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怎么看待中国式“吹哨人”所处的大环境？
　　王海：中国是一个政府导向型、企业导向型国家，是一个监管型社会。首先立法上大多是以政府利益、企业利益为先，而不是以消费者利益为先。这是跟市场经济相背离的。
　　国家立法侧重保护企业的承受能力，而不是保护消费者权利。市场经济是以消费者为对象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制度设计。
　　《中国周刊》：如何实现组织对等？
　　王海：除了日常监督，可以通过实验室做实验。在美国，一些遭遇车祸的人会成立车祸受害者联盟。比如奶粉业，三聚氰胺闹得人心惶惶，我们完全可以成立一个“孩他妈”协会，吸纳100万会员，一人10元钱，搞个实验室，检验奶粉，控制质量，随时可以掌握数据，对违法乳业进行起诉维权。这其实就是组织性警告，对等了，力量就大。
　　现在中国的改革已经放开了民间非盈利性组织，乐观估计，不久或许会有效地放开以会员为单位的组织，而且可以有效避免报复。
　　1995，我曾经一个星期赚了8000元。但是自己跟商场打非常累。现在我有几个协作律师，团队也开始很有起色。
　　《中国周刊》：你经常受到打击报复吗？
　　王海：嗯，举报成本很高，举报人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不过现在都是人身伤害之外的。像造谣、谩骂，网络上也会有大批的水军，就是想搞臭你。前不久，企业在某时报登软文性的公关文字广告，指责我“落草为寇，敲诈企业”，我起诉后，被判3000元的名誉侵权，当然还不够律师费。
　　《中国周刊》：你认为该如何保护这些“吹哨人”呢？
　　王海：设立吹哨人法案之类的专门法律，给他们更好的奖励来抵消其举报成本。
　　英美等国家的惩罚性赔偿直接给付消费者或者受害者。辉瑞制药公司被举报，被罚款23亿美元，其中奖金1.2亿美元给了6名举报者，剩下的赔给受害者，而不是政府拿走。罚款都是给付消费者的。通过法律赋予消费者索赔权，赋予举报人分享罚款的权利。这样，从一定角度上改变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伤害，让个人也可以和组织博弈。
　　《中国周刊》：有没有身边的人觉得你靠打假牟利不道德？
　　王海：很少，不过也有。
　　其实动机论是最愚蠢的，只要能促进社会进步，对公众利益有利，你管他是怎么达到目的的！我付出成本，获取相应的收入理所当然。
　　《中国周刊》：这就是所谓的职业打假人吗？
　　王海：打假只是我工作的一部分，称不上职业吧？虽然这个职业可以为我的生存创造一定的空间，其实我大部分的钱也支援了我的公益项目。
　　现在我开了五个公司，仅仅靠打假盈利每年要拿回150万维持运营。深圳的现在主要针对民事案件，民间侦探之类；天津的是物业维权，分拆物业，环环外包，降低成本的同时提高物业服务；杭州的主要针对敲诈性案件、股民维权等；南京的是针对政府采购的调查举报。只有北京的才是消费者维权。还有就是设在人民大学的 “和谐社区发展研究中心”。这其中很多都是砸钱的公益项目。
　　《中国周刊》：你怎么看待举报人这个群体？
　　王海：我是个比较较真儿、“吃软不吃硬”的人。其实人追求的是社会的一种肯定，包括自我肯定和他人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