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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了，强制平仓。
8月29日，中国最大的期货交易市场之一郑州商品交易所。硬冬麦WT309合约连续第七天跌停，郑州商品交易所终于发出了强制平仓通知。
对期货业界来说，强制平仓既熟悉又陌生。在中国期货市场在一片混乱中发展的年代，强制平仓事件屡见不鲜；而自2001年全行业结束清理整顿以后，数年间，强制平仓再无一例。
强制平仓，简单地说，是由市场管理当局强行介入，提前宣布部分交易者的交易结束，部分交易双方按强制平仓当天的价格平仓出局。交易双方此前在市场中发生的交易行为，被强行中断，而所有损失则由投资者自己承担。
强制平仓，是一个市场失败的最清楚不过的证明：所有强制平仓事件都是因为市场已经完全失控，失控之时或之前通常都伴之以猖獗的市场操纵行为，而市场管理者及行业监管者之无能，亦就此暴露无遗。
时隔两年，又见强制平仓，中国的期货市场一如往昔。未来将何去何从？
“交易实际上在8月29日结束了”
郑州商品交易8月29日的通知对此次强制平仓作如下要求：需要平仓的空头持仓数量（指看跌的投资者所持的抛空合约），为8月28日闭市后该投资者WT309合约的空头总持仓量减去8月28日前该投资者持有的硬麦仓单数量、入库量和在途发运量的总和。简单地说就是要求所有无仓单（进入交割仓库的现货单据）的空头投资者平仓。
当天，市场交易量大增，从前几天的几百手增加到2万余手，增加数十倍。
硬冬麦WT309合约是以二等硬冬白小麦作为交易主体，在2003年9月进行交割的合约。按照郑州商品交易所的规定，这个品种实行滚动交割，从9月1日到9月22日都可以进行交割，9月22日为最后交易日。市场人士粗略估算，参与该合约交易的多头（指看涨的投资者）在七个跌停板中的损失在1亿元以上。
如果不是强制平仓，多头的损失将会更大。在临近交割期时，交易品种的期货价格通常会向现货市场价格看齐，而在连续跌停之前，WT309合约的价格已经远远高出现货价格。空头挟此势而来，所以跌势异常凶猛。
WT309合约从2002年6月3日开始交易，行情一直小幅上涨，一年来涨幅巨大，从去年的每吨1200元左右一路上涨到今年8月20日的最高价每吨1560元，涨幅达30％，已经远远超出了现货价格（每吨1200元左右）。小麦期货是最典型的大品种期货，全国小麦年产量达到1亿吨左右，现货充裕。因为期货价格严重背离现货价格，必然招致大量的现货商进行套期保值参与交割。到8月22日，郑州商品交易所WT309合约的注册仓单加上有效预报仓单达61万吨，WT309合约的连续跌停板即始自当日。
8月25日，郑交所发出通知，宣布WT309合约交易“发生异常”，可能导致交割危机。交易所规定8月25日收市后，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2％。8月28日闭市后，郑州商品交易所召开理事会，决定8月29日闭市后对WT309合约采取强行平仓措施。8月29日一开市，市场出现了第七个跌停板，跌至每吨1332元，当日成交22528手，市场持仓为96272手，单向仓单约为40多万吨。
“交易所强制平仓，说明已经看到多头肯定会弃仓，也就是不接货；如果这时不强制平仓，等到多头资金在零线以下时（也就是所谓的爆仓），交易所就必须要动用风险准备金，”一位资深期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个合约的交易实际上在8月29日就结束了。”
在郑交所出台强制平仓措施之时，WT309合约价格为1332元，而现货市场上的价格为每吨1200余元，两者价差仍有100余元。
“清理整顿只解决了表面问题”
郑交所强制平仓WT309合约，是近来一系列期货市场事件的高峰。
经过了1994年、1998年对期货市场两次清理整顿后，期货市场在市场份额极度萎缩的同时，宣告了清理整顿的结束。2001年，随着“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字样在“十五”计划纲要中的出现，期货市场开始出现明显的恢复增长。
一组很典型的数字是，全国期货市场的成交金额从1995年高峰时期的10.05万亿元逐年滑落，1996年成交8.41万亿元、1997年成交6.05万亿元、1998年成交3.78万亿元、1999年成交2.23万亿元、2000年成交1.6万亿元，2001年成交3.01万亿元，2002年成交3.95万亿元。
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上半年，全国期货市场交易金额达到4.33万亿元，超过去年全年水平。上半年全国期货经纪业代理交易总额为4.27万亿元，是去年同期的290％，是去年全年的111％。
可惜的是，数字只能显示扩张速度，不能显示质量。在此期间，期货市场风波不断，显示出两次清理整顿并未去除市场内在的痼疾。
——大连大豆期货3205合约巨量交割风波。2002年6月，大连大豆期货3205合约（以黄大豆为交易品种，于2002年5月进行交割的期货合约）摘牌，当时这个合约创下了76.5万吨的巨量实物交割。这个数字极为惊人，因为按照5月合约最终交割结算价每吨2244元计算，多方为了接下这76.5万吨大豆，至少动用资金16亿元——对于当时全年资金量仅为50亿元的市场来说，这占用了相当于市场1/3的资金量（相关报道详见本刊2002年第15期《大连大豆迷窦》）。
就在大连大豆3205合约交割完成后，市场资金又转战上海期货交易所，在天然胶品种上大打出手。
2002年初，国内海口地区天胶价格只是每吨6500元，上海期货交易所的0305合约从2002年底的每吨10970元起步，到春节前的1月29日，已攻克13000元大关，并在13000元左右与空方开展了一轮规模庞大的扩仓战。2月17日，期现价格双双突破每吨14000元大关。其中306合约伴在持仓激增的情况下于4月3日创下了新高16195元。
期价维持在高位，对空方来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交货。期交所指定交割库的天胶库存日渐增大，从2月22日到4月4日，库存从30538吨急剧增加到72340吨。
4月4日，多头终于遭遇滑铁卢。天胶期货全线跌停，由于这是第一个停板，按规则是3％；7日，停板幅度扩大为6％，但收盘时仍旧封死在跌停板上；8日，停板幅度还是6％，结果，304、305、306三个合约还是跌停板；9日，期交所宣布304、305、306三个合约暂停交易一天，并在当天收盘后宣布次日恢复交易，但停板幅度放宽至10％，保证金按20％的比例收取；10日，各合约均未在跌停板上收盘；11日，一切回归正常。
四天暴跌，跌幅最为惨重的是306合约，该合约3日的结算价为每吨16080元，10日的结算价为每吨12745元，四个交易日共计跌幅3335元，合20.74％。
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4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共成交各类合约777万手，成交金额5151亿元，约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2％。而多方在最后交割时动用了十几亿元的资金用于接货，粗略估算多方的损失可能达到数亿元。
“市场上不断出现的各种风波说明，2001年结束的对期货市场的清理整顿，只解决了市场上的表面问题。”一位期货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期市此前常见的市场操纵、逼仓等现象之所以一度消失，可能仅仅是因为“期市在此期间过于萎缩，但引发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并没有解决”。
分仓与逼仓
为什么中国期货市场恶性事件如此频繁发生？
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郭晓利曾经撰文表示：由于期市交易判断的不确定性，价格的变化经常表现为上下振荡，甚至有时会与现货价发生大幅偏离。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受期货交易运行机制的影响和市场规律的约束，当期货合约进入交割阶段，只要有公平、公正的交割制度，市场的力量一般都会使期价回归到当时现货价的水平。“真实的价格是市场本身产生的，不是行政干预、人为指定形成的，更不是多空资金较量的结果。”郭晓利说。
但是，在中国期货市场中，广泛存在着的，正是系统性的市场操纵行为。从一年来发生的大连大豆325合约事件、上海期交所天然胶事件及郑交所WT309合约事件看，最简单和最常用的办法，就是通过“分仓”逃避交易所的监管，以操纵价格；而在进入交割月份后，通过“逼仓”（包括多逼空和空逼多）获取巨额利润。
各个交易所都有关于限仓的规定。一般都是根据不同期货品种的具体情况，分别确定每一品种每一月份合约的限仓数额，同时，某一月份合约在其交易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分别适用不同的限仓数额，进入交割月份的合约限仓数额从严控制；此外还采用限制会员持仓和限制投资者持仓相结合的办法。对于经纪会员，交易所还根据经纪会员的净资产和经营情况调整其持仓限额。
比如天然胶合约，单向计算的限仓规定是：合约挂牌至交割月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经纪会员的限仓比例为15％，非经纪会员的限仓比例为10％，投资者的限仓比例为5％；而在交割月前第一月，经纪会员的持仓在5000手以下，非经纪会员的持仓在1500手以下，投资者的持仓在300手以下；进入交割月份，经纪会员的持仓在1500手以下，非经纪会员的持仓在250手以下，投资者的持仓在100手以下。
这些做法的本意是防止大户操纵，同时防止风险过于集中。但是从实际情况看，限仓规定实际形同虚设。市场上操作的庄家不论真正持仓多大，从未被发现超仓——庄家对限仓规则已研究得很透，分仓早已“到位”。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旭波就曾告诉记者：“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在分仓。”
中国饲料集团公司总经理刘晓雨告诉记者：大户分仓的关键，一是资金划转，大量的资金从一个席位划到另一个席位，从一个账户划到另一个账户；一是使用大量的自然人名义开户。解决办法应针锋相对，第一，禁止席位间、账户间划转资金，使庄家资金调动困难；第二，凡以自然人名义开户，入金只能是现金，不得以支票、汇票等入金——这可能是一个过于激进的建议。
于旭波则认为应建立客户身份确认制度，包括大户登记制度。“目前的大户登记制度是按照席位，会员来划分的，客户的真实身份无法确认。”他说。
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分仓并不罕见。很多客户为了自身投资的隐秘而分仓，但通常都需要向监管部门报告；当市场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时，监管部门有权首先调查分仓者的交易情况，并要求其对相关交易作出解释。很显然，国际成熟的期货市场虽然允许分仓，但绝不允许通过分仓这种手段操纵市场。
中国证监会期货监管部的一位人士表示：“监管层即使允许分仓，但也不会允许操纵市场。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很多庄家打着国际惯例的幌子，操纵市场价格。”
除了分仓以外，庄家操纵市场，都要打交割的主意。
期货市场创立初期，交易者普遍怕接货，货稍多一点价格就会暴跌。后来有“聪明“的庄家发现，一些小品种期货的实物总共也没有多少货，仓单是可以拿来“玩”的，当庄家控制了绝大部分仓单之后，就具有了左右行情、呼风唤雨的能量，一时之间，多逼空大为盛行，清理整顿之前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亚洲金融危机后，商品市场陷入连续几年熊市，又有庄家使出用大量现货“压盘子”的招数，甚至以低于购进价的价格交割，迫使多头认输，从虚盘上大赚其钱。
2002年以来，多逼空开始回潮。特别是大连大豆5月合约的巨量交割成功之后，多逼空的手法更得到市场“认同”。
某些热炒的期货品种实际“已经变成了一个通道”，一位期货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接货的人根本不是生产商，也不用担心货卖不出去，中间商就会找上来，一般的惯例是低于交割价格100元卖给实际的生产商”。虽然付出这块成本，但与多逼空或空逼多在虚盘上所获得的利润相比，庄家仍有暴利。“这在业内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中国饲料集团公司总经理刘晓雨亦对记者表示对市场上多起巨额交割之不理解。
“至少我们可以不提发展这个概念”
“期货市场如果再这样下去，再一次清理整顿很难避免。”中国证监会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本刊记者。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今年4月份发生上海期交所天然胶事件后，曾有一份内参报至高层，力数天然胶市场的过度投机，这份内参使决策者对于期货市场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但是，尽管是期货业监管当局，监管者竟存在着强烈的无力感。“这个市场存在的问题太多，监管、市场结构、交易规则、投资者等几乎每个方面都存在问题，不过现在搞不清楚最关键的部分在哪里，或者说，不知道突破口在哪里。”一位证监会期货部官员告诉记者，“没有形成共识。”
而在监管层面，虽然期市数次风波背后当不乏种种违规行为，但无论是公开的还是记者采访中所知，都没有发现监管机关强力稽查的动作。
据记者了解，在中国证监会内部，调查一件违法违规的案件一般需要由业务部门提出，同时把相关资料转至稽查局，由稽查局立案审查。市场操纵的案件一般由证监会稽查二局负责。但来自稽查二局期货处的信息显示，中国证监会迄今为止没有对操纵期货市场的案件进行立案调查，仅稽查一局（负责公司内部违法交易）期货处针对上市公司东北高速挪用信贷资金参与期货交易有一宗立案。
调查期货市场违规事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证监会期货部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另一方面，在监管上应当发挥重大作用的期货交易所，亦屡被认为存在利益冲突。“交易所为了保持市场的活跃，对违法违规行为时常睁一眼闭一眼。”中国饲料集团公司总经理刘晓雨说。活跃的市场能够给期货交易所带来滚滚利润，在巨大的利益驱动面前，并不是每一个期交所都能平衡自身的位置。
刘晓雨认为，交易所出台调查大户持仓和资金来源等举措之时，往往只是因为庄家作风过于剽悍，从而威胁到交易所利益。即便如此，这类做法往往限于迫使庄家让出一部分利益，既不会深入到彻查违规，也无法从制度上杜绝违规的发生，只是使价格行情产生短时间的改变。事毕则风平浪静，一切如故，而下一轮博弈即开始酝酿。
对此期货业的乱局，证监当局准备有何作为？清醒的人士知道，如果不能澄清现状，至少不应当使其进一步扩展。“在当前的市场情况下，管理层肯定不会再提发展，而要向规范化偏重。”证监会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现在我们至少可以不提发展这个概念。”
8月29日，中国最大的期货交易市场之一郑州商品交易所。硬冬麦WT309合约连续第七天跌停，郑州商品交易所终于发出了强制平仓通知。
对期货业界来说，强制平仓既熟悉又陌生。在中国期货市场在一片混乱中发展的年代，强制平仓事件屡见不鲜；而自2001年全行业结束清理整顿以后，数年间，强制平仓再无一例。
强制平仓，简单地说，是由市场管理当局强行介入，提前宣布部分交易者的交易结束，部分交易双方按强制平仓当天的价格平仓出局。交易双方此前在市场中发生的交易行为，被强行中断，而所有损失则由投资者自己承担。
强制平仓，是一个市场失败的最清楚不过的证明：所有强制平仓事件都是因为市场已经完全失控，失控之时或之前通常都伴之以猖獗的市场操纵行为，而市场管理者及行业监管者之无能，亦就此暴露无遗。
时隔两年，又见强制平仓，中国的期货市场一如往昔。未来将何去何从？
“交易实际上在8月29日结束了”
郑州商品交易8月29日的通知对此次强制平仓作如下要求：需要平仓的空头持仓数量（指看跌的投资者所持的抛空合约），为8月28日闭市后该投资者WT309合约的空头总持仓量减去8月28日前该投资者持有的硬麦仓单数量、入库量和在途发运量的总和。简单地说就是要求所有无仓单（进入交割仓库的现货单据）的空头投资者平仓。
当天，市场交易量大增，从前几天的几百手增加到2万余手，增加数十倍。
硬冬麦WT309合约是以二等硬冬白小麦作为交易主体，在2003年9月进行交割的合约。按照郑州商品交易所的规定，这个品种实行滚动交割，从9月1日到9月22日都可以进行交割，9月22日为最后交易日。市场人士粗略估算，参与该合约交易的多头（指看涨的投资者）在七个跌停板中的损失在1亿元以上。
如果不是强制平仓，多头的损失将会更大。在临近交割期时，交易品种的期货价格通常会向现货市场价格看齐，而在连续跌停之前，WT309合约的价格已经远远高出现货价格。空头挟此势而来，所以跌势异常凶猛。
WT309合约从2002年6月3日开始交易，行情一直小幅上涨，一年来涨幅巨大，从去年的每吨1200元左右一路上涨到今年8月20日的最高价每吨1560元，涨幅达30％，已经远远超出了现货价格（每吨1200元左右）。小麦期货是最典型的大品种期货，全国小麦年产量达到1亿吨左右，现货充裕。因为期货价格严重背离现货价格，必然招致大量的现货商进行套期保值参与交割。到8月22日，郑州商品交易所WT309合约的注册仓单加上有效预报仓单达61万吨，WT309合约的连续跌停板即始自当日。
8月25日，郑交所发出通知，宣布WT309合约交易“发生异常”，可能导致交割危机。交易所规定8月25日收市后，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2％。8月28日闭市后，郑州商品交易所召开理事会，决定8月29日闭市后对WT309合约采取强行平仓措施。8月29日一开市，市场出现了第七个跌停板，跌至每吨1332元，当日成交22528手，市场持仓为96272手，单向仓单约为40多万吨。
“交易所强制平仓，说明已经看到多头肯定会弃仓，也就是不接货；如果这时不强制平仓，等到多头资金在零线以下时（也就是所谓的爆仓），交易所就必须要动用风险准备金，”一位资深期货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这个合约的交易实际上在8月29日就结束了。”
在郑交所出台强制平仓措施之时，WT309合约价格为1332元，而现货市场上的价格为每吨1200余元，两者价差仍有100余元。
“清理整顿只解决了表面问题”
郑交所强制平仓WT309合约，是近来一系列期货市场事件的高峰。
经过了1994年、1998年对期货市场两次清理整顿后，期货市场在市场份额极度萎缩的同时，宣告了清理整顿的结束。2001年，随着“稳步发展期货市场”字样在“十五”计划纲要中的出现，期货市场开始出现明显的恢复增长。
一组很典型的数字是，全国期货市场的成交金额从1995年高峰时期的10.05万亿元逐年滑落，1996年成交8.41万亿元、1997年成交6.05万亿元、1998年成交3.78万亿元、1999年成交2.23万亿元、2000年成交1.6万亿元，2001年成交3.01万亿元，2002年成交3.95万亿元。
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上半年，全国期货市场交易金额达到4.33万亿元，超过去年全年水平。上半年全国期货经纪业代理交易总额为4.27万亿元，是去年同期的290％，是去年全年的111％。
可惜的是，数字只能显示扩张速度，不能显示质量。在此期间，期货市场风波不断，显示出两次清理整顿并未去除市场内在的痼疾。
——大连大豆期货3205合约巨量交割风波。2002年6月，大连大豆期货3205合约（以黄大豆为交易品种，于2002年5月进行交割的期货合约）摘牌，当时这个合约创下了76.5万吨的巨量实物交割。这个数字极为惊人，因为按照5月合约最终交割结算价每吨2244元计算，多方为了接下这76.5万吨大豆，至少动用资金16亿元——对于当时全年资金量仅为50亿元的市场来说，这占用了相当于市场1/3的资金量（相关报道详见本刊2002年第15期《大连大豆迷窦》）。
就在大连大豆3205合约交割完成后，市场资金又转战上海期货交易所，在天然胶品种上大打出手。
2002年初，国内海口地区天胶价格只是每吨6500元，上海期货交易所的0305合约从2002年底的每吨10970元起步，到春节前的1月29日，已攻克13000元大关，并在13000元左右与空方开展了一轮规模庞大的扩仓战。2月17日，期现价格双双突破每吨14000元大关。其中306合约伴在持仓激增的情况下于4月3日创下了新高16195元。
期价维持在高位，对空方来说，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交货。期交所指定交割库的天胶库存日渐增大，从2月22日到4月4日，库存从30538吨急剧增加到72340吨。
4月4日，多头终于遭遇滑铁卢。天胶期货全线跌停，由于这是第一个停板，按规则是3％；7日，停板幅度扩大为6％，但收盘时仍旧封死在跌停板上；8日，停板幅度还是6％，结果，304、305、306三个合约还是跌停板；9日，期交所宣布304、305、306三个合约暂停交易一天，并在当天收盘后宣布次日恢复交易，但停板幅度放宽至10％，保证金按20％的比例收取；10日，各合约均未在跌停板上收盘；11日，一切回归正常。
四天暴跌，跌幅最为惨重的是306合约，该合约3日的结算价为每吨16080元，10日的结算价为每吨12745元，四个交易日共计跌幅3335元，合20.74％。
统计数据显示，2003年4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共成交各类合约777万手，成交金额5151亿元，约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2％。而多方在最后交割时动用了十几亿元的资金用于接货，粗略估算多方的损失可能达到数亿元。
“市场上不断出现的各种风波说明，2001年结束的对期货市场的清理整顿，只解决了市场上的表面问题。”一位期货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期市此前常见的市场操纵、逼仓等现象之所以一度消失，可能仅仅是因为“期市在此期间过于萎缩，但引发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并没有解决”。
分仓与逼仓
为什么中国期货市场恶性事件如此频繁发生？
大连商品交易所副总经理郭晓利曾经撰文表示：由于期市交易判断的不确定性，价格的变化经常表现为上下振荡，甚至有时会与现货价发生大幅偏离。这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受期货交易运行机制的影响和市场规律的约束，当期货合约进入交割阶段，只要有公平、公正的交割制度，市场的力量一般都会使期价回归到当时现货价的水平。“真实的价格是市场本身产生的，不是行政干预、人为指定形成的，更不是多空资金较量的结果。”郭晓利说。
但是，在中国期货市场中，广泛存在着的，正是系统性的市场操纵行为。从一年来发生的大连大豆325合约事件、上海期交所天然胶事件及郑交所WT309合约事件看，最简单和最常用的办法，就是通过“分仓”逃避交易所的监管，以操纵价格；而在进入交割月份后，通过“逼仓”（包括多逼空和空逼多）获取巨额利润。
各个交易所都有关于限仓的规定。一般都是根据不同期货品种的具体情况，分别确定每一品种每一月份合约的限仓数额，同时，某一月份合约在其交易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分别适用不同的限仓数额，进入交割月份的合约限仓数额从严控制；此外还采用限制会员持仓和限制投资者持仓相结合的办法。对于经纪会员，交易所还根据经纪会员的净资产和经营情况调整其持仓限额。
比如天然胶合约，单向计算的限仓规定是：合约挂牌至交割月前第二月的最后一个交易日，经纪会员的限仓比例为15％，非经纪会员的限仓比例为10％，投资者的限仓比例为5％；而在交割月前第一月，经纪会员的持仓在5000手以下，非经纪会员的持仓在1500手以下，投资者的持仓在300手以下；进入交割月份，经纪会员的持仓在1500手以下，非经纪会员的持仓在250手以下，投资者的持仓在100手以下。
这些做法的本意是防止大户操纵，同时防止风险过于集中。但是从实际情况看，限仓规定实际形同虚设。市场上操作的庄家不论真正持仓多大，从未被发现超仓——庄家对限仓规则已研究得很透，分仓早已“到位”。中粮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旭波就曾告诉记者：“基本上所有的人都在分仓。”
中国饲料集团公司总经理刘晓雨告诉记者：大户分仓的关键，一是资金划转，大量的资金从一个席位划到另一个席位，从一个账户划到另一个账户；一是使用大量的自然人名义开户。解决办法应针锋相对，第一，禁止席位间、账户间划转资金，使庄家资金调动困难；第二，凡以自然人名义开户，入金只能是现金，不得以支票、汇票等入金——这可能是一个过于激进的建议。
于旭波则认为应建立客户身份确认制度，包括大户登记制度。“目前的大户登记制度是按照席位，会员来划分的，客户的真实身份无法确认。”他说。
在国际期货市场上，分仓并不罕见。很多客户为了自身投资的隐秘而分仓，但通常都需要向监管部门报告；当市场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时，监管部门有权首先调查分仓者的交易情况，并要求其对相关交易作出解释。很显然，国际成熟的期货市场虽然允许分仓，但绝不允许通过分仓这种手段操纵市场。
中国证监会期货监管部的一位人士表示：“监管层即使允许分仓，但也不会允许操纵市场。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很多庄家打着国际惯例的幌子，操纵市场价格。”
除了分仓以外，庄家操纵市场，都要打交割的主意。
期货市场创立初期，交易者普遍怕接货，货稍多一点价格就会暴跌。后来有“聪明“的庄家发现，一些小品种期货的实物总共也没有多少货，仓单是可以拿来“玩”的，当庄家控制了绝大部分仓单之后，就具有了左右行情、呼风唤雨的能量，一时之间，多逼空大为盛行，清理整顿之前有很多这样的案例。亚洲金融危机后，商品市场陷入连续几年熊市，又有庄家使出用大量现货“压盘子”的招数，甚至以低于购进价的价格交割，迫使多头认输，从虚盘上大赚其钱。
2002年以来，多逼空开始回潮。特别是大连大豆5月合约的巨量交割成功之后，多逼空的手法更得到市场“认同”。
某些热炒的期货品种实际“已经变成了一个通道”，一位期货业资深人士告诉记者，“接货的人根本不是生产商，也不用担心货卖不出去，中间商就会找上来，一般的惯例是低于交割价格100元卖给实际的生产商”。虽然付出这块成本，但与多逼空或空逼多在虚盘上所获得的利润相比，庄家仍有暴利。“这在业内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中国饲料集团公司总经理刘晓雨亦对记者表示对市场上多起巨额交割之不理解。
“至少我们可以不提发展这个概念”
“期货市场如果再这样下去，再一次清理整顿很难避免。”中国证监会一位高级官员告诉本刊记者。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今年4月份发生上海期交所天然胶事件后，曾有一份内参报至高层，力数天然胶市场的过度投机，这份内参使决策者对于期货市场的态度正在发生转变。
但是，尽管是期货业监管当局，监管者竟存在着强烈的无力感。“这个市场存在的问题太多，监管、市场结构、交易规则、投资者等几乎每个方面都存在问题，不过现在搞不清楚最关键的部分在哪里，或者说，不知道突破口在哪里。”一位证监会期货部官员告诉记者，“没有形成共识。”
而在监管层面，虽然期市数次风波背后当不乏种种违规行为，但无论是公开的还是记者采访中所知，都没有发现监管机关强力稽查的动作。
据记者了解，在中国证监会内部，调查一件违法违规的案件一般需要由业务部门提出，同时把相关资料转至稽查局，由稽查局立案审查。市场操纵的案件一般由证监会稽查二局负责。但来自稽查二局期货处的信息显示，中国证监会迄今为止没有对操纵期货市场的案件进行立案调查，仅稽查一局（负责公司内部违法交易）期货处针对上市公司东北高速挪用信贷资金参与期货交易有一宗立案。
调查期货市场违规事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证监会期货部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
另一方面，在监管上应当发挥重大作用的期货交易所，亦屡被认为存在利益冲突。“交易所为了保持市场的活跃，对违法违规行为时常睁一眼闭一眼。”中国饲料集团公司总经理刘晓雨说。活跃的市场能够给期货交易所带来滚滚利润，在巨大的利益驱动面前，并不是每一个期交所都能平衡自身的位置。
刘晓雨认为，交易所出台调查大户持仓和资金来源等举措之时，往往只是因为庄家作风过于剽悍，从而威胁到交易所利益。即便如此，这类做法往往限于迫使庄家让出一部分利益，既不会深入到彻查违规，也无法从制度上杜绝违规的发生，只是使价格行情产生短时间的改变。事毕则风平浪静，一切如故，而下一轮博弈即开始酝酿。
对此期货业的乱局，证监当局准备有何作为？清醒的人士知道，如果不能澄清现状，至少不应当使其进一步扩展。“在当前的市场情况下，管理层肯定不会再提发展，而要向规范化偏重。”证监会一位高级官员告诉记者，“现在我们至少可以不提发展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