伫岸听波 临水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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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子河岸之叹,将个人感喟置于浩渺的时空,三千年来呼应迭起,余音不绝。
  朱立新先生的散文新著《河岸》,有意无意新发母题。孔夫子赫拉克里克等等先贤,似乎借助这位青海当世作家之笔,再次临水鉴心,听波闻世:而青海这位作家,伫岸观水,以己推人,将当世河源一处汉家村庄的生活和生命体验,自然地融接于水岸之思的文学传统。处处不舍昼夜,时时逝者如斯夫。人之所以为人,价值就在于时光中打捞、捉捕、铸凝那些蕴藏着我们的记忆和体温的金箔。这是人的一种自我证明和自我解说,也是对于滔滔不绝的流动和一日千变的荒谬的抗争。
  《河岸》中数篇文章涉水。《风过河岸》《隐遁之河》《河流比我更知道自己的走向》,以及痛彻心扉的《你是一条河》,绵密地展示了黄河上游贵德一个村寨的日常生活,习俗礼仪,以及隐微的社会政治结构;进而细致地表述了这方有根有据有情有义,有着强烈人格化的土地,在近三四十年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逆转的颓败和崩溃。朱立新先生的观察、分析和喟叹,深植于他的青少年,和更久远的童年。因此,那种强烈的被撕扯、被剥离的疼痛感,与被连根拔起的树丛参差仿佛。读他的文章,感觉作家不断乘随时间的种种水上交通工具,不断背离来处;然而又将身影系挂在那些羊皮筏子、木质舟船,乃至游轮快艇的翼侧尾后,不断被迎面或逆向的日光雨瀑搓洗。朱立新像一个末路的、无法安放文化密码和感情记忆的萨满,不断地通过文字为故土故人故乡和自我招魂。
  这样的写作肯定是腥咸苦涩的,是含泪的,是含血的。其腥咸苦涩,首先来自于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来自艰难的乡村生活。和如今在城市里养尊处优,毫无节制地歌吟往者乡村生活的作家不同,朱立新的乡村写作是带着成长的硌伤印记的;和另一些转身对于乡村的哺育只字不提,自顾自快速洗去泥土气息的人们更不相同,朱立新在对乡村的怀想和回望中,充满了感激,也满溢着因为时代之变而生发的困惑和思辨。
  相较于现代人的精神困境,相较于物质繁荣下的时代精神贫困,相较于今天人——文化——道德的危机,乡村文明完整的时期,给人们的关系和行为规范提供了较为坚实的模板。因此,朱立新一遍遍用目光重新打量犁铧等农具,用回忆钩捞村中旧人旧事,用温情再塑河岸上的风景,用内心感知马灯在黑夜的光亮,就是要校对自我,校对原乡,校对一种具有生命质量的时光。
  朱立新的心理之根,文化之根,生命之根,是深深地扎在黄河上游那片盆地的泥土里的。他的写作的原动力来自童年记忆。苏联诗人茨维塔耶娃这样表述过童年对于一个作家的重要性,她写道,“往昔比现实强有力,而往者中最强有力的往昔是:童年比一切都强有力。是根。我现在和将来要援引作为老皮缅处的——塔鲁萨——三塘胡同的一切的题词‘啊,童年,心灵深处的长柄勺!’”(此句引自帕斯捷尔纳克)朱立新也是这样,不断用“心灵的长柄勺”,挖掘根的内部,凿壁偷光,进而破壁引光,以照亮记忆最深处的那种贫瘠、荒凉和尖锐。正是这样黑夜里的行走,记忆深层的辨察,使得人性之光富有质感,触手可及。


  朱立新敏感而坚强,感受能力细腻。这是一种宿命,是命定被贵德、被太平村、被家族所选择的记录和讲述者。《河岸》一书既是作家带着胞衣之血走向成熟的叙述,也是家族的微型史的描画,还是黄河村庄具有普遍性的一种精神编年书写和地方志。跃动其间的,是叩纸可闻的那些原乡故人的声音形态,是作家发自肺腑的叹息和呼喊。在书中,那个怕黑的孩子,那个站在村庙檐头与父亲对峙的少年,那个在自尊心强烈、要求与大人一样劳动的青年,予人深刻的印象。作家对于原乡的回忆和观察,感念和忧虑,无不是“心灵的长柄勺”挖掘的结果。其情之深,其虑之深,印证了茨维塔耶娃的那句名言:“祖国不是领土的划定的界限,而是记忆和血液的不可抗拒性。”祖国有的时候很辽阔,有的时候则很微小;有的时候很抽象,有的时候很具体——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水土一方人就是朱立新的记忆和血液的不可抗拒性,就是它的根系,并且催促他提笔着墨,回溯展望。
  在一次次的追忆中,朱立新明白:“现在,祖辈们一茬茬地相继离去了,老宅也被村里整体规划夷为平地,我就成了无根的游子。”(见《太平村文昌庙的流年碎影》)这样的现实境遇中,反而激发作者更加专注地去探求往昔,探求昔日光源和内心稳定感的成因,“它(指文昌庙)如村庄的密码,投射出儒家和伦理、道家宇宙观在乡野世俗中的左突右奔。”(同上)好一个左突右奔!朱立新一方面在确认、在抵达;另一方面,在不舍昼夜的河水边没有停止过反思、清洗和批判。他的书写,在情感上应和着诗人勃洛克的说法:“世上有个最纯真、最愉快的节日。它是黄金时代的回忆,是如今快消失殆尽的一种感情——对家园的感情的最高点。”可是,需要指出的是朱立新的文章对家园的回忆,大都是一种混合着淚水和微笑的指认和叹息。他的这个节日与勃洛克不尽相同,尽管也是黄金时代的回忆,勾连生发的却不是一种被美化的单纯的、愉快的回忆。
  百十年来,以农村为社会最大构体,以农民为主要群体的中国,一直在变化着,变革着。这种流变也像河流有时缓慢,有时湍急。最湍急处,应该是近三十四年。青海河湟地区也概莫能外。以文学观察,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王文泸井石韩玉成等小说家已经着力于此;而至新世纪后,王文中赵贵邦王海燕等作家纷纷以散文(甚至是纪实散文)给故乡留影。在他们的作品中,或多或少地保持着与苏联诗人叶赛宁相似的态度——那就是站在“木头的”“麦秸的”的乡村立场上,抗拒“钢铁世纪”的到来。和叶赛宁“钢铁的客人”就要用“黑色的铁爪”掠掉“注满霞光的燕麦”并不一致,青海河湟地区作家笔下的原乡则有主动扑向钢铁世纪,迎向商品世界的趋向,其颓败和崩塌也就难以避免了。其中滋味,颇值品咂。流水滔滔,而河岸的风景和人们发生变化过于剧烈,以至于像朱立新这样的作家处在极度的矛盾中——他们一方面有着或者曾有着根系发达的文化心理,另一方面是都市和乡村的双重游子。
  小哀喋喋,大哀默默。《河岸》一书,乃是作家之于故土的哀歌。朱立新用“心灵的长柄勺”挖掘童年的深处,描画父亲母亲等至亲故人的生活姿态和生命形象,绘制贵德的文化地理全景图影,品察当年的乡风民俗——他恨不能用纸笔重建那个一去不返的太平村、贵德县和被黄河清水洗涤的人心。他在回忆中挖掘得越深,文字的情感浓度也越是动人。其语音语调也就自然地从喋喋走向默默。《你是一条河》是一篇感人至深的长篇散文。其间,作家刚强而忍辱负重的母亲形象跃然纸上,她的抗争和顺从都带着村寨文化的那种强制性的结果,她的生命结束其实也可读作这种生活情态必然消失的隐喻。
  有时候,我倾向苦难成就作家的说法。没有品尝过哀痛的人,是很难写出深沉的作品的。朱立新显然没有辜负苦难与哀痛,可贵的是,他在写作中有效地避免了苦难与哀痛设置的考验,理性思维和文体意识帮助作家有效地过滤了情感过度的宣泄。作家的长柄勺挖掘着过去,舀取到了河流上浪涌的流金碎银。这让他的寻找和探求,转化成为了其文本核心的、本质的、成熟的标志。
  简单地说,朱立新的写作意在赋予失去的事物以尊严,用心血凝塑哀痛的种种形态——直到让哀痛也具有了黄金般的色泽和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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