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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原刊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刊P48-P49）香港先生选举是香港無线电视举办的一项男士选美活动。此活动创办于2005年，以男性作为审美客体，女性为评判主体，打破传统思维定势。尽管如此，并不意味女性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本文以女性主义理论为基础，从生物学、社会学角度分析香港先生选举活动的实质。该活动只不过是男权主义麻痹女性，软硬兼施的举措，并没有改变女性从属地位和遭遇物化的结局。事实上，女性同胞面临更为严重的危机。因为她们缺乏自我救赎的意识，甚至自我诋毁，否定自己；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动摇了广大同胞们为争取性别平等而努力奋斗的决心。
关键词：香港先生选举 女性主义 审美客体 主体性 救赎
（本文原刊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刊P48-P49）
人们谈到选美，自然会想到年轻貌美的女性。诚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各项女性选美节目充斥着我们的眼球。这些活动声称要为女性提供展现自我的平台，但其本质还是把女性当作被观赏的对象，接受男性的评判，引起不少女权运动者不满。
近些年来，人们对于各类司空见惯的女性选美活动开始产生审美疲劳，选美节目收视率每况愈下。为了改变现状，节目策划者只好力求创新，出奇制胜。于是男性选美活动诞生了。男性选美活动颠覆了以往选美活动中男女性审判与被审判的角色，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女权运动的压力。本文以在香港举办的香港先生选举活动作为文化文本，分析男性选美的实质。当男性也成为了被观赏的对象，是否意味着女性就能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一、男色消费
香港先生选举活动（Mr. Hong Kong Contest）由香港无线电视于2005年创办。比赛评委为清一色女性，主要由历届香港小姐和二、三线艺人组成。比赛设有多个环节，其中泳裤环节是每届选举中必不可少的。在该环节中，赛事主办方为了加强视觉效果，利用喷水，让选手们看起来更加性感。在2011年香港先生选举中，更是采取3D效果，“赤裸裸”地向千万电视观众展现所谓的男性的刚强。而现场女评委在此环节显得尤为兴奋，并踊跃要求近距离接触选手身体。可以说，该节目以男色消费为噱头，赋予女性评判决定权，似欲彰显女性主体地位。
二、女性主体
然而，女性就当真获得自主权了吗？在笔者看来，这恐怕只不过是糖衣炮弹，是男权主义软硬兼施的举措。父权制社会文化根深蒂固，要颠覆它，妇女同胞们任重而道远。女性除了向男权挑战，更要突破自己的思想局限，树立坚强独立的自我意识。可是在香港先生选举活动中，女性的作用只是用来衬托男性的身体，其主体地位缺失；并在大众消费文化的作用下不幸被物化，丧失灵魂。
（一）女性的从属性
“威严”与“权威”是评委一般所具备的形象。但在节目中，女评委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评委形象。她们摒弃了冷静与客观，积极疯狂地参与和选手的互动之中。她们的言语充满挑逗，并借机接触男选手的身体。按生物学理论，她们的言行属于现代的性崇拜（sex worship）。
而关于性崇拜，弗洛伊德在其代表作《性爱与文明》中也有所提及。但他仅限于女性对男性的“阴茎嫉妒”（penis envy）。他认为只有男人才有原欲（libido），男性在性方面是主动的，而女性是被动的（1996）。他把女性塑造为有“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的不完整的男人[1]。
女性主义非常反感此菲勒斯中心主义思想（phallocentrism）。美国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盖伊？鲁宾批判弗洛伊德理论，认为它“描述了男性生殖器文化如何驯化了妇女，以及这种驯化对妇女所造成的种种影响” [2]。露丝·依利格更具体地指出，弗洛伊德把男性性器官“看成惟一有价值的性器官，而女性的性器官只是一个负责传达男性性生活信息的信封，女性的性是一种缺乏、萎缩和对男性性器官的嫉妒。”[3]
香港先生选举活动并没有摆脱弗洛伊德所谓的“阴茎嫉妒”与“阉割情结”。活动的高潮是泳裤环节。在该环节中，女评委显得格外兴奋。有的因失去理智而忘记评分；有的甚至呼吸急促，需要使用氧气面罩。可见，主动发出信号的是男性，更确切的说是他们的阴茎部分；被动做出反应的依然是女性，她们“嫉妒”了，并作出各种不理智的崇拜行为。女评委的反应愈是激烈，愈能彰显男选手的性感与魅力。女性始终依附着男性，为男性传达信息。女性的从属地位仍未改变。
不仅是在泳裤环节，在比赛过程中，女评委也会借各种机会亲近男选手。遇到肌肉男的时候，女评委会提出触摸的要求，美其名曰要测试其肌肉是否“货真价实”；遇到健壮男的时候，评委希望选手可以把自己抱起来，亲身感受其刚强之劲。女评委对男选手的崇拜从生殖器及至其它身体部位，她们的性欲望似乎只有与男性亲密接触后才获得满足，这无疑是受男性生殖文化驯化的结果。女性的性主体地位缺失，需要依靠男性，方能获得一丝的性愉悦。
（二）物化的女性
“物化”的概念首先由卢卡契提出。他认为，市场经济促使人的行为已经脱离了人本身而变成了商品，失去了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商品，接受市场调控[4]。在男性社会中，物化更是男性霸权否定女性主体性的普遍社会现象。
香港先生选举活动中，女评委的服装造型及言谈举止无不体现其被物化、被奴役的痕迹。在比赛现场，女评委穿着打扮一点不马虎。她们佩戴华丽的珠宝首饰，穿着各类性感的名牌服饰，有的甚至频频更换礼服，吸引媒体和观众的目光，以满足他们的感官需要。传播媒体、商家和广告商也从受众眼球经济中实现其利润。而她们穿戴的名贵首饰、服装多为赞助商免费提供，贴上了商家的标签，穿戴在她们身上，使之成为强烈的视觉符号，以“美”的形式，掩盖其沦为消费品的实质。
在语言方面，女评委对选手们的评价空洞，从不会针对选手的表现提出具有实际意义或建设性的意见。除了“性感”、“阳刚”、“帅气”之类的词语，没有思想和内容。纵观整场比赛，她们只能表达喜欢和请求同意，没有否定或拒绝的权力，完全陷入了程式化。她们丧失了人格，只呈现直观的感性形象，没有思想和灵魂。或者说，她们的思想和灵魂被深深地掩埋在父权制消费模式的混沌之中。 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琢磨。为什么受邀当评委的是电视台二、三线的女艺人？另外，这些女评委心智已经足够成熟，在演艺圈也遇到不少的帅气男演员，为什么看到男参赛选手还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这不得不从该节目的制作人方面着手说起。据笔者统计，从2005年首届香港先生选举到2011年共七届赛事中，男监制和男编导居多，期间只出现一位女监制。换句话说，掌握该节目主导权的依然是男性。西蒙？波娃曾经说过，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而男人不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5]。“妩媚”、“矫情”和“肤浅”正是男人预设给女人的形象。而电视台二、三线女艺人年轻漂亮，具备“花瓶”形象，正符合男人们所设定的女人特质。
而对于女艺人们，长期徘徊在二、三线，出境机会有限。她们会重视电视节目的邀请，演出卖命，一方面企图赢得关注度，另一方面希望获得电视节目制作人的认同，为自己以后觅得更多出路。事实上，不少女艺人赛后承认，她们是奉命活跃气氛。这些许体现出她们那么一点无奈。但在物质社会的今天，为了追逐名利，她们只好以牺牲自己的自由意志为代价。
透过节目，我们可以看出，女评委的形象依照男性所设定的女性特质来进行包装，她们的语言行为也听从男性的命令，如同电脑程序般，接受他们的规范。她们没有自由意志，淹没在冰冷的物质世界中，以致自己也不幸沦为其中一员，被无情地加以利用。用鲍德里亚的话一语概之，“在消费社会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这便是身体。……特别是女性身体，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完全出场。”[6]
三、自我救赎意识的缺失
香港先生选举活动宣称男人的命运掌握在女人手里，似乎向女性文化倾斜，充分给予女性自主权，迎合女权主义。但事实上却是对女性主义实施的“糖衣炮弹”，其节目环节无处不丑化女性，并凸显出女性的无知、自我沉醉和缺乏救赎的意识，其不仅贬损了女性，而且打击广大女性主义者的积极性。
女性拒绝自我救赎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不作为，即对现实妥协，接受既定程序，对争取主体性方面采取消极、甚至逃避的方式。第二种笔者称之为反作为，即不但不承认女性的主体性，而且从男性的角度审视女性，并进行自我诋毁。传统观点认为，女人的“身份”是男人塑造的。但是如果女人自己也认同这种被强加的身份，并且参与促成这一过程，那么将会是一令人失望的事情。这体现男权文化对女性心理的逐渐腐蚀与渗透，使女性同胞们潜意识认为男权中心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忽略自己内部的声音。女性作家铁凝曾经说过： “在中国，并非大多数女性都有解放自己的明确概念，真正奴役和压抑女性心灵的往往也不是男性，恰是女性自身。”[7]
女性要真正摆脱奴役与压制，就不能把自己客体化，必须确立自己的主体人格；不以男性救赎，只有自我救赎。可是在香港先生选举中，女评委的言行却并没有丝毫觉醒的迹象。她们有的采取不作为的方式，只是充当一个花瓶摆设。当镜头掠过的时候，摆弄出各种优雅的姿态；当主持人询问其感受的时候，她们支支吾吾，语无伦次。有的女评委则行为相当夸张，为了获得出境机会，讨好电视节目制作人，不惜降低身份，损毁自我形象，来迎合男性霸权文化。更为可悲的是，女评委们一脸陶醉、享受的样子，似乎察觉不出问题所在。或许她们压根没有意识到女性也需要有自己的身份，一种不附和男人的独立自主的身份；女性也需要有自己的声音，一个完全发自自我内心的，不被抑制、忽略的声音。
需要指出的是，女艺人毕竟是公众人物，她们在电视直播节目中的表现不仅属于个人行为，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公众人物拒绝自我救赎，并且主动参与自我诋毁的过程，这无疑给一直为争取女性平等而奋斗的妇女同胞们沉重的打击。她们体现的态度从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她们对于自己性别的不信任，也动摇了广大女性同胞努力奋斗的决心。
四、结束语
本文透过香港先生选美活动的文化现象来分析男性选举活动的实质。当男性也沦为审美客体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女性获得主体地位。相反，这只是男权文化采取的“温柔的演变”，促使女性面临更为严重的危机，因为演变诱使她们主动参与自我摧毁的过程，并拒绝自我救赎。
当然，笔者在此只对男性选美这一文化现象作尝试性的解构，并不旨在宣扬两性之间的敌对关系。恰好相反，男性与女性需要相互依存，方能长久。正如沃克选择以“紫色”命名其小说，而不是其他颜色。不仅因为它代表高贵，而且紫色是由红色和蓝色融合而成，象征着女人和男人的结合。只有两性平等共处才能展现美好和谐的色调[8]。（原载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刊）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 夏光明， 王立信编. 弗洛伊德文集：性爱与文明[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86.
[2]约瑟芬·多诺万. 赵育春译. 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147.
[3]肖巍. 女性主义对“性生物决定论”的挑战[J]. 河北学刊， 2001， 21， （1）： 53-56.
[4]张峰. 一曲女性物化的悲歌——評约翰·福尔斯的小说《说藏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 26， （5）： 82-85.
[5]宿春礼编. 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书[M].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27.
[6]让·鲍德里亚. 刘成富， 全志钢译. 消费社会[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120.
[7]铁凝. 玫瑰门（写在卷首）[A]. 铁凝文集[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8]肖志清. 艾利斯·沃克及其妇女主义思想[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1， （5）： 540-544.
作者简介：
姚少霞（1981-），女，汉族，广东南海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
关键词：香港先生选举 女性主义 审美客体 主体性 救赎
（本文原刊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刊P48-P49）
人们谈到选美，自然会想到年轻貌美的女性。诚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各项女性选美节目充斥着我们的眼球。这些活动声称要为女性提供展现自我的平台，但其本质还是把女性当作被观赏的对象，接受男性的评判，引起不少女权运动者不满。
近些年来，人们对于各类司空见惯的女性选美活动开始产生审美疲劳，选美节目收视率每况愈下。为了改变现状，节目策划者只好力求创新，出奇制胜。于是男性选美活动诞生了。男性选美活动颠覆了以往选美活动中男女性审判与被审判的角色，从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女权运动的压力。本文以在香港举办的香港先生选举活动作为文化文本，分析男性选美的实质。当男性也成为了被观赏的对象，是否意味着女性就能获得更多的主动权？
一、男色消费
香港先生选举活动（Mr. Hong Kong Contest）由香港无线电视于2005年创办。比赛评委为清一色女性，主要由历届香港小姐和二、三线艺人组成。比赛设有多个环节，其中泳裤环节是每届选举中必不可少的。在该环节中，赛事主办方为了加强视觉效果，利用喷水，让选手们看起来更加性感。在2011年香港先生选举中，更是采取3D效果，“赤裸裸”地向千万电视观众展现所谓的男性的刚强。而现场女评委在此环节显得尤为兴奋，并踊跃要求近距离接触选手身体。可以说，该节目以男色消费为噱头，赋予女性评判决定权，似欲彰显女性主体地位。
二、女性主体
然而，女性就当真获得自主权了吗？在笔者看来，这恐怕只不过是糖衣炮弹，是男权主义软硬兼施的举措。父权制社会文化根深蒂固，要颠覆它，妇女同胞们任重而道远。女性除了向男权挑战，更要突破自己的思想局限，树立坚强独立的自我意识。可是在香港先生选举活动中，女性的作用只是用来衬托男性的身体，其主体地位缺失；并在大众消费文化的作用下不幸被物化，丧失灵魂。
（一）女性的从属性
“威严”与“权威”是评委一般所具备的形象。但在节目中，女评委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评委形象。她们摒弃了冷静与客观，积极疯狂地参与和选手的互动之中。她们的言语充满挑逗，并借机接触男选手的身体。按生物学理论，她们的言行属于现代的性崇拜（sex worship）。
而关于性崇拜，弗洛伊德在其代表作《性爱与文明》中也有所提及。但他仅限于女性对男性的“阴茎嫉妒”（penis envy）。他认为只有男人才有原欲（libido），男性在性方面是主动的，而女性是被动的（1996）。他把女性塑造为有“阉割情结”（castration complex）的不完整的男人[1]。
女性主义非常反感此菲勒斯中心主义思想（phallocentrism）。美国著名女性主义理论家盖伊？鲁宾批判弗洛伊德理论，认为它“描述了男性生殖器文化如何驯化了妇女，以及这种驯化对妇女所造成的种种影响” [2]。露丝·依利格更具体地指出，弗洛伊德把男性性器官“看成惟一有价值的性器官，而女性的性器官只是一个负责传达男性性生活信息的信封，女性的性是一种缺乏、萎缩和对男性性器官的嫉妒。”[3]
香港先生选举活动并没有摆脱弗洛伊德所谓的“阴茎嫉妒”与“阉割情结”。活动的高潮是泳裤环节。在该环节中，女评委显得格外兴奋。有的因失去理智而忘记评分；有的甚至呼吸急促，需要使用氧气面罩。可见，主动发出信号的是男性，更确切的说是他们的阴茎部分；被动做出反应的依然是女性，她们“嫉妒”了，并作出各种不理智的崇拜行为。女评委的反应愈是激烈，愈能彰显男选手的性感与魅力。女性始终依附着男性，为男性传达信息。女性的从属地位仍未改变。
不仅是在泳裤环节，在比赛过程中，女评委也会借各种机会亲近男选手。遇到肌肉男的时候，女评委会提出触摸的要求，美其名曰要测试其肌肉是否“货真价实”；遇到健壮男的时候，评委希望选手可以把自己抱起来，亲身感受其刚强之劲。女评委对男选手的崇拜从生殖器及至其它身体部位，她们的性欲望似乎只有与男性亲密接触后才获得满足，这无疑是受男性生殖文化驯化的结果。女性的性主体地位缺失，需要依靠男性，方能获得一丝的性愉悦。
（二）物化的女性
“物化”的概念首先由卢卡契提出。他认为，市场经济促使人的行为已经脱离了人本身而变成了商品，失去了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成为商品，接受市场调控[4]。在男性社会中，物化更是男性霸权否定女性主体性的普遍社会现象。
香港先生选举活动中，女评委的服装造型及言谈举止无不体现其被物化、被奴役的痕迹。在比赛现场，女评委穿着打扮一点不马虎。她们佩戴华丽的珠宝首饰，穿着各类性感的名牌服饰，有的甚至频频更换礼服，吸引媒体和观众的目光，以满足他们的感官需要。传播媒体、商家和广告商也从受众眼球经济中实现其利润。而她们穿戴的名贵首饰、服装多为赞助商免费提供，贴上了商家的标签，穿戴在她们身上，使之成为强烈的视觉符号，以“美”的形式，掩盖其沦为消费品的实质。
在语言方面，女评委对选手们的评价空洞，从不会针对选手的表现提出具有实际意义或建设性的意见。除了“性感”、“阳刚”、“帅气”之类的词语，没有思想和内容。纵观整场比赛，她们只能表达喜欢和请求同意，没有否定或拒绝的权力，完全陷入了程式化。她们丧失了人格，只呈现直观的感性形象，没有思想和灵魂。或者说，她们的思想和灵魂被深深地掩埋在父权制消费模式的混沌之中。 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我们琢磨。为什么受邀当评委的是电视台二、三线的女艺人？另外，这些女评委心智已经足够成熟，在演艺圈也遇到不少的帅气男演员，为什么看到男参赛选手还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
这不得不从该节目的制作人方面着手说起。据笔者统计，从2005年首届香港先生选举到2011年共七届赛事中，男监制和男编导居多，期间只出现一位女监制。换句话说，掌握该节目主导权的依然是男性。西蒙？波娃曾经说过，人类是以男性为中心的，而男人不就女人的本身来解释女人，而是以他自己为主相对而论女人的[5]。“妩媚”、“矫情”和“肤浅”正是男人预设给女人的形象。而电视台二、三线女艺人年轻漂亮，具备“花瓶”形象，正符合男人们所设定的女人特质。
而对于女艺人们，长期徘徊在二、三线，出境机会有限。她们会重视电视节目的邀请，演出卖命，一方面企图赢得关注度，另一方面希望获得电视节目制作人的认同，为自己以后觅得更多出路。事实上，不少女艺人赛后承认，她们是奉命活跃气氛。这些许体现出她们那么一点无奈。但在物质社会的今天，为了追逐名利，她们只好以牺牲自己的自由意志为代价。
透过节目，我们可以看出，女评委的形象依照男性所设定的女性特质来进行包装，她们的语言行为也听从男性的命令，如同电脑程序般，接受他们的规范。她们没有自由意志，淹没在冰冷的物质世界中，以致自己也不幸沦为其中一员，被无情地加以利用。用鲍德里亚的话一语概之，“在消费社会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这便是身体。……特别是女性身体，在广告、时尚、大众文化中完全出场。”[6]
三、自我救赎意识的缺失
香港先生选举活动宣称男人的命运掌握在女人手里，似乎向女性文化倾斜，充分给予女性自主权，迎合女权主义。但事实上却是对女性主义实施的“糖衣炮弹”，其节目环节无处不丑化女性，并凸显出女性的无知、自我沉醉和缺乏救赎的意识，其不仅贬损了女性，而且打击广大女性主义者的积极性。
女性拒绝自我救赎表现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不作为，即对现实妥协，接受既定程序，对争取主体性方面采取消极、甚至逃避的方式。第二种笔者称之为反作为，即不但不承认女性的主体性，而且从男性的角度审视女性，并进行自我诋毁。传统观点认为，女人的“身份”是男人塑造的。但是如果女人自己也认同这种被强加的身份，并且参与促成这一过程，那么将会是一令人失望的事情。这体现男权文化对女性心理的逐渐腐蚀与渗透，使女性同胞们潜意识认为男权中心是理所当然的，从而忽略自己内部的声音。女性作家铁凝曾经说过： “在中国，并非大多数女性都有解放自己的明确概念，真正奴役和压抑女性心灵的往往也不是男性，恰是女性自身。”[7]
女性要真正摆脱奴役与压制，就不能把自己客体化，必须确立自己的主体人格；不以男性救赎，只有自我救赎。可是在香港先生选举中，女评委的言行却并没有丝毫觉醒的迹象。她们有的采取不作为的方式，只是充当一个花瓶摆设。当镜头掠过的时候，摆弄出各种优雅的姿态；当主持人询问其感受的时候，她们支支吾吾，语无伦次。有的女评委则行为相当夸张，为了获得出境机会，讨好电视节目制作人，不惜降低身份，损毁自我形象，来迎合男性霸权文化。更为可悲的是，女评委们一脸陶醉、享受的样子，似乎察觉不出问题所在。或许她们压根没有意识到女性也需要有自己的身份，一种不附和男人的独立自主的身份；女性也需要有自己的声音，一个完全发自自我内心的，不被抑制、忽略的声音。
需要指出的是，女艺人毕竟是公众人物，她们在电视直播节目中的表现不仅属于个人行为，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公众人物拒绝自我救赎，并且主动参与自我诋毁的过程，这无疑给一直为争取女性平等而奋斗的妇女同胞们沉重的打击。她们体现的态度从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她们对于自己性别的不信任，也动摇了广大女性同胞努力奋斗的决心。
四、结束语
本文透过香港先生选美活动的文化现象来分析男性选举活动的实质。当男性也沦为审美客体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女性获得主体地位。相反，这只是男权文化采取的“温柔的演变”，促使女性面临更为严重的危机，因为演变诱使她们主动参与自我摧毁的过程，并拒绝自我救赎。
当然，笔者在此只对男性选美这一文化现象作尝试性的解构，并不旨在宣扬两性之间的敌对关系。恰好相反，男性与女性需要相互依存，方能长久。正如沃克选择以“紫色”命名其小说，而不是其他颜色。不仅因为它代表高贵，而且紫色是由红色和蓝色融合而成，象征着女人和男人的结合。只有两性平等共处才能展现美好和谐的色调[8]。（原载于《理论探讨》2013年8月刊）
参考文献
[1]弗洛伊德. 夏光明， 王立信编. 弗洛伊德文集：性爱与文明[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86.
[2]约瑟芬·多诺万. 赵育春译. 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147.
[3]肖巍. 女性主义对“性生物决定论”的挑战[J]. 河北学刊， 2001， 21， （1）： 53-56.
[4]张峰. 一曲女性物化的悲歌——評约翰·福尔斯的小说《说藏家》[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3， 26， （5）： 82-85.
[5]宿春礼编. 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书[M]. 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27.
[6]让·鲍德里亚. 刘成富， 全志钢译. 消费社会[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8.120.
[7]铁凝. 玫瑰门（写在卷首）[A]. 铁凝文集[C].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8]肖志清. 艾利斯·沃克及其妇女主义思想[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1， （5）： 540-544.
作者简介：
姚少霞（1981-），女，汉族，广东南海人，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英语语言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