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步履蹒跚，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欧洲正在危机中挣扎，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具有结构性缺陷的货币和经济联盟；美国正在从金融危机和大规模去杠杆化中慢慢恢复，但仍在经历缓慢增长、持续失业、收入分配状况恶化以及结构性挑战，仍然没有采取多少有效或坚决的政策行动。
　　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中国的改革进程陷入停顿，等待秋天的领导人交接，各种利益目标和权力关系需要厘清；印度早已失去改革动力，正在经历经济放缓和投资者信心丧失。
　　这些问题的不利影响相互交织、相互强化，并传向全球经济。为什么如此多的国家和地区，拿不出有效的政策措施？
　　一种思路将矛头指向“领导真空”，这是对欧洲的普遍看法。在其他地区，特别是美国，分化和丑陋的零和政治，被认为妨碍了有潜力的政治领袖诞生。但进一步分析，“领导真空”无非是一种借口。为什么在法国、英国、日本和美国，新政治领袖也不能带来变革？
　　第二个解释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我们需要果断行动，但经济条件的复杂性，以及在“什么才是正确的政策应对”方面的分歧，可能导致重大政策失误的风险。在此环境下，职业政治家和决策者会觉得少做即多得。
　　第三个答案是，当下政策工具根本起不了作用。这种说法不无道理。经济去杠杆化需要时间，重塑可持续增长模式需要更多年。预期也许已经远远超越了现实基础，但速效药的缺乏，并不意味着在改善复苏速度和质量方面束手无策。
　　既得利益者也在起作用。技术进步和全球市场力量产生了决定性的变化：收入向资本和收入分配的前20％人群集中，而中产阶级、失业者和年轻人往往利益受损。这一趋势的受益者积累了足够的政治影响力来维持现状。这凸显了在政策反应中，收入分配问题几乎不受关注或直接缺位。
　　全球经济的快速变化，让很多人一下子无法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在这种复杂性面前，真实存在的政策分歧，会导致没完没了的争论和几乎无所作为，这也不足为奇。
　　政府部门的技术官僚因素，必须时刻用民主问责制来平衡。在每个国家都有受过专门训练、拥有专长的人得到任用，以解决复杂技术问题。他们采取行动的自由，有时间界限和连任程序的约束，这两项限制决定了当选官员和公众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他们可以问责。可能出现行动重重受限的局面（民粹主义），也可能出现无法问责的情况（专制独裁）。
　　这其中所需要的平衡，可能因各地条件的不同而不同。比如，许多中国观察者认为，从该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演进阶段出发，问责制需要加强。其他人则认为，西方民主存在相反的问题：过度狭隘、以政治立场为转移的利益，导致投资不足，以及当前和未来的机会与表现之间权衡失策。
　　这就引出了关键性障碍：政府、商界、金融界和学术精英不受信任。对精英的信任缺失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坏事，但大量民调顯示，精英的信誉正在快速降低，而这显然增加了公民的抵触情绪，不愿意把应对不确定的全球经济环境的领导权赋予他们。
　　信任缺失的源头是多样的，其中包括分析失灵——央行、监管者、市场参与者、评级机构和经济学家，多没有在危机爆发前几年看到系统性风险上升，更不用说采取适当的正确行动了。但更重要的源头在于，人们怀疑精英们将自己的利益置于社会共同价值之上。
　　毫无疑问，宣称领导层、制度、分析和政策工具不足以应对当前挑战，触及了真相的核心。但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这些价值和目标的崩溃——即社会凝聚力的弱化。重塑社会凝聚力，分析师、决策者、商界领袖和公民社会团体需要厘清原因，共担责任，并追求将成本公平分担的灵活方案。
　　作者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