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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艰难而带风险的尝试，我们往往比作第一个“吃螃蟹”。然而，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新闻媒体适应新时期、如实反映改革时代的报道，比第一个吃“螃蟹”难度更大：在经历了长时期极左浪潮的冲击后，我们经常还会陷入“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尴尬境地。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新闻媒体要冲破计划经济报道陈规，探求市场经济的新主题时，往往需前思后想、小心翼翼地摸着石头过河。尤其是在财经报道领域，成果的取得往往蕴含着一串串难忘的情节，以及发人深思的故事。
“打倒奶油蛋糕，大饼油条万岁!”
1978年春天，当时新华社陕西分社的记者郭超人、吉林分社的梁星宝与尚在北京分社的我，奉命来到新华社总社，准备参加全国财贸战线学大庆的大会报道。提前两个月集中，是为了先下基层去采写一批稿件。我们首先是被关在和平饭店，集中精力细读报上的典型和有关的文件。被一起“隔离”的还有新华社国内部记者邱原。；
我当时已在新华社工作了20余年，跑过政治、文教、卫生、工业、农业、科学，就是不懂财贸。说实话，我当时觉得财经报道风险很大，一不小心，就会跌进“资本主义的网”里。因为“商”在中国人心目中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是被轻视，被视为要割的“尾巴”。同时，我觉得财经报道深奥陌生，既难捕捉又缺乏主题。
我们几个“窝”在饭店里边学边议。新华社国内部财贸组刚成立不久，组长李峰不断来电话要我们自己首先解决“轻商”思想；要我们客观地学一学马克思主义关于流通领域的学说；要我们有不怕犯错误的精神……最后一点，其实最难做到。好容易挨过了“文化大革命”，何苦又冒冒失失地钻进犯错误的“旋涡”呢?
说得不客气点，当时所看的书面典型材料中的人物还是以反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为多，货郎上山、邮递员进村、合作社收购农产品这些主题充满篇幅……但我们相信现实一定会更鲜活，我与小梁离开北京，第一站到了上海。郭超人则去大西北“觅宝”。
我老家住上海南京西路，从小就知道路边一家名叫“凯司令”的食品店里卖的奶油蛋糕特别好吃，中外人士都慕名去品尝。上学时路过这家商店的橱窗，身上没钱，我只能是看着上面的蛋糕眼馋，心中一遍遍许愿：“将来挣了工资，每样买一块吃吃。”1961年我回家探亲，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家家食品店柜台无货；1967年又回家探亲，我放下行李兴冲冲去“凯司令”，一点儿蛋糕屑也没见到。这回我同小梁一道下了飞机，傍晚独自又悄悄去“凯司令”。天哪！“凯司令”重现辉煌了!我选了三块蛋糕回家与年迈的父母同享。双亲奇怪地问：“什么时候迷上了奶油蛋糕?”我说：“从小就想吃……”两位老人突然眼眶湿了。他们肯定想到多年清贫的生活没有满足女儿幼年的奢望，内疚不已。我则打岔说：“粉碎了‘四人帮’，真好，奶油蛋糕也来了!”
次日，上海分社同志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期间，本市淮海路上造反派贴大幅标语——‘打倒奶油蛋糕，大饼油条万岁!”’不言而喻，这折射了“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极左思潮。你要吃奶油蛋糕，那是想过“资产阶级的生活”。
我们在江南采访了一些大、中、小城镇，发现商业、服务业普遍开始复苏。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连象征爱情与和谐的鸳鸯，也从出口床单上消失，而被改成一对鸭子。外商接到这种货傻了眼，毫不客气地退回国内。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很难理解，但这的确是我们采访中亲耳所闻。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鸳鸯才开始又在出口床单上“戏水”了。
江南各城镇小店、小摊、小铺处处可见，且小百货极吸引人。饭店里的“忆苦”饭仿佛已不供应，一些中档菜上了菜谱。服务员客客气气为顾客上菜送茶，再也不必由顾客听服务员指挥自己去端饭端菜了。一位老太太因走路费劲，怕自己端菜洒了，“文化大革命”期间10年不进饭馆。这回她见服务员给送饭菜上桌，激动得说不出话，竟站起来向服务员鞠了一躬。农贸市场上，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产品堂而皇之出台。鲜活的河虾、鲫鱼、四鳃鲈鱼、鳗鱼，以及各式细菜，把市场打扮得碧绿生青，讨价还价声和心满意足的笑声，同时飞扬。
梁星宝说：“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我们在东北这么多年都看不到了。”梁星宝是上海人，在东北当了多年记者，如今置身江南一派新景，感慨多多，犹如春燕归巢，一路呢喃一路唱。我们第一稿写出上万字的大通讯。后来李峰要我们改成文字精练泼辣的新闻，甚至不妨语气尖锐，因这是对极左思潮的鞭笞，不狠难以奏效。我们随后写出《餐桌上的假左真右要打扫》和《救活“鸳鸯”换回外汇》两篇报道，几乎全国各报采用，加花边的也多，我和小梁不断接到祝贺的电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招收第一批研究生考试中，《餐桌上的假左真右要打扫》一文还作为评析的考题之—。
姚依林读了三遍难定夺
全国财贸大会即将开幕，我们发出的头几篇新闻，反响不错。记得当时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同志亲自来一线指挥。我们尝到了初战的胜果，就考虑往财贸沃土的“地层深处”钻探。
当时经济方面一个迟迟未捅破的难题——价值规律，我们准备去触动一下。这个题难做，又有风险，记者们都不想认领，几位头头就请郭超人“背走”。
我记得头头们的要求是：深入浅出，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以一两个事例说明。几十年物价不变并非真正体现科学的价值规律，而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贴补的假象。产品上市作为商品交换，必须有价格来体现它的价值。这种规律的正确体现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可以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然而，当时还不能大声疾呼，因为人们还没有思想准备，见了风就是雨，误以为立刻要涨价，就麻烦了。那么，这篇稿子怎么写?我们几个都为超人担忧。没想到，他第二天就交出了一篇成品。大家读了都觉得言简意深。为妥善起见，稿子还是送当时商业部长姚依林同志去审。姚依林次日将稿子归还，说他反复看了三遍，无法定夺。他又说，新华社和商业部是平级的，请新华社领导决定是否发?没想到李普同志断然签发了。他说，里面没有违反马列主义的地方。时隔20多年，我重读这条新闻，觉得道理真是讲得明明白白，但当时对很多人来说，理解起来还是有相当难度的。
财经报道也可以写出“色香味俱全”的精品
1978年秋天，我七分愿意、三分勉强地调到新华社总社财贸组当记者。“勉强”的情绪中包含自己的“外行”和“畏难”，还有“怕财贸主题枯燥”。
听早些时候调入财贸组的张力说，她当时也觉得自己不适合那个角色，但是看到筹创财贸组的张家炽同志(后任副组长、组长)率先写出《废品回收》，很受启发，才懂得生活中有许多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财经题目。
当时财贸组最吸引人的是：气氛较好，研讨业 务好像随时可以开展。我们的脑子都被催化起来；题目不以数量压身，而要求以新、以优质出产品。李峰一再叮咛，不必要天天发稿，但要发则发精品。张家炽说，我们要发出一篇，打响一篇!
刚进财贸组，我并不隐讳自己有轻商思想。最早的渊源，当属初中英语课读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现在听大家议论起来，才感到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商品后，财经实在是治国爱民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在工作中，我边听边记下一些发人深思的对话或调侃：
——摄影记者也要变变观念。拍工业照片总把浓烟和白云作为漂亮的背景，其实是赞美公害……
——无烟工业在西方很兴旺，新加坡就靠旅游发财，我们的旅游业只知道花钱，请外国客人，真傻……
——中国人过去被称为“东亚病夫”。真可怜，真冤枉，西方人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把多少时间浪费在厨房里，我赞成吃面包，你们同意吗?居然得到一片反对声。
——现在生不起病呀!(大家惊讶地反问：为什么?不是公费吗?)抓五副中药已经跑了两个半天，时间耗不起哦。
——主张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服务业比例要增大，便民就替民省下时间搞四化(一个个表示反对，说中国当前要务还是要发展工业和农业)。
就是在这样的议论或争论中，酝酿出《新长征路上的吃饭问题》等这样一批好的甚至可称有历史浓厚印记的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
接着，针对当时“吃饭难”、“喝牛奶难”、“缝衣难”、“住店难”、“买菜难”的问题，相关财经报道一个个见报，一方面大声疾呼，一方面积极建议，介绍国内有的地方已经成功的办法，也介绍外国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
张家炽同志可谓财经报道老行家，他曾俏皮地说了一个比喻：“一大块再好的生日奶油蛋糕，吃起来也会倒胃口。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反而味道很好。”当时第一批出来的财贸新闻都短小精致，各报采用率相当高。读者和报纸编辑都乐于阅读，认为这些报道既醒脑开窍，又滋味鲜美。记得有位读者说：这类报道好像一条条才摘下的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原来，财经新闻并不枯燥，也可以写出色香味俱全、发人深思的精品。
1978年全年我们发出财贸稿288篇，每月不到30篇。这一年评出好稿36篇，比例较高。第二年发稿762篇。到了1980年，平均每月发稿100篇以上。新时期的财贸改革活起来了，新华社的财贸改革报道也如春风化雨，新绿葱葱。
(责任编辑 谢文雄)
“打倒奶油蛋糕，大饼油条万岁!”
1978年春天，当时新华社陕西分社的记者郭超人、吉林分社的梁星宝与尚在北京分社的我，奉命来到新华社总社，准备参加全国财贸战线学大庆的大会报道。提前两个月集中，是为了先下基层去采写一批稿件。我们首先是被关在和平饭店，集中精力细读报上的典型和有关的文件。被一起“隔离”的还有新华社国内部记者邱原。；
我当时已在新华社工作了20余年，跑过政治、文教、卫生、工业、农业、科学，就是不懂财贸。说实话，我当时觉得财经报道风险很大，一不小心，就会跌进“资本主义的网”里。因为“商”在中国人心目中尤其是计划经济时期是被轻视，被视为要割的“尾巴”。同时，我觉得财经报道深奥陌生，既难捕捉又缺乏主题。
我们几个“窝”在饭店里边学边议。新华社国内部财贸组刚成立不久，组长李峰不断来电话要我们自己首先解决“轻商”思想；要我们客观地学一学马克思主义关于流通领域的学说；要我们有不怕犯错误的精神……最后一点，其实最难做到。好容易挨过了“文化大革命”，何苦又冒冒失失地钻进犯错误的“旋涡”呢?
说得不客气点，当时所看的书面典型材料中的人物还是以反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为多，货郎上山、邮递员进村、合作社收购农产品这些主题充满篇幅……但我们相信现实一定会更鲜活，我与小梁离开北京，第一站到了上海。郭超人则去大西北“觅宝”。
我老家住上海南京西路，从小就知道路边一家名叫“凯司令”的食品店里卖的奶油蛋糕特别好吃，中外人士都慕名去品尝。上学时路过这家商店的橱窗，身上没钱，我只能是看着上面的蛋糕眼馋，心中一遍遍许愿：“将来挣了工资，每样买一块吃吃。”1961年我回家探亲，当时正是经济困难时期，家家食品店柜台无货；1967年又回家探亲，我放下行李兴冲冲去“凯司令”，一点儿蛋糕屑也没见到。这回我同小梁一道下了飞机，傍晚独自又悄悄去“凯司令”。天哪！“凯司令”重现辉煌了!我选了三块蛋糕回家与年迈的父母同享。双亲奇怪地问：“什么时候迷上了奶油蛋糕?”我说：“从小就想吃……”两位老人突然眼眶湿了。他们肯定想到多年清贫的生活没有满足女儿幼年的奢望，内疚不已。我则打岔说：“粉碎了‘四人帮’，真好，奶油蛋糕也来了!”
次日，上海分社同志告诉我：“‘文化大革命’期间，本市淮海路上造反派贴大幅标语——‘打倒奶油蛋糕，大饼油条万岁!”’不言而喻，这折射了“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极左思潮。你要吃奶油蛋糕，那是想过“资产阶级的生活”。
我们在江南采访了一些大、中、小城镇，发现商业、服务业普遍开始复苏。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连象征爱情与和谐的鸳鸯，也从出口床单上消失，而被改成一对鸭子。外商接到这种货傻了眼，毫不客气地退回国内。今天的年轻人也许很难理解，但这的确是我们采访中亲耳所闻。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鸳鸯才开始又在出口床单上“戏水”了。
江南各城镇小店、小摊、小铺处处可见，且小百货极吸引人。饭店里的“忆苦”饭仿佛已不供应，一些中档菜上了菜谱。服务员客客气气为顾客上菜送茶，再也不必由顾客听服务员指挥自己去端饭端菜了。一位老太太因走路费劲，怕自己端菜洒了，“文化大革命”期间10年不进饭馆。这回她见服务员给送饭菜上桌，激动得说不出话，竟站起来向服务员鞠了一躬。农贸市场上，农民的“资本主义尾巴”产品堂而皇之出台。鲜活的河虾、鲫鱼、四鳃鲈鱼、鳗鱼，以及各式细菜，把市场打扮得碧绿生青，讨价还价声和心满意足的笑声，同时飞扬。
梁星宝说：“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我们在东北这么多年都看不到了。”梁星宝是上海人，在东北当了多年记者，如今置身江南一派新景，感慨多多，犹如春燕归巢，一路呢喃一路唱。我们第一稿写出上万字的大通讯。后来李峰要我们改成文字精练泼辣的新闻，甚至不妨语气尖锐，因这是对极左思潮的鞭笞，不狠难以奏效。我们随后写出《餐桌上的假左真右要打扫》和《救活“鸳鸯”换回外汇》两篇报道，几乎全国各报采用，加花边的也多，我和小梁不断接到祝贺的电话。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在招收第一批研究生考试中，《餐桌上的假左真右要打扫》一文还作为评析的考题之—。
姚依林读了三遍难定夺
全国财贸大会即将开幕，我们发出的头几篇新闻，反响不错。记得当时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同志亲自来一线指挥。我们尝到了初战的胜果，就考虑往财贸沃土的“地层深处”钻探。
当时经济方面一个迟迟未捅破的难题——价值规律，我们准备去触动一下。这个题难做，又有风险，记者们都不想认领，几位头头就请郭超人“背走”。
我记得头头们的要求是：深入浅出，把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规律以一两个事例说明。几十年物价不变并非真正体现科学的价值规律，而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投入大量财政贴补的假象。产品上市作为商品交换，必须有价格来体现它的价值。这种规律的正确体现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首先可以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然而，当时还不能大声疾呼，因为人们还没有思想准备，见了风就是雨，误以为立刻要涨价，就麻烦了。那么，这篇稿子怎么写?我们几个都为超人担忧。没想到，他第二天就交出了一篇成品。大家读了都觉得言简意深。为妥善起见，稿子还是送当时商业部长姚依林同志去审。姚依林次日将稿子归还，说他反复看了三遍，无法定夺。他又说，新华社和商业部是平级的，请新华社领导决定是否发?没想到李普同志断然签发了。他说，里面没有违反马列主义的地方。时隔20多年，我重读这条新闻，觉得道理真是讲得明明白白，但当时对很多人来说，理解起来还是有相当难度的。
财经报道也可以写出“色香味俱全”的精品
1978年秋天，我七分愿意、三分勉强地调到新华社总社财贸组当记者。“勉强”的情绪中包含自己的“外行”和“畏难”，还有“怕财贸主题枯燥”。
听早些时候调入财贸组的张力说，她当时也觉得自己不适合那个角色，但是看到筹创财贸组的张家炽同志(后任副组长、组长)率先写出《废品回收》，很受启发，才懂得生活中有许多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财经题目。
当时财贸组最吸引人的是：气氛较好，研讨业 务好像随时可以开展。我们的脑子都被催化起来；题目不以数量压身，而要求以新、以优质出产品。李峰一再叮咛，不必要天天发稿，但要发则发精品。张家炽说，我们要发出一篇，打响一篇!
刚进财贸组，我并不隐讳自己有轻商思想。最早的渊源，当属初中英语课读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现在听大家议论起来，才感到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商品后，财经实在是治国爱民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在工作中，我边听边记下一些发人深思的对话或调侃：
——摄影记者也要变变观念。拍工业照片总把浓烟和白云作为漂亮的背景，其实是赞美公害……
——无烟工业在西方很兴旺，新加坡就靠旅游发财，我们的旅游业只知道花钱，请外国客人，真傻……
——中国人过去被称为“东亚病夫”。真可怜，真冤枉，西方人不知道我们中国人把多少时间浪费在厨房里，我赞成吃面包，你们同意吗?居然得到一片反对声。
——现在生不起病呀!(大家惊讶地反问：为什么?不是公费吗?)抓五副中药已经跑了两个半天，时间耗不起哦。
——主张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服务业比例要增大，便民就替民省下时间搞四化(一个个表示反对，说中国当前要务还是要发展工业和农业)。
就是在这样的议论或争论中，酝酿出《新长征路上的吃饭问题》等这样一批好的甚至可称有历史浓厚印记的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轰动。
接着，针对当时“吃饭难”、“喝牛奶难”、“缝衣难”、“住店难”、“买菜难”的问题，相关财经报道一个个见报，一方面大声疾呼，一方面积极建议，介绍国内有的地方已经成功的办法，也介绍外国行之有效的管理经验。
张家炽同志可谓财经报道老行家，他曾俏皮地说了一个比喻：“一大块再好的生日奶油蛋糕，吃起来也会倒胃口。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反而味道很好。”当时第一批出来的财贸新闻都短小精致，各报采用率相当高。读者和报纸编辑都乐于阅读，认为这些报道既醒脑开窍，又滋味鲜美。记得有位读者说：这类报道好像一条条才摘下的顶花带刺的“嫩黄瓜”。原来，财经新闻并不枯燥，也可以写出色香味俱全、发人深思的精品。
1978年全年我们发出财贸稿288篇，每月不到30篇。这一年评出好稿36篇，比例较高。第二年发稿762篇。到了1980年，平均每月发稿100篇以上。新时期的财贸改革活起来了，新华社的财贸改革报道也如春风化雨，新绿葱葱。
(责任编辑 谢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