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媒体报道了50多名四川大学生进京当保姆的消息，报道此事的媒体评价说，大学生当保姆，说明现在大学生的择业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就业门道得以拓宽。
　　类似这样能够证明“大学生择业观念发生变化”的例子，诸如“大学生竞争擦鞋匠”、“法学本科生卖肉”，也不时见诸媒体。大学生面对就业难，出现了“人才市场本科生明码标价月薪六百”，乃至“零工资就业”的现象。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真的已经如此充裕，不光薪酬低，连当保姆、擦鞋、卖肉这些简单劳动都要大学生来干了?
　　果真如此，那可真是一个福音，因为握有知识的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财富。彼得·德鲁克就说，在知识经济时代，“世界上没有贫穷的国家，只有无知的国家。”土地、劳力和资金，这些传统生产要素都已是第二位的了，人才的多寡，才是当代国家竞争力的标尺。
　　事实却没有这么乐观。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显示，中国每百万人口中设计人员和工程师的人数只相当于日本的9．3％、美国的11．2％；百万人口中的律师、医生，和从事金融、咨询等高端服务业的人数更是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一方面大学生就业渠道不畅，一方面社会对高级人才需求迫切，矛盾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06年版说，由于用人观念和制度安排欠缺，“仅2005年中国就有2500万人因不能‘人尽其才’而被无端消耗，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9000亿元。”
　　这个令人痛惜的局面，成因何在?用人制度落后是一个关键。大学生就业难，不是难在社会整体接纳能力上；难就难在用人机制上。刚刚公布的200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在全国近百所高校的6000多名大学毕业生中展开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人际关系网络仍是大学生就业的最主要手段。41．61％的学生认为，通过家庭和个人社会关系、托熟人，是最有效的求职途径。
　　尽管各用人单位都制定有一套人事制度，都要求在用人招聘上公开公正透明。但任何条条框框，都有可能被人找到变通手段；道德说教也不会有长久的约束力。建立公正的用人机制，最终要依靠用人单位决策者选拔人才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往往来自外部的竞争压力。
　　“周公吐哺”、“三顾茅庐”，历史上著名的招贤纳才故事往往发生在群雄逐鹿，天下木定的时代。曹操说得好，“受命(创业)及中兴之君”必定思贤若渴。比如他这个乱世英雄，要与群雄争天下，就要求“惟才是举”，顾不得“盗嫂受金”这些瑕疵。
　　竞争条件下，最适合鉴别人才，唐太宗给臣属题诗：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说明他懂得，一个人的真品格、真能力只能在大局未定、竞争激烈的危急时刻充分显露。
　　到了天下一统承平日久的时代，人们听到的往往是兔死狗烹、奴才压倒人才的故事。这也很好理解：没有了外部竞争的压力，主事者与其容忍那些个性张扬的人才，不如挑选谄媚伏贴的庸才，安置在左右；再加上没有了竞争，判别人才也确实困难。用人机制的这个变化规律，也是封建时代的一种“周期率”。
　　以竞争为常态的市场经济，打破了这个“周期率”。一个企业，一届政府，总是面临竞争压力，它的领导者不能不一直励精图治，在决定每个岗位的人选时，不能随心所欲，必须调整自己的价值序列，把才能放在第一位，把亲疏关系往后放。市场经济能够让一个社会长期保持活力，就在于它不仅合理地调配了资源，更合理地调配了人才，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打破那个无所不在的关系网，改变按血缘亲疏确定用人标准的老传统，希望应该寄托在保持社会组织的充分竞争上。
　　竞争性较强的部门和竞争性相对较弱的部门同时并存，是社会转型期一个特征。判断人才资源的配置效率如何，有一个直观的风向标，那就是看人才流向竞争性强的部门，还是倾向于选择竞争较弱的部门。
　　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年轻人更愿意选择商业部门和自行创业，这是值得欣慰的现象；而一些地方出现千军万马考公务员的热潮，大量高学历、高素质人才被垄断行业的高工资吸引，则是令人忧虑的迹象。
　　当前，合理配置人才的治本之策是，千方百计扩大竞争性部门，压缩非竞争部门，改善创业环境，发展高端服务业，以便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另一方面，需要加大反垄断力度，挤压垄断利润。将人才均衡地配置到各地区、各行业，仅仅依靠道德引导是不够的，必须从利益机制着手，以充分竞争促使行业之间、地区之间形成平均利润率。当既有闲暇又能领到高工资的垄断行业不复存在，就业者不会对特定行业趋之若鹜，人才闲置自然随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