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飞机，带着浓重的农药味，挂着长长的白色尾巴，每当毛毛虫挂在树上，或者棉花叶子突然得病枯萎的时候，它就出现了。飞机胖乎乎圆滚滚的身子，像一只肥肥的大燕子，在农田上空忽高忽低地飞行，有时候甚至紧贴着树林带的树梢。它总发出轰隆隆的鸣叫，慢慢腾腾摇摇晃晃地在低空里摇摆，好像随时会像大鸟一样落在树枝上。这种苏联制造的专为大型社会主义农场喷洒农药的小飞机，在我整个童年里，都和轮子巨大的东方红拖拉机联系在一起。
　　那时候连队里运东西还都是马、骡子和驴，拖拉机是用来翻地和接送病号的。春天农田细耕要用马和骡子，连队专门建有一个马场饲养这些为兵团农场干活的牲畜。我的父亲刚刚到新疆的时候，分得了一只马驹用来犁地和驮水。这只公马驹大约到了发情的时候，性情十分暴烈，就是不好好干活，父亲用鞭子狠狠地抽打它，下工后它就驮着父亲冲进了低矮的沙枣林，密集的沙枣刺足以致命，幸好父亲及时跳到了水渠里。
　　其实连队的老职工都喜欢毛驴和老马，它们不但性情平和温良，干活有韧性，而且大风沙来的时候，人累的时候，它们都会安全地把人送回去——就是人迷路了，睡着了，它们也能找着回家的路。小时候，我坐在毛驴车上，听着毛驴细碎的蹄声和脖子上的铃铛声，总是在车上睡着，醒来也到家了。毛驴能拉好多葵花、甜菜和玉米，虽然走得很慢，最后总是能到目的地。那时候，连队食堂里还有一只灰色的老马，父亲总用它拉运菜地里的新鲜菜。它拉着满架子车西红柿的时候，总是走得很慢，看到拖拉机过来，就远远地站住，在高扬的干燥尘土中，它打着响鼻，甩着尾巴，静静地等着拖拉机开过去。我父亲总说，它是通人性的，人总以为自己聪明，其实它什么都知道。
　　等到我慢慢长大，这些老马和驴子都消失了，连飞来飞去的胖飞机也不见了。手扶拖拉机和摩托车越来越多。秋天拉棉花的季节里，冒着黑烟的小四轮嘭嘭嘭嘭的声音总在路上响起，一些农户家里也有了耕地的铁犁，下种翻地全都越来越快，越来越方便，那些牲口用不到了——可是有一位老爷爷是离不了小毛驴的。他酷爱喝酒，隔几天就去连队的小商店买那么一杯白酒，摆在高高的木头柜台上，像孔乙己一样买一毛钱一小包的五香花生米，站在柜台边上慢慢吃喝。年幼的我仰望着他喝酒抿嘴的样子，不知道那是什么好喝的东西。老爷爷喝酒的时候，他家小毛驴拉着架子车就在门口等着他，在一堆摩托车和小四轮中间，小毛驴低垂着脑袋，慢慢地嚼着青草，尾巴摔打着周围的苍蝇。它偶尔叫几声，像是在催老爷爷回家一样。等到老爷爷喝完酒红着脸走出来，捏着鞭子摇头晃脑地坐上车，小毛驴就自己回家去了。老爷爷一路勾着脊背，垂着脑袋，似睡非睡的样子，却总是不会掉下来。
　　这时候连队已经修了一条通往柏油高速公路的土路。放学的时候，我常和两个弟弟走很远去看汽车，闻好闻的汽油味，高速公路两边的高压电线发出嗡嗡的声音，我们不知道这些汽车都要开去哪里，那些高压电要运到哪里，我幻想着黑白电视上城市的模样——那时连队里已经有一家人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但晚上总是被许多大人围着，这让我和弟弟十分气恼。爸妈不让我们去高速公路玩，越来越经常听他们说起，谁家的男人开小四轮让车碰了，谁家的小伙子喝了酒骑摩托车栽到沟里折了脖子，或是跌断了胳膊腿。尤其是夏天收完了麦子，男人们的手上终于有了点钱，喝酒开车出事的人就更多了。
　　1997年，我离开连队出外求学的时候，那个爱喝酒的老爷爷已经去世了。我的父亲说，那头小毛驴因为太老了，被卖给一家做卤肉的，也只卖了很低的价钱。老爷爷的儿子后来承包了上千亩的棉花地，成了远近闻名的棉花大户，他开上了日本产的皮卡车。有一年天好，他包地挣了钱，冬天带着老婆孩子去了海南旅游，成为连队里最时髦的人——他们一家是坐飞机去的，这是他那坐毛驴车的老父亲无法想象的。小时候，我从来不知道胖乎乎的飞机能像公共汽车一样装很多人，我以为它只会装着大桶的农药。我一直想着，若是爱喝酒的老爷爷还活着，怕是也能时髦一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