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传来了穆青同志逝世的噩耗,尽管对这一天的到来,我早有思想准备,但是当它真的来临时,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强忍着悲痛，急忙赶到穆青家里。路上我不停地告诫自己，一定要克制感情，不要哭泣。但是进门一见他面带微笑的黑白遗像，立刻百感交集，情不自禁泪下如雨，在三鞠躬的一瞬间，脑子里闪现出的是两句话：痛失知音，痛失楷模。
　　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们之间的这种深厚感情究竟从何而来？论辈份，他是我的前辈，我一直以师长事之，而且始终无缘共事；论交往，我们相识很晚，几年难得见一次面，一年最多通一两次电话，没有作过一次促膝长谈，恐怕他对我的经历、家世都知之很少。可是彼此心灵若有相通，恰似古人论人之相处，“有白头如新，有倾盖如故”。这种相通，既有在新闻思想上的认同，也有在书画、摄影等艺术欣赏趣味上的近似，相互有着较多的共同语言。他出版《十个共产党员》、《穆青书法》都不嫌我的浅陋，嘱为作序；他为《人民日报》写了几篇通讯，也命我配写评论。
　　但是，对我来说，之所以那么尊崇他，仰慕他，主要是由于他的人格魅力。这种人格魅力的突出特征是：身居高位，不忘人民，特别是不忘普通的老百姓，普通的基层干部，尤其是不忘贫困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几十年来，他写过许多典型人物，除了焦裕禄和郑永和是县委书记，其余都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劳动模范。凡是他写过的典型人物，后来都成为他的终身朋友，有的可以说是生死之交。他们之间那种亲密、深厚的感情，真是一般人难以想像、难以相信。三年前，穆青曾经告诉我这样一件事：他当年采访过的红旗渠除险英雄任羊成，现在已经80来岁，有一天从中央电视台的天气预报中得知北京将要降温，特此跑了十几里路，给穆青同志打长途电话，嘱咐他要关好窗户，多穿衣服，防止感冒。“上年纪了，千万要留神！”穆青同志讲这些的时候，眼睛里闪着泪花，说：“我们的老百姓待我们太好了，我总觉得为他们做得太少。”
　　全国农业特等劳动模范、山西农民科学家吴吉昌，是穆青同志写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中的主人公，他一直把穆青当做最亲的亲人，临终前嘱咐家人：“我要走了，什么都不带，可千万别忘让我把老穆的两个挂历带着。”就是这样一位纯朴的老农民，只是因为知道穆青同志对我很好，每次来北京看望穆青，也总要来看我，并说：“老穆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
　　这次穆青同志逝世，在送别的人群中有许多这一类老朋友。他们远道赶来，在灵前放声大哭。有些老朋友已经去世，或者行动不便，便由儿孙赶来替他们为穆青送行。而前面提到的那位任羊成老人，千里迢迢，亲自赶来按河南农村最古老的传统大礼，跪在穆青灵前，叩了三个响头……
　　看到此情此景，人们就会更加深刻地了解穆青，懂得为什么穆青同志的新闻作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有那么巨大的影响力、感召力和震撼力。“勿忘人民”是他一生的座右铭。
　　《十个共产党员》出版之前，他曾经和我作过一次（也是仅有一次）非常动情的谈话。他含着眼泪对我说：“作为一名党培养起来的老记者，我深感由于长期处在领导岗位，这一生写得太少，愧对伟大的时代，愧对伟大的人民。人民给予我太多，而我付出的太少。现在有人已经把他们（指十名共产党员）淡忘了，甚至怀疑世界上是否真有那样无私奉献的人，怀疑共产党员是否真的是那样公而忘私。我之所以把这十名共产党员的事迹集中成册，就是想让大家看看真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就是想重现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就是想说明这些几十年前的典型的现实意义；就是想借他们的榜样力量增加今天正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人们的信心……”
　　现在看来，穆青同志七年前说的这番话，既是党的忠诚的新闻记者的内心自白，也是留给后人的珍贵遗言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原《人民日报》总编辑
　　
　　穆青其人
　　穆青1921年生于安徽蚌埠，幼时随身为晚清举人的祖父学习国学。10岁时祖父病故，回到祖籍河南杞县上学。1937年，正在读高一的他中断学业北上山西参加八路军。193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年，穆青被调到延安，到“鲁艺”学习。当时他有当作家的心愿，因此，当1942年要调他去《解放日报》当记者时，几次都以“本人不爱讲话，不爱活动、性格内向”为由“顶”着，最后是在鲁艺院长周扬出面与之谈话后才到《解放日报》报到的，从此献身中国新闻事业60余年。
　　1943年，延安开展了一场“抢救失足者”运动，起因是“审干”时发现了特务。《解放日报》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都受到审查，穆青亦不例外。这种政治运动给了他很大的触动，并影响到他日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的态度和行为。
　　1957年穆青就任新华社上海分社社长期间，正值“反右”如火如荼，他却按兵不动，令记者到农村去，呆上五六个月不要回来。对上则说人手不齐，没鸣放没言论，因而也不能定右派。新华社上海分社是上海新闻单位中惟一没有右派的。
　　“文革”开始不久，穆青就对这场运动产生怀疑，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悲剧，是一代人的悲剧。”日记本被造反派抄走，成为了又一次批斗大会上的罪证。在基建队劳动时，他的食指被砖砸成骨折，因医院听说他是“走资派”从而处理不当，竟使他落下右手食指的畸形。
　　穆青在“文革”中是两度落难。1970年以后，穆青和新华社一批老干部逐步被解放回到工作岗位。1975年秋，江青在大寨讲话，借批《水浒传》，影射周总理，矛头直指邓小平。穆青让与会记者整理出讲话记录向毛主席反映。由于此举不便作为组织行为，副社长穆青和社长朱穆之写了一封信，以个人名义向毛主席状告江青。受委托转交此信的外事记者李琴也署了名。告状信交上后，风向突变，邓小平再次下台，信也被退回。不料此事被告发，三人即成“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活靶子。这便是有名的“朱穆李事件”。穆青再次被发配至基建队搬砖和泥。当追查主谋时，穆青回答：“是我建议的，一切由我负责。”
　　1978年11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则只有239个字的消息。此消息是穆青冒着风险拍板签发的。
　　“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像吴吉昌这样的遭遇，连同产生它的时代背景，都一去不复返了。”1978年3月，穆青发表了《为了周总理的嘱托》，成为中国新闻媒介上公开否定“文革”的第一篇作品。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姓“社”姓“资”的争论很厉害。1991年底，穆青在珠江三角洲考察一个月，写出了肯定改革开放的《风帆起珠江》。
　　穆青1982年8月出任新华社社长，任此职10余年。为把新华社建成有影响的世界性通讯社，提出了“西方不是追赶目标，而是竞争对手”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