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邹恒甫之间的一场纠葛，再次把张维迎推到舆论的中心。
　　对张维迎来说，这样的批评并不陌生。在2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不止一次成为新闻的主角：2003年，他主持下的“北大改革”，“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一场蓄势待发的中国高校改革最终消弭于无形；2004年，他在《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中，一句“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他一夜间成为“人民公敌”……类似的故事，甚至可以追溯到1983年，张维迎在《为钱正名》一文，提出“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的惊人之语，文章刊登后，他旋即陷入一场全国大批判。
　　一直以来，张维迎似乎成了一个“为挨骂而学术”的经济学家。
　　张维迎挨骂并非偶然。赵晓认为：“过去这些年，经济学的主流的确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视了公平；更多地关注了改革方向的正确却忽视了过程的公正；更多地关注了民营资本的利益却忽视了更广大的民众的利益；更多地重视了市场化却忽视了民主化。”
　　在张维迎身上，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某种悲剧性格：当他认定真理在手时，他的坚持和不屈，往往表现出农家子弟式的真诚和执拗，甚至不惜与民众发生正面冲突。在民主、尊重民意、倾听民声已成为普世价值观的时代大潮里，他与体制之间的密切关联、北大背景、和不时抛出的惊人之语，也就容易为人诟病，甚至成为民众反感的靶子。
　　张维迎的第一个公共舞台，是1982年在西安召开的全国首届数量经济学年会。大约一年后，张维迎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为钱正名》一文，文章开头引用了一个小新闻：首都个体户座谈，反对向钱看。随后他提出自己的观点：在一个正常有序的社会里，钱是社会的一个奖章，你能多赚钱，说明你对社会多做贡献，不应该回避钱，把它看作坏东西。
　　文章发表后，全国旋即掀起一场针对张维迎观点的大批判，首都报纸整版、整版的批驳文章，而且，文章还被陕西省的某位主要领导点了名。张维迎所在学校的研究生处处长躺在病床上把张维迎叫到床前询问。张维迎意欲辩驳，但考虑到处长病情，违心道了歉。
　　20年后，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讲台上，张维迎对他的企业家学生说，要坦荡赚钱，只要是合法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企业家和作为价值度量工具的“钱”有颇多误会。思路一脉相承，但时过境迁，言论所承受压力已迥然不同。
　　2003年，张以北大校长助理的身份参与“北大教改”，这一次，他的敌人是“计划经济体制惟一没有根本性改革的”教育体制。张维迎说：“在现行的教师人事管理体制下，大学变成了‘家庭企业’。不废除大学的‘近亲繁殖’，不实行教师岗位的分级淘汰，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自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大学的行政本位。”张维迎倡导的“不升即退”、“终身教席”等措施引发诸多争议，而科研、教学主力军的青年讲师和副教授，是愤怒主体。
　　其实，北大“癸未变法”只是个开始，2004年的“国企改革大争论”以及《理性思考中国改革》一文中的“官员是改革中受损最大的利益集团”，使张维迎彻底成为“人民公敌”。有网友评论：“他的‘为钱正名’、‘国有企业私有化’等观点，有力推动了中国人追逐金钱、私分国有资产和贪污腐败的疯狂活动。可以说，目前老百姓最痛恨的特权阶层、贪官和富豪们，正在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实践着张维迎的‘光辉’思想和理论。张维迎是一个完全背叛了其出身阶层的经济学者。”
　　那么，张维迎的被骂，是傲慢的知识精英与逐渐勃兴的卑微的民意诉求之间的冲撞，还是知识界“左右”对冲和民众“仇官心态”下误打误撞的牺牲品？谁在真正护卫民众的利益，谁又站在人民的对面？
　　在探索性的学术思想面前，简单的道德评判也许没有意义。事实上，这并非只是理性和直觉、学者和民众之间的碰撞。在经济学者的方案和制度的生成、政策的出台之间，是个漫长而复杂的流程。那些被提出的改革方案，那些试图实施但以失败而告终的措施，以及已经成功实施的措施，都不是简单的经济模型所能得到的。所以，在张维迎的执拗和坚持、民众的愤怒和怨恨之外，必有一个更重要的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