是大型仓库，除了储存物料外，生产好的iPad也封装在这里，等待被装上外面的货柜车。
厂房没有窗户，一排排的白炽灯把车间照得雪亮。待在车间里，无法分辨白天和黑夜。一条条生产线紧凑地排列着，扫描枪扫描各种芯片条形码时发出的滴滴声此起彼伏。
“你让我好过，我就让你好过，人都是互相尊重的。”从招聘的那一天起，我发现这句话几乎是所有底层管理者的讲话起始语。“今天是G2也就是双倍工资，大家要努力工作。谁不给我面子，以后别人都加班，你就不用来了。”在富士康，线长虽然不能强迫工人加班，但却有不让工人加班的权力。这成为了这些底层管理者管理员工的最有效手段。加班的好处显而易见，周一至周五加班是1.5倍工资，周末是2倍，而节假日则是3倍。如果不加班，扣除食宿，一个月只有950元的基本收入。“我相信没有人会为了这点基本工资来富士康。大家来不就是想赚点钱吗，你们谁认真干，我就让谁多加班。”线长说得很直接。
晚上8点，白班的员工排队打卡下班，而夜班的员工则开始在流水线上作业。扫描枪的哔哔声继续响起，没有丝毫停歇。
传送带上的工序被分成了极为细致的步骤，我所在的生产线就是给内存条贴双面胶。一个内存条后面要贴四个，前面的人贴两个，后面的人贴两个，每个工序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20秒。
新工人一开始都会分配给一个老工人带，但所谓的老工人实际上也只干了几个月。我的工序非常简单，就是把两个双面胶贴在内存条的后面，一上来还比较慢，经常拿着镊子把双面胶贴歪。但是几个小时以后就熟练了，后来基本就成了机械动作。
作为普通工人，在生产线上确实学不到任何东西。生产技术就是重复的简单机械劳动，只有从几十个人的生产线中晋升为线长才有机会学习生产管理知识。
线长是车间最基层的干部，也是生产压力的汇聚点。记过是富士康管理线长的主要手段，产量和质量是衡量他们工作的最重要指标，任何一项不达标，线长都要受到记过处罚，这不仅会影响到他们的工资，对他们的升迁也会有影响。
夜班晚上10点和凌晨5点各有一个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但也是分批进行，传送带是不会停止运转的。吃完饭来到走廊的窗边，外面的工地灯火通明，一座座塔吊的探照灯把天空照得如同白昼。不管是厂房还是工地，工作都是黑白不分。
“太困了，受不了了。”凌晨5点，坐在我身边的小刘手还在忙碌着，头已经靠在流水线上面的风扇基座上，双眼几乎快睁不开了。不断地把流水线上的板拿下来加工已经成为了他对抗困顿的唯一办法。“在这里什么都学不到，这里很少有人能干超过1年的。”小刘挣扎着把头抬起来跟我说道。
早上7点40分，线长要求大家下线，扫描枪发出的哔哔声停止了，车间安静得让人发慌。今天是所有员工的倒班日，夜班倒白班，白班倒夜班。这是一个月中工厂唯一停止工作的一天，机器也有休息的时候。
8点，工人拖着疲倦的身躯挤上公共汽车，返回宿舍区。然而线长之前却一再告诫他们不要回去睡觉，到外面玩一玩，到了晚上再睡。小刘上了公共汽车，就在座椅上头歪向一边睡着了。
爆炸的车间
24日下午，佩戴着员工证，我终于进入了被警察和保安重重“保护”的爆炸发生区域——富士康北区生产基地。北区主要生产iPad2后盖铝板，爆炸的A05厂房三层分为重工组、打砂线、抛光组，在抛光车间里，iPad的外壳是由机器人来打磨，工人的主要工作是摆放物料，为机器人打下手。
A05厂房是一栋钢结构铁皮包裹的四层建筑，近距离观察更能感受到当时爆炸的强大威力。楼顶巨大的排气管道散作一团，厂房东面的铁皮墙被炸得凸了出来，大部分玻璃都被震碎。
“爆炸时，我正在上二楼楼梯，当时耳朵震了一下，5分钟后才缓过来，看到上面的人往下跑，我也跟着往外跑。”回想起4天前的爆炸经历，抛光组的工人张翔仍心有余悸。张向我描述了抛光车间的环境：狭小的空间里，拥挤地摆放着20多台机器人；空气不流通且粉尘大，工人们久在其中感知非常麻木。爆炸的前一天下午，位于抛光车间隔壁的重工组的一位女工闻到当天的车间烟雾味比平时更大，并就此向线长抱怨。“这是抛光车间的味道，不关你的事，干好自己的活。”线长不耐烦地回应。
24小时后，抛光车间的一位大学毕业的维修人员拿着风筒直接对着抛光线上的机器人猛吹，这一违规操作引发了粉尘爆炸。“爆炸不是偶发事件，是制度使然。”张翔肯定地对我说。张翔今年25岁，大专毕业，曾在南方的一家同样推崇日式精细化管理的家电企业工作多年，在那儿他接受了严格的生产安全培训，对TPM全员生产保养和日本5S现场管理体系非常熟悉。2010年9月，张是较早进入成都富士康的熟练工人，他本以为富士康是更大的企业，安全意识和制度会更完善，然而现实却让他失望。
在成都富士康的北区，车间内外没有任何安全指示和标志；消防通道、安全通道随意堆放着物料和杂物；抛光车间的机器人周围，铝合粉末、废料任其堆积，无人彻底清理。更让张翔不理解的是，入厂半年多来，他和他的工友们没有接受过任何生产安全的培训。
张翔曾向线长指出车间的安全隐患，然而线长反复强调，北区是临时厂房，过不多久大家就会搬到南区的正式厂房去。然而，现实是没有多少工人等到了搬家的那一天。爆炸发生后，到底死伤了几个同事，张翔也不知道。一部分伤亡了，一部分跑回老家了，大部分工人的手机仍锁在车间的储物柜里。“除了现在还来上班的工友外，其他人我们都无从联系。”张翔说。
爆炸发生第三天，重新回厂上班的抛光车间工人被集中到A06厂房的食堂，工厂依照工人们自己估算的手机价格，给了每人数额不等的现金赔偿。此后的一周，A05停产，工人不用工作，但必须每天到食堂里接受心理辅导或者围在一起“斗地主”。
“我现在每天都失眠，要靠安眠药才能睡着。我们组大多数人都准备不干了，等发了工资就走。”一位抛光车间的女工对我说。
流动大军
德源住宿区是成都市政府为富士康建设的最大住宿区。
像长条积木一样的六层高宿舍楼互相围合成一个个住宿区，每栋楼外表一模一样，新人如果没记住楼号，很容易迷失。楼道里分布着十几间宿舍，每个宿舍有8个铺位。
“床位有人了，我要换宿舍。”十几个新招的工人挤在宿舍楼一楼的办公室窗前，提着钥匙叫嚷着。里面一个女工作人员翻看着写得密密麻麻全是姓名的住宿记录已是焦头烂额。住宿区由政府聘用的物业管理公司管理，由于人员流动太大，宿舍铺位的分配很混乱，很多人拿到宿舍号和床位号后，到了宿舍却发现自己的床位还有人在睡，不得不重新等待分配。
凌晨5点，3个室友下班回到了宿舍，他们立刻躺倒在床上，每个人拿着手机在玩。宿舍一片死寂，只有手机屏幕的白光照在一个个年轻疲倦的脸庞上。
在社会上流动但没有社会交往，挤在人群中却少与人沟通。这些由工厂的机器串联起的一个个年轻人，在流水线外几乎是相互孤立的。曾多次带领学生到各地富士康工厂调研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卢晖临对此有过深入的思考，他对我说：“虽然富士康在内地的宿舍交由政府修建，并实行所谓的社会化管理，但是宿舍只是工厂流水线的延伸，是为了生产服务的。”
内迁后的富士康仍是一列追求产品生产的高速列车。在员工流失率很高的情况下，还要不断扩大产能，内迁后富士康仍面临缺工困境。
临走前我又见到抛光车间的张翔，他说他也准备离开富士康了。“工人的满足感不只是工资，还有健康和成长空间。”从富士康回北京两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张翔的短信：告别富士康是种解脱，前天我面试上了一家儿童教育机构，接下来要培训了。我告诉他，只要渴望学习，相信他一定能干得好。
最后一天，摄影师和我来到成都综合保税区门口。巨大的白色厂房如同一座座城池矗立在阴雨中。然而这仅仅只是富士康南区一个很小的角落，在它们后面和周围，望不到头的工地上几十座一模一样的厂房正在赶工。
望着灯火通明的厂房，我知道今天早上，当四楼组装线的线长点名时又会缺少1名工人，他早已习以为常，在本子上记1个旷工，就会又开始一天的训话。3天之后，我就会被富士康的电脑系统按自离自动除名，但档案仍将保留1年。在这1年里，成都、重庆、郑州、天津、武汉、深圳，所有这些富士康帝国版图上的城市工厂都将把我拒之门外。(摘自《中国企业家》)
5月23日，成都富士康产业基地爆炸后的第三天，我拿到了富士康的员工证。F8678801是我的工号，这组数字意味着我正式成为苹果公司iPad产品的生产者。
iPad的全球生产基地有两个，一是深圳富士康工厂；另一个就是2010年9月正式投产的成都富士康工厂。这个事业群在富士康内部统称iDSBG（创新数位系统电子事业群）。
5月20日，发生爆炸的富士康北区工厂是上一年5月四川省政府跟台湾鸿海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后，仅用70天时间赶建的厂房。正式的生产基地位于成都综合保税区内，即南区，那里仍在大兴土木。
被消费者们赋予时尚信仰和工业精神的iPad，在这里是陌生和冰冷的。一个月前，苹果公司公布了二季度财报，公司COO蒂姆·库克（Tim Cook）表示，苹果公司已基本实现了Mac、iPhone和iPod产品的供需平衡，但iPad2的供需差距却非常大。
在iPad的需求压力下，成都富士康工厂正在变成全球最大的iPad生产基地。为此，富士康在成都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招工计划。
是人你就来
成都富士康大门前，热闹的“火线招工”场面，多少有些让人错愕。巨大的用工需求，使得富士康在招聘普工时几乎没有任何条件。“是人你就来，我们提供大舞台。”在成都郫县富士康招聘中心的大厅里，这条红色的大幅标语不断刺激着年轻人。
刚刚几条人命消失了，因爆炸而扭曲的厂房就在眼前，但所有的年轻人似乎对此并不在意。22日上午10点，当我来到招聘中心门口时，那里已挤满了来自四川各地的年轻人。门外一位张姓阿姨递给我一份应聘表，上面有各种工作经历的填写选项，但她告诉我只需填写姓名、年龄、住址及学历就行了，而且学历不能填大专或以上——学历太高的人富士康不要！
张阿姨只管把人找来，填完表后政府招聘人员就把我安插进了应聘队伍。“面试的时候考官问你为什么来富士康，你一定要说富士康是世界五百强，在这可以学到东西。如果他问你愿不愿意加班，一定要说愿意。问你家庭怎么样，一定要说父母关系很好，千万不能说父母离异……”站在招聘中心外的广场上，帮助富士康招工的地方劳动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进行了简单的面试技巧培训。这些官员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年轻人送进富士康的大门。
身份证是应聘所需要的唯一证件，虽然招聘单上写着需要户口本、毕业证。只有一种人富士康不会录取，那就是一年内曾经在富士康干过但被开除或者自离的人员。“富士康只给每个人一次机会。他们都有记录的，以前在深圳富士康被开除或自离的也不行。”招聘者对着大家喊道。
在确定应聘者身体正常，没有什么传染病之后，在招聘大厅里我们被要求站成一排，把手伸出来接受检查，只要没有受伤或明显疤痕，就可以直接进入面试阶段。
面试更像是走过场。之前我一直担心拿着广州身份证会被面试官盘问为什么大老远要跑到成都来找工作。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为什么来富士康？”面试官上来就直接抛出这个“经典问题”。“富士康是世界五百强企业，来这里可以学东西。”我直接把标准答案告诉了他。面试官嘴角一撇，露出轻蔑的笑容，似乎对答案早有预料。“在流水线上能学到什么东西啊？”他说这话时与其说是提问不如说更像是对我刚才说的话的反驳。我正想着如何回答，他已经在应聘表上盖了章。“下一位！”
所有通过面试的人应聘表上都会贴上一个条形码，这就意味着你的信息已录入了富士康的数据库，上面的号码是你的标识。“我们成了富士康的产品了。”在我后面的一位应聘者自嘲道。
排队体检、排队面试、排队照相、排队取免费的午饭、排队等待工作证的发放，整个招聘过程，所有人像流水线上的产品一样经过一个个程序最后成为富士康庞大工人群体中的一员。
拿到员工身份卡后，还会附送一张50元的手机充值卡。所有人当天下午就可入住宿舍，新发的员工卡还能立刻到食堂刷卡就餐，费用到月末才从工资里代扣。试用期6个月，基本工资1350元，住宿费110元/月也是月末从工资里扣。
只要你能为富士康提供最简单的劳动力，一天之内它就能解决你的生计问题，你甚至还能用电话卡给家里报个平安。这就是富士康的效率，它要用最短的时间使一个毫无技能的应聘者变成生产线上的“工人”。
当然，不是技术工人，也不是什么“蓝领工人”。在重庆富士康工厂工作过1个月的北京大学学生徐辉对我说：“国家加大职业教育的投入，是为了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但在像富士康这样号称高科技的企业中，短缺的却是简单的无技术劳动力。”
机器永不眠
入职培训进行了大半天，从公司历史到工人的权利和责任，再到安全常识。幻灯片在上面不断翻转，很多页面由于时间紧张都被直接省略。下面的员工大多心不在焉。培训完后进行考试，都是选择题，通不过的人可以把答案抄下来再考一次。
5月23日，我被分配到了富士康南区C012厂房的组装车间上夜班。晚上7点，随着如潮水般涌入成都保税区大门的工人，我进入了里面巨大的白色厂房。
四层高的巨型厂房每一层都有明确的分工。这里确实比北区的厂房要齐整和规范一些。第二层和第三层中间是半个足球场大小的食堂，食堂出口的两边摆放着一排排的储物柜，每个工人进车间前必须把所有铁质的东西放进柜子。二层至四层分布着许多不同的车间，进入车间必须刷工卡，出来时还得过感应门。一旦发现有工人携带车间物料出门，他会被立刻解雇。一层是大型仓库，除了储存物料外，生产好的iPad也封装在这里，等待被装上外面的货柜车。
厂房没有窗户，一排排的白炽灯把车间照得雪亮。待在车间里，无法分辨白天和黑夜。一条条生产线紧凑地排列着，扫描枪扫描各种芯片条形码时发出的滴滴声此起彼伏。
“你让我好过，我就让你好过，人都是互相尊重的。”从招聘的那一天起，我发现这句话几乎是所有底层管理者的讲话起始语。“今天是G2也就是双倍工资，大家要努力工作。谁不给我面子，以后别人都加班，你就不用来了。”在富士康，线长虽然不能强迫工人加班，但却有不让工人加班的权力。这成为了这些底层管理者管理员工的最有效手段。加班的好处显而易见，周一至周五加班是1.5倍工资，周末是2倍，而节假日则是3倍。如果不加班，扣除食宿，一个月只有950元的基本收入。“我相信没有人会为了这点基本工资来富士康。大家来不就是想赚点钱吗，你们谁认真干，我就让谁多加班。”线长说得很直接。
晚上8点，白班的员工排队打卡下班，而夜班的员工则开始在流水线上作业。扫描枪的哔哔声继续响起，没有丝毫停歇。
传送带上的工序被分成了极为细致的步骤，我所在的生产线就是给内存条贴双面胶。一个内存条后面要贴四个，前面的人贴两个，后面的人贴两个，每个工序的时间最多不会超过20秒。
新工人一开始都会分配给一个老工人带，但所谓的老工人实际上也只干了几个月。我的工序非常简单，就是把两个双面胶贴在内存条的后面，一上来还比较慢，经常拿着镊子把双面胶贴歪。但是几个小时以后就熟练了，后来基本就成了机械动作。
作为普通工人，在生产线上确实学不到任何东西。生产技术就是重复的简单机械劳动，只有从几十个人的生产线中晋升为线长才有机会学习生产管理知识。
线长是车间最基层的干部，也是生产压力的汇聚点。记过是富士康管理线长的主要手段，产量和质量是衡量他们工作的最重要指标，任何一项不达标，线长都要受到记过处罚，这不仅会影响到他们的工资，对他们的升迁也会有影响。
夜班晚上10点和凌晨5点各有一个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但也是分批进行，传送带是不会停止运转的。吃完饭来到走廊的窗边，外面的工地灯火通明，一座座塔吊的探照灯把天空照得如同白昼。不管是厂房还是工地，工作都是黑白不分。
“太困了，受不了了。”凌晨5点，坐在我身边的小刘手还在忙碌着，头已经靠在流水线上面的风扇基座上，双眼几乎快睁不开了。不断地把流水线上的板拿下来加工已经成为了他对抗困顿的唯一办法。“在这里什么都学不到，这里很少有人能干超过1年的。”小刘挣扎着把头抬起来跟我说道。
早上7点40分，线长要求大家下线，扫描枪发出的哔哔声停止了，车间安静得让人发慌。今天是所有员工的倒班日，夜班倒白班，白班倒夜班。这是一个月中工厂唯一停止工作的一天，机器也有休息的时候。
8点，工人拖着疲倦的身躯挤上公共汽车，返回宿舍区。然而线长之前却一再告诫他们不要回去睡觉，到外面玩一玩，到了晚上再睡。小刘上了公共汽车，就在座椅上头歪向一边睡着了。
爆炸的车间
24日下午，佩戴着员工证，我终于进入了被警察和保安重重“保护”的爆炸发生区域——富士康北区生产基地。北区主要生产iPad2后盖铝板，爆炸的A05厂房三层分为重工组、打砂线、抛光组，在抛光车间里，iPad的外壳是由机器人来打磨，工人的主要工作是摆放物料，为机器人打下手。
A05厂房是一栋钢结构铁皮包裹的四层建筑，近距离观察更能感受到当时爆炸的强大威力。楼顶巨大的排气管道散作一团，厂房东面的铁皮墙被炸得凸了出来，大部分玻璃都被震碎。
“爆炸时，我正在上二楼楼梯，当时耳朵震了一下，5分钟后才缓过来，看到上面的人往下跑，我也跟着往外跑。”回想起4天前的爆炸经历，抛光组的工人张翔仍心有余悸。张向我描述了抛光车间的环境：狭小的空间里，拥挤地摆放着20多台机器人；空气不流通且粉尘大，工人们久在其中感知非常麻木。爆炸的前一天下午，位于抛光车间隔壁的重工组的一位女工闻到当天的车间烟雾味比平时更大，并就此向线长抱怨。“这是抛光车间的味道，不关你的事，干好自己的活。”线长不耐烦地回应。
24小时后，抛光车间的一位大学毕业的维修人员拿着风筒直接对着抛光线上的机器人猛吹，这一违规操作引发了粉尘爆炸。“爆炸不是偶发事件，是制度使然。”张翔肯定地对我说。张翔今年25岁，大专毕业，曾在南方的一家同样推崇日式精细化管理的家电企业工作多年，在那儿他接受了严格的生产安全培训，对TPM全员生产保养和日本5S现场管理体系非常熟悉。2010年9月，张是较早进入成都富士康的熟练工人，他本以为富士康是更大的企业，安全意识和制度会更完善，然而现实却让他失望。
在成都富士康的北区，车间内外没有任何安全指示和标志；消防通道、安全通道随意堆放着物料和杂物；抛光车间的机器人周围，铝合粉末、废料任其堆积，无人彻底清理。更让张翔不理解的是，入厂半年多来，他和他的工友们没有接受过任何生产安全的培训。
张翔曾向线长指出车间的安全隐患，然而线长反复强调，北区是临时厂房，过不多久大家就会搬到南区的正式厂房去。然而，现实是没有多少工人等到了搬家的那一天。爆炸发生后，到底死伤了几个同事，张翔也不知道。一部分伤亡了，一部分跑回老家了，大部分工人的手机仍锁在车间的储物柜里。“除了现在还来上班的工友外，其他人我们都无从联系。”张翔说。
爆炸发生第三天，重新回厂上班的抛光车间工人被集中到A06厂房的食堂，工厂依照工人们自己估算的手机价格，给了每人数额不等的现金赔偿。此后的一周，A05停产，工人不用工作，但必须每天到食堂里接受心理辅导或者围在一起“斗地主”。
“我现在每天都失眠，要靠安眠药才能睡着。我们组大多数人都准备不干了，等发了工资就走。”一位抛光车间的女工对我说。
流动大军
德源住宿区是成都市政府为富士康建设的最大住宿区。
像长条积木一样的六层高宿舍楼互相围合成一个个住宿区，每栋楼外表一模一样，新人如果没记住楼号，很容易迷失。楼道里分布着十几间宿舍，每个宿舍有8个铺位。
“床位有人了，我要换宿舍。”十几个新招的工人挤在宿舍楼一楼的办公室窗前，提着钥匙叫嚷着。里面一个女工作人员翻看着写得密密麻麻全是姓名的住宿记录已是焦头烂额。住宿区由政府聘用的物业管理公司管理，由于人员流动太大，宿舍铺位的分配很混乱，很多人拿到宿舍号和床位号后，到了宿舍却发现自己的床位还有人在睡，不得不重新等待分配。
凌晨5点，3个室友下班回到了宿舍，他们立刻躺倒在床上，每个人拿着手机在玩。宿舍一片死寂，只有手机屏幕的白光照在一个个年轻疲倦的脸庞上。
在社会上流动但没有社会交往，挤在人群中却少与人沟通。这些由工厂的机器串联起的一个个年轻人，在流水线外几乎是相互孤立的。曾多次带领学生到各地富士康工厂调研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卢晖临对此有过深入的思考，他对我说：“虽然富士康在内地的宿舍交由政府修建，并实行所谓的社会化管理，但是宿舍只是工厂流水线的延伸，是为了生产服务的。”
内迁后的富士康仍是一列追求产品生产的高速列车。在员工流失率很高的情况下，还要不断扩大产能，内迁后富士康仍面临缺工困境。
临走前我又见到抛光车间的张翔，他说他也准备离开富士康了。“工人的满足感不只是工资，还有健康和成长空间。”从富士康回北京两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张翔的短信：告别富士康是种解脱，前天我面试上了一家儿童教育机构，接下来要培训了。我告诉他，只要渴望学习，相信他一定能干得好。
最后一天，摄影师和我来到成都综合保税区门口。巨大的白色厂房如同一座座城池矗立在阴雨中。然而这仅仅只是富士康南区一个很小的角落，在它们后面和周围，望不到头的工地上几十座一模一样的厂房正在赶工。
望着灯火通明的厂房，我知道今天早上，当四楼组装线的线长点名时又会缺少1名工人，他早已习以为常，在本子上记1个旷工，就会又开始一天的训话。3天之后，我就会被富士康的电脑系统按自离自动除名，但档案仍将保留1年。在这1年里，成都、重庆、郑州、天津、武汉、深圳，所有这些富士康帝国版图上的城市工厂都将把我拒之门外。(摘自《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