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第一次到中国，参与美国和平队在中国的一个支教项目， “坐着慢船”来到涪陵。在涪陵支教两年后，他于1998年冬回到美国密苏里州哥伦比亚市的海斯勒，找到了一份500美金的工作，当上华尔街日报北京办公室的办事员。1999年春，30岁的海斯勒又来到了中国，在中国一直生活了10年，由于对中国的深入细致的观察和记录，他在美国成了名，被誉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海斯勒为自己起了一个好记的中文名字——何伟，最初来中国时，他不是记者，也不是作家，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诚然，《寻路中国》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游记。他说：“因为以前没有研究过中国，我对这里的人和物反而没有什么强烈的态度或意见。有时候你缺乏相关知识不是坏事，中国变化太快了，如果我1980年代真学了什么有关中国的东西，到1996年它也早已过时——中国已经变成另一个国家了。”
　　何伟曾回到美国后，在小学校里讲起中国的事情。小孩子问：“中国父母杀女婴吗？”“中国人吃狗吗？”他感觉很糟糕，“怎么两个问题都是这样子的？”他在中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涪陵教书时，课本上对于美国宗教的介绍是有什么样的邪教，对于学校的介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凶杀案。他对学生解释，“这些事是真的发生的事，但它不能代表真正的美国社会。”他希望人们描述一个国家时，要讲清楚哪些背景，用时间去长期采访，“而不是简单告诉他们什么是最不好和最好的事情”。
　　在书中，何伟为我们讲述了他在中国寻路的点点滴滴的见闻，其中有一个章节是，他沿着长城一路向西，细致记录那边最后的村庄的故事。村庄里的许多人，已经明白更美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想得到更多的、在外面或者电视上看见的那些实际利益，但却无法在时常变动的政策和环境下从容辨明方向。在向别的地方学习的过程中，与他们最亲近的环境已经失去了联系。在那些禾苗、灌溉水管和老年人的浅蓝色棉布衣服之间，在“质朴而简单的美感”的贫瘠之地，人们要么跟自然较劲，要么离家外出打工，除此别无选择。
　　他越开车往前走，就越不明白，那些村庄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无法想象二十年之后，谁还会住在那个地方。现在的孩子，可能是那个地方的最后一代人。
　　“对于农村生活的艰辛，我并未心存幻想。不能把贫穷想得太美。不过，在驾车穿越这些即将消失的村镇的途中，我还是感受到了些许酸楚。那是我瞥见的最后一线生机——最后的小镇，最后的乡村少年，也许还有最后的家庭，兄弟姐妹俱全的大家庭。乡下人特有的诚实与信任，不会随着迁居入城而继续存在。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迟疑的欢迎，赢得孩子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驾车离开安寺村的时候，我有些伤心。”
　　何伟曾在长城脚下一个偏远小村子的魏家租住过，老魏的孩子是一个精瘦的农村男孩，精力无穷，喜欢跟他打闹，叫他“魔鬼叔叔”。孩子上学之后，学校里没有零食，也吃不太饱，但一回到家，看到的是来旅游的城市人带来的方便面和薯片，每天写完作业，吃着垃圾食品看着电视，但母亲并不觉得怎样，她说，“孩子能吃永远是好事，电视不看就浪费了。”孩子肚子已经滚圆，腿上长出赘肉，稍跑几步就气喘吁吁。何伟希望他能多吃水果，但妈妈说，冬天不要吃水果，“不顺气”。她打量着儿子，挺满意：“他现在有点像城里孩子了。”
　　何伟说：“他们同时过着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但他们同时抓住了这两种生活里最糟糕的部分。我并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急切地摆脱贫困，也对这种适应变化的努力保持崇敬。但这个过程如果太快，是要付出代价的。”
　　中国的一切都在快速地变化着，没有几个人敢自夸自己的知识够用。大概是因为身在其中，反而熟视无睹，抑或自顾不暇根本懒于深究，身处这个急速前进时代中的大多数人，像熟悉了亲人的鼾声一样，坦然接受了城镇的巨变与喧嚣、工厂的繁荣和衰败，没有（来得及）发问事情的缘起，也错过了最好的记录时机。
　　所以，我们要感谢何伟。这个“向来喜欢应对在中国生活时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的美国作者，开着租来的City Special和Santana汽车，以可口可乐、奥利奥和佳得乐充饥，露宿荒野之间星空之下，常年居住在城郊小村，他用我们大多数人早已忘却的方式来亲近这片土地，帮助我们追根溯源，探究个人对这个年代变革所做出的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