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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人类学是人类学体系当中涉及影像创作与研究的分支学科，影视人类学与当今社会中的少数民族、传统音乐以及社会演出群体正在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用影像来记录音乐、仪式、传统节日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了当今社会的主流。这种生动的记录方式可以让人们更加直观地感受一个民族、一段音乐、一种仪式和一种生活。
基于影视人类学视角下的仪式音乐研究设想来源于对影视作品制作的热爱和仪式音乐研究的基础。由于博士论文写作的要求，本人对广西靖西县仪式音乐进行个案跟踪调查。这种仪式在靖西县、德保县有固定的受众群体，每年有各种规模的仪式活动。仪式活动包括固定的节庆活动、执仪者自身养成仪式内容，也有应雇主要求所作的各种仪式。仪式的内容大致为婚丧嫁娶或与孩子有关的仪式。在跟踪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这种仪式的受众群体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群，而在年轻人中对这个仪式的参与度和认可度是比较低的。
（一）一定的研究基础
在论文写作期间，本人对执仪者进行了跟踪采访并对特定仪式进行了完整的视频拍摄，后期邀请了当地壮语研究者对全部仪程进行翻译和整理工作。田野工作和共同生活体验让我萌生了用影像记录这种音乐仪式和仪式与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想法。
（二）选材的丰富性
虽然受众群体不同，但这种仪式活动在当地人们中至今仍占有重要地位，仪式内容涵盖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孩子成长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执仪者的养成过程和养成仪式，也具有相当的神秘色彩。每年在固定的节日还有群体性的仪式活动。
影视人类学是通过影像与影视手段来表现人类学原理，同时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进一步建立此学科。比较出色的影视人类学作品有《北方的纳努克》《三节草》《最后的萨满》《最后的山神》等。在这些影片中通过直接观察、居住体验、访谈等方式获得研究对象的第一手资料，是影视人类学获得资料的第一来源。这与民族音乐学研究不谋而合，在从事论文写作工作前，研究者要与被采访者进行大量的生活体验。通过共同生活体验获得更多的生活体会，分析音乐仪式赖以生存的文化对其的影响。影视人类学作品的整体观并不是每一个部分特质的简单相加，我们要把文化现象作为内部相连的整体来看待。通过影视人类学作品的客观展示与研究者的诠释让更多人体会到社会变迁对文化的影响。主观性与客观性双视角的研究是民族音乐研究与人类学研究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双视角的角度来阐释研究对象，将研究对象客观展示在大众面前，从而引发更加广泛的思考。
影视人类学在进行民族志电影的创作时，一定的学科规范和学术准则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体现出影像的学术意义、道德边缘和影视作品的社会价值。
（一）影视人类学视角下创作手法的研究
朱靖江在《在野与守望：以影视人类学视角反思少数民族影视创作》这篇文章中指出，少数民族“主位”视角下的文化阐释对少数民族地区影视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在少数民族地区要注意关照本民族人民对于自我的身份认同，文化之间的传递与传承，反思影视作品的多元价值。
刘思成香港浸會《民族志虚构书写中纪实与虚构的内聚——以电影开水要烫，姑娘要壮为例》指出了民族志虚构这一表现手段。他认为民族志虚构可以调解被记录个体“虚构书写空间”和“真实性预留”之间的矛盾。但同时民族志虚构也要遵循真实性原则，这样才能保证文化的真实性传递和影片的文献学意义。
（二）影视人类学视阈下的音乐纪录研究探微
朱靖江、高冬娟在《影视人类学视阈下中国西部音乐纪录电影探微》这篇文章中阐释了影像可以表现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并可探究艺术的创造过程。他指出了艺术的时代性，不同时代的艺术审美是有所区别的，大众的审美与时代的变迁、时间的纵横交错、不同的历史背景，那一直不变的黄河承载多少我们已经忘却的记忆。然而黄河并不会言语，言语的是那些生活在黄河岸边逐渐老去的人们。这些人汇聚成了一幅多元艺术的“影视人类学研究地图”。
在音乐方面，唐璟《影视人类学与湘西土家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结合》以及李善兰《影视人类学视野下的侗族大歌研究》都尝试了运用影视人类学的方法来进行音乐研究。而伍国栋《现代，对于传统是一种机遇——从“机遇”说到“视频音乐志”立项》更是提出了“视频音乐志”项目建设的重要意义，并且提出将影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作为“影视音乐志”的“元理论”。
（三）影视人类学纪录片为音乐仪式类纪录片提供借鉴
相关数据记载，我国在1957至1966年间接连出现了以“民族识别”为主要目的的纪录片拍摄活动，完成了大量的影视作品如《苦聪人》等。另有经典影视人类学影片《村庄》、中央电视台制作完成的《最后的山神》、中央民族大学制作完成的《最后的萨满》。这些影视作品对于影视人类学视角下音乐仪式类纪录片研究和拍摄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
现代运用影视人类学手法拍摄完成的作品《大河唱》（2019）、《书匠》（2019）、《黄河尕谣》（2018）等，这些作品在揭示和反映传统文化现状的同时，引发文化发生者的共鸣及文化经历者的思考。这是文化变迁的时代印记、历史印记。文化在时间的长河中流淌，改变的是经历这些时间的人，也影响者这些文化创造者的生活，让他们变得更好或者更坏。影像的价值在于它可以客观地表现，让每个观看的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这种互为主体性的立场即可以呈现文化群体的主观表达，更有文化观察者的客观思考，或许可以碰撞出更接近真实的表现方式。
（一）直接形象性
影视人类学作品在拍摄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守的原则：拍摄中不可以虚构拍摄内容，拍摄内容要直接原生于生活，不能有艺术化的加工，源于现实生活中现有的事物。影视人类学所依靠的是人类以及人类根据自己生产和生活需要创作出来的物质直接形象输出的信息为载体，这也是其主要的创作特征。
基于影视人类学视角下的仪式音乐研究设想来源于对影视作品制作的热爱和仪式音乐研究的基础。由于博士论文写作的要求，本人对广西靖西县仪式音乐进行个案跟踪调查。这种仪式在靖西县、德保县有固定的受众群体，每年有各种规模的仪式活动。仪式活动包括固定的节庆活动、执仪者自身养成仪式内容，也有应雇主要求所作的各种仪式。仪式的内容大致为婚丧嫁娶或与孩子有关的仪式。在跟踪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这种仪式的受众群体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群，而在年轻人中对这个仪式的参与度和认可度是比较低的。
一、研究缘起
（一）一定的研究基础
在论文写作期间，本人对执仪者进行了跟踪采访并对特定仪式进行了完整的视频拍摄，后期邀请了当地壮语研究者对全部仪程进行翻译和整理工作。田野工作和共同生活体验让我萌生了用影像记录这种音乐仪式和仪式与文化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想法。
（二）选材的丰富性
虽然受众群体不同，但这种仪式活动在当地人们中至今仍占有重要地位，仪式内容涵盖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孩子成长等生活的方方面面。执仪者的养成过程和养成仪式，也具有相当的神秘色彩。每年在固定的节日还有群体性的仪式活动。
二、影视人类学的启发
影视人类学是通过影像与影视手段来表现人类学原理，同时记录、展示和诠释一个族群的文化，进一步建立此学科。比较出色的影视人类学作品有《北方的纳努克》《三节草》《最后的萨满》《最后的山神》等。在这些影片中通过直接观察、居住体验、访谈等方式获得研究对象的第一手资料，是影视人类学获得资料的第一来源。这与民族音乐学研究不谋而合，在从事论文写作工作前，研究者要与被采访者进行大量的生活体验。通过共同生活体验获得更多的生活体会，分析音乐仪式赖以生存的文化对其的影响。影视人类学作品的整体观并不是每一个部分特质的简单相加，我们要把文化现象作为内部相连的整体来看待。通过影视人类学作品的客观展示与研究者的诠释让更多人体会到社会变迁对文化的影响。主观性与客观性双视角的研究是民族音乐研究与人类学研究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双视角的角度来阐释研究对象，将研究对象客观展示在大众面前，从而引发更加广泛的思考。
三、前人的研究成果
影视人类学在进行民族志电影的创作时，一定的学科规范和学术准则是必要的，这样才能体现出影像的学术意义、道德边缘和影视作品的社会价值。
（一）影视人类学视角下创作手法的研究
朱靖江在《在野与守望：以影视人类学视角反思少数民族影视创作》这篇文章中指出，少数民族“主位”视角下的文化阐释对少数民族地区影视人类学研究的重要性。在少数民族地区要注意关照本民族人民对于自我的身份认同，文化之间的传递与传承，反思影视作品的多元价值。
刘思成香港浸會《民族志虚构书写中纪实与虚构的内聚——以电影开水要烫，姑娘要壮为例》指出了民族志虚构这一表现手段。他认为民族志虚构可以调解被记录个体“虚构书写空间”和“真实性预留”之间的矛盾。但同时民族志虚构也要遵循真实性原则，这样才能保证文化的真实性传递和影片的文献学意义。
（二）影视人类学视阈下的音乐纪录研究探微
朱靖江、高冬娟在《影视人类学视阈下中国西部音乐纪录电影探微》这篇文章中阐释了影像可以表现艺术家的内心世界，并可探究艺术的创造过程。他指出了艺术的时代性，不同时代的艺术审美是有所区别的，大众的审美与时代的变迁、时间的纵横交错、不同的历史背景，那一直不变的黄河承载多少我们已经忘却的记忆。然而黄河并不会言语，言语的是那些生活在黄河岸边逐渐老去的人们。这些人汇聚成了一幅多元艺术的“影视人类学研究地图”。
在音乐方面，唐璟《影视人类学与湘西土家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结合》以及李善兰《影视人类学视野下的侗族大歌研究》都尝试了运用影视人类学的方法来进行音乐研究。而伍国栋《现代，对于传统是一种机遇——从“机遇”说到“视频音乐志”立项》更是提出了“视频音乐志”项目建设的重要意义，并且提出将影视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作为“影视音乐志”的“元理论”。
（三）影视人类学纪录片为音乐仪式类纪录片提供借鉴
相关数据记载，我国在1957至1966年间接连出现了以“民族识别”为主要目的的纪录片拍摄活动，完成了大量的影视作品如《苦聪人》等。另有经典影视人类学影片《村庄》、中央电视台制作完成的《最后的山神》、中央民族大学制作完成的《最后的萨满》。这些影视作品对于影视人类学视角下音乐仪式类纪录片研究和拍摄具有启发与借鉴作用。
现代运用影视人类学手法拍摄完成的作品《大河唱》（2019）、《书匠》（2019）、《黄河尕谣》（2018）等，这些作品在揭示和反映传统文化现状的同时，引发文化发生者的共鸣及文化经历者的思考。这是文化变迁的时代印记、历史印记。文化在时间的长河中流淌，改变的是经历这些时间的人，也影响者这些文化创造者的生活，让他们变得更好或者更坏。影像的价值在于它可以客观地表现，让每个观看的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解读，这种互为主体性的立场即可以呈现文化群体的主观表达，更有文化观察者的客观思考，或许可以碰撞出更接近真实的表现方式。
四、影视人类学纪录片的特征和拍摄原则
（一）直接形象性
影视人类学作品在拍摄的过程中，必须要遵守的原则：拍摄中不可以虚构拍摄内容，拍摄内容要直接原生于生活，不能有艺术化的加工，源于现实生活中现有的事物。影视人类学所依靠的是人类以及人类根据自己生产和生活需要创作出来的物质直接形象输出的信息为载体，这也是其主要的创作特征。